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曾仲鸣与我的母亲方君璧于1939年3月21日在越南河内同时遇刺，父亲不治身亡，母亲也受重伤。

父亲当时是国民政府副主席汪精卫的亲信和挚友。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 日本大举侵华。中国军队的训练素质和武器配备远不如日本，打起仗来伤亡惨重，节节败退。不出半年，首都南京失陷，随之，日军疯狂地屠杀无抵抗的南京兵民。中国政府由南京迁至汉口，再退到重庆。抗战实际上是不顾人民死活地施行焦土战术，以中国广大的空间换取喘息的时间。到了1938年底，日军攻占广州之后，补给线过长，战事陷入胶着状态。日本自觉吞食不了中国，而军部的眼光又转向往太平洋扩张，乃不得不由首相近卫发表宣言，声称愿意同中国讲和。汪精卫一向主和，相信同日本打仗只有败无胜，乃抓住这时机脱离重庆，飞往法属河内，发表一份史称的《艳电》，公开主张：如能保全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可接受议和。为了明白表示置身局外，他决定由仲鸣和汪夫人陈璧君相陪，共同出国赴欧。

国府总裁蒋介石在重庆得知汪精卫出走，大为震骇，立即开会开除汪氏的国民党党籍。但是同时，他又派与汪氏相熟的谷正鼎带了三本护照和50万巨款赴河内，以助汪氏出国。三本护照中，各给陈璧君和曾仲鸣红皮外交护照，因汪精卫已被开除党籍，给他的则是一本黑皮的普通护照。汪精卫看到很生气，认为这是特意侮辱，显示他以侍从身份随行，故坚持只要三本同样的普通护照。

我父亲是十分赞成出国去欧洲的。汪精卫周围，他是最了解欧洲的一人。我猜想，发表《艳电》后出国赴欧很可能就是他的主意。他不像许多国民党员，从没在日本留学，从未到过日本，对日本无任何良好或恶劣的印象。反而，他对法国怀有很深的感情。这次，从古旧的重庆飞到法式都市河内，对他来说，应当是相当愉快的体验：又能说法语了，又能吃法国菜了。汪精卫和随从人员通过中国领馆租赁了一座位在领馆对面的高朗街27号三层楼洋房，他没有同他们住在一起，而是自己住进市中心的“大都会”酒店。而且他很快结识了“巴黎春天”百货公司的法国经理阿兰先生，在公司里购买了两套精致西餐银刀叉，一套把柄上刻有“TF”（“曾方”），送给母亲，另一套则刻“WC”（“汪陈”），是替陈璧君买的，因华侨巨富之女陈璧君素来喜欢漂亮东西，特别信得过我父亲的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