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老图书馆及老斋舍建筑群（11月18日摄）。本报记者程敏摄
本报记者惠小勇 李鹏翔 侯文坤 喻珮
东湖之滨，珞珈山麓，这里坐落着一所被誉为“中国最美大学”之一的高等学府。
自强弘毅，求是拓新，这里见证了百年文脉的学术勃兴与文化传承。
百卅变迁，弦歌不辍，这里浓缩了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和积淀。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走进武汉大学校园，徜徉在山水之间，在这所跨越了三个世纪的学府中，领略山水相映的自然之美，感受立德树人的人文之蕴，体悟兴学图强的奋斗之姿。
珞珈独秀
初冬时节，虽然没有了樱花的绚烂，但站在狮子山上眺望对面的珞珈山，斑斓的秋色为武大的校园增添了另一层温馥的韵味。
武大，不只有樱花和珞珈山。当你步入校园，细细品味，就会被这里更多自然之美与人文之美交相辉映的景致所吸引。
矗立在狮子山顶的图书馆，其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古朴典雅、气势恢宏，飞檐翘角的八角塔楼犹如皇冠，被学子们亲切地称为“老图”（老图书馆）。踏上台阶推门步入老图，庄严肃穆的历史气息扑面而来。
空高9.6米的礼堂，曾是讲堂、自修室、阅览室。阳光透过落地玻璃窗投射进来，映照着黑褐色的木桌椅，温暖惬意，古色古香。24张阅览桌是1934年武汉大学建成之时的老物件，3米长的书桌，被分为等宽的两个部分，可以让多人同时对坐阅读、学习。书桌中间清晰可辨的凹槽，是放置毛笔或钢笔所用。第一排正中间的两个位置，至今保存着30年代时的两把木椅，椅背上镂空的图案有别于现代仿制的木椅。轻轻坐下，椅凳舒适、靠背熨帖，仿佛能感受到那时的工匠为莘莘学子精心打造的学习环境。
穿过四个角上任意一个拱形门洞，沿着旋转的楼梯往下走、往上走，都是武汉大学辉煌的历史陈列。一根结实的麻绳从第5层楼顶垂吊直插一楼，顶部连接着改装的木制辘轳，是用来运送图书的老式装置。如今，老图虽已不再充当自习室，但仍是武汉大学的校史馆，记载着代代师生的历历过往。
老图两侧分别立有王世杰、王星拱这两位国立武汉大学首任和第二任校长的塑像。1929年之后的三年时间里，王世杰对建校之初的设计规划、筹资建设亲力亲为，他提出要办一所“有崇高理想、一流水准的大学”的办学理念，并逐步实现“文、法、理、工、农、医”六大学院的办学规模。继任校长王星拱则很好地执行了这一办学理念，直至抗战时期、乐山办学时期历尽艰辛、举烛尚明，为此后百余年武汉大学绵延不断的文脉筑牢基础。
继续向两侧观览，文学院屋顶翘角，意为文采飞扬；法学院屋顶平角，意为法力严正。这一对姊妹楼相对而建，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左文右武”的体现。山林草木间，著名诗人、武汉大学文学院首任院长闻一多的塑像格外显眼，诉说着关于他“珞珈留痕”的故事。
对于“珞珈”二字，已故的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美学家刘纲纪曾这样诠释——珞珞如石，光辉如玉。既要有石的坚强，甘于做最普通平凡的工作，又要有玉的光辉，不小视自己，任重道远、自强不息。
樱顶脚下，始建于1930年的老斋舍，建筑平面采用不同层次的依山组合，借助山势构成“天平地不平”的立面效果。老斋舍共有4个单元、300多间房间，隐匿在三座罗马式拱门间。《千字文》写道：“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而16个老斋舍，便以这16字命名，如“天字斋”“地字斋”依次延伸。
如今这里依旧作为博士生宿舍使用。而这处全国重点文物之所以广为人知，得益于上世纪80年代引起全国大学生热议的影片《女大学生宿舍》，在老斋舍取景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周五晚，梅园小操场上迎来了一波波武大学子，准时守候每周一次的露天电影之约。最近，为庆祝武汉大学130周年校庆，这里专门放映电影《女大学生宿舍》，致敬那个年代的武汉大学。周末看露天电影是一代代武大人的集体记忆。翻阅泛黄的放映工作日志，从2003年免费观看至今，校工会共放映电影1241部，观影总人次达432.3万。那些青春的雀跃、欢喜的等待在光影错动间融汇成武大岁月里永不磨灭的一帧回忆画面。
新一代武大学子赋予了老斋舍“樱花城堡”之名。每年3月，老斋舍下的樱花大道上繁花锦簇、落英缤纷，粉白色的花瓣与百级台阶相伴相依，朱砂红的窗棱在花岗岩的墙壁上向外展开，迎接着春的希望。
站在老图和老斋舍之间的平台上，武汉大学山地全貌一览无余，令人不禁遐想是谁独具慧眼在此选址，又是谁使得曾经的莽莽山林间拔地而起如此大气磅礴的建筑群？
在今日的校园主干道旁，有一尊李四光背倚毛驴的雕像，定格了先贤为“国立武汉大学”选址的一段历史。
95年前，浩淼东湖之滨，一座三面环水的半岛探入湖中，两个人影打破了此处的宁静——林学家叶雅各与地质学家李四光骑着毛驴，考察至此。为了给新的武汉大学寻校址，他们迈出武昌城，走过一片荒凉之地，来到东湖畔，看到了落驾山和它对面的狮子山。李四光激动地从毛驴上跳下来，握着叶雅各的手大叫着：“就是这里了！再也没有比这里更漂亮的地方了。”
武汉大学建造之初就凝结了社会各界的力量。美国著名建筑师凯尔斯在接受武汉大学的设计项目时，已年逾六旬，但珞珈山美丽的环境大大激发了他的创造热情，他所设计的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至今仍然一枝独秀。宁波商人沈祝三中标武大第一期建筑的施工项目，他亲自开山筑路、挑水运砖，即使亏本24万多元，依然保质保量地完成了每一项任务，刻画出一道道永恒的景致。
130载岁月如歌，珞珈山古树参天，钟灵毓秀。一座四角重檐的正方形大楼镶嵌在屏风般的苍翠山色中，孔雀蓝琉璃瓦下是醒目的朱红色“武汉大学”四字。校庆临近，台阶下竖立着一块“武汉大学130周年”的倒计时电子板，吸引不少学生、校友拍照留念。这座建筑便是与操场对面穹窿圆顶的理学院遥相呼应的工学院，20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之后便改为行政大楼。
如今，漫步在武大校园，步移景异、变幻万千，各式建筑星星点点掩映在茂密的山林间，文法、理工两大建筑群与校园里诸多小山、湖泊及东湖一片阔水，天然相配，彼此关照，蓦然间活跃了整个春夏秋冬。
春日烂漫，千株樱花树次第盛放，樱园不仅是浪漫唯美的象征，更是疫后全国医护人员重逢武汉的温暖见证；金秋时节，桂园学生宿舍前一地金黄，宿舍外墙与金桂的色泽相得益彰；深秋来临，满山的红枫肆意滋长，枫园层林尽染；隆冬时分，腊梅傲霜斗雪，琅琅晨读声唤醒梅园……任何季节步入校园，都有你意想不到的芬芳和色彩，还有随手可触可感的历史印记、青春记忆、似水年华。
中共创始人之一董必武曾这样赞叹武大：“珞珈之山，东湖之水，山高水长，流风甚美。”
校园临湖水线长达2公里，东湖水面辽远阔大，碧波万顷，相偎相依的远山清晰可见。沿湖骑行，途经文澜门、洪波门、凌波门、扬波门……一路湖光滟潋、清风拂面，湖水和树林的清香混合着校园里的空气，朝气蓬勃又宁静和美。
凌波门外，东湖近岸，修建了武大的游泳栈桥，已有90多年历史。坐在栈桥上，宛如停在水的中央，天然的泳池、自然的风，“凌波微步”“水上漂”自由自在，让这里成为武大学生最喜欢的去处。骑小轮车或自己奋力在栈道尽头以优雅的姿势划过空中，近年来“跳东湖”的火爆成为自由洒脱、青春活力的注脚。
“东西方优势的组合，成就了美轮美奂的武汉大学建筑群。而山水相依的地理位置，又构成了灵动活泼的校园氛围。”武汉大学校史讲解志愿者、历史学院博士生李博强说，在武大生活学习8年，行走在校园就像寻找到心灵净土一般，常常令他思绪开阔、精神愉悦。
击水三千
东湖流深，珞珈苍茫。
走近珞珈山，举目仰望，三排别墅掩映在葱茏的树林中，这就是著名的武大“十八栋”，1931年下半年完工的18栋联排或独栋别墅。这是武大现址建设初期筑巢引凤、吸引人才的一段佳话。
“十八栋”居住过的知名教授灿若群星，比如法学院院长、经济学家杨端六和其夫人、作家袁昌英，曾在第1栋和第16栋居住过；文学教授刘永济，文学院院长、教授陈源及其夫人、作家凌叔华曾在第2栋居住过；历史学家吴于廑曾在第10栋居住过；病毒学家高尚荫曾在第15栋居住过；同为法学家的两任校长王世杰、周鲠生和化学家出身的校长王星拱都在第18栋居住过。
李博强介绍，当年“十八栋”附近有消费合作社，有自备电厂和水厂，山下有附属小学。整个别墅群背山临湖、曲径通幽，被郭沫若称为“物外桃源”。
赠珞珈之幽美，得人才之荟萃。武汉大学与历届师生正是以校园环境之优美，开启了百年绵延不绝的“双向奔赴”。
被誉为武大“哈佛三剑客”之一的吴于廑先生，1947年从哈佛学成回国后一直在武大执教，先后任过历史系教授、系主任、副校长等职。他的“从地理大发现开始，世界由孤立、分散、相互隔绝走向相互联通、相互影响”的整体史观，被誉为世界历史新理论在中国的兴起。他与周一良先生共同主编的新中国第一部《世界通史》和撰写的系列论文，对全人类一体化进程进行了宏观勾勒和系统阐述，读起来条理清晰、文风清新，通篇贯穿着唯物史观的科学分析，令人对全球化不可逆转的趋势有了深刻理解。他由此成为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
在武大，提起吴于廑先生，师生们津津乐道的还有一句出自他口的名句。1950年，在全校抗美援朝参军动员大会上，吴先生把“国立武汉大学”倒过来念成了“学大汉武立国”，勉励同学们学习大汉武帝的精神，保家卫国，使师生员工们深受鼓舞。
与吴先生经常在一起讨论学问、浅斟小酌的唐长孺教授，是武大另一位知名的历史学家。唐先生虽没有出国留洋，但精通英文，从1944年开始在武汉大学任教长达50年。他的史学研究涉及广泛，最专注的是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和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整理、研究。学界评价他对魏晋隋唐史研究的贡献，堪与陈寅恪先生并驾齐驱。由他主编、经10年寒暑整理出版的《吐鲁番出土文书》文录本10册、图录本4册曾获国家古籍整理特别奖。
人们难以忘记，在2020年初的武汉战“疫”中，武汉科研团队密切协作，快速完成了毒株分离和灭活疫苗的研制。追根溯源，关键时刻显身手的科研力量，与中国病毒学的奠基人高尚荫先生大有渊源。
1935年，26岁的高尚荫在留美、留英之后，成为武大最年轻的教授。他的《电子显微镜下的病毒》是我国最早的系统描述病毒形态结构的专著。1947年，高尚荫创办了我国第一个病毒学研究室，以后又创办了国内大学中第一个微生物学专业、第一个病毒学专业。目前，武汉大学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成为我国培养病毒学专门人才的主要基地。
同样出自武大生命科学学院的植物遗传学家朱英国教授，是一位值得人们永远怀念的杂交水稻奠基者。由武大人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朱英国》讲述了他的感人故事——1959年，放过牛、种过田、挨过饿的朱英国，从大别山来到珞珈山。他高考志愿连填三个“武汉大学生物系”，把“当个农业科学家，让天下人不挨饿”当成最大的梦想。
杂交品种的选育极为繁复，加上水稻是喜温作物，育种只能在春天进行，在湖北一年只能搞一季。为加快研究、培育进度，朱英国和同事们挑着担子，坐绿皮火车跑广西，坐轮渡跑海南。这一跑就是40多年，他曾26年没在家过年。
谈起杂交水稻，无人不知袁隆平。但很多人不知道，国际育种界公认的细胞质雄性不育有三大类型：袁隆平的“野败型”、朱英国的“红莲型”和日本的“包台型”。如今，红莲型杂交水稻已在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功注册推广，国内外累计推广面积超过4.5亿亩，创造直接经济效益超过90亿元。
老武大群英荟萃，汇入新武大的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湖北医科大学同样人才济济，不乏业界翘楚。这里仅介绍一位来自武测的航空摄影测量与遥感专家王之卓院士。
王之卓早年曾留学英、德专攻测绘。1949年5月，他坚持留在上海迎接解放，后受命到武汉创办武汉测量制图学院。他撰写的《摄影测量原理》一书长达60万字，1978年一经出版便迅速成为我国摄影测量教学、科研、生产的重要参考文献。他为我国培养出一批批学术带头人，如院士李德仁、刘先林、张祖勋、龚健雅等，都曾是他的学生和助手。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王之卓就提出要发展我国的数字摄影测量事业。他说：“全数字化自动测图，将是测量界一次方向性的变革，全世界都将走这条变革之路。”业界评价他一生豁达大度、清气若兰，宁静淡泊、勤勉认真，是中国摄影测量与遥感学科的奠基人。
“北冥深广、鲲翼垂天、云抟九万、水击三千。”站在81、82届毕业生赠送母校的鲲鹏雕像下，武大万林艺术博物馆长涂上飙研究员悠悠道来“自强、弘毅、求是、拓新”校训背后的武大精神。
自强不息：学校自创办以来，始终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办学。张之洞认为，经国首当自强，自强之道应该以教育为先；王世杰则认为，武汉大学不办则已，要办就办一所有崇高理想，一流水准的大学；王星拱认为，战争需要培养专门人才，将来建国更需要人才，大学不能停办，念书也是抗战；改革开放到新时代，学校持续推行一系列教学和管理体制改革，大力开展国际合作交流，成效显著。
爱国进步：1919年“五四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学校成为武汉“五四运动”的中心；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李汉俊、李达均在武大前身之一的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学习或工作过；1938年，学校成为团结抗日的重要基地，周恩来、董必武、郭沫若、李宗仁等齐集珞珈山联合抗日；1947年，武大师生“反内战、争温饱”遭到国民党军警镇压，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六一惨案”；新时代的珞珈山，更是将爱国进步的精神发扬光大，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身处疫情防控主战场的武大师生、各附属医院挺在第一线，全力收治患者，受命接管雷神山等多家医院，投入病床1.33万张，1万余名医护人员白衣为甲、逆行出征，演绎了一堂惊心动魄的“大思政课”。
求真笃行：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担任武汉大学校长13年之久，在中国革命与建设时期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在1977年全国科教工作会议上，查全性教授首先倡导恢复高考；为了突破思想的禁锢，陶德麟教授参与了真理标准的问题的大讨论；20世纪80年代初，学校在国内率先启动一系列教育教学改革举措，被誉为“高教领域的深圳”；当艾滋病存在社会蔓延危险的时候，桂希恩教授如实向社会公布艾滋病的现状，并提出防治建议。
开拓创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包括西迁乐山时期，武大教授在国际顶尖学术刊物《自然》《科学》上发表8篇论文；2018年至2020年，武汉大学连续三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2021年，武汉大学牵头组建的湖北珞珈实验室正式揭牌，瞄准突破空天科技领域共性关键技术，开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化实践。对学术的推崇，经过王世杰、周鲠生、李达等校长，以及朱光潜、李剑龙、李国平、杨端六、刘秉麟、高尚荫等学人的身体力行，已经内化为武汉大学学人们的一种自觉行动。强国路上，从“两弹一星”到粮食安全、从测绘遥感到极地科考、从生物科技到生态治理、从三峡工程到南水北调、从文化传承创新到新型智库建设，一位位武大人为国之所需开拓创新、攻坚克难。
郁郁乎文哉，130年砥砺奋进，珞珈群星荟萃，70多万校友遍布各行各业和世界各地，人文与科学的精神始终是他们从珞珈山出发的鲜明烙印。
弦歌不辍
空闲的时候，武汉大学测绘学院2020级本科生程湘总喜欢翻看《人文社科经典导引》《自然科学经典导引》两本书。这是她大一刚入学时最先领到的书，至今爱不释手。
“对一个工科学生来说，这两本书让我在学习专业知识之外，有机会走进古代思想家和哲学家的内心世界，感受更丰富的知识。”程湘指了指夹在书里的书签，上面印着的“博雅弘毅，文明以止，成人成才，四通六识”十六个字。
2018年以来，对武汉大学新入校的学生而言，他们的大学生活都是以阅读经典的方式开始。两本经典导引的通识必修课成为了大一新生的标配。
从《论语》到《红楼梦》，从《理想国》到《物种起源》……两本厚厚的导引汇聚东西、贯穿古今，精选了古今中外22部著作的经典内容编制而成，抛开“老师一站到底，学生一听到底”的做法，转而采用“大班授课，小班研讨”的教学形式，引导学生主动思考“何为人、如何成人、成为何人？”
“以前，老师是讲授者；现在，老师更像倾听者，引导大家表达自己的观点。听到彼此不同的声音，也学会了从不同角度看世界。”通识课程的小班研讨时，大家各抒己见的场景，程湘至今记忆犹新。结课时的论文作业，更是给了她沉淀反思、独立思考的空间。
“它们或许不提供专业技术，但能帮助学生养成君子人格。”武汉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主任、文学院教授李建中认为，从跨文化、跨语境、跨学科的经典导读中出发，对学生进行启蒙性质的通识教育，贯穿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中国精神，突破了专业教育的束缚及思维惯性。
让程湘记忆深刻的还有一门本科生的课很特别。《测绘学概论》被学生们戏称为“最奢侈的基础课”。20多年来，宁津生、李德仁、陈俊勇、刘经南、张祖勋、龚健雅6位院士先后加入教学团队。六院士上同一门课，年年讲年年新，既生动又有趣，旁听生已扩大到校外。
“堂堂爆满，教室过道里全是学生，晚了就得带个小板凳去，还能要到院士们的签名。”这门课让程湘感受到了武大老师用自己对专业的热情、对教育的热爱让学生们学有所成、学有所长。
“以学生为本”的理念在武汉大学一直没有断过。
“重通识、重基础、重交叉、重创新。”武汉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陈学敏介绍说，武大形成了融“五观”为一体的高水平人才培养思想体系：“人才培养为本，本科教育是根”的办学观，“以‘成人’教育统领‘成才’教育”的育人观，“厚基础、跨学科、鼓励创新和冒尖”的教学观，“激发教师教与学生学双重积极性”的动力观和“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目的观。
如今，武大有130个本科专业，其中82个被认定为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8个专业入选教育部“强基计划”，11个专业入选教育部“拔尖计划”2.0基地。
进入新时代，学校主动适应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新增国家战略急需、学科交叉融合专业18个、撤销老旧专业6个，还遴选并建设了152门优质的跨学院专业课程供全校学生选修，增设跨学科专业及跨学科试验班，让不同天赋和特长的学生各得其所、各展其长。
武汉大学的“以学生为本”不仅体现在教学上，还体现在管理上。今年8月，一则武大学生夫妻可申请合宿的消息一下上了热搜。而武大的校友圈里则是会平淡地说，“这就是武大。”自信中带着点自豪。
“武大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自由包容，尊重师生发展，没有多少束缚。”回忆学生时代，武汉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的“90后”教授王好武不由感慨，他学术旅程的起点，正是成长于学校“自由包容”氛围中的“弘毅学堂”。
凭着对专业的兴趣，他通过全校选拔后，进入了“弘毅学堂”的数学班。“小班教学，有专门导师，课程更偏研究。”王好武说，虽然班上有非数学专业的学生，但都对数学充满激情和热情，“这种氛围让我感到有一种莫名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岁月走过，珞珈山上的自由革新之风从未停歇。学校在教育教学制度改革中敢为人先，敢于突破旧的模式和制度的束缚，建立了诸多具有创新性的教育教学制度，如学分制、导师制、主辅修制、转专业制、弹性学制、双学位制等。
这也让武汉大学成为最有创新精神、创造活力的大学之一。
去年以来，武大学子参与研制的“启明星一号”成功飞天，它是中国首个“学生造”微纳卫星。武大学生团队研制出了“InvisDefense隐身衣”，已有两项专利申请被受理，相关成果已被CCF（中国计算机学会）A类人工智能顶级学术会议AAAI2023录用……走进武汉大学，你会发现学生做科研、出高水平成果早已屡见不鲜。
从文澜门进入工学部，一栋“红房子”掩映其间。这是大学生工程训练与创新实践中心，里面有人工智能机器人等8个实验室，每年都会招募一批充满想象力和创新力的学生团队进驻，让充满青春活力的“武大创客”在这里将自己的创意变为现实。
武大杰出校友、小米集团创始人雷军把自己成功的秘诀归结于校训中的“拓新”二字。1987年，雷军考入武汉大学计算机系，得益于学校的包容性，他在两年内就修完了四年的课程。徜徉于图书馆的日子里，一本《硅谷之火》点燃了他“创办一家世界级的公司”的梦想，如今他正奔跑在实现这一梦想的路上。
感念学校的培养，1997年至2022年间，雷军累计向武大捐赠近1.4亿元，用于学校人才培养、人才队伍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激励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将自身发展、人才培养与国家战略、时代需求紧密结合，这是武汉大学历经百年风雨沧桑得以延续和壮大的关键所在。中国科学院院士、武汉大学校长张平文说，一流大学的第一使命就是人才培养，要着力加强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大力加强国家战略急需人才培养。
11月22日，武大召开了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大会。会上发布了《武汉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行动计划》。该计划包含“科研报国使命担当计划”“学科专业优调跃升计划”“拔尖培养特区领航计划”“精品课程教材方阵计划”“教学相长课堂驱动计划”“创新综合实力拓展计划”“数智教育全面启迪计划”“全球胜任能力提升计划”8个具体项目，体现了武汉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发展方向与战略思考。
着眼未来，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黄泰岩表示，我们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武大何为”的时代命题中梳理“武大之位”和“武大之为”；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坚持“四个面向”，全面提升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能力；坚持弘扬校训精神，聚焦“谋求人类福祉、推动社会进步、实现国家富强”的卓越追求，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在武汉大学校史上，清末民族救亡图存时，自强学堂的学生发出“发大志愿，结大团结，为万万人请命”的抗击列强侵华的号召；抗日战争民族危亡之际，吴其昌教授在武大西迁乐山时发出了“国难严重，前方将士效命疆场，后方教授当尽瘁于讲坛”的誓言；解放大军入城武汉时，武汉大学学生又发出了“时代在前进，中国在前进，武汉的人民在这大时代中担负着艰巨的任务”的号召；新时代，武大学生在校园中树起了“为最强中国奋斗”的强国誓言……
虽是百卅之年，却正风华正茂。武汉大学始终与国家和民族在自强的道路上“同频共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以更昂扬的姿态，阔步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