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民

据夏衍自述，1949年时他被评定为“兵团级”，成为自己虽不习惯却必须带警卫外出的高级领导了。可先前的夏衍，一直以写作、翻译为主业，参加许多活动，几乎没叫谁给过经费，主要靠稿酬过活。所养成的也是文化人自在、随意的积习，在性格上也是知识人的特征，与官员的习惯有距离。这一点，他在文章中也有过分析。

夏衍曾在一篇《谈自己》文中说自己“幼年僻处乡间，不懂社交的缘故”，从小就怕“示众”：“小的时候偶尔穿了一件新衣，买了一双新鞋，也唯恐被大家注意，就尽可能地避开在人多的地方走动。”随着年纪的增长，这样的心理并未改变。夏衍说只想做一个不为别人注意的“常人”，不注意别人也不被别人注意，就觉得“心安理得，舒畅无比”。

夏衍说自己有一个“小小”信条：宴会不猜拳，开会不演讲。不猜拳的理由，是看到一些猜拳人“筋突面红”“声嘶力竭”的不好看表情；不演讲是除去不曾学过“讲演术”外，还“害怕那百十双一时集注在自己身上的眼睛”。

这样的信条不易坚持。譬如他一次收到一个帖子，让去参加一个集会。夏衍当时有记者的身份，相关活动应该参加。可出席后，便被“指定”发言。前面主席或先说话的，都说了很多，自己以为没有更多意见，便表示不发言。可是，后来传出的，却是“某人不肯讲话”。这叫夏衍不爽，一些人会由此理解成他有“不赞成”甚至“反对”的意思。

夏衍是剧作家，自己也爱看戏。可倘若是友人圈子里的作品，看过后就要求你“说几句”。夏衍希望“自由地”观赏。高兴就看下去，厌倦就走。可夏衍当时已经有了名气，参加集会、观看演出，都会有说话的不自由，真是无奈。其实，夏衍这里说自己，也说出了现代许多不得不为之事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