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 2023年08月09日

□本报记者 杨湘沙
　　历史上，南北朝是个短命的时代，尤其是南朝，由承东晋的宋、齐、梁、陈四朝组成，从420年宋武帝刘裕废除晋恭帝建立刘宋开始，到589年隋朝灭陈，虽然前后出现了二十四个皇帝，但历时一百七十年不到。
　　不过，短命是短命，但南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不可小觑。你有独木舟，我有过墙梯，尽管偏居东南，南朝却也为华夏文明的延续、发展和传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当时在南方兴起的建康、江陵、广陵、成都等大城市，使南方地区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南朝时期的建康城（今南京）和同时期的古罗马城并称为“世界古典文明两大中心”。学者普遍认为，以建康为代表的南朝文化，在人类历史上产生过深远影响。
　　至于南朝对岭南地区的怀柔政策，不管是力所不能及，还是一种地域轻视，对岭南地区来说，这都不是什么坏事。而身处岭南的桂林，在这个阶段也是受益者，自身的地位再次得到了提升。

　　我吹过你吹过的风
　　这算不算相拥
　　作为南朝版图中的一州之地，桂林在这段时间的发展，史书鲜有记载。
　　鲜有记载至少说明两点：一是没有什么影响国内大局的事情发生，这个地方相对安宁，这可是当地百姓求之不得的事情，远比秦始皇五十万大军南下时要安全得多；二是没有什么大人物在桂林出现，因为大人物要么留在中原，要么往更南边的沿海地带去了。这也不算坏事，没有大人物，就说明没被中原王朝盯上，山高皇帝远，心远地自偏，安安稳稳地生活求发展也就是了。
　　所以，也有人说那段时间的桂林是一方福地。秦始皇之后，也就是东汉马援的大军从桂林路过时有点鸡飞狗跳而已，除了给桂林地区带来更宽广的视野外，战火其实是甚少波及这片土地的。
　　但桂林并没有停滞不前。梁天监六年（507年），中原王朝将桂林城的行政地位升级，由始安郡的郡治，变为桂州的州治，使得桂林首次从荆州、广州及后来的湘州管辖中独立出来，拥有了更高级别的行政权力和更广大的管辖范围。从这个角度说，南朝堪称桂林发展的一个转折点。
　　关于这段时期桂林一地的主官，史上有文字的记载也不多，青史留名的当数刘宋年间来桂林的始安郡太守颜延之，他开创了桂林的学风，在这片号称“文化荒漠”的土地上，留下了一颗如同桂林山水一样灿烂的文教火种，为桂林未来文教事业的盛放，打开了一扇门。
　　南朝梁天监年间桂林升级为桂州后，担任过桂州刺史且在史书上有文字记载的人，记者只查到了梁、陈时代的四个：周灵起、崔灵恩、淳于量和钱季卿。关于周灵起和淳于量，史书记载的不多，只知周灵起是隋朝猛将周法尚的爷爷，在陈末隋初数次平定岭南岭北之乱中，恩威并施，手段不俗，在岭南少数民族群体中颇有威名；而淳于量则在平定侯景之乱中立下大功，随后被嘉奖，作为军事主官，出任桂州、定州、东宁州、西宁州的都督，并担任桂州刺史。后来王琳割据湘州等地时，淳于量组织了守卫桂州的战役，站位准确，又获得了皇帝的嘉奖。随后淳于量离开了桂林，四处征战，最后于公元582年去世，享年七十二岁，一生功勋卓著。
　　上面这两位桂州刺史，都非俗人，但在桂林留下的痕迹很少，现在的桂林人也甚少谈起。不过，关于崔灵恩，却不得不提。因为以刺史身份来到桂林任职的崔灵恩，在史上地位甚高，后人称之为教育家、南北朝经学大师。既然是大师，又是教育家，与颜延之在桂林错开的时间不过百余年，他对桂林的教育事业是否有过大贡献，无法从现有的史籍中获知，但以他的为人和治学态度，你要说他不知道颜延之对桂林文教的促进作用，还有他本人对桂林没有影响，显然也不合常理。更让人感触颇多的是，崔灵恩死在了任上，虽然以他的身份地位，最后终归还是要葬回河北老家的，在桂林没有什么可供凭吊的东西留下，但讲到桂林那些事，崔灵恩肯定是绕不开的。
　　在桂林当主官，死在任上的，除了崔灵恩，记者一时也想不出还有谁。不像柳宗元，去柳州当官，死在任上，那是古代全国人民都知道的。所以，崔灵恩值得一记。

　　我走过你走过的路
　　这算不算相逢
　　崔灵恩的才华主要体现在对经史的研究和对后学的教育方面，这和周灵起以及淳于量的武将基因是完全不同的。
　　史上对于崔灵恩的叙述，更多的不是在于他担任桂州刺史的能力，而是在于他一生在经史研究和教育方面的成就。作为一位曾在桂林留下过不寻常足迹的主官，对于崔灵恩的生平，身为桂林人，我们其实是有理由多了解他一些的。
　　据有关学者考证，崔灵恩是清河东武城崔家庄（今河北省故城县军屯镇关庙村西北）人。崔灵恩据说从小就喜爱读书，因为家境不错，得以拜师遍通“五经”，尤精“三礼”“三传”。他先是在北魏宣武帝朝中任太常博士，北魏著名文人温子升曾随其习经。南朝梁武帝天监十三年（这时离梁武帝划出桂州并将州治设在今天的桂林已经过去了七年），崔灵恩入南朝，同时南迁的还有孙祥、蒋显、卢广、宋怀四人。
　　崔灵恩以经学见重于梁武帝，仕途颇顺，当过员外散骑侍郎、步兵校尉，兼国子监博士，能文能武不说，还愿意授人以渔，绝不藏私。据古籍记载，崔灵恩“聚徒授经，听者常达数百人”。崔灵恩性格拙朴，但解经析理，却甚为精致，学界都很敬重他，成为南北朝时期闻名南北的经学大师。此后出任过长沙内史，回到京都后仍任国子监博士，相当于现在的中科院主要领导。后来，按照梁武帝指示，崔灵恩出京下基层，任明威将军、桂州刺史，担任桂林一地的主官。但最后卒于任上，却是十分可惜。
　　《梁书·儒林》载崔灵恩的著作有：《集注毛诗》二十二卷，《集注周礼》四十卷，《三礼义宗》四十七卷，《左氏经传义》二十二卷，《左氏条例》十卷，《公羊谷梁文句义》十卷。
　　按照史家的讲法，崔灵恩治经以博通见长，其著述皆为儒家范畴。他治经重视训诂，有着明显的北学倾向。北朝文人重训诂，崔灵恩由北入南，却也因此得以了解南学重义理的缘由，并因为不拘泥的治学理念，能够融通南北经学，终成一代大师。
　　据学者分析，“三礼”成书年代不同，又不是一人写成，所记礼仪不仅在文字上有差异，有的叙述前后都存在很尖锐的矛盾，因此给后世阐释者留下了极大的阐释空间。在这方面汉代经学大师郑玄（刘备曾自称是郑玄的学生）做过很大的贡献。不过，受时代局限以及个人学识制约，哪怕是郑玄，依然留下了不少未曾阐释的问题。于经传无文处推演，补充经传之义便成了后世学者注疏“三礼”的一项重要内容，诸家对此推演的合理程度也因此成为衡量其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崔灵恩恰恰在这方面的贡献最为突出。在文字训诂、保存旧本等方面均有殊胜之处。究其原因，崔灵恩由北入南，得见南北诸本，故能博取慎择，择善而从，使其得以保存并进一步传播。
　　据对崔灵恩有过长期研究的学者考证，在南北朝经学史上，崔灵恩不仅以经学见重于世，更重要的是其由北入南，促进了南北经学传习范围、经注内容及经学文本之间的融合，有其特殊的经学史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南北朝经注内容之交融，为南朝培养了一批具有南北兼容色彩的经学家。崔灵恩在南朝传经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然经过他的努力，最终在南方拥有了一个范围较大的接受群体。
　　崔灵恩的经学思想深刻影响后世，孔颖达《礼记正义序》历数南北朝《礼记》注疏名家，崔灵恩名列其中。他在南北朝经学史上，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不仅精研经典，著述宏富，而且由北入南，充当了南北文化交流的使者，为南北朝时期中华儒学文化的渐趋融合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样的一位大师，能够入主桂林，是桂林的幸运。但未能如颜延之那样留下关于桂林山水人文的只言片语，却是桂林的憾事。而最后死在桂林，无疑更让人唏嘘。

　　如果眼泪不代表记忆
　　至少还有这首旋律
　　如前所述，南北朝时期，做过桂林一把手的人，史上有载的不多，无非颜延之和之后的周灵起、崔灵恩、淳于量和钱季卿四人。周灵起、崔灵恩和淳于量的事迹，我们已经大概知道了一些，但钱季卿，却一直没提。而之所以最后才说到钱刺史，是因为钱季卿地位特殊：他是南北朝时期桂林的最后一任领导人。尽管史上关于他的记载也不多，但他显然是个聪明人，隋朝灭陈后，在一个特殊人物的影响下，钱季卿率领桂州辖下各郡县归顺了隋朝，也避免了桂北大地上一场可能的战火。桂林可能因钱季卿又躲过了一劫。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可能也是钱季卿对陈朝并无玉碎之心的重要原因。因为陈朝宣帝的二儿子陈叔凌，骄横霸道，曾经让年少的钱季卿去当马夫，极尽侮辱之事，最后导致其父豫章内史钱法成不堪受辱而上吊自尽，而陈叔凌当时安然无事，没受任何责罚。你要说钱季卿对陈朝有没有感情，多少会有点，好歹也能成一州刺史，与陈叔凌弟弟长沙王陈叔坚兼任的荆州刺史在明面上是一样的官。但你要说有多深，也未必有你想象的那么深。新皇帝来了，顺应大势，很自然就变成了新臣。此事相关古籍有详细的记载。
　　翻查史籍后得知，同样短命的隋朝，也是段有意思的历史时期，其间关于桂林的称呼，能让人脑袋发蒙。
　　隋朝时，中国的行政区划方法又有了变化。由于西晋末年以来包括南北朝在内，各大政权林立，大量增置州郡以方便安顿有功将士，到580年，天下已经出现了211个州（也有220、240个州的说法）——应该说，以桂林为治所的桂州是占了这个便宜的，级别先上去再说——隋文帝杨坚统一天下后，试图改变这一乱象，在全国范围内废除诸郡，实现州县二级制。这个时候，以记者的理解，从逻辑上来讲桂州还在，但始安郡反而应该是没有编制了的。也是没办法的事，县、郡、州三级政府的治所都在桂林城，杨坚可能也有些蒙？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杨广又改州为郡，实行郡县二级制，桂林的名称又得变了。此时的桂林，到底该叫什么名字呢？
　　真是要命。流于纸上的文字，当时乃至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还有桂州和始安郡的称呼，但还是一州之地的治所桂州吗？此时的桂林，具体叫桂州还是始安县，又或者始安郡？
　　还好，专业的事情找专业的人。记者向广西师大的历史学教授江田祥请教后，总算大致把这条脉络捋清了。按照江田祥的说法，梁陈时期，桂林地区为始安郡所辖，属桂州；杨坚开皇九年灭陈后，废南朝的郡，施行州县二级制，始安郡又改为桂州；后来杨坚儿子杨广改州为郡，桂州又改名为始安郡，“桂林当然称作始安郡”了。
　　两任皇帝，杨坚变一下，废了天下诸郡，儿子杨广再变一下，又改州为郡。这里面身份最尴尬的应该就是桂林了，同时作为始安县治、始安郡治和桂州州治的所在地，这编制的问题还真是不好处理。不过这也不奇怪，隋朝虽然一统天下，国土辽阔，享国却不过三十八年。重新划分天下，加上事先研究、事后下达，等划分清楚并差不多要落到实处时，国家没了。如果加上后人的误读，乱世间，出现一些称呼上的混乱，也在情理之中。这短短的三十八年间，后世对桂林城作为始安郡和桂州的叫法并存，也就好解释了。
　　这事要到唐朝以后才逐渐能够理清，但其间的名称变化却一直和朝代更迭一样频繁存在。不过，无论如何改，桂林城作为桂北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这一地位在南朝后一直都没有再变过。
　　如前所述，钱季卿归隋时，受到过一个特殊人物的影响。这人是名越族女子，史称冼夫人，曾被尊称为“岭南圣母”，当时岭南各族，皆以冼夫人为首，其地位和声誉以及对百越民族甚至汉人的影响力，都远超当年被东汉马援斩首的征氏姐妹。因为她在岭南大地的巨大影响力，以及对中原王朝的极忠却不愚，历经梁、陈、隋三朝，眼界非同一般。曾经同在南陈为臣的钱季卿受她影响，一点也不奇怪。
　　冼夫人有没有亲自到过桂林，无据可考，但讲桂林那些事，讲到了钱季卿，肯定也是绕不过冼夫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