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生唯一一次任军事指挥员 为何选他做搭档

1951年3月，日理万机的主席亲自给陕西汉中市政府写信，询问一位22年前牺牲的老战友家属的生活状况，并叮嘱当地领导一定要妥善安置烈士的后代。

这位烈士是谁呢？为什么在他牺牲22年后，主席仍然对其念念不忘？

他叫何挺颖，曾经是主席最亲密的战友和帮手，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何挺颖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何挺颖是陕西汉中南郑县人，其父何根山思想开放，辛亥革命后加入过同盟会，力求科学救国，因此，何挺颖也深受其父思想的影响，长大后考入了上海大同大学数学系，立志以科学报国。

然而，残酷的现实却如一盆冷水泼向这个热血青年。1925年5月，上海爆发五卅运动，何挺颖深切感受到了各界民众的反帝爱国热情，但是，帝国主义冰冷的子弹，却让一个个爱国同胞倒在了血泊中，亲身参与的何挺颖极为愤慨，也引发了痛苦的反思。

何挺颖写下了著名的《寄谢左明》：“南京路上圣血殷，百年侵华仇恨深。去休学者博士梦，愿做革命一新兵。”何挺颖醒了，他知道在这样的环境下，科学救国只不过是镜花水月，于是，不顾老师和亲友的反对，毅然投笔从戎。

北伐战争打响后，何挺颖受党的派遣，来到国民政府警卫团担任连指导员。大革命失败后，何挺颖随卢德铭的武汉警卫团参加了秋收起义，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一连党代表，被誉为我军“天字第一号”指导员。

大家可别小看这个连，这个连是秋收起义所有部队中唯一没有出现逃兵的连队，连主席都钦佩不已，亲自来找何挺颖“取经”。

因为秋收起义的部队由十支不同的武装组成，其中有大量意志不坚定的旧军阀，后来作战接连失利，连起义总指挥卢德铭也牺牲了，部队士气非常低落，出现了很多逃兵。为此，主席也焦虑不已，当得知何挺颖的连队一个逃兵都没有，赶紧过来向何挺颖询问缘由。

何挺颖回答说：“这恐怕还得从部队中的党组织抓起，把组织的作用发挥出来，真正使党成为部队的核心领导者，现在部队中的党支部太少了，没有沉到基层去，依我看，连一级都应该把支部建立起来，班、排也要成立党小组。”

主席对何挺颖的意见非常赞同，激动地说：“你讲得太好了！我们应该扩大党的基层组织，把支部建在连一级，军中重大事项，都应经过党支部来决定。我看，各级指导员也应换个名字，直接叫党代表，建立党代表制度，支部书记由党代表担任，在政治上负全责。”

1927年9月底，在何挺颖的协助和支持下，主席在永新县三湾村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从而解决了“党指挥枪”的问题，这对于今后指导工农武装及中国革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不久，何挺颖跟随主席来到井冈山，继续并肩作战。1928年3月，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改编为第二师，主席任师长，何挺颖任师委书记，即师党代表，也就是后来的政委。这是主席一生中唯一一次担任军事指挥员的职务，而他的搭档正是何挺颖。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人民军队的建设中，何挺颖不断为主席出谋划策，排忧解难，可以说，主席的军队建设思想，有很大一部分都应该归功于何挺颖。

但遗憾的是，1929年1月24日，何挺颖在江西大庾县遭遇敌人袭击，身受重伤，由于战事紧张没有得到及时治疗，第二天就不幸牺牲了，年仅24岁。

对于何挺颖的过早牺牲，主席深感痛惜，久久不能释怀，几十年后仍然没有忘记这位老战友，这才有了文章开头写信关怀何挺颖家属的故事。

后来，陕西著名作家陈忠实在参观井冈山后，感慨地说：“我早已熟知在陕西关中和陕北闹红的刘志丹等先烈的名字，却几乎没有听说过何挺颖。在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初创时期，何挺颖和主席一起战斗，并成为师级首长，如若不是英年早逝，该是怎样举足轻重的一位领导人物。”

历史客栈作者：威廷根施坦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