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延安到西柏坡

如今在地图上去搜寻西柏坡，也很容易就能看出这个村子在地理位置上的特殊性——它正好处于太行山东麓和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滹沱河从村前流过，三面环山，一面临水，进可攻，退可守，在战争年代，其战略价值显而易见。

1947年初夏，负责给当时的中央工委寻找驻地的考察小组来到西柏坡村时，一眼就相中了这里。这个小组有三人，分别是朱德的秘书潘开文、卫士长齐明臣，以及聂荣臻的副官处长余光文。他们此前已经沿着滹沱河走了一路，边走边看，探访了多个村庄，到西柏坡时，他们看到的是一个被破坏严重的小山村。因为几年前侵华日军的扫荡，村中许多房屋被毁，不过好在房子的根基大都是石头的，容易修复，而且村里有七八十口人，很早就建立了党组织，对共产党认可度高，群众基础不错。而早在1938年，聂荣臻第一次来到平山时，看到滹沱河两岸肥沃的稻田，就由衷地称赞这里是“晋察冀边区的乌克兰”。潘开文等人考察完后，一致认为此处是中央工委的理想驻地。于是，他们将勘察的情况绘成草图，上报给了负责中央工委工作的刘少奇、朱德。

自从国民党政府撕毁和平协议，胡宗南部大举进攻陕北并于1947年3月19日占领延安以来，中共中央机关一直四处转战，没有一个稳定的办公场所。1947年3月29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召开会议决定，将中央机关分为前委、工委、后委。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前委留陕北，指挥全国作战；朱德、刘少奇、董必武率领工委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工作；叶剑英、杨尚昆领导后委到晋西北统筹后方工作。

枣林沟会议之后，刘少奇、朱德率中央工委向东渡过黄河，过晋绥解放区，历经1个月，于1947年5月来到晋察冀解放区，并决定留在这里开展工作。然而，中央工委一大班子人，到底落脚到何处，这个问题摆在了刘少奇和朱德面前。

1947年，国民党军队和解放军在战场已经进入了相持阶段，晋察冀解放区的环境也异常复杂，解放军虽然在农村根基深厚，但外围像石家庄这样的大城市仍被国民党占据着。而且，中央机关一分为三毕竟只是权宜之计，迟早还是要合而为一的，所以，中央工委这次选择驻地，更要考虑到以后前委和后委转移过来的情况。

中央工委到晋察冀解放区不久，便立刻开始了驻地选址的工作。当时朱德对选址的指示是：“要跟全国各地联系较为方便的地方，即交通比较畅通却又不能在大平原上。”刘少奇则补充说：“要考虑到最后指挥大决战的适当位置。”

据中央工委秘书长安子文后来的回忆：“当时有两种意见，一是留在阜平。阜平是革命老区，群众基础好，但是村庄少，居住分散，经济条件差。另一种是到建屏县（抗战时期，晋察冀军区四分区司令员周建屏病逝于平山县小觉镇，为了纪念他，抗日政府把平山县西部山区命名为‘建屏县’，东部为平山县，1958年后又合并为平山县）。建屏县的东、西黄泥一带村子多、村庄大、距离近，又是革命老区，群众基础好。不利的是日寇烧的房子未修复。”经过反复讨论，中央工委最后决定到建屏县一带选址。于是，朱德派出了自己的机要秘书潘开文一行前往考察。

潘开文等人将西柏坡的情况汇报给中央工委后，朱德还是不太放心，他又派中央工委秘书长安子文亲自前去西柏坡实地勘察，最终才确认了这个叫“西柏坡”的地方。1947年7月12日，中央工委正式移驻西柏坡村办公，刘少奇为此致电各中央局、分局，“中央工委即正式成立，各处情况及报告望即送工委”。

中央工委进入西柏坡后，首先做的一件大事就是解放了石家庄。当时朱老总还亲自上前线，制定了“以阵地战的进攻战术为主要方法”的作战计划。石家庄战役是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对国民党军队据守的重要城市实施的大规模城市攻坚战，为日后解放军进行城市攻坚战提供了宝贵经验。而石家庄的解放，使得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由此，一个拥有4300多万人口、地跨100多万平方公里，政治、军事、经济统一，实力较强的华北解放区形成了。这也为中央机关移师华北奠定了基础。

石家庄刚刚解放1个多月，1947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了目前形势与任务，正式提出“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纲领。同时，也为中共中央机关的转移作酝酿。会后不久，1948年3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情况的通报》，告知全党：“目前我们正将晋察冀区、晋冀鲁豫区和山东的渤海区统一在一个党委（华北局）、一个政府、一个军事机构的指挥之下……该区的领导中心设在石家庄。中央亦准备移至华北，同中央工作委员会合并。”这是史料上最早的关于中共中央决定从陕北移至华北的记载。

1948年3月23日，中央前委开始向华北转移，4月12日到达阜平县，毛泽东先后住下关村、城南庄、花山村。4月23日，周恩来、任弼时两位书记率前委，叶剑英、杨尚昆率后委，先行到达西柏坡，与工委会合。5月9日，中央工委撤销。5月26日，毛泽东也抵达西柏坡。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在其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成为了三大战役的指挥中枢、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的举办地。

“迟来”的会议

如今去西柏坡的道路四通八达，从石家庄驱车前往，如果走高速公路的话，一个小时就能到西柏坡。这里已经被打造成了红色旅游胜地，一年四季，旅游大巴络绎不绝，不过很多第一次到访的游客不知道的是，西柏坡村的原址已经淹没在了如今的岗南水库以下，现在人们看到的中共中央旧址是在原址的基础上集中复原的。

关于这段历史也有一个曲折的故事。滹沱河是海河的上游水系，在历史上经常发生水患，1957年，为了根治水患，国务院决定在平山县境内的滹沱河上修建大型水库。水利部门的专家考察后，提出了几个大坝选址的方案，而最佳的选址恰恰就在西柏坡下游的西岗南村。这就意味着一旦水库蓄水，西柏坡村将被整体淹没在水库当中，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原中共中央旧址。这引起了西柏坡村民的反对，地方领导把情况汇报到了毛泽东那里。

毛泽东当时考虑再三，在修建岗南水库的请示报告上写下了关键性的一笔，“就在平山县西岗南村筑坝建水库。”这一决定让西柏坡的村民想不通，他们还派了代表赴京向毛泽东提出保护中央旧址的请求。毛泽东百忙之中派人去做村民的说服工作，希望西柏坡人民顾全大局，并指示河北省有关部门认真做好中共中央旧址的登记、测绘、拍照和文物保护工作。

岗南水库动工后，中共中央旧址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领导同志的旧居相关文物都被保存下来。1966年12月，国务院批准在西柏坡村建立西柏坡纪念馆，但后来因为经济困难和社会动乱，直到1970年，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才开始进行复原建设，1978年正式对社会开放。

在如今的西柏坡纪念馆里，陈列着一本《中国土地法大纲》，它长18厘米，宽11.5厘米。封面中间为书名《中国土地法大纲》，右上角印有“中共中央委员会公布”字样，左下角为“晋察冀中央局土地会议秘书处印”和“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二日”，表明了辑印单位和时间。

1947年7月17日，也就是中央工委在西柏坡正式办公的第五天，在西柏坡附近一个叫恶石沟的地方，一个个手拿笔记本、胳肢窝下夹着小马扎或小板凳的人聚到了沟口前的打麦场上。场地显然是临时进行了平整和清理，场边没有会标，也看不到口号，更无麦克风和扩音设备。因为正值盛夏，阳光直晒，打麦场两旁虽然种了一些杨树和槐树，但无法遮阴，人们就在场地上空拉了个布棚来抵挡烈日。在场北头有个稍稍高出场面的土台子，上面放了两张褪了色的长条桌和几条长凳子——这便是当天要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的主席台，刘少奇站在这里宣布了会议的开幕。

全国土地会议原本在两个月之前就应该召开，但国民党军队对延安的进攻打乱了这一部署。中央工委一到西柏坡，就马不停蹄地筹备会议，之所以这么急着开这个会，首先与中共中央对土地问题的重视分不开。自从瑞金以来，如何在广大的农村做好土地改革工作，一直是党的工作的重中之重。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它不仅只是一项土地制度的改革，更是对农村地区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秩序进行革命。

而在这场会议召开之前，中共中央已经发现各大解放区在开展土地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有的过于冒进，引起了一些新解放区人民的抵触，有的对政策理解出现偏差，无法把土改工作落实到位。如果不解决好这个问题，用刘少奇在会上的话说，“就会害死人”。

前来西柏坡参加全国土地会议的总共有100多人，他们都是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从全国各大解放区奔赴而来。这是一场十分漫长的会议，一共持续了两个月，直到9月13日才闭幕。会议中，各个代表团都汇报了自己辖区的情况，对政策的细节作了很多讨论，最终一致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这份文件经过修订后，成为领导解放区土改的纲领性文件，直接推动了各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发展。

在解放区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具有什么样的历史意义？在当时国统区的报纸评论里已经可见一斑。1947年11月，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一篇文章说：“中共着手实施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还有人在另一篇文章中说：“中共采取了两种斗争方式，一是土改，二是军事，决定最后胜负的在于前者不在于后者。”

农民分到了土地后，对革命的热情被极大地激发出来，为了保护手里的革命果实，他们踊跃加入解放军，积极组织人民武装和支前队伍，为前线运送伤员和物资。陈毅曾有句流传甚广的话：“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根据统计，淮海战役的解放军参战部队约60万人，而在这背后提供后勤支撑的是一支225万民工组成的支前队伍，这意味着解放军每个参战官兵的身后，都有4个民工的支援。这支队伍带着7.39万余副担架、41万余辆小车、3000多辆大车、4.24万副挑子、6300头牲畜、1.36万艘船只、250辆汽车，358.5万吨粮食、弹药等物资，从后方送到决战的最前线。同时把近10万名伤员，从前线不分昼夜地运回了后方。因此，后来的历史学家们认为，土地改革运动的开展，可以说是直接挖空了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根基，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从1947年年中开始，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战争规模开始急剧扩大，数以百万计的部队被投入战场。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要想打赢战争，就必须能够动员起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这和过去那种在农村和偏远山区的游击战不同，这个阶段的大兵团作战考验的是解放军整体的战备和后勤保障体系。

中共中央对这一新的形势及时做出了反应。1947年4月16日，在中央指示下，华北财经办事处（简称华北财办）在平山县夹峪村成立，由董必武任主任。华北财办的职责是统一指导华北各解放区财政经济政策，调剂各区财经关系和收支。之后，中共中央相继召开了华北兵工会议、华北交通会议、华北金融贸易会议、华北工商业会议，为兵工、交通、财政、金融、贸易、工商等项建设，制定了方针和政策。

对于长期在农村地区搞革命的中共来说，如何进入被解放的城市组织好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建设现代化的财政、金融体系，并非易事。华北财办成立后，面对的是一个十分混乱的局面。就拿货币来说，在解放战争前，由于敌人的分割包围严密封锁，各个根据地、解放区的财政经济以及货币金融工作都是相互独立分散管理的，货币一直实行“统一领导，分散发行”的方针，实际上就是“各自为营”。如晋察冀有晋察冀边区银行，山东有北海银行，晋绥有西北农民银行，陕甘宁有陕甘宁边区银行，东北有东北银行，等等，这些银行都发行自己的货币。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各解放区开始连成一片，原先的割据状态被打破，野战军跨区作战频繁，各区之间物资交流、贸易往来增多，新形势要求各解放区统一财经政策。但当时各解放区都有自己的银行、货币，互相征税，甚至存在贸易壁垒。为了降低贸易逆差，一些解放区还提高本地特产价格、拒绝其他解放区特产入境。这种状况必须马上改变。

华北财办一边开始制定统一的财政政策，另一边着手准备筹建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统一货币，也就是后来的人民币。在西柏坡纪念馆里，现在还陈列着那台印刷第一套人民币的圆盘印码机。其机身高120厘米，宽103厘米，1899年生产于美国，1908年北京印钞厂建厂时，随同印制钞票的胶印机、凹印机等成套印钞设备从美国引进，用来印制钞票上的号码。后来，这套印钞机被转辗运到了石家庄。经过紧张的筹备工作，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宣告正式成立，并首次发行人民币。由于革命形势发展很快，许多大城市相继解放，人民解放军在接管城市的同时需要人民币尽快发行，以利于建立新的经济秩序。因此中国人民银行对各地印刷厂发出指示，首要任务是集中全力恢复生产，做好人民币在新解放城市的印发工作。

除了开展土地改革、重整财经秩序，中共中央机关还在平山县创立了中央马列学院（中央党校的前身）和《人民日报》，在石家庄组建了华北军政大学以培养作战指挥人才，这些后方的工作虽然不如战场那样轰轰烈烈，但都为革命的胜利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描绘蓝图

1949年3月初，晋察冀军区电影队的摄影师苏河清接到了一个拍摄任务，要去拍摄一场重要会议。当时他只知道任务很重，但不知道到底开的是什么会。苏河清是中共烈士的后代，很小就被送去了苏联，在莫斯科电影大学学的摄影，1945年才回国。他接到任务后，带上两位助手韩建文、韩德富从石家庄赶赴西柏坡。那时候电影队条件很差，别说汽车，连马车也没有，他们三人找来了一匹驴子，拉着三脚架和手摇摄影机出发了。从石家庄到西柏坡一共80多公里，道路崎岖，他们走了整整一天半才到。到了西柏坡才知道，他们要拍摄的会议是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会场设在中共中央当时在西柏坡的小礼堂兼伙房，里面的桌椅板凳杂七杂八，一看就是临时拼凑起来的，桌子上没有座位签，代表们进来后随意就座，最前面的主席台是一张长条桌，台上铺着一张虎皮，据说是林彪从东北特意带来的。如今的中共中央旧址中复原了当时会议的原貌：在主席台上方挂着两面党旗和毛泽东、朱德的照片，两边墙上是八面党旗，下面整整齐齐摆了一些桌椅。因为会场大门很窄，前来参观的游客须挨个进入里面。

1949年3月5日吃过午饭后，苏河清就是把摄影机用三脚架固定在这样一道门口。苏河清当时带来的是一台法国制造的手摇式摄影机，但当时的摄影技术还比较落后，而会场的光线不利于拍摄，为了更好地记录下会场的场景，他费尽了心思，最后想出一个办法来。“在开会前，我们从会场后门进去藏在幕布后面，把三脚架稳固好后，把幕布拉了个口子，把镜头部分从口子那儿探出去，来回摇着拍。当时屋里光线太暗，胶片感光又太慢，我便把速度由24改为16，借用西窗射过来的太阳光进行拍摄，所以资料片忽明忽暗，非常不清楚。”苏河清在后来的回忆中说道。

就是在这样模糊的镜头里，如今的人们才得以看见七届二中全会留下的唯一一段历史影像。在这段影像里，参加会议的代表们一个个从房子后边走过来，他们有的神情放松，昂首挺胸，有的忙着和多年未见的老战友谈笑风生，并未留意到镜头，有的则在镜头前显得有些尴尬。最有趣的一段花絮发生在贺龙身上，他迎着镜头走来，只顾着看摄像机，竟然直接走过了会场大门，等意识到后才连忙折返回去。毛泽东那天穿上了一件新棉衣，在秘书胡乔木的陪同下阔步走进会场。

七届二中全会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战争胜利后，中国应该往何处去。进入到1949年1月，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结束，长江以北地区基本解放，解放军已呈向全国进军之势，这个问题的讨论变得迫在眉睫。

1949年1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西柏坡召开了一月政治局会议。这次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的决议，明确提出了党在1949年里要完成的各项任务：渡江南进，使人民解放军进一步正规化；提高工农业生产，继续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组织中央政府，通过共同纲领等。

1月政治局会议后，中央开始为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做准备，为了使尽可能多的中央委员前来与会。1949年2月21日，中共中央特地发出电报，要求在各地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准备前来西柏坡参加会议。电报中说：“一切工作须于2月25日部署完毕，除因工作不能到会者外，一切能到会同志均须于2月28日到达中央。”

为了筹备召开这次会议，周恩来做了大量工作，据他的机要秘书童小鹏回忆说：“除了准备有关的材料外，连警卫工作都是他在管。当时华北的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西柏坡百里之外便有国民党的残余部队。为了保证会议绝对安全，周恩来找负责大会警卫工作的方志纯要他汇报准备情况，并详细询问警卫力量的分布，警卫点的设置，出现情况的处理方案等等。……周恩来对方志纯等负责警卫工作的人员说：‘这次警卫工作很重要’，因此，‘第一，要绝对安全；第二，要依靠群众；第三，要保密，但不要神秘。’并且帮助他们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周恩来还从前方调来了几门高射炮，布置在西柏坡四面山坡上。”

七届二中全会是在延安的七届一中全会以来，到会领导同志人数最多的一次会议。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委员34人，中央候补委员19人，列席会议的11人。参加会议的代表都是在1949年2月底陆续来到西柏坡，有的骑马，有的乘车，一个个风尘仆仆。

1949年的3月5日下午3时，与会委员陆续走进会场。大会的主席团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组成。毛泽东首先代表党中央作了报告，提出在彻底摧毁国民党统治、夺取全国胜利后，要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向城市，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毛泽东还在报告里向全党警示道：“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七届二中全会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是一次决定党的战略转移的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即将结束28年革命斗争环境转入和平建设，并为即将诞生的人民共和国运筹帷幄的历史性会议。

七届二中全会的召开，也意味着西柏坡即将结束自己作为中共中央驻地的历史使命。周恩来后来曾这样评价西柏坡的历史地位：“西柏坡是解放战争后期，党中央和毛主席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指挥三大战役在此，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此。”

赶考

1949年3月23日，七届二中全会闭幕十天后，新华社向全国发布了七届二中全会公报，这一天，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开始启程，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里，毛泽东已经宣告了把新中国首都定在北平的方案。

从西柏坡到北平，这是1927年以来中国革命史上领导中心的最后一次转移。临行前，毛泽东意味深长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周恩来回应道：“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西柏坡距离北平城不过350余公里，但最后这段路途必须慎之又慎，中共中央为此专门成立了“转移委员会”，提前数月开始谋划。从西柏坡进京的路线是周恩来亲自制定的。他没有选择由石家庄直飞北平，因为当时山西太原仍在国民党的控制下，一旦中共中央进驻北平的消息泄露，由太原机场起飞的国民党战机，将直接威胁到中共中央的安全，所以，机动性好的汽车成为当时的最佳选择。

3月23日上午，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率领由11辆中小吉普、10辆大卡车组成的车队离开了西柏坡，沿着山间公路向北平城进发。车队一路向北，途经保定、徐水、定兴、新城（今高碑店）等地后，于3月24日傍晚来到了河北涿县（今涿州市）。这是中共中央进驻北平前的最后一夜，但在此处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当时天色已晚，涿县城门紧闭。守卫的哨兵将车队拦下，不让他们进城，还放话说：“不管你是谁，就是毛主席来了也不行！没有我们领导的命令不能进，我们要执行命令！”在哨兵进城汇报期间，毛泽东耐心等待，并对卫士长说：“他们做得对，不要紧，可以等一等。”大家正着急时，中央机关打前站的同志和涿县负责同志，急急忙忙从城里跑来：“进！进！快让汽车进去！”哨兵这才敬礼放行。

1949年在西柏坡举行的1月政治局会议后，中共中央就开始筹备从西柏坡迁往北平的事宜了。进驻北平具有非同寻常的历史意义，它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由在野走向执政的重大历史性转折。但到北平后，中共中央驻在何处又成为一个问题。

其实早在1949年1月19日，北平和平解放前夕，中央直属机关供给部副部长范离就受命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西郊（当时西郊已解放），为中共中央迁平选址。范离到达北平后，经过细致调查，提出确定中央驻地的初步意见，并向北平市市长叶剑英汇报。1月底，范离带着叶剑英给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的亲笔信，回西柏坡向党中央汇报。信中说：“范、刘（刘达）二同志侦察和研究的结果，我们认为地区的选择，以香山为宜，只需牵动一家（慈幼园）就可基本解决。”

2月3日，中央又派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一行13人由西柏坡动身，2月5日到达北平，7日与程子华（时任北平市警备司令员）一起到香山勘察，即确定香山为中共中央、解放军总部所在地，对外称劳动大学即“劳大”。

香山位于北平西郊，距北平市区20多公里，历史悠久，风景优美，据说是因山中有大石酷似香炉而得名。中共中央之所以选择驻在香山，原因有三：一、保证中央机关和五位书记的安全。当时，北平和平解放，反动势力没有一下肃清，众多特务潜伏于此，暗杀、绑架、打冷枪时有发生。二、有利于逐步过渡。由于中共长期处于农村环境，对城市环境不习惯，缺乏管理城市的经验，因此无论从生活还是思想，都需要有一个逐渐熟悉情况、学习新经验的过渡过程。三、房屋困难。北平解放不久，傅作义的军事机关尚未完全撤出，房屋极感困难，环境极为复杂，房屋不集中，而香山有3000多间房子，且仅迁出一家慈幼园即可。作为中共中央机关驻地较为合适。

1949年3月25日凌晨2点30分，“赶考”车队在涿县换乘专列，继续往北平进发。这段路途经12个站点，为确保万无一失，每个车站都安排了两名负责人，一人负责守电话，一人负责盯道岔，监督车辆安全通行。按照计划，中央机关大多数人在前门站下车，警卫部队在西直门站下车，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清华园站下车。

按照当时的车速，专列两个小时左右即可抵达清华园站。但到了25日清晨5点多，早该到站的专列迟迟没有出现。李克农等人在站台上来回踱步，十分焦急。是不是路上发生了什么意外？李克农不免担心起来。到清晨6点左右，一列火车缓缓驶入了清华园车站，忐忑不安了4个多小时的李克农，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原来，专列凌晨发车，周围一片漆黑，为了确保夜间行驶安全，火车司机降低了车速，所以晚点了。

火车停稳后，毛泽东第一个走下列车。这是他离开整整30年后，再一次踏上北平的土地。随后，毛泽东一行乘小汽车到颐和园益寿堂休息，3月25日下午5时，毛泽东等人来到西郊机场，在那里会见了沈钧儒、黄炎培、李济深、郭沫若等百余名民主人士以及北平各界代表。在西苑机场还举行了一场小型阅兵仪式，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在那里检阅了刚从战场下来的解放军队伍。

阅兵式后，毛泽东直接乘车前往香山双清别墅。据毛泽东秘书叶子龙回忆，在车上，毛泽东说：“现在可以向全世界宣布，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已经进驻北平了。”到达香山驻地，叶子龙马上把毛泽东的指示报告了周恩来。当天晚上，新华社即播发了党中央、毛泽东进驻北平的消息。

在香山，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更加忙碌起来，他们一边要指挥最后的渡江战役，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一边要频繁接见社会各界人士，共商建国事宜。据香山革命纪念馆的搜集整理，毛泽东在香山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向全党全军亲手拟发了202封电报，这些电报手稿的内容既涉及解放战争的指挥与战术，也涵盖了如筹备政协、接管城市、开展新政权建设、保护文化文物，制定经济政策，以及对外交往、党建工作等方方面面。

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由香山双清别墅移居中南海菊香书屋。10月1日，他登上天安门城楼，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参考资料：《中国共产党简史》，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版；《走近西柏坡》，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新中国从这里走出来》系列“进京赶考”路（央视网）；《从西柏坡到北平：中共中央大搬迁》（《中国档案》）；《“中共中央进北平”若干历史细节》（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