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于蓝：苦乐无边读人生

央视新闻客户端 央视新闻客户端 2020年06月28日 10:30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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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烈火中永生》中有这样一幕：

在阴暗的牢房里，被施以酷刑的江姐昏了过去，一盆冷水将她泼醒。一名国民党军官咬牙切齿地逼供：“不说，不说再钉，十个手指头都钉上。”

“你钉吧，竹签子毕竟是竹子做的，共产党的意志是钢铁。”江姐面不改色。

“今天我要打垮你这个意志。”被逼急了的国民党军官跳脚发狠道。

“头可断，血可流，共产党员的意志你是永远打垮不了的。”

18岁入党，饰演江姐的于蓝是一名有着81年党龄的老党员。再过几天就是党的生日，她没能等到。去年，她还在文章《像江姐那样忠于党》中写道：“我已98岁了，行动有些不便，热切地期盼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

她还忆起1939年2月入党的那个夜晚，在延安一座山上的窑洞里，油光闪闪地映着墙上鲜红的党旗，党旗下是用毛笔书写的入党誓词，她的心狂跳着，血液在周身激动，她和十几位抗大同学庄严地举起了右手紧握拳头，跟随指导员发出最衷心的誓词：“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坚持执行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那时的于蓝，形容自己像一只无忧无虑的小鸟，每天欢笑蹦跳。 她认为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一度担心自己不够格。 一年前，她刚刚来到延安，这里曾是无数文艺工作者心向往之的革命圣地。 在于蓝的印象中，“一切都是那么简陋，一切又都是那么热乎乎的”。

来到延安几天后，于蓝被发了一张表格，要求填上个人信息。当她拿起这张纸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两边各有一行醒目的铅印字，一边是“中华民族优秀儿女”，另一边是“对革命无限忠诚”。

“一下子我的眼睛热了起来，一切不愉快瞬间消失了，一股高尚的感情激荡着我的热血，我们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我们仅仅是走了一千多里路，仅仅受了一点点苦，可是，我们却被视为祖国的优秀儿女。我感到自豪，人格受到尊重，我感到自己第一次成为真正的人！”

1940年，因为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于蓝被调到鲁艺实验剧团当演员。虽然于蓝从小爱看戏、看电影，喜欢读书，不仅读中国的古典名著《镜花缘》《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聊斋志异》，像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莎士比亚、哈代、歌德、狄更斯等作家的著作，都曾粗粗读过，这些作品陶冶了她的思想感情，也初步培养了她的艺术鉴赏力。

只是于蓝在思想深处还是希望学习理工科，将来可以当一名工程师修桥筑路报效国家，而当时的延安没有这样的学校。她就想，那就先去鲁艺“玩”两年吧！

可她在鲁艺上的第一课就是，“表演可不是玩儿，这是一个战场，你就是要死在舞台上”。为什么要死在舞台上，于蓝不能理解。

随着思想上的不断进步，于蓝才明白原来文艺工作也是宣传和战斗的工具，文艺可以唤醒民众参加抗日斗争，演戏也是干革命。

她在自传中欣喜地写道：“以前看电影的时候，我常常幻想着，假如世上能有一座穿着蓝布旗袍和学生装的电影厂，没有金钱、世俗的污染，那我就会投身于它，当时认为这是梦幻而已，但有一天我真的穿着布衣和草鞋走进了这艺术殿堂。”

耄耋之年回望这段革命经历，于蓝感慨道：“我比江姐幸运多了啊。她是地下党，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工作；我在革命根据地，有八路军保卫着我们。”

1971年，50岁的于蓝从屋顶上摔下来，不仅脸摔伤了，还落下了严重的腰伤；大概20年后，于蓝做了一次脊椎大手术，钉进去6到8个钛钢钉子；80岁高龄，她的膝盖骨被取出，以金属的人工关节替代，此后双腿一直站立不直。 上世纪60年代，于蓝做了子宫摘除手术；1978年，57岁的于蓝又被诊断出乳腺癌。当时她和武兆堤、丁一山三人准备将话剧《陈毅出山》改编成电影。武兆堤、丁一山得知她的病情，为她担忧，于蓝反过来安慰他们：“有陈毅的保护，上天不会这早收走我呢！”在等待手术时，她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陈毅出山》筹备拍摄中。一个月后，医生分两次给于蓝做了乳房全切术。

她的手也是残缺的，右手无名指缺了一小节。60岁时，于蓝接下了创建儿童电影制片厂的重任。那一年寒冬，于蓝拉办公室的门把手开门，谁知门弓突然断了，门瞬间回弹，她只觉得手有些疼，右手无名指无端流了许多血。待反应过来，才发现无名指的一小截黏在了门把上。一旁的同事吓坏了，哭着帮她把手指包起来后送到医院。医生说再植的感染风险不小，而且术后必须休养二十多天。于蓝心想，此时刚建厂半年多，工作正是紧张的时候，哪有时间住院；而且自己又不是弹钢琴的，不接也罢。

她把断指用纱布包了包，扔进了废弃桶，只缝了几针后便回去工作了。多年后她笑言，那时候扔了太可惜，应该把断指留下来做个纪念也好。

每每谈起这些伤病经历，于蓝平静得如同只患了场普通的感冒。

“和江姐遭受的酷刑相比，我这点事算不得什么。”她已经习惯将江姐作为自己人生的参照系。

然而，比起身体上的疼痛，精神上的打击来得更为沉重。上世纪70年代，于蓝的哥哥去世，紧接着爱人田方也因患肝癌离世。“从此就剩下我一个人面对世界。”“我这一生中最大的痛苦就是失去了他。”

四年后，她自己也被查出了癌症。

她没有反复咀嚼或沉溺于痛苦。长年密集的工作让于蓝一刻也不得停歇，演戏，筹拍电影，建厂……她说：“我愿意我自己的生活是充实的，是永远有内容的，我永远是在追求一个什么东西，要达到一个什么目标。”

即便是80岁后正式退休，每日深居简出，她的生活依然过得充实。北京电视台曾跟拍于蓝老师的一天：

早上6点半起床，到楼道里锻炼身体； 吃早点，看早间新闻； 休息片刻，开始作画； 吃午饭，午休； 下午出去散步，晒太阳； 回家练书法，看报纸，看新闻联播。 田壮壮为她请了一个保姆，但力所能及的，她都坚持自己动手。 她说：“人要积极生活，要选择美好的，选择光明的，不能够选择残废的。 ”

朴素的老房子里承载着她过往无数美好的回忆。在10平方米左右的小客厅里，朝阳的窗台上放着一个鲁迅的雕塑，墙上挂着一张她在《烈火中永生》中饰演江姐的剧照；还有周恩来总理接见她的照片，照片上周总理正指着她向别人介绍：“她演了一个好妈妈！”周总理所说的“好妈妈”，是于蓝在银幕上塑造的另一个革命女性形象——《革命家庭》中的母亲周莲。

不爱开车的田壮壮每逢周六，会为母亲当一天司机，载着母亲去哥哥家一起过周末。含饴弄孙，拿出自己的书画作品让家人品鉴，这是于蓝“晚年感到最可心、最快乐的幸福时刻”，“我似乎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也好像淡漠了世间曾经带给我一切一切的悲苦和忧伤”。

她还保持着年轻时爱阅读的习惯，读的大多是历史与现实性较强的书籍，特别是与自己过去的经历有关而自己又不十分清楚的，她坚信好书能使演员开阔视野，丰富生活和内心。

虽然大半生都是从事电影相关的事业，但如今她却很少去电影院看电影，“现在的电影都是财产问题、爱情问题了，我不关心，要是以前战争题材的影片我自然就关心了”。

“我很奇怪，我还是生活在过去的年代里，比如在感情和爱好上。”

2009年，第二十七届中国电影金鸡奖颁奖现场，88岁满头华发的于蓝被授予终身成就奖。她被搀扶着上台，激动得一时语塞。末了她背诵了激励了一代人的保尔·柯察金的话作为获奖感言：

1991年春天，于蓝来到江姐的老家四川自贡。江姐生前的住处已被烧毁，只剩下断壁残垣，带着被火熏烤的黑色。她兜兜转转看了一圈，伸手触摸着那堵破败的墙，又朝着远处一层层嫩绿的梯田凝视了一会儿，一时间泪眼婆娑。

她对同行的挚友朱小鸥说：“其实所有革命的伟绩、牺牲、崇高都是江姐做的，然而今天，人们把对江姐的爱给了我。我不能愧对大家，不能有任何一点玷污江姐的东西。”

1965年，电影《烈火中永生》上映，无数观众被江姐这一人物打动，他们纷纷给于蓝写信，向她表达敬意。于蓝至今记得上世纪末，她曾在江姐生前活跃过的重庆沙坪坝闹市中，站在联欢的舞台重读江姐的誓言，台下观众感动得热泪盈眶。

因为角色形象实在深入人心，在几代观众心里，江姐几乎成了于蓝的代名词。于蓝认为这是属于一个角色的荣誉，自己不仅形象上不太像江姐，而且江姐这么崇高的思想境界她也无法企及：“主要是烈士本身的事迹感动了人、教育了人。并不是我这个演员多了不起。”

她一度不敢回头看这部片子，因为总觉得自己没演好。

尤其是影片中江姐与双枪老太婆见面的那场戏。当时江姐刚刚失去了心爱的丈夫，她强忍着内心的悲痛，不敢在年轻的革命同志面前哭，怕引起恐慌。夜里，她偷偷裹在被子里压着嗓子哭。双枪老太婆对江姐来说，就像母亲一样亲密。所以，当双枪老太婆劝慰江姐的时候，于蓝认为江姐应该把压抑已久的情感宣泄出来，这样的表演才更真实。只是当年于蓝并没有想到这里，那场戏她只是忍住眼泪，目光坚定地说：“不应该含着眼泪闹革命。”

虽然有很多遗憾，但对于影片最后一场戏，于蓝很满意。当江姐被敌人从牢房里押出去时，她面色平静，心中充满光明和希望：“同志们，永别啦……”随后和战友许云峰相互搀扶着走向刑场。

一位演员与自己塑造的某个银幕角色精神气质契合，并不新鲜；将自己的生命融入角色，时时以角色的标准和要求为人处世，似乎并不多见。毕竟大多数演员都在努力寻求突破，争取不停留、不受困于塑造过的任何一个角色，认为只有游刃有余地驾驭经历、性格、精神气质完全不同的人物形象，才称得上是一位了不起的演员。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中国电影史研究学者李道新，在接受《光明日报》采访时谈到自己童年观影体验中，记忆最深的一次就是40余年前在湖北农村看露天电影《烈火中永生》。从事电影研究后，他一直在思考为什么观众会把江姐当成于蓝、把于蓝当成江姐。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角色因其创造者而变得生动美好，角色创造者也因角色本身而被赋予了特别的光华。事实上，于蓝自己也会不断地以江姐的言行和境界来要求自己。”

在《烈火中永生》筹备阶段，于蓝拖着怀孕的身子，与导演水华带领创作小组去了北戴河、重庆、成都、贵州等地，接触在那个时代里进行斗争而还幸存的共产党人，从中了解了很多翔实材料和感人事迹。归来后，于蓝和同伴记录整理出近20万字资料。于蓝视其为珍宝，一直藏在家中。

1971年从屋脊上坠落的那次意外，于蓝摔破了脸，嘴唇下缝了五针。恢复后虽然看不出伤痕，但面部神经受损严重，会有不自觉抽搐。不能控制自己的表情，于蓝知道失去了做一个演员的资格。1974年拍摄完《侦察兵》后，她告别了心爱的演艺事业。

出演的电影总共不超过10部，没能塑造出更多的银幕形象，成了于蓝永远的遗憾。此后她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了中国儿童电影事业。

2003年，阔别银幕20多年的于蓝出现在电影《25个孩子一个爹》中，饰演了一个戏份很少的小角色：妞妞奶奶。虽然戏不多，却催人泪下。于蓝接下这个角色，是因为这个电影的筹拍是一次慈善募捐行动。于蓝觉得自己还有用，不应该太爱惜自己。

她答应零片酬参演，顺利演完后剧组非塞给她两万块钱劳务。于蓝没揣到家，就把钱全捐给了吉林白山孤儿院。2005年于蓝在《艺术人生》节目中回想起这件事，呵呵地笑道：“这是我这辈子拿到最多的钱，我从来没有拿过两万块。” 

当年10月演员们开始深入生活，次年4月才开始投入拍摄。为演好“程娘子”这个角色，于蓝怀着田壮壮，走得腿都肿了。她去过好多大杂院，结识了许多善良勤劳的劳动妇女。在天桥一带她观摩老百姓生活状态，观察卖大饼小媳妇们说话时的姿态，去德胜门晓市上，揣摩妇女数票子时的神态和挥鸡毛掸子的动作。

很长时间她都没能找到人物感觉，直到有一天，于蓝碰见宿舍门房苏宝三的妻子苏嫂。于蓝记得当时自己的妹妹生病刚出院，苏嫂问起来，于蓝说虽然出院了，但以后还不知道怎么办是好。苏嫂听了，“她两眼圆睁，手一摆，大声地，以高出平时两倍的声音说：‘这您可不能不管，这不是要把人救活嘛！’”

这就是她要找的“程娘子”嘛，“她那有气魄有胆量的劲头全出来了，透着对人真诚的关心”。

此后于蓝就和她工作在一起，生活在一块，经常串门谈心，了解苏嫂的身世、家事，留心观察她的神态、举止。比方说苏嫂的动作颇有个性：“她数说几件事时，经常一手在下，用手指数着，或一手在上用手背拍点着手心。”于蓝会在日记里记下来平日的观察，日后模仿，反复练习。

戏剧家焦菊隐对于蓝的扮演给予中肯的评价，他说：“程娘子开始性格不够稳定，但对地痞流氓的斗争演得很好，于蓝扮演的程娘子的形象，在新中国成立后表演得很到位，也很丰满。”

2017年10月12日，在由田壮壮首次担纲主演的电影《相爱相亲》首映会，有粉丝送了田壮壮一束鲜花，田壮壮站在台上显得有些局促，他左右微微摇晃着身子，笑着说：“我先把这花儿给我妈去。”像个孩子似地直奔台下96岁的母亲。

在一次媒体采访中，田壮壮为自己的人生至爱排序——母亲，儿子，电影。父亲去世得早，母亲对他的影响很深，他甚至说，“我的内丹是什么，父母两个共产党员给的，就是绝对打不死，绝对不能低头，脊梁骨绝对不会软。”在《表演者言》节目中，田壮壮说自己每次拍戏离开北京一周以上，就会不停地给照顾母亲的保姆发信息。

于蓝却始终觉得对儿子有亏欠。田壮壮很小的时候，她和田方常年在外在拍戏，田新新、田壮壮两兄弟只能依靠姨妈来照顾。等到于蓝时间宽裕了，两人却都背上行李插队去了。

临行前，于蓝到火车站送儿子。正与儿子挥手道别，看到他的同学陈凯歌递给壮壮一条烟，于蓝当时非常生气，也非常自责，她感到自己不再理解孩子了，他们受到的社会的影响太多了。虽然儿子现在成为名人，但是在母亲眼里还是孩子，她还为他们童年时缺少的爱感到愧疚。

后来于蓝慢慢开始理解儿子：“壮壮曾吃了不少苦，受过很多磨炼，也看过一些生活中不够理想的东西，所以对待生活多了许多反思。而我们这一代人特别坚守自己的信念，对生活没那么多怀疑成分。”

这信念到底是什么？

△田壮壮导演今日（28日）凌晨在朋友圈写道：妈妈走了，现在你的感官不再起作用，你的心独立，赤裸，清明且处于当下，你以前从未经历过，现在经历的一切，这即是佛。感谢所有关心妈妈的人，我想独自安静今天。

于蓝的童年恰好是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度过。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于蓝只有10岁，她至今记得深夜里隆隆的炮声，以及第二天清晨大人们惊恐相告，东三省即将沦亡。几日后，于蓝随继母逃往关内，到张家口去找父亲。火车上人挤人、人压人，一片混乱仓皇的逃亡景象。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尽管她还不能十分理解亡国之忧，但她知道自己的家乡被敌人占领了，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竟然流离失所。这深深灼伤了少年一颗敏感的心。

14岁时，于蓝站在了天津市学生罢课游行的队伍中。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北平接受了新思想的于蓝愈来愈迷茫，她在《苦乐无边读人生》一书中写道：

对于名与利，于蓝始终保持着老一辈艺术家朴素的平常心，她常说：“你们也别叫我艺术家，更不要叫我大明星。我就是一个文艺工作者，干了一辈子的文艺工作。”

“我做出什么了不得的贡献吗？演员就是最占便宜。我们那么多人在摄制组里，起码有上百人，人家首先想到的就是江姐。你是不是就比别人贡献更大？一点也不是。别人同样贡献并不见得比你小，只不过他担任的那个职务，比如说就是拿道具，观众看不到你。你不能那样去比，那样去衡量。”在《艺术人生》节目中，于蓝向青年作家七堇年分享自己的想法。

尝尽人生的苦与乐，她已然豁达又从容：每个人的人生都有痛苦和快乐。既然痛苦是客观存在的，那么我们就要勇敢面对，而对于快乐要更加珍惜。

素材来源于蓝自传《苦乐无边读人生》、《于蓝自述》、《像江姐那样忠诚于党》、《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系列 于蓝访谈录》（《名人传记》）、《于蓝：1951，岁月如歌》 （《光明日报》）、《忘了我这个演员，永远记住江姐——专访于蓝》（中国作家网）、 《艺术人生》栏目、《表演者言》栏目， 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