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后人们

　　本刊记者  徐梅  发自北京

　　周令飞像极了他的祖父鲁迅，尤其是那两撇胡子，常有人跟他开玩笑，问是否有导演请他去演鲁迅。他笑声朗朗，“不行啊！我太高了！”

　　他比祖父高出20公分。有学者论证了，许广平女士身高170公分，因此周海婴以及他的三儿一女，个子都远超鲁迅。

　　他是由祖母许广平一手带大的，为了他这个宝贝大孙子，许广平戒了烟，日日精心看护。“令飞”的名字也是她取的，这是鲁迅曾经用过的一个笔名。每逢朋友来访，她就会把孙子抱起来，高高地举到鲁迅的遗像前。周海婴初诞时，老来得子的鲁迅也是如此兴奋，家中来了客人，海婴即便是睡着了，也要抱出来，供朋友们欣赏赞美一番。

　　周令飞有两个弟弟(周亦斐、周令一)一个妹妹(周宁)，大弟弟亦斐还在妈妈马新云肚子里时，周海婴夫妇考虑过暂不要那么多孩子，专心学业。去开人流手术介绍信时，被马新云所在学校的领导制止了。校领导认真商议了一番，认为鲁迅的后代本来就少，怎可轻易打掉？

　　82岁的周海婴先生如今儿孙满堂，周家第4代有两个孙子两个孙女，还有一对双胞胎外孙女，好不热闹。

　　十多年来专职从事鲁迅普及、宣传的周令飞是这个特殊家庭的新闻发言人，他的人生经历也是兄弟姊妹中最曲折的。

　　“公派自费”留学日本

　　周令飞生于1953年，父亲周海婴对他的评价是，“性格极强，自己认准的事情，非要达到目的不可。”

　　上小学他未经父母同意，自己跑去报考解放军艺术学院；16岁那年，部队招兵，他还不到参军年龄，却硬是向军代表软缠硬磨，穿上军装到东北高炮某部当了几年兵，后到解放军画报社当摄影记者，转业分到人民美术出版社。

　　1979年前后，国家放宽出国留学政策，周令飞加入了首批自费留学的大军。他早早联系好了东京一所语言学校，打算先过语言关，再进修别的专业。

　　然而学校都开课了，他还没拿到批文，急得他三天两头跑教育部。批文迟迟不下的原因是他是鲁迅的孙子，有关方面斟酌再三，觉得“像我们这种人家的孩子以自费名义出去留学，要靠外国人来关照，未免有失国家体面。但是，按规定像令飞这样的情况，似乎又不合‘公派’的资格……最后，上面总算想出了变通措施，叫做‘公派自费’，即是说，出去的一切费用由自己掏腰包，而对外的名义却是国家所派遣”(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

　　做鲁迅的后代不容易，周海婴在自己的青年时期已深有体会。1948年，他同母亲许广平在地下党的安排下，取道香港，与郭沫若等人一同乘船奔赴东北“光明区域”(郭沫若语)，一路上坐言立行处处小心，仍然发生了许多令他终身难忘的尴尬苦恼事。

　　先是添置冬衣时买错了行头，组织上发了一笔钱用于购置冬装，海婴给自己买了一身形似美军战俘的旧军衣，给母亲买了件狼皮大衣，穿上去颇似国民党官太太，到了“光明区域”别扭无比，许先生只得另做大衣，将这件皮衣捐出去做电影道具。

　　到沈阳后，母亲一再叮嘱时年19的海婴“夹紧尾巴做人”，甚至明令他走路紧跟茅盾夫人孔德沚，亦步亦趋，惟恐行差踏错。

　　东北书店补上一笔鲁迅著作版税，母子俩坚辞难拒，海婴将这笔款子兑换成50两黄金，打算捐献给沈阳“鲁迅文艺学院”，不料从银行取款回来第二天，母子俩一进餐厅，便遭冷落白眼，“可怜我们母子俩竟被彻底误解了，人家北上是赤胆忠心投身革命，而我们却是来向党伸手讨账要钱的……”

　　经过许广平多次请求，又经过上头多次研究，离开沈阳前夕，他们终于得到回复：鲁艺可以接受捐款。1997年，周海婴应邀参加该学院的鲁迅塑像揭幕式，院领导送给他一张当年捐赠合影的大照片，周海婴捧着那张照片，回想往事，“仍禁不住身上一阵阵的寒栗”。

　　上大学后，一天同学在宿舍打桥牌，他在一旁围观，插了几句嘴，传出去成了鲁迅的儿子不好好学习，沉溺于玩桥牌。为此，校团委书记还专门找他谈话，嘱咐他作为鲁迅的后代要注意影响。

　　周令飞为爱私奔台湾

　　一生谨小慎微的周海婴没料到儿子周令飞放了一颗“原子弹”。

　　1982年的一个周末，他和老伴接到闺女周宁从东京打来的国际长途，女儿声音急促，说出的消息犹如惊雷：

　　她刚刚从东京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中看到，大哥哥与姓张的台湾女同学决定去香港结婚，并且中途在台北下飞机后，向媒体发表了三点声明，内容的大意是：一、此举纯粹为了爱情，而没有任何别的企图；二、这事与我父母无涉；三、因为与台湾的女孩结婚，两岸的状况又如此，我宣布退出中国共产党。

　　夫妻俩愁苦无奈，相对无语，一下子苍老许多。

　　台北，这是什么地方啊，岂是你可以去得的吗？你为了去那个地方竟然连光荣的共产党员称号也不要了，你何以对得起党，何以对得起国家，何以对得起爱你抚育你的奶奶和父母，你还是伟大鲁迅的孙子啊！(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

　　周海婴的主管领导——广电部部长吴冷西把他叫去，说周令飞的行为，政治影响极坏，并以党和组织的名义命令周海婴写一个声明，宣布与周令飞脱离父子关系。周海婴违心地把领导准备好的“脱离父子关系”的草稿重抄了一遍，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所幸这份声明并未公布。

　　他在单位阅读文件的资格被取消，全国人大主席团成员资格也被取消，周令飞母亲马新云被剥夺教学资格，直到1986年才恢复。

　　那段时间，他时常收到从香港寄来的信件，里面装着各种宣传纸片，有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甚至还有黄色图片。

　　“鲁迅的孙子到了台湾！”受到这一重大新闻刺激的台湾媒体一片哗然，他们对周令飞这一行为给出了“叛逃者”、“投奔自由”的政治阐释，周海婴时刻担心儿子在那边的言行，生怕他“做出什么对不起党和国家的事来”。

　　幸而周令飞没再爆出什么让父母惊骇的猛料，他拒绝了国民党的各种安排和当地媒体的邀请，放弃了自己的电视制作专业，在岳父开办的百货公司工作，警醒地生活。

　　张纯华父亲的生意大受影响，最后公司破产倒闭。出外谋职的周令飞因为是大陆人，又是鲁迅的孙子，没人敢用，夫妻俩生活一度甚为窘困。后来他俩买了一台爆米花机，将爆好的米花批发给摊贩。鲁迅的孙子竟落到在台北卖爆米花过日子的地步，媒体记者又是一通热炒。

　　1999年，周令飞因工作从台北来到上海，并没有打算长期留在这里，“我留在上海是一个偶然，当时我被聘请在上海做一台舞台观光秀的节目，因为我在台湾一直是做这方面的工作的。公司一直欠我薪水，最后公司倒闭，欠了我很多钱，我为了讨债就留在了上海。”

　　滞留上海，给了周令飞一个了解父辈、祖辈的机会，“我父亲当时在维护鲁迅的私权方面是走快半步的，也因此举步维艰，很多人对他表示不理解，当时人们的私权意识还不是很强，说‘鲁迅的家属怎么会这么爱钱啊’，我觉得挺不公平的，这是我自己的东西我凭什么不能要啊？为什么鲁迅家属就没有这样的权利？”

　　因为不忍心“看着父亲孤军奋战”，就开始帮他，在帮的过程中渐渐进入了鲁迅的世界，也渐渐发现了问题，“‘鲁迅是谁’这个问号在我心中和脑海中越来越大，到底是不是我年轻时知道的那样一个鲁迅？后来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