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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帆楼和谈，距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天津的第一次见面恰好过去了10年。初相识时，李鸿章是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伊藤博文是日本参政兼宫内卿；李鸿章62岁，伊藤博文44岁。两人以忘年交的方式结缘。10年后，李鸿章咽下《马关条约》这枚苦果时，或许会想不通，为什么他对伊藤博文的情谊，却只换来凌辱？！
第一次见面惺惺相惜
1884年12月，日本政府利用清政府将部分驻朝部队调回参加中法战争之机，精心策划了朝鲜的宫廷政变，要求朝鲜国王成立亲日政权，这就是“甲申政变”。当时驻扎在朝鲜的清朝监军袁世凯，见形势不妙，果断率军进驻朝鲜王宫，迫使日方灰溜溜地逃回了国内。
日本武的不成，就来文的。1885年2月，日本政府派伊藤博文出使中国，看看能否空手套白狼，从清政府手里骗取一点利益。伊藤博文在中国待了两个月，一开始，李鸿章本着照顾他的原则，指示只要日本不添乱，便给予一点实惠。4月2日，伊藤博文用中文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信，说自己从北京到了天津，希望能与李鸿章见面。李鸿章十分欢迎，请他们前来会谈。
这是两人第一次扳手腕。正是在这次会谈中，伊藤博文力劝李鸿章迅速改革内政，一语击中李鸿章的心事。看着比自己年轻18岁的对手，李鸿章多少有些英雄惜英雄的感慨。为此，他专门向总理衙门提交了一份秘密报告——《密陈伊藤有治国之才》，认为“该使久历欧美各洲，极力摹仿，实有治国之才，专注意于通商、睦邻、富民、强兵诸政，不欲轻言战事，并吞小邦，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应该说，李鸿章的分析与判断不无先见之明。就在当年12月，伊藤博文成为日本首位首相兼任宫内大臣，着手制定宪法，将已经进行了17年的明治维新推向更深的层次。
伊藤博文也对李鸿章印象深刻。10年后，伊藤博文对清政府代表团成员伍廷芳“私语”道：“前在天津见李中堂之尊严，至今思之犹悸。”正是这样一种深刻的印象，甚至一定程度上的相互敬佩之情，成为两人建立私人联系的基础。
尽管两人互相欣赏，但彼此地位还是在谈判中高下立判。李鸿章因胜券在握，显得高傲异常。当分歧过大，伊藤博文以“罢谈”相威胁时，李鸿章勃然变色，厉声喝斥道：中国并未有错，若谈判破裂，我就只好准备打仗了！伊藤博文悚然心惊，知道无便宜可占，只好悻悻然做了让步。
最终，双方在4月18日签订了《中日天津条约》，其核心内容是：中日均勿派员在朝练兵，今后朝鲜若有变乱等重大事件，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相行文知照。实际上，此时袁世凯已经控制住朝鲜局面，日本无计可施，李鸿章本应抓住时机，巩固在朝优势，把日本人赶出朝鲜，以绝后患。但他多少出于爱惜伊藤博文才华，更加看轻了日本的野心，反而将中国的优势拱手相让，赋予日本在朝鲜享有与宗主国中国相同的权利，为甲午战争爆发埋下了伏笔。这也是李鸿章首次为“友谊”付出的代价。
十年书信引为知己
从天津相识起，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保持了长达10年的书信往来。据学者的考证，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先后有过21次书信联系，其中，李鸿章寄送给伊藤博文的有12件，伊藤博文寄给李鸿章的为9件,如今能够见到书信原文者有17件。作为亚洲政坛的核心人物，他们的书信在解决政治外交事务之余，也包含着一种互为知己的意味。
1885年9月17日，李鸿章致信伊藤博文感谢其赠送“各书册”事，并称“因翻译未齐，未及细阅”。尽管信中并未说明“各书册”的具体内容，也没有提到赠送途径，但根据李鸿章提到的“军实、舟师”以及印刷局等事务，并慨叹“中华士大夫拘牵旧制”因而难以“仿效一二”的情况来看，伊藤博文当时应该是赠送了有关日本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改革措施的书籍。李鸿章仔细阅读后，颇有心得，提出“惟军实、舟师，拟逐渐整练，以图自立，此尚能自我为政者也”，还谈到中国“必须仿办”银行和印刷局等。
伊藤博文能将改革措施给李鸿章看，李鸿章又能将自己所处的政治环境不利改革不加隐瞒地告诉伊藤博文，可见两人在天津一见之后的相互信任与期许。
这次通信后的第二年，日本制造了“长崎事件”。起因是北洋水师提督率部分船只到日本的长崎港进行维修，士兵们照例上街买些生活用品。结果，中国水兵与日本巡捕发生口角，各重伤1人。事情本不大，但日方竟召集数千人跑来持刀围攻中国水兵，导致5人死亡，6人重伤，30余人轻伤。日本民众当时排华的凶狠，由此可见一斑。
可气的是，驻日公使徐承祖在事件发生后，连聘请洋人担任律师都不敢，只想简单了事，以图息事宁人。他对日本民众排华的态势不以为意，未向国内报告，还向李鸿章透露：伊藤博文独排众议，主张与中国议和。这个信息或许没有错，因为伊藤博文也写信给李鸿章，希望和平解决“长崎事件”。于是李鸿章做出了一个过于乐观的判断——伊藤博文是可以依赖的朋友。
1887年2月16日，李鸿章给伊藤博文回了一封信，说自己和伊藤博文“两地一心”，并且写道，如今的国际局势就像春秋战国，群雄逐鹿，中日两国应该如“秦晋之好”，互相倚重，共谋和平。不久，“长崎事件”在这对“好朋友”的共同努力下和平解决。有人把这看成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的第一次外交胜利，因为事情是以双方妥协告终，不再是中国单方面退让。但是，在北洋舰队总教习琅威理看来，李鸿章简直是做了一次莫名其妙的外交妥协，此时北洋水师的实力远在日本之上，完全可以借机摧毁摇篮中的日本军国主义。
这是李鸿章为“友谊”付出的第二次代价。
图穷匕见还在梦里
两年后，朝鲜出现了“防谷令”事件——日本把自己的“优质大米”出口到朝鲜，再进口“普通大米”回国，赚取巨额利润。朝鲜突然觉悟了，出台一道“防谷令”，禁止大米出口，不再做这赔本生意。
日本急了。1892年，第二次出任首相的伊藤博文给李鸿章写信，说朝鲜的事我跟你的公子、驻日公使李经方提过了，现在跟你说说，希望“假中堂阁下之一臂，而得妥协和局”，署名是“你的好朋友伊藤”。
接到这封信后，李鸿章当天就给驻扎朝鲜、总揽各项事务的袁世凯发电报，让袁世凯劝劝朝鲜官员，跟日本人坐下来谈谈大米出口的事，解决这个瓜葛。他跟袁世凯说，“伊藤与吾交好，非虚伪”，袁世凯看了当然照办。没多久，在李鸿章的调解下，日朝间的“大米纠缠”得到了解决。
然而，伊藤博文回报李鸿章的，是以朝鲜为跳板进攻中国。他的政治对手山县有朋曾经制定了一个《征讨清国策》，计划5年时间内，跟中国进行一场“国运相赌”的战争。伊藤博文看不上山县有朋，但对“国运相赌”4个字，却是深有同感。在第二次当上首相后，他就成为这场国运赌局的操盘手。但他很聪明，自己并不出面叫嚣战争，而是推动明治天皇下诏书备战、扩军，这深深地蒙蔽了李鸿章。到甲午战前，日本的海军力量已经不容小视。
就在日本图谋毁灭中国的时候，中国最权威的人物李鸿章还在寄望于“吾友”伊藤博文，希望中日和平共处，共同进步，这是何等的讽刺。此时的李鸿章，将主要的精力投注在防备俄国身上。他遵循慈禧太后的旨意，认定俄国会吞并朝鲜、威胁中国，一心一意地谋划跟俄国的对抗。在一场关系国运的大决战中，李鸿章连自己的敌人都没有找对，战争的结果可想而知。
在日本人看来，伊藤博文和李鸿章的交情根本算不了什么。甲午战败之初，1894年11月18日，李鸿章请在天津海关任职的德国人德璀琳赴日和谈，除了给予正式的外交照会外，还特别附带上一封给伊藤博文的私函。李鸿章希望凭借与伊藤博文的私交，加快中日和谈。然而，当德璀琳到达日本时，他连伊藤博文的面都没有见着。这是一个多么残酷的现实。在侵略中国的立场上，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没有任何区别。如果一定要比较，就是后者更加猖狂，而伊藤博文更加阴险。
40多年后，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民国外交家蒋廷黻（音同服）说：“国际的关系，不比私人间的关系，是不讲理，不论情的。”可悲的是，在国内政治舞台上老辣深沉的李鸿章，却在国际交往中付出了如此天真的“友谊”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