清朝末年，在广西桂林，曾经出过一位翰林，名唐景崧。虽一介书生，然慷慨悲歌，勇于任事，不畏艰险，屡赴国难，尤以抗击法寇、经营台湾而闻名中外。颇值得一书。
    一、金榜题名
    唐景崧，字维卿，号南注生，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生于广西桂林府灌阳县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唐懋功，曾中举人，但一生穷途潦倒，未入仕途，长期以课馆为业。由于人品及学问俱佳，颇有令名于当地。在景崧弱冠之时，桂林一位王姓富商赏识唐懋功才学人品，聘其为家塾教师。懋功便离开家乡来到桂林，景崧兄弟三人也随父一同前往。由于母亲早逝，兄弟三人中景崧居长，贫寒的家境带来的压力使他感受深刻。他清楚地记得，身上衣服破旧不堪，却无从缝补，只好用纱线绑往破洞继续穿。清贫的生活，磨炼了他的意志，也造就了他坚忍向上的性格，进而影响了他的人生之路，成为他一生中奋进的动力。
    身居异乡，寄人篱下，令唐氏三兄弟自幼小心谨慎，勤奋苦读，特别是作为长子的景崧，不但学有所成，且不时显露出英武之气，甚得王家喜爱，于是将女儿许配于他，可惜王家小姐命短，未及过门便玉陨香销。虽然如此，王家并未因此而疏远景崧，反而大力资助，使他专心举业，连考连捷。咸丰十一年（1861年）景崧参加广西乡试，高中头名解元；同治四年（1865年），赴京赶考，得以金榜题名。据朱保炯等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卷下，景崧获同治四年乙丑科二甲第八名进士，赐出身；另据朱汝珍编《词林辑略》卷八，唐景崧，字薇卿，一字小泉，选庶吉士，散馆改隶部主事，官至台湾布政使，署巡抚。景崧两弟分别名景崇、景崶，在乃兄激励下，发奋读书，也先后中了进士，入翰林。据朱保炯等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卷下，景崇获同治十年（1871年）辛未科二甲第六十三名进士；景崶获光绪三年（1877年）丁丑科二甲第四进士；另据朱汝珍编《词林辑略》卷八，唐景崇，景崧弟，字希尧，号春卿。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官至学务大臣。据《词林辑略》卷九，唐景崶，景崧、景崇弟，字升鱼，号禹卿，又号元颖，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他们共同创造了“同胞三翰林”的奇迹，成为一时佳话，士林荣之。
    二、请缨抗法
    唐景崧应属少年得志，二十岁中举，二十四岁成进士、点翰林，二十五岁候补吏部主事。然而，清代官场暗无天日，关节甚多。这一候便是16年，无“缺”可补，使景崧空渡岁月，心中郁闷可想而知。恰在此时，也就是光绪八年（1882年），法越事起，景崧把握时机，投笔请缨，为国分忧。据《清史稿•唐景崧传》，光绪八年（１８８２年）法国殖民者派遣雇佣军入侵越南，然其最终目的是以越南为跳板进而染指中国，朝野愤恨，官民不安。景崧在这种情况下，挺身而出，站在了时代的最前列。七月二十九日，景崧上书光绪帝，提出为“绥藩固圉”，自愿“请缨”出镇南关，抗击法国侵略者。
     自鸦片战争始，中国与西方列强几经较量，皆遭败绩。西人之利炮坚船，令国人谈虎色变。而当今居然有人主动提出“请缨”出关，与“法夷”性命相搏，而此人居然还是出身翰林、素不知兵的文官，不得不令人刮目相看。
    光绪帝阅罢奏章，顿生感慨。在国事艰难、焦头烂额之际，居然有忠勇之士为自己分忧，于是在八月五日发出上谕：“吏部候补主事唐景崧，着发往云南，交岑毓英差遣委用。”景崧临行之时，好友余紫云以联相赠：“称心一日足千古，高会百年能几何。”透过友人之笔，可折射出景崧当时踌躇满志的心情。
    景崧出京后，先到广东拜会了时任两广总督的曾国荃，国荃并不看好景崧，只是“韪其资议之入越”。翌年（１８８３年），景崧前往云南昆明，拜见云南巡抚岑毓英，被岑派往中越交界处的保胜，与黑旗军首领刘永福共事，开始了二人祸福相依、沉浮共处的辉煌岁月。
    刘永福(1837年─1915年)，广东钦州（今属广西）人，又名义，字渊亭。少年时代曾为人佣工，二十岁时参加天地会，并于同治三年(1864年)组织黑旗军，武装自立。同治六年入越南，进驻保胜，并逐步将黑旗军发展扩充为一支很有战斗力的队伍。同治十二年，应越南国王之请，率军入越抗击法军，击毙法军头目安邺，因功被越王封为“兴化保胜防御使”。景崧与永福相见，有恨晚之憾。当即向永福提出抗法御侮上、中、下三策。上策乃“以保胜等越南十州为基地，相继拓展至其它各地”；中策乃“黑旗军全师进攻河内，以争取中国所支援的军饷”；下策乃“坐守保胜，以待时机”。永福权衡者再，决定采用中策。光绪九年（１８８３年）五月，被黑旗军围困河内达一年之久的法军海军上校李维业，率领法军出城反攻，景崧在战前为鼓舞士气，特作檄文一篇，历数法军侵越以来种种暴行，宣告黑旗军援越抗法乃是应天顺民的正义之举，号召越南民众与黑旗军并肩战斗。檄文洋洋洒洒，义正词严，对鼓舞中越军民斗志，作用极大。战斗过程中，永福在河内城西纸桥设伏，大败法军，击毙法酋李维业及其副手卢眉，大获全胜。永福因功被越王封为“三边副提督”，主管越南的宣光、兴化、山西三省，并负责扼宁富良江两岸。景崧也因功被清廷赏四品衔。
    法军自河内之役大败后，避开黑旗军而转攻越南首都顺化，以武力迫使越南阮氏王朝与法国签订“保护”条约。景崧向清廷愤然提出：“为今之计只能顾及南交之土地、人民，而不能顾及阮氏之社稷！”，并在与光绪帝的上书中说：“越南半载之内，三易国王，欲靖乱源，莫如遣师直入顺化，扶翼其君，以定其心，若不为藩服计，不妨直取为我有，免归法夺。否则首鼠两端，未有不取败者也。” 其气势与眼光，令世人钦敬。
    光绪十年（１８８４年），法军在越南连战连捷，长驱北进，对驻越黑旗军和清军大举进攻，兴化、北宁等地纷纷告急，岑毓英令唐景崧与刘永福去救援驻守当地的清军广西将领黄桂兰，黄桂兰部不纳景崧建议，致使战略要地失守，大败而逃回云南；永福部黑旗军在顽强抵抗两日后，也失掉长年驻守的山西；唐景崧立脚不住，只好去投奔驻于越南谅山的广西军主帅徐廷旭，徐廷旭早闻景崧之名，并欣赏其才干，初见之下，即委派唐景崧管理前敌营务，并率兵扼守军事要津巴塘岭，打退了法军的多次进攻，从而使全军的士气在不利的阴影下得到了恢复。
    此时，张之洞已接替曾国荃任两广总督，之洞乃一甲翰林，景崧座师，对其才干早已了解并十分激赏，于是命景崧回国招募练勇四营，组成“景”字军入越参战。景崧率军取道牧马，深入山高林深之险地，奔袭一千二百里，绕至敌后，取得突出战绩。岑毓英非常赞赏他的才能，特调拨滇军潘德继部归景崧指挥。从此之后，唐景崧就凭借因他而命名的景字军，脱离刘永福黑旗军而独树一帜，为中法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光绪十年（１８８４年）十月，景崧率景字军与岑毓英交给他的滇军潘德继部，进驻河内门户三江口。十一月，法军进攻刘永福吴凤典部，景崧率部下谭敬德等人前往救援，景字军与黑旗军并肩作战，将法军围困于宣光城内达四月之久，法军惶惶而不可终日。恰在此时，法国国内茹费理内阁倒台，致使法军人心浮动，危城难守。眼看中越两国胜利在即，而腐朽不堪的清廷却在光绪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公历１８８５年４月７日）下表，对法军妥协停战，从而开创了世界外交、战争史上的怪例：法国实败而胜，中国实胜而败。
    三、经略台湾
    中法之战后，唐景崧奉调回国，因功晋升为二品秩，赏花翎，赐号霍伽春巴图鲁，主管中越边界划分事宜。同年十月又将他调往台湾，并很快成为封疆大吏。
    光绪十三年（１８８７），景崧以福建台湾道道员的身份，正式入台任职。景崧初到台湾，当地文化大多仍具有原住民特色。为促进台湾文化发展，景崧办书院、兴科举，并倡导修铁路，皆为有益之举。为发展经济，他走访民间，了解农桑之事，教化台南当地的少数民族。同时，由于张之洞的极力提携，景崧很快便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实力人物。光绪十七年，升台湾布政使，二十年，又署理（代理）台湾巡抚，可谓一路顺风，飞黄腾达。而刘永福也由南澳总兵改任台湾总兵，帮办台湾军务。而此时唐、刘二人已颇不相谐，于是景崧将永福排斥至台南驻防。
    唐景崧视察台湾防务时，特曾到台南郑成功祠(又名开山王庙)拜谒。听罢庙中住持对英雄伟绩的介绍后，景崧大为感动。当即挥毫写下一联：“由秀才封王，撑持半壁旧山河，为天下读书人顿生颜色；驱外夷出境，开辟千秋新世界，愿中国有志者再鼓雄风。”激昂慷慨，字字铿锵，对民族英雄郑成功给予了崇高的评价，赞扬了他驱逐侵占台湾的荷兰殖民者的不朽功勋。也为日后他被推举出任台湾民主国总统埋下了伏笔。
    此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惨败。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四月，清廷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与日本。激起了广大台湾民众的无比愤慨。景崧多次致电清廷，表示“台湾属倭，万众不服”，“桑梓之地，义与存亡，愿与抚臣誓死守御，若战而不胜，待臣等死后，再言割地。”但清廷卖台木已成舟，对此无动于衷，回电训斥景崧曰：“台湾虽重，比起京师则台为轻。倘敌人乘胜直攻大沽，则京师危在旦夕。又台湾孤悬海外，终久不能据守……不可因一时义愤，遂忘以前所陈种种患害于不顾也”。并谕令“署台湾巡抚布政使唐景崧著即开缺，来京陛见。其台省大小文武各员，并著饬令陆续内渡”。五月八日，清廷代表在烟台与日本代表交换条约批准书。至此，台湾士绅倚靠清廷保台之望彻底破灭，于是便有台湾自保之议。
    五月二十三日，台湾士绅丘逢甲等以全体居民名义，发布《台湾民主国独立宣言》。二十五日，台湾民主国在台北宣告正式成立，推唐景崧为总统。年号“永清”，以蓝地黄虎图案为国旗。在台北设议院。当日，景崧致电清政府曰：“台民闻割台后，冀有转机，未敢妄动。今已绝望，公议自立为民主之国，于五月初二日（旧历）齐集衙署，捧送印旗前来，印文曰：‘台湾民主国总统之印’，旗为蓝地黄虎，强臣暂留保民理事，臣坚辞不获。伏思倭人不日到台，台民必拒；若炮台仍用龙旗开仗，恐为倭人藉口，牵涉中国，不得已暂允视事，将旗发给各炮台暂换，印暂收存，专为交涉各国之用。一面布告各国，并商结外援，嗣后台湾总统均由民举，遵奉正朔，遥作屏藩。俟事稍定，臣能脱身即奔赴宫门，席藁请罪。”
　　台湾民主国，实际上是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抗日临时政府。《马关条约》签订，清廷已经没无能力也无打算维护台湾，然台湾民众断不甘心接受日本统治。为自救计，台湾部分士绅自发酝酿而成立台湾民主国，其性质及与中国的关系，景崧电文所言甚确。“台民自主，万不得已，非此不足拒倭，但有一线转机仍归中国，断不肯自居化外”。刘永福亦曰：“改省为国，民为自主，仍隶清朝”。
    景崧就任台湾民主国总统后，一面向列强发出呼吁，望得到国际社会承认，并以准备允许外国租借台湾矿山、土地等权利，换取列强对台湾的共同保护，以抵制日人；同时对台湾防务进行了重新布署。自率一部兵力驻台北，总揽全台军政大权，并分兵把守各海口要隘。台北是台防根本重地，本应派重兵驻守。道员林朝栋在中法战争中防守台湾，勇敢善战，曾大败法军；刘永福所部黑旗军在越南抗法，战功卓著，名震遐迩。但这两名战将都受到景崧猜忌，被调离台北。唐景崧自率新招募未经训练和阵战的广勇驻守台北。
    开战必须军饷。然清廷不但不予接济，甚至连刘永福派人到大陆募集的捐款也被扣留，并下令封销去台船只，切断台湾与大陆的一切联系。由于内忧外患，日军进逼，台湾形势急转直下，不可收拾。当然，就景崧本意而论，断不甘心内渡离台。数年苦心经营、性命相搏，才得到如此高位，一旦内渡，当年赋闲无聊之境遇又将重现；但日人凶蛮贪酷，对台垂涎日久，又有条约为凭，必不惜任何代价以并之。自己若不内渡，恐将性命不保。为留得后路，景崧在就任“总统”后，竟将妻子、行囊送回内地，又首提库银四十万两汇往上海，其后又提银多次，谎称订购军火，而日后银两大都去向不明，表明他对撤回内地早已有所准备。
    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十（１８９５年６月２日），清廷割台特使李经方（李鸿章之子）租用外籍客轮抵达台湾，在中日甲午海战中日舰主凶“西京丸”上，与代表清廷与日人签署《交接台湾文据》。景崧旋即下令全台文武官员限期内渡，总计全岛三府三厅一直隶州十一县的正职官员共十八人中，有十三人逃回内地，导致全台形成权力真空，整个台湾陷于极度混乱；同日，日军正式武装入台，攻打台北要塞三貂岭和狮球岭。与此同时，日军悬赏六十万金，购买唐“总统”头颅，使景崧惊惶失措，一些防守重地的兵勇发生内乱，景崧亦不闻不问。向为景崧所倚重的“大侠”吴国华与另一清将包干臣自相火并，致使驻守台北的兵勇不战自溃。目睹台湾全岛民众聚哭于市，悲声达于四野，他自知回天乏术，只能“日以泪洗面”。6月4日，景崧携其爱妾化装前往美国驻台税务司请求庇护，得以乘德国轮船“阿打”号逃至厦门。
    四、残生寂寞
    唐景崧身为巡抚，临阵脱逃，其罪不小。然朝廷念其旧功，网开一面，并未降罪，但其声望自此一落千丈，国人无不指责其欺蒙台湾民众，陷国土于倭寇的可耻行径。于是再无颜面于官场中厮混，回到桂林，打算在此终老余生。两广总督张之洞仍念旧情，慷慨相助，他便在风光秀丽的桂林榕湖南畔的五美塘修建起豪宅一所，取名为“五美塘别墅”。其晚年生涯，便一直在此度过。
    由于景崧在台湾的所作所为太过不堪，令家乡父老及读书士人深感失望。在其定居桂林之初，不时有人前来当面质问其出卖台湾，是何居心，景崧无言以对，只好驱避了之，大有无颜见人之窘。然而来者不善，见不到人，轻则大声责骂，重则损毁室中摆设，有一次甚至连高挂在堂上的匾额，也被人取下来打得稀烂。景崧自知理亏，便听之任之。能保此命，已属万幸，身外之物被毁，又何足吝惜。
    五美塘别墅中，建有一亭，景崧为其取名为“下棋亭”，为日常消磨时光之处。亭上镶嵌有楹联一副：
    纵然局外闲身，每到关怀惊劫急；
    多少棋中妙手，何堪束手让人先。
    此联乃景崧自拟，旨在借用棋语，为自己弃台逃命作辨解，诉说自己当年曾为台湾民众尽心尽力，而后来事出无奈，而能体谅者又有何人。以抒发从台湾逃回桂林后，因官场失意而郁结于胸中的块垒。
    景崧晚年，除弈棋之外，颇好戏曲。后竟组建戏班，以此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年），景崧邀请湖南祁剧艺人一批，组成戏班，名“桂林春班”。班内有许多桂剧名伶，还招收30名女学徒，桂林女子学戏实自此始。为看戏方便，于“下棋亭”畔，建起大戏台，两侧赫然显目地悬挂着唐景崧亲自撰写的楹联：“眼前灯火笙歌,直到收场犹绚烂；背后湖光山色,偶然退步亦清凉。”此联与看棋亭的楹联有异曲同工之妙，看似写景，实则表现唐景崧虽退出政界，心中仍念念不忘昔日的绚烂时光。戏班演出由景崧亲自改编的剧本剧目。这些剧目后来被景崧汇编成册，取名《看棋亭杂剧》，从而在桂林形成了一个新的地方剧种──桂剧。“桂林春班”也就成为桂剧的最早戏班。
    景崧为扩大“桂林春班”的影响，广聘名角，如名重一时的林秀甫（艺名鸭旦）、小崔子等人；再邀请社会名流，如岑春煊、康有为之辈，在五美塘别墅中连日开台唱戏，丝竹之声不绝于耳，常常引得路人驻足旁听。一次，康有为看完戏后，即席赋诗答谢唐景崧。诗云：“九年灯色照朱缨，千里莺花入桂城。万玉哀鸣闻宝琴，一枝浓艳识花卿。芙蓉城远神仙梦，芍药春深儿女情。新曲应知记顽艳，从来侧帽感三生。”文人雅兴于此可见一斑。
    下棋看戏之余，景崧仍不忘为桂林文教事业倾注心力。除同时担任当时桂林四大书院中桂山、榕湖两书院的山长（校长）之外，还亲自筹办学校一所，并援用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主张，为学校取名为“体用学堂”。康有为应邀多次来桂林讲学，宣扬传维新变法。景崧一直给予鼎力支持。后康有为成立“圣学会”，景崧率先入会为会员；康有为筹办《广仁报》，景崧解囊相助，赞助巨资，并带动桂林仁人志士纷纷捐款；成立“广仁学堂”，景崧为之上下疏通，出谋献策。就主观而言，景崧是为挽回声誉而有此举，而客观上也为桂林文化教育事业做了不少好事。在景崧弟子行列中，马君武与邓家彦二人颇值得一提。前者两次赴德国留学，获得博士学位。邓家彦则三次赴美国留学，最终获博士学位。马君武的留学创造了一个让人钦佩的第一，第一位获得德国工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邓家彦的留学生涯也创造了一个令人敬重的第一，他拿到博士学位的时候已经66岁。是第一位如此高龄仍求学不倦、最终获得博士学位的先贤。马君武还是最早介绍达尔文进化论到中国的学者。他年轻时追随孙中山进行反清革命。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马君武与孙中山等人在日本东京共同发起成立中国同盟会，并被推举为同盟会章程起草人之一。在教育领域，马君武曾与蔡元培齐名，人称“北蔡南马”，著名学者胡适就是他的学生。
    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３年）冬，景崧病逝于桂林，亨年六十有三。其遗著除《观棋亭杂剧》之外，尚有《寄闲吟馆诗存》、《诗畸》和《谜拾》，以及他那册赖以成名的《请缨日记》等。景崧善书法，其作飘逸婉丽，雍容有矩度，遗墨传世不多，世人宝之。
    关于唐氏后人，有一人值得一提。便是其女孙唐筼。她刻苦自励，博学多才，高雅贤淑，性格沉静。师范学校毕业后，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体育教师。后与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相识、相知并结为百年之好。成为士林佳话。
    纵观景崧一生，可谓大起大落，亦文亦武；翰林起家，疆场成名。战法寇而谋略大展；保台湾而有心无力。为不甘寂寞而请缨，最终复归于寂寞。实为太史前辈中具有非凡经历之非凡人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