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李木子：读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

中国近代史，自鸦片战争算起，时间只有一百多年，但却千头万绪，纷繁复杂，更是从根本上影响着中国现实的政治。

身为外交官和历史学家双重身份的蒋廷黻，用他自己称之为“简略的初步报告”的一部只有五万字的小书，却能条分缕析，将百年的时事写得深入浅出，充满真知灼见，成为一个时代的学术精品，堪称奇迹。

大凡写史，有从高处着眼，高屋建瓴，看历史大势，理历史脉络；也有从细节着手，深入肌理，观人物心态，体具体情境。

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写于1938年，书中没有枯燥的考据，没有历史材料的堆砌，甚至没有多少对具体历史事件的描述，而是他对历史资料融会贯通后的思考，不经意间一个个历史珠玉就被串接了起来。

四十岁之前，蒋廷黻先生是书生一枚，他历任南开大学历史系兼文科主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四十岁时，他转而出任国民党行政院政务处长，后奉派驻苏俄大使、任国民党驻联合国常任代表。

走上仕途后，他就再也没有时间和精力从事学问了。所以这本书，既是蒋廷黻的代表作，也是他学术生涯的终结。

近代中国，“外交”是个关键词，毕竟，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情形已经大变，对外关系已从过去中央帝国的边缘事务，一跃成为中国的头等大事。过去，只是边鄙蛮夷之国到天朝来进贡，来沐浴浩荡皇恩；而现在则是蛮夷拥兵海岸，坚船利炮逼使天朝上国开放贸易，中国一切国事皆与外务相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近代史某种程度上也是一部外交史。

蒋廷黻书生从政，专攻的正是外交。他既有史学家见微知著的洞察，也有政治家审时度势的见识。

仅举一例。在一般人的观念里，天津、南京条约的签订，是中国丧权辱国的开始。但蒋廷黻并不这样看。他说，“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条款虽多，主要的是北京驻使和长江通商，历史的意义不外从此中国与西洋的关系更密切了。这种关系固然可以为祸，亦可以为福，看我们振作与否。”

这本小书文采斐然，像小说一样好看耐读，却能让人在获得阅读快感的同时，把握近百年历史的脉络，历史变迁的内在联系和对历史问题的理性诠释。

更难能可贵的是，蒋廷黻表现出了自己对近代史观的远见卓识，可以说现在所有对清末以及鸦片战争的观点无不受蒋廷黻这本书的影响。

图文︱李木子

小编︱包云青

责编︱张瑞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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