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主将
(文/高全喜)
今年是新文化运动发端一百周年纪念，学术思想界借此回顾这场曾经对中国的现代历史产生过深刻影响的思想文化运动，反思由其催生的经久不息的激进主义文化革命风潮，毋宁是十分必要和恰逢其时的。一百年过去了，对于这场新文化运动，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表层认识，而是要全面深入地理解这场文化运动的特性，尤其是理解和认识其背后的发生机制、复合结构和演变路径。时下主流意识形态大多限于一般流俗的纪念与评论，礼赞其思想启蒙和革命激进主义的进步意识和批判标识，把这场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以及十月革命的传播和中国继受衔接为一体，描绘为一个看似必然的革命主义文化逻辑。这种定位与认知固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并非新文化运动的全貌，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曲解了这场文化运动的本来面目。在我看来，一百年前的这场新文化运动一波三折，有一个发生、演变的时间过程，其内部蕴含着一个看似对峙的复调结构，理解这场文化运动的实质，摆脱革命激进主义的认知定位，需要恰切地把握这个复调结构及其百年以来的起伏变奏，这是一种文明演进论的历史文化观，且能够与当今中国的文明复兴之主题若合符节。
一、新文化运动的发生
审视一百年前发端的新文化运动，首先要有一个中华文化古今之变的大视野，确认它是中国历史文化面临古今中西交汇之际的一场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在这场持续经年的新文化运动中所表现的自由、民主、科学之精神，是千年中国古代历史所从来没有过的，属于现代性的新事物和新思想。因此，这场文化运动历来被视为一场启蒙思想意义上的“文化革命”，具有重大的历史文化意义。对于这场文化革命，有众多论者从不同的侧面给予了充分的论述。例如，有从西方(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认为这场运动深受西化思想的影响，表达了当时一些深受西方教育(新式教育)影响的思想家，诸如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等人，他们不满传统文化痼疾，力图走向西方文明之道的思想观点；也有从中国晚清以来的历次变法失败，尤其是辛亥革命失败的视角，认为这场文化运动迥异于改良主义的变法道路，走的是一条与旧传统相决裂的新文化革命的道路。总之，无论是从外部世界还是从内部社会两个方面来看，新文化运动都具有崭新的革命意义，在各个版本的官方主流史学教科书中，对于新文化运动均以所谓“四个反对”和“四个提倡”予以概括论定：第一，“提倡民主，反对专制、独裁”；第二，“提倡科学，反对愚昧、迷信”；第三，“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第四，“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下面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演变以及大致内容。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其谓：“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1]并以此作为办刊方针。其后，陈氏又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了《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其谓：“近世三大文明，皆法兰西人之赐，世界而无法兰西，今日之黑暗不识仍居何等。”[2]在该文中陈独秀极力鼓吹法国的文化贡献，甚至将其视为近代文明的源头。1917年，蔡元培履任北京大学校长后，聘请陈独秀赴该校任职，陈乃将《新青年》迁往北京。是年，《新青年》发表了远在美国的胡适的信件(题为《文学改良刍议》)，从此开启了所谓的“文学革命”。《新青年》推动了以普及、推广白话文为第一目标的新文化运动。当然，中国人向来注重“文以载道”，“文学革命”背后孕育着的是新的思想理念，其中最为关键者，是“民主”和“科学”，《新青年》将前者称为“德先生”(Democracy的音译)，将后者称为“赛先生”(Science的音译)。陈独秀谓：“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又谓：“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3]除了陈氏外，还有一大批后来遐迩闻名的思想家、文学家们(如胡适、鲁迅、李大钊、钱玄同、吴虞、周作人)的文章也频频刊印于《新青年》。这些《新青年》的稿件来源者们均对“民主”和“科学”有着坚定的信仰，这种共识凝结成为了新文化运动前期的指导思想。1918年3月，张东荪创办《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其与《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晨报》副刊“第七版”、以及《京报》副刊并称“新思潮四大副刊”。1918年5月，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因反对中日军事协定，而遭到了日本警员的殴打，愤愤不平的爱国学生集体辍学返国，并组织“救国团”，刊行《救国日报》。5月21日，北京的青年学生，纷纷起而响应，组织向政府陈情，请求废除中日之间的军事协定，并呼吁抵制日货，这是学生运动的开始。1918年12月23日，陈独秀、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批评时事问题，其对外则控诉列强把持巴黎和会，对内则反对军阀肆虐、压榨人民。其在政治上的影响力非常重大，甚至获得了凌驾《新青年》之上的声势，从而成为“五四”的先声。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其一，改革文字，推广白话文。1917年，蔡元培、吴稚晖等共同组织了“国语研究会”，该会的宗旨在于宣扬“国语统一”、“言文一致”。如前所述，胡适亦曾在《新青年》发表了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其提出文学革命，即为对白话文推广的一篇重要文字。在1918年，胡适又写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他将文学革命的目标归结到“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其谓：“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生命，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4]1918年，钱玄同在《新青年》第4卷第4期上发表了《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一文，其谓：“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5]他赞成吴稚晖提出的文字渐进式革命的方法，即限制汉字的字数，并在其中夹用世界语文字，从而达到逐渐淘汰汉字的目的。陈独秀亦赞成废除汉字，但他反对废除汉语，其谓：“惟有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胡适则认为中国将来应该有拼音文字，但是文言文中单音太多，决不能变成拼音文字。所以必须选用白话文字来代替文言文字，然后再把白话文字变成拼音的文字。正是在此种不断的鼓吹、宣扬下，中国逐渐形成了“国语罗马字运动”。在1922年，黎锦晖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四次大会中提出了“废除汉字采用新拼音文字案”。次年，钱玄同在《国语月刊》第一卷《汉字改革专号》上发表了《汉字革命》一文，其谓：“我敢大胆宣言：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发展，全世界的人们公有的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国语写出。何以故？因汉字难识、难记、难写故；因僵死的汉字不足以表示活泼泼的国语故；因汉字不是表示语音的利器故；因有汉字作梗，则新学、新理的原字难以输入于国语故”。[6]凡此种种，皆旨在改革文字，推广白话文。
其二，提倡文学革命。1917年1月，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了所谓的“八不主义”：“一、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二、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三、不用典。四、不用套语烂调。五、不重对偶：一文须废骈，诗须废律。六、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七、不摹仿古人。八、不避俗话俗字”。[7]同年5月，胡适又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中谓：“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并提出了著名的“八大主张”：“一曰：需言之有物。二曰：不模仿古人。三曰：需讲求文法。四曰：不做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8]陈独秀则撰文声援，在《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将胡适的“八不主义”归约为所谓“三大主义”。在该文中，陈氏将传统文学定性为“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并宣称“今日吾国文学，悉承前代之弊”，因此他极力鼓吹“国民文学”与“社会文学”。[9]陈氏强调文学在承担社会革命方面的功能，他高举“文学革命军”的大旗，并将“文学革命急先锋”的称号许给胡适。陈独秀且对中国传统文学中的桐城派、文选派予以了激烈的抨击。并将桐城派的代表性人物归有光、刘大櫆、方苞、姚鼐以及其他一些文学家并称为所谓的“十八妖魔”。而胡适则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我们有志造新文学的人，都该发誓不用文言作文”。[10]自1918年开始，《新青年》刊载了一系列的白话文作品，其中颇有影响的是胡适、沈伊默、刘半农等人的白话诗，而最具影响力的则数鲁迅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其在白话文运动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
其三，开启新史学。胡适在1918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开启了中国疑古派的先声。胡适在这本书里对没有可靠史料依据的远古史，皆持质疑的态度，并刻意从老子讲起，借以否定以孔子为中心的传统经学，这种“截断众流”，直接以诸子百家开篇的史学方法论，开启了一代疑古之风。而且，该书第一次将孔子作为一个哲学家、教育家，而非一个圣人来研究。胡适大力倡导用欧美以及日本的汉学方法来“整理国故”，而所谓“国故”字样，本身就表明了其价值判断，因为“故”代表着“过去”的意思(此处的“过去”是一个价值性判断，而非事实性判断)。其谓：“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科学的轨道以后，然后用地下掘出的史料，慢慢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11]顾颉刚即深受其影响，并在后来创立了“古史辨”的研究范式，顾氏后来回忆：“要是不遇见孟真和适之先生，不逢到《新青年》的思想革命的鼓吹，我的胸中积着的许多打破传统学说的见解也不敢大胆宣布”。“总括一句，若是我不到北京大学来，或是孑民先生等不为学术界开风气，我的脑髓中虽已播下了辨论古史的种子，但这册书是决不会有的”。[12]顾颉刚指出旧古史并不是中国远古时代历史真实的记录，而是后代史学的伪造，其为一种“层累地造成的”，而且“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无征，知道的古史越多”。[13]胡适称赞《古史辨》道：“这是中国史学界一部革命的书，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14]继疑古思潮后，李大钊又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引入中国，这也是史学的一种革命，它为史学提供了一种新的历史哲学基础。而新文化运动对旧史学的批判，恰恰为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李大钊指出：“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15]
其四，宣扬革命以及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李大钊是最早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人。《新青年》陆续刊载了陈独秀的《劳动者的觉悟》、李大钊的《May Day运动史》和大量劳工生活状况的调查报告及材料，这标志着《新青年》的立场，逐渐地转向了无产阶级。李大钊于1918年7月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在该文中，李氏认定资本主义已“当入盛极而衰之运”，又认为“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动”。在同年11月、12月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文中，其认定“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并坚信“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其发表了著名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在该文中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称作“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至此，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是“西化”；二是马列主义。在1923年到1924年，《新青年》更成为了中共中央的宣传刊物，瞿秋白成为《新青年》的主编。
上述文字内容主要是参照援引了大学教科书的相关论述，把新文化运动的概况做了交代。[16]总的来说，一百年前的这场新文化运动，其反传统、反儒教、反文言的启蒙思想以及倡导新诗、文字改革和教育改革，进而推动社会礼俗等方面的除旧布新、开展国民性批判、怀疑历史、清理国故，最后导致五四运动的发生，等等，这些文化乃至社会和政治的变革内容，都被纳入一揽子的新文化运动的谱系之中加以论说，尽管其中的深层内涵需要辨析，但它们都属于一种思想文化意义上的启蒙运动大谱系，具有着某种历史的必然性和文化的正当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