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大新

　　正当中国人民隆重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共识网”上贴出一篇王俊义写于2011年4月的文章《淞沪抗战时鲁迅在干什么？》，接着其他一些网站也作了转载，反响很大。文章认为：“鲁迅是文章的鲁迅，而不是英雄的鲁迅”，说“蒋光鼐和蔡廷楷的十九路军坚持淞沪抗战的时候，鲁迅正在上海，他不仅没有丝毫支持抗战的意思，并且显得有些懦弱和不可思议，甚至让人不可原谅。”……

　　历史的实情如何？我们该如何解读鲁迅先生的抗日？

　　不妨就从王的文章说起。王文说：“鲁迅记日记是一天不落的，但是淞沪抗战最激烈的5天，鲁迅的日记出现了失记的奇观。这5天失记，对于鲁迅的内心，或许也是一种煎熬。是记载日军进攻好呢？还是记载19路军抗击好呢？对于鲁迅，同样是哈姆雷特一样的难题。”

　　作者不知，日记的缺记其实大有讲究。“七七事变”后，钱玄同从7月19日到8月底就不记日记，钱称：“这四十日之中，应与《春秋》桓四、桓七秋冬同例也。”《河南程氏遗书》记载：“问：‘桓四年无冬，如何？’曰：‘圣人作经备四时也。如桓不道，背逆天理，故不书秋冬。’《春秋》只有两处如此，皆言其无天理也。”钱玄同不记日记是表达对日本人无天理的愤怒。鲁迅正有此意，而王俊义不识此典，并妄测鲁迅的心理。

　　王又说：“按照鲁迅的性格，自己的国家被侵略，他应该是杂文一样的犀利，而不是散文一样闲适。但是鲁迅选择了后者，始终没有一声谴责，也没有一声呵斥。”

　　鲁迅早在1931年底就有《“友邦惊诧”论》这样有力的檄文。鲁迅写道：“只要略有知觉的人就都知道：这回学生的请愿，是因为日本占据辽吉，南京政府束手无策，单会去哀求国联，而国联却正和日本是一伙。”“好个‘友邦人士’！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他们不惊诧。中国国民党治下的连年内战，空前水灾，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戮，电刑逼供，他们不惊诧。在学生的请愿中有一点纷扰，他们就惊诧了！好个国民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东西！”

　　众所周知，“一·二八”后，1932年12月鲁迅加入由宋庆龄和蔡元培首倡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其时国民党的政策仍然是打压反日爱国人士的，当然也有迫于日方压力的因素。1933年6月18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铨被当局暗杀。在杨铨入殓当天，鲁迅不顾朋友劝阻，同许寿裳一起前往万国殡仪馆，走时不带钥匙，实已做好牺牲的准备。这是因为鲁迅此时已受到当局的威胁，在报纸披露的“钩命名单”上，鲁迅也在“该死之榜上”的。事后，鲁迅以悲愤的心情写下一诗：“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这使我们很难认同鲁迅“懦弱”的说法。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卒，10月22日，数千群众向鲁迅致最后的敬礼，成为表达救亡与革命的宣示，也是对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的大示威，从此鲁迅也成为了“民族魂”。尊鲁迅为民族英雄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说到“专门把匕首和投枪扔向自己的同胞”的鲁迅，在“一·二八”期间“不正常”，我只能说，始终只以民族主义的视角看问题的人，是难以理解鲁迅情怀的。1932年11月22日，鲁迅去北平辅仁大学演讲，提到“东北事变”，也提到“上海事变”即“一·二八”，人们以为鲁迅将有激昂的抗日演说了，然而鲁迅说的仍然是国人的劣根性，他说“昨年东北事变详情我一点不知道，想来上海诸位一定也不甚了然。就是同在上海也是彼此不知，这里死命的逃死，那里则打牌的仍旧打牌，跳舞的仍旧跳舞。”

　　鲁迅的忧国和反战，还可以从“一·二八”前后他写下的两首小诗中见其一斑。这两首诗都是写给日本妇女的，一首《无题》作于1932年1月23日，“一·二八”的前几天，是为日本东京女子大学教援高良富子写的一幅书法作品，其诗云：“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英雄多故谋夫病，泪洒崇陵噪暮鸦。”鲁迅感慨故国的灾难深重，忧患之情溢于言表。一首是《一二八战后作》，写给日本反战的歌人山本初枝女士，诗云：“战云暂敛残春在，重炮清歌两寂然；我亦无语送归棹，但从心底祝平安。”鲁迅对日本国情是了解的，当时日本军人势力可谓一手遮天，对反战人士疯狂迫害，连对华侵略问题上持“稳重”态度的首相犬养毅也未能幸免。鲁迅这首诗表现了对反战友人回国的担心。

　　对于日本的政府和日本人，鲁迅是分开来看待的，林贤治在《鲁迅的最后十年》一书中谈到：“鲁迅知道，中国大多人容易流于狭隘爱国主义。”“在他看来，日本就是两个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日本与人民的日本，战争的日本与和平的日本。”内山完造在《我的朋友鲁迅》一书中谈到：“他虽然讨厌日本政府，但是对日本人却非常亲切也很欣赏。”鲁迅印象中，日本人认真勤勉，他翻译过一批日本作家的作品，如厨川白村、鹤见祐辅、有岛武郎、武者小路实笃等等，甚至于他文章的风格也是受到一定影响的。尽管如此，内山完造也分明感受到了鲁迅沉重的心情，他写道；“‘一·二八’事变以后，先生再也没有当着我的面说过日本的事了，我也无法说些什么，本来，政治和军事上的事情，我对谁也不曾谈及，包括先生在内。不过，我看过先生在文章里把日本骂得很厉害。他是个把政治和生活分得很清的人，还是一如既往地来我这里。”王俊义称内山完造是日本特务机关的文化特务，不足为凭。内山完造是鲁迅十分信赖的朋友，事实上内山书店很早就成为鲁迅和共产党的联络点了，红军将领方志敏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和遗书，就是通过内山书店转的。

　　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的一段时日里，国内出现以攻击鲁迅为时髦的暗波。而且，就是现在吧，对鲁迅的攻讦也并未停止过。孙郁在《鲁迅忧思录》里说，有人常常以鲁迅晚年身边有不少日本人，而骂鲁迅是汉奸，他认为，这自然是浅薄的看法。今天的一些青年，对历史的隔膜是太深了，他们不知道那时候的世界的情形。在三十年代，资本主义大萧条的年代，各国的读书人和底层的职员，多是政府的敌人，用一句老话说，是无产者没有祖国。日本、中国、韩国的知识分子在那时是心心相印的，并非今天的民族主义盛行。我们今天评价人，是以国家、民族为线的，而那时是以阶级为出发点的。当小林多喜二被枪杀的时候，鲁迅写信抗议，是典型的左翼举动。

　　确切地说，自东北沦陷后，鲁迅先生始终坚持于抗日的战线上，他死于抗战全面爆发之前，在这种危难之时，人们尊鲁迅为“民族魂”是很有深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