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故纸堆里，无意间发现了民国时期泊头的一桩贪腐大案——民国十七年（1928年），交河县商会会长张元焘向省商会联合会控诉自己“家产被封冤抑难伸”，民政厅派人到交河县调查。根据调查报告，当时的河北省民政厅厅长孙奂仑下训令说：“该商会长张元焘既确有侵吞公款、伪造账簿情事，应由该县长迅将张元焘查传讯究、依法惩办，并将查封张元焘财产严行保管，用备抵偿。”
那么，案件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一
旧社会的军队几乎没有什么后勤补给，就是走到哪儿吃到哪儿，要粮要饷，没有就抢。清末民初的军阀混战时期，滋扰地方、抢掠百姓依然是家常便饭。应对这种事儿，地方官绅一般都会自发推举几个人出面，贿赂军官，再为军队提供一些粮饷补给。这样的差事叫作“支应军队”。
1926年，直鲁联军褚玉璞占领天津后任直隶军务督办兼直隶省长，号称驻直隶境内军队40万人，每日给养需10万元，强迫绅商各界筹款。褚玉璞横征暴敛，巧立名目征收各种捐税，还责令直隶省银行滥发纸币“直隶省金库兑换券”，造成一片混乱。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11月，褚玉璞为安国军前敌司令，部下许琨等四路奉命声援孙传芳，他随后沿津浦铁路视察军情。所谓“兵差繁重，需款孔殷”就发生在褚玉璞南下前后。
报告说：“经商会请准省议会转咨省长饬县举办兵差善后捐”，筹钱摊派请示省长，褚玉璞就是省长，肯定照准。于是“每地一亩收洋一角四分，随粮带征，共计十六年全年份征洋十万零二千二百三十七元三角八分”。
“随粮带征”，在缴纳“皇粮国税”的同时，农民还要额外缴纳一角四分“兵差善后捐”。据《河北物价指数季刊》，1932年东光县米麦价格都在每斤0.1-0.12元左右，玉米斤价仅有0.04元。那么这十万有余的现大洋去向如何呢？
二
“该县西南北各区于兵差结束时，惟泊头镇东区自十六年三月起，以商会名义陆续由参会领洋六万零八十八元九角三分。”
兵差结束后，这笔摊派款是有剩余的，余款在西南北各区“分别领去二千一千八百元不等”，可泊头镇所在的东区余款竟达六万之多。如果是按比例发还，当初也一定是按比例收取。东区摊派数额居然是其他三区之和的十几倍之多，这也说明，当年泊头镇的产业繁荣到了一定程度，而那时泊头镇运河以东属南皮管辖。仅泊头镇河西一隅的经济比重就占了交河县大半壁江山。
六万多摊派余款被“以商会名义”领去了，却没有了下文。于是，“该区商民以未见发还垫款，遂向县党部请愿”。
看来，可能前期摊派款一时不能到位，为“支应军队”就先由泊头镇一些商家“垫款”了。摊派款收上来了，垫款该还而没还，一些商家只好“请愿”了。
1928年4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6月，奉系军阀败退关外，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褚玉璞孤立无援，仓皇逃离天津。国民党南京政府接管华北政权后，6月20日改直隶省为河北省，在河北省各县建立县党部。泊头商民的这个请愿书正好一头撞进了急欲建立权威、打开局面的国民党交河县党部怀里。
三
报告详细描述了县党部处理此事的过程：
8月28日张元焘去县府办事，县党部即请县扣留，县长汪甸侯令张于30日回泊取账，给了四天期限。屡经催促，张才在9月6日带了两本账，都只是从1927年2月8日起到1928年1月22日，此前此后一概没有。可疑的是，当天还突然来了许多人保张。县党部要求这些人分别写个保证书，结果这些人又说啥也不清楚，是被村长或地保叫来的。县党部又派人去泊镇，把和张元焘有关的谦益号伙计温书田等五人传到交河问讯，看管了一个叫陆益干的。同时查封了张的财产，准备查账后抵还商民垫款。张元焘一看事情不妙，9月11日干脆不辞而别了。
接下来事情就闹大了：
商会书记尹宝榛者自首，说是张元焘交出的账目是张命令他临时编写的，不是真的。
随后，泊镇谦益银号、聚金铁店、春泰堆房、益盛粮店、全德昌煤厂等一批商铺纷纷声明“交县的单据是商会伪造的”。
视察员下到县里查账，核对尹宝榛笔迹，又桩桩属实。
假账、假单据，证人纷纷指证，而且不止一人、不止一个商户……那账目开支本身又怎么样呢？
账目中列出：送褚玉璞彩花金瓶洋480元，送德政碑洋430元，又送褚玉璞及商会联合会匾、伞、旗、对联洋1383元，送褚之号房洋20元，晋省川资200元，颂扬赵司令德政登报费250元，送商联会会费洋400元……
以上各项，大多与褚玉璞有关。至于说支出名目离奇，或许是这些名目的经手商家本身就是褚玉璞的“白手套”。不过，这个张元焘的造假手段也太明显，一查就露馅了。
最后，这位视察员又在这个案子的棺材盖上楔上了最后一颗钉子——泊镇涉案商家都这么做证了，这个张元焘还不交出历年真实账目，理应责令交河县长赶紧让张元焘归案，速依法解决他侵吞公款、伪造文书一案。
这段文字还有一句值得推敲的话：“未领之款，尚有二十余万”。据此推测，全县聚敛的摊派款应该不止一年，按上文1927年全年敛款数目，至少在三年以上，总额绝不少于30万。
这么大的案子，省民政厅上报到省政府，当时的河北省政府主席商震一边“通令严缉”，一边上报到国民政府行政院。行政院转手通报全国，要求“各省市一体协缉”。各省市照转照发，我查到的江西省、浙江省《政府公报》所刊“通缉令”，与河北省、行政院行文几乎一字不差。至于结果如何，查不到任何记载，以那个年代跑到租界或国外的容易劲儿，再加上钱可通神，估计是鸿飞杳杳了。
关于案情的文字以及我个人的理解就是这些。90多年过去了，报告提及的那些商人、证人、执行人均已作古，其中有些名字如史干臣、寇春田、王宝廉、尹宝真等，我幼时依稀听泊头街上的老人们念叨过，那些商铺名字大多也可以在《泊头市志》的商业部分找到。我回到泊头以后，断断续续打听了上述几个家族的一些后人，但遗憾的是，他们也没有听老人们说起过。我们只能从这些零星的文字，大略窥见民国时期泊头社会经济的影子。至于案件的真相和细节，就只好付诸阙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