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绘画雕刻大师张充仁，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历来被社会公认为是从土山湾中走出来的最杰出的人才；近年来，甚至有很多人正是通过张充仁才知道土山湾这个地名，进而知道土山湾孤儿院。有时，真的分不清是土山湾成就了张充仁，还是张充仁反哺了土山湾。
一、“土山湾二代”的童年
其实，张充仁本人并不喜欢“土山湾”这个标签，他曾说过：“我有爹有娘的，怎么会是土山湾的人呢？”但事实却是，自他一出生，就带着“土山湾二代”的标签，他的成长也离不开土山湾这个“摇篮”。
张充仁，1907年出生于土山湾周边的“五埭头”。说起“五埭头”，这个土山湾对岸的三角地区域，便是今天天钥桥路、慈云街、影业街、上海电影制片厂东墙之间。“五埭头”，沪语中指的是五排房子的意思。1897年，中国籍神父沈容斋（名则宽，人称“沈二神父”）第二次出任土山湾孤儿院院长一职。早在他第一次担任院长的时候，就建造了“三角地”和“底田里”两处房屋，作为已成年孤儿的婚房。在他第二次担任院长之后，他发现之前建造的“三角地”和“底田里”的房子已经住满，便于1897年在圣衣院（原址今为上海电影博物馆）附近又相继建造了五排房屋，供成年的土山湾孤儿们成婚居住，并逐渐添置相应配套设施，建立起中国特色的天主教社区。
张充仁的父亲张少圃自幼寄养在土山湾孤儿院，曾跟随木工间的葛承亮修士学习木工和雕刻，专门雕刻木建筑上装饰的花板图案和人物等。母亲殷莲子则在徐家汇圣母院的绣品间工作。两人成婚之后便生活在“五埭头”，1907年生下了张充仁，受洗后圣名为“玛窦”。
1912年，张充仁母亲去世之后，由于父亲要兼顾工作，无法同时照顾到张充仁和哥哥两个孩子，便将两个孩子放在土山湾孤儿院寄养，直到两年之后进入类思小学（今汇师小学）读书。在土山湾孤儿院寄读期间，张充仁主要在慈云小学学习天主教的教理以及古文。
在类思小学学习期间，由于绘画成绩出色，张充仁曾深受校长、土山湾画馆出身的田中德（Josephus Dié，又名田现龙、田一郎、田中德一郎）修士的喜爱。在田校长的启蒙下，张充仁逐渐对绘画产生了浓厚兴趣。对于田中德校长，张充仁一直十分敬重，为感恩其启蒙之功，他甚至将自己的长子以与田修士相近的名字命名为“张见龙”，除了孩子本身属龙之外，这显然更表达了他对田修士的尊敬。以后，即使在“文革”期间被逼交待和“日本特务”田中德的关系，张充仁也不愿无中生有地说老师的坏话。
小学毕业之后，张充仁由于家境拮据未能继续读中学。父亲希望他去“学生意”，而当时的张充仁则一心想到土山湾画馆去学画。当时土山湾画馆的主任是法籍修士潘国磐，当父亲带着张充仁一起来到画馆报名时，潘修士却遗憾地告诉他们：画馆名额已满，无法再添人。
潘国磐修士无奈的拒绝，让幼小的张充仁在失望的同时，陷入了深深的迷茫。那天，张充仁漫无目的地站在慈云桥（位于五埭头居住区和土山湾孤儿院之间）堍的树荫下发呆，正是在这里他遇到了土山湾照相制版部的安敬斋（Henricus Eu）修士。
安敬斋修士的身世，和田中德修士一样也是扑朔迷离。目前能确定的是，他的父亲是英国的爱尔兰裔，当时在英国人把持的上海江海关工作，母亲是中国人。四岁丧母之后，父亲便托关系将他寄养在土山湾孤儿院，学习中、法两门语言。和田修士一样，中英混血的安修士也是土山湾画馆前任主任刘德斋修士的学生，出于对老师的敬意，他把自己的字改为敬斋。安修士不仅会绘画，还曾跟随法籍的翁寿祺（Casimir Hersant）修士学习修理钟表，之后他在土山湾创设照相制版部，被认为是最早在土山湾引进珂罗版技术的人。由于田修士的介绍，张充仁很早就认识了安修士。
安修士见张充仁神色不好，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张充仁便将自己想去土山湾画馆学画，但是因名额已满无法进入的事和盘托出。安修士和蔼地对他说：“你可以过来学照相，顺带学习1小时的绘画。”在征得父亲同意之后，张充仁决定拜安修士为师，进土山湾的照相制版部学习,于是，他正式开始了自己在土山湾当学徒的日子。
1921年在土山湾印书馆照相制版部当学徒的张充仁（前排左二）
二、土山湾孤儿院的日子
1.照相制版
张充仁从在暗室里洗照片做起，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还帮助安修士把制版部药品间化学药品的标签全部重新抄写换新，让安修士取药品更加方便，并且趁此机会把各种化学药品名称牢牢记在心里。有一次安修士生病卧床休息，张充仁根据所记忆的配方调配显影液和定影水，与安相公调配的完全相同。
第二年，张充仁开始学习拍照和修改底片。当时的徐家汇博物院中存有大量飞禽走兽标本，早在韩伯禄神父在世时就出版了博物馆的藏品集《中华帝国自然史》一书，当时的藏品多由土山湾画馆负责水彩绘制。1914年起，当时的博物院院长柏永年（Frédéric Courtois）神父决定多多使用照相的方式，以便真实地展现鸟类的样貌。于是，安修士所在的照相制版部承担了照片部分的拍摄和修片工作，张充仁虽然尚在学徒期间，但由于技术过关，也得以获准参与这项工作。张充仁丝毫没有马虎，在那个没有PS的年代，经他处理的照片，“即使拿到放大镜下检查，亦无人工雕琢之感”。
除了为《中华帝国自然史》拍摄鸟类标本之外，照相制版部还承担了教区内“通功单”（报丧单）的制作工作。这类通功单通常为一张扑克牌大小，正面是一幅圣像，反面则印上逝者的照片，以及姓名和生平概况，由家属放置在教堂门口，一方面作为讣告告知其他教友，另一方面也希望其他教友为这些逝者祈祷。“通功单”上的字迹原来统一为铅印的仿宋字体，张充仁将其改为手写+照相拍摄，看上去更加美观，获得了众多家属的好评。
2.绘画提升
张充仁自幼喜欢绘画，小学时也有几年的学画经历，但安修士还是严格地按照画馆的规定，让他从头开始学习。最初是用毛笔在白纸上临摹图画，安修士见他基础不错，便让他改为临摹铅笔画，然后还教他用木炭笔学习石膏像素描。之后便是水彩画的学习阶段，除了在室内进行静物写生之外，安修士还带着张充仁一起去附近的龙华百步桥写生。在安修士的严格教导下，张充仁打下了非常扎实的素描写生基础。
在土山湾画馆，由于油画被公认为难度远胜过素描和水彩画等其他门类，故有资格学油画的人并不多。1924年，安修士开始教张充仁学习油画，他让张充仁反复看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拉斐尔的作品，又不断临摹他的作品，让张充仁从优秀作品的学习开始，打好基础。张充仁的绘画毕业考试有点特别，安修士拿来徐家汇天主堂历任院长神父的肖像以及徐家汇老天文台的画像让张充仁临摹。张充仁将20幅画临摹出来之后，土山湾的神父修士们看了都啧啧称奇，说这些肖像很有拉斐尔的风格，水平很高。
3.结识大家
在土山湾孤儿院里，张充仁还有机会认识了很多大家，除了当时居住在土山湾孤儿院内与张充仁有亲属关系的马相伯之外，在安修士这里，他还认识了当时已成为一代大家的徐詠青。徐詠青是土山湾画馆毕业的最优秀的学生，早在民国前就在美术界享有盛名，他也曾对张充仁的画有所指点。在马相伯的呵护下，在徐詠青的鼓励下，张充仁暗暗立志，一定要学好绘画，走艺术发展的道路。中国最早的摄影记者郎静山也在土山湾采访安修士时与张充仁相识，成为日后对张充仁事业有所帮助的人。
土山湾制版部旧生张充仁绘马公湘伯玉照
（图片源自《圣教杂志》1928年6月17卷6期）
学徒期间，张充仁曾多次尝试创业，但是由于资金有限，对市场的残酷竞争也估计不足，先后都告失败。在他灰心丧气之际，安修士则始终鼓励他，并多次对他伸出援手，帮助他一次又一次度过难关。
在土山湾的这段时间里，张充仁确立了人生的奋斗目标，也打下了搏击社会的扎实基础。一颗艺术的巨星即将从土山湾冉冉升起。
三、离开土山湾之后
1928年，21岁的张充仁离开土山湾，开始闯荡天下。他经历过在电影公司画布景，主编《时报》的“画刊”等工作，却始终觉得这些工作和自己的人生期望相距太远，每月的薪水也太少，只够勉强应付日常开销。他向马相伯老人倾吐心中的苦闷，最后，在马相伯的帮助下，他来到英国地产商莱斯德洋行的管账谭容圃家，为他的儿子教授图画美术课，并担任其儿子的私人教师。谭家家境优渥，儿子从小受宠，不思读书，热衷享受。张充仁教书育人有其独特的心得，自己又严格垂范，身教重于言教，在他的悉心指导下，谭家的“纨绔子弟”无论在绘画技艺上，还是在为人处世上都颇有进步。这让谭容圃夫妇大为感动，决定认张充仁为义子，并出资帮助他完成去欧洲求学进行艺术深造的梦想。这让早已下定决心走美术之路的张充仁大喜过望。
法国巴黎是当时世界的艺术之都，也是很多中国学子赴欧留学的首选之地。但经过再三权衡，张充仁还是决定舍弃巴黎，而选择比利时的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作为自己的留欧学府。一方面比利时的教学考试都非常严格，这反而让醉心艺术并对自己的绘画水准充满信心的张充仁感到很对胃口；其次，和巴黎相比，布鲁塞尔的生活费用要低很多，他不忍多花义父母的钱，同时也完全明白，像他这样一个没有家庭背景的穷学生，在国外终究还是要靠自己去拼搏，能在生活费用上节约一些是非常重要的。
这段时间，张充仁四处奔走，也得到了很多贵人的帮助，如马相伯老人，谭容圃夫妇、“中比庚子赔款奖学金”中方代表褚民谊、国民政府驻比利时公使王景岐、比利时驻沪领事馆的艾思仁（Joseph Hers）等等，都向他伸出过援手。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1931年夏，张充仁终于踏上了驶向外洋的轮船，离开祖国，只身远赴比利时。关于张充仁离开上海的具体日期，现有著述都说是1931年8月31日，乘坐的是由天津经上海开往马赛的法国轮船。最新发现的一枚明信片对上述说法提出了质疑。这是一枚珍贵的当年实寄片，由张充仁在香港寄给在上海徐汇公学任教的“田大修士”，全信如下：“匆匆就道，不及走辞。离沪后破浪南去，已于今晨安抵香港。一路平顺，船中尚舒服。专此敬请德安。 生 充仁 上 廿一日。”明信片上的发出邮戳清晰可辨：1931年8月21日上午9时30分。此明信片说明：1931年8月21日清晨，张充仁乘坐的远洋轮到达香港，张充仁即在这天的第一时间给自己的恩师田中德寄出了这张通报平安的明信片。也即是说，张充仁离沪远航的日子肯定早于8月31日。我们正好查到当年《申报》1931年8月12日的一则报道，上面清晰明白地写着：“张君已定于本月十八日离国，其亲友等将于十五日下午四时，假慕尔堂饯行。”18日乘船离沪远航，21日到达香港，这在时间上完全相符。至于他乘坐的轮船，也绝非法国轮船，当时并没有法国公司经营中欧航线的记录。这枚明信片的反面是一艘日本邮船伏见丸号的照片，该船属于日本邮船株式会社。该公司的远洋航线中有一条上海—欧洲航线，沿途挂港横滨、神户、门司、上海、香港、南洋、槟榔屿、科伦坡、亚丁、苏伊士、塞得港、那不勒斯、马赛、伦敦，航行周期50天。张充仁乘坐的应该就是这艘伏见丸号日本邮船，走的也正是上述所说的上海—欧洲航线。张充仁在信中所述“匆匆就道、破浪南去、一路平顺”等语，正反映了初次远航的他，心中充满了搏击风浪、迎接人生挑战的自信和豪情！
1931年8月21日张充仁寄给田大修士（田中德）的明信片，正面邮轮即张充仁搭乘的日本邮船株式会社所属的伏见丸号
张充仁离沪远赴比利时留学，他的义父母谭容圃、洪璋夫妇提供了一笔不菲的费用，但这也勉强只够支付路费和最初几个月的生活和学习费用，他必须有一笔稳定的款项收入，这才能够支撑他在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长达几年的求学开销。而这笔款项的来源，最理想的就是“中比庚款奖学金”。关于张充仁是如何申请这个难度很大的奖学金并最终获得成功，在当时以至当下，都有很多谜团乃至争议，本文试从两个方面略作剖析。
1.土山湾的文凭与张充仁赴比利时留学
对于张充仁如何拿到“中比庚款奖学金”赴比利时，张充仁和马相伯儿媳马邱任我说法不一。但是双方都承认的一个事实，便是：张充仁当时无法走正常的“中比庚款”申请程序，曾通过马相伯从中斡旋。
那为什么品学兼优的张充仁无法申请这笔“中比庚款奖学金”呢？其中马相伯儿媳马邱任我的说法似乎更为可信：张充仁缺乏必要的文凭，也即不够申请的资格。
至今为止，我们所发现的土山湾学艺的证明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小学（后名为慈云小学）毕业之后取得的小学文凭；一种是满师之后取得的“毕业证明书”，也即证明其学艺经历和工种的“习艺证明书”。在“毕业证明书”上，明确注明，其学历为“初中”。许多离开土山湾孤儿院的孤儿们，其工作大多为亲友或是孤儿院神父相公介绍，因此文凭本身，对于他们的工作影响并不大。
然而对于张充仁来说，文凭却是一道坎：他要出国留学的是大学，他必须有高中文凭才能够应付最初的检验。但是，就算是土山湾那个“毕业证明书”获得承认，他也只有初中文凭。因此别说是申请“中比庚款奖学金”了，哪怕是申请其他普通大学，这个文凭也是不够资格的。
张充仁之后自己也承认，因为自己没有资格申请“中比庚款奖学金”，故马相伯曾为此出面斡旋，给了他很大的帮助。但是，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毕竟是一家正规的大学，他们最重视的还是考生的专业水准，张充仁最终能获得“中比庚款奖学金”，关键还是要展现出自己的美术天赋和优秀的绘画水平，一句话，就是要有足够的实力做基础。
2.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与“中比庚款奖学金”
张充仁在比利时入学的学校是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艺术高等学院（Académie Royale des Beaux-Arts de Bruxelles-École Supérieure des Arts，简称ARBA-ESA），这是一所拥有三年制本科及硕士研究生教学资格的大学。该校的著名校友有梵高，著名的《蓝精灵》漫画作者沛优（Peyo）也曾在该校任教。
值得注意的是，和许多欧美学校“申请制”不同，直到至今，该校入学都要进行入学考试（L’épreuve d’admission）。该校入学考试由三个环节组成：
（1）艺考（une épreuve artistique）：顾名思义，送作品给老师评判。
（2）面试（un entretien de motivation）：主要是看你来学习的动机，明确说明可能让学生即兴创作。
（3）笔试（une épreuve écrite）：主要是考艺术史以及相关的文化内容。
相对其他欧美学校对于申请者文凭、语言能力，以及各类资格、证明等的严格要求，该校明显没有那么在意，即使在更加规范化的今天，也只是轻描淡写地注明：国外申请者只需提供“相当于完成了中等教育的证明”即可，但却反复强调只有通过学校入学考试才能被录取。
这样比较灵活的制度也就给了没有文凭但是实力超群的张充仁以良好机会。在入学考试中，院方认为张充仁的美术基本功扎实，应当入油画高级班（B2/B3，即本科大二/大三）；之后在入学后的摸底考（Concours de place）中，他获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也正是凭着这份出色的成绩单，张充仁终于申请到了“中比庚款奖学金”，并依靠这笔款项完成了在布鲁塞尔的几年学业。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张充仁能在很不利的情况下通过重重关卡，最终取得优秀成绩，成功入学，获得奖学金，贵人相助自然不能忽视，但最关键的还是依靠他之前在土山湾打下的扎实绘画基础，舍此他只能打道回府。
四、《丁丁历险记》中的孤儿“中国张”
《丁丁历险记》由比利时漫画家埃尔热（Hergé）绘制，在法语世界几乎无人不知。其中，有一个“中国张”的形象曾出现在《丁丁历险记》关于中国的两集中，即著名的《蓝莲花》（Le Lotus Bleu）与《丁丁在西藏》（Tintin au Tibet）。这个“中国张”在《蓝莲花》一集中，担任丁丁的中国向导，帮助其粉碎日本间谍兼毒贩平野松城的阴谋。法语版《蓝莲花》中，“中国张”全名写作“Tchang Tchong-Jen”（张充仁），而中文版大多翻译成“张仲仁”。在《丁丁在西藏》这集中，第30页有一块大石头，上面也有“张仲仁”这个中文名字。随着这两本《丁丁历险记》的发行，“Tchang Tchong-Jen”的名字也在法语世界广为流传。
《丁丁历险记：蓝莲花》中文版将“Tchang Tchong-Jen”翻译成张仲仁
《丁丁历险记：丁丁在西藏》中文版中刻有张仲仁字样的石头
其实，这个“张仲仁”就是来自土山湾的张充仁。《丁丁在西藏》这集漫画创作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正值张充仁与好友埃尔热失联期间，于是埃尔热思念好友之余，便描绘了丁丁寻找“中国张”的故事，还借丁丁的形象想象了与“中国张”重逢的结局。当时埃尔热曾拿张充仁的外文名“Tchang Tchong-Jen”询问中国台湾地区驻比利时使馆的秘书张石，张石先生因为不认识张充仁，便根据音译写上了“张仲仁”三字，因而便在《丁丁在西藏》中出现了以上的译法。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中国张”的形象同样有着土山湾的影子。漫画中，“中国张”是一个孤儿二代（其父也是孤儿），之后被丁丁所救而与之相识成了好友。最后的结局，也是“中国张”被反鸦片集团领导人王仁杰收为养子，其中也可以隐约找到张充仁自身经历的影子。
除了“中国张”本人与张充仁经历相似之外，漫画中的几个正面人物也可圈可点：例如故事中两个正面人物王仁杰（最后成了“中国张”的义父）和方世英助理的形象明显与现实中的马相伯和田中德相似，其中方世英医生助理的服装甚至与耶稣会士的会服仅有颜色的差别。而故事中“消失了的”方世英形象似乎与安修士的老师刘德斋先生有几分相似，故事中王仁杰妻子的形象，也似乎脱胎于长期照顾马相伯的儿媳马邱任我。在法语原版的“小花园路”店招中还有“充仁”二字的中文字样，某条小路背景的店招还有“张”和“充仁”的字样。
《丁丁历险记：蓝莲花》原版中有“充仁”二字的店招
“丁丁”（Tintin）一词，法语发音其实更接近“丹丹”，最后中文名称翻译成丁丁，其实也是出自《蓝莲花》内出现的一张通缉公报上的文字，公报上用中文写着“悬赏捉拿凶手丁丁”以及海报中出现的“欢迎丁丁”与“丁丁万岁”的字样。其实，这些中文恰恰出自张充仁之手，正是张充仁定下了“丁丁”这一耳熟能详的中文名字。
《丁丁历险记：蓝莲花》原版中第一次出现“丁丁”二字
张充仁与埃尔热是通过陆徵祥修士和戈赛神父介绍才相识并成为好友的。事实上，张充仁对于埃尔热的帮助不仅限于作品本身，张充仁和陆徵祥等当时在比利时的中外友人一起，对于整部《丁丁历险记》的风格改变都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蓝莲花”一词在故事中是鸦片馆的名字，该词来自1932年好莱坞拍摄的故事片《上海快车》（Shanghai Express）中一闪而过的一张纸条。但其中的故事，则远非通常认为的“西方人手法展现的中国”。相反，《蓝莲花》一书被认为是《丁丁历险记》的一个里程碑。在《蓝莲花》出版之前，《丁丁历险记》还有四集，其中大多由于出版社的保守观点加上作者自身对于苏联、对于刚果、对于埃及的想象，出现了很多不妥的人物形象，比如前四集中出现的中国人形象有两次，一个是《丁丁在苏联》中被布尔什维克党派来拷打丁丁的长辫中国人，另一个是《丁丁在美国》中两个预谋吃掉丁丁小狗的中国歹徒。正如埃尔热自己所说：“在丁丁在苏联和刚果这两集中，我受我所生活的资产阶级偏见影响……1930年时，我只知道当时的人们都说‘黑人是大孩子……幸亏我们去了那里（拯救他们）’，于是我便根据这些标准去描绘非洲人，这也完全就是比利时当时的一种殖民主义特质。”而张充仁以及当时同在比利时的陆徵祥修士等中国人逐渐改变了埃尔热对于中国人的旧有观念。最终，作者埃尔热于《蓝莲花》出版前，在之前连载漫画的《二十世纪报》（Le Petit Vintième）上特别刊登了一则关于其漫画主人公丁丁未来冒险故事的声明：“我收到一封信，上面写着：如果你们还用西方人常见的标签那样去展现中国人；如果你们还将他们表现为从前满清王朝时拖着长辫的奴才样子；如果你们还把他们展现为骗子和野蛮者的形象；如果你们还在讨论‘中国式’的酷刑，那你们将残忍地伤害我的学生们。”《蓝莲花》的出版，标志着《丁丁历险记》系列漫画逐渐转向现实主义——而这也成为《丁丁历险记》新的独特风格。正如法国当代作家、小说家皮特（Benoits Peeters）在《埃尔热全集》（L’Oeuvre Intégrale d’Hergé）中所说：“至此，丁丁开始与之前充满虚构和平庸的那个‘轻飘飘的自我’开战……埃尔热逐渐意识到他自身作为故事讲述者的责任。从该集开始，他通过丁丁为读者展现了足够可信的国家形象……。”对埃尔热和其作品风格的这一转变，张充仁可以说起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1975年，埃尔热终于重新与好友张充仁联系上了。1981年，张充仁也终于在时隔几十年之后再次踏上比利时的土地与埃尔热重逢，并寓居在埃尔热的家里。两年后，埃尔热去世。这一段往事成为中、比两国的友情佳话。
五、从比利时回国
张充仁在比利时求学整整四年，他非常清醒，自己是没有退路可走的，唯有刻苦钻研，超越常人，才能在回国时堂堂正正、毫无愧疚地面对那些曾经帮助过他的贵人。四年拼搏，他做到了自己定下的求学目标，在布鲁塞尔获奖无数，有雕塑，也有绘画。如他绘制的油画《凉风动荡》，在1933年夏季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油画风景赛上荣获首奖，并被美院院长亲自指定代表该院参加1935年布鲁塞尔世界博览会。对于一个正在求学的外国学生，这是一个很高的荣誉。
1935年10月11日，张充仁乘坐意大利邮轮罗梭伯爵号回国，于11月4日晚抵达上海。他带回来的作品，特别是那10余件雕塑，因体积庞大，运费都超过了他回国的路费，但这是他的生命，运费再昂贵他也不会吝啬那几个金钱。
张充仁回国后，第一件事就是去土山湾看望对他恩重如山的马相伯，老人对他的关怀和帮助是他永远不会忘却的。他为老人塑了一尊半身像，神采奕奕，形神兼备，在所有为马相伯写影造像的作品中被誉为是最精彩的。张充仁还把自己最得意的一些作品，如油画《赤子》《怜其少子》《凉风动荡》《桥下》，雕塑《圣方济像》《玉树临风》《醒悟》等安放在老人家里，让老人能有充足时间观赏自己这个小外孙的成绩，这也是他认为对老人最好的慰藉。而马相伯比张充仁想得更周到，他亲自给沪上一些文艺界名家发出请柬，请他们来自己的家里观赏张充仁的作品。那天，来到土山湾老人家里的有梅兰芳、郎静山、陈冷、江小鹣、钱化佛、黄伯惠、李大超等一众名人，马相伯高兴地对他们说：“我今天为了小外甥从外国归来，他在外倒很知道勤学，有一些成绩带回来，老头子很高兴，请你们几位在行的来看看。恐怕他在外不过一知半解，国内情形，年轻的人总是有许多不知道，要你们领导领导他。”老人的一片苦心实在令人感动。
张充仁塑石膏像《马相伯九七造像》
这之后，马相伯更联络蔡元培、徐郎西、徐悲鸿、汪亚尘、江小鹣、滕白也等一批沪上名人，联合为张充仁举办归国艺术展览。据当时报纸报道：“耆宿马相伯、蔡元培，及比国驻华大使纪佑穆、中法友谊会等，近为青年艺术家张充仁君游欧回国，杰作颇多，有供社会欣赏之价值，因将张君旅欧名作，主办一展览会，顷假本市环龙路11号法文协会举行，定于本月二十二日下午二时开幕，迄三月一日止，每日上午九时至下午六时，为公开展览时间，无需门券。”这次展览共展出油画、水彩画、炭画、泥塑、铜雕等作品八十余件，八天展期共有四千余人参观，其中有孙科、蔡元培、吴稚晖、吴铁城、叶恭绰、梅兰芳、丁悚、徐悲鸿、汪亚尘、刘海粟、潘玉良等众多名家。展览获得很大成功，售出展品二十余件，其中孙科以750元高价买下了张充仁的油画名作《凉风动荡》，吴铁城以200元购买油画《绿荫》，徐郎西则以150元买下了另一幅油画《赤子》。蔡元培为展览题词“精心果力”，徐悲鸿题词“后起之杰，希望无穷”，刘海粟的题词是“充仁兄能在大理石上表现人类的苦闷，能在颜色里表现大自然的秘密”。张充仁归国发展一炮打响，在沪上立稳了脚跟，迎来了更大的发展机遇。
张充仁年青时心心念念想进入土山湾画馆学习绘画，虽然未能如愿，但画馆毕业的优秀学生安敬斋、田中德和徐詠青等，却成为了他的老师，或对他的绘画进行过指点，因此，张充仁也可以说是土山湾画馆的再传弟子。开风气之先的土山湾画馆，不仅标志着西方美术教育在中国的开启，也揭开了新型美术教育方式——中国画室教育的序幕。土山湾画馆作为中国最早的传授西洋美术的教学机构，在办学样式、教育方法等方面已经具有了非常完备的机制，而欧洲西洋美术完整的教学体系也得以首次在中国出现，为上海培养了最初的一批西洋美术人才。1943年，徐悲鸿在重庆撰写《中国新艺术运动的回顾与前瞻》一文，其中有一段话日后被大家广泛征引，成为经典语录。他写道：“天主教入中国，上海徐家汇亦其根据地之一，中西文化之沟通，该处曾有极珍贵之贡献。土山湾亦有可画之所，盖中国西洋画之摇篮也。”这正是对土山湾画馆所作贡献的最权威评价。进入民国以后，相继出现了陈抱一的“江湾画室”、陈秋草的“白鹅画会”、庞薰琹的“薰琹画室”等，延续着土山湾画馆推广西洋美术的风气。可以说，无论是美术人才的培养，还是文化情操的熏陶，上海的画室等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是伴随着中国近现代西洋美术发生、发展的产物。从小深受土山湾画馆美术教育的熏陶，长大后又直接受到西方美术教学浸润的张充仁，对画室教育的认识可谓既有深厚感情，又有实践经历，因此，回国后办一个自己的画室的想法油然而生。归国画展大获成功之后，张充仁立即投入到“充仁画室”的紧张筹办之中。1936年5月，集教学与创作为一体的私人西洋画室——充仁画室，在位于上海卢家湾的劳神父路608号（今合肥路592弄25号）诞生了。这里也是张充仁的寓所，是一座带有前庭的三层楼联体的新式花园里弄，除了二楼的一间办公室和一件卧室外，寓所的底层和二楼其他房间，以及底层和二楼之间的一大间亭子间，都被张充仁拿出来作为画室的创作和教学场所，屋顶则是他做雕塑的地方。画室除了承接雕塑、绘画业务以外，主要开展美术教学活动。他的学生中，既有早已成名只是来进修提高的画家、教授、摄影家、工程师，如吴仲熊、许士祺、费伯夷、顾鹏程、刘旭沧、王季迁等，也有想进一步开阔视野、提高画艺的其他美校的学生。学生们在画室中三三两两，有的练习素描，有的画静物，也有的进行人体模特儿的写生。画室的氛围非常宽松和自由，张充仁采取因人施教、个别辅导的教学方式，尽可能让每一个学生都受益。
充仁画室师生合影（1950年摄于学生刘旭沧家中）
充仁画室的学费是每月12元钱，相当于当时两三个人的生活费用，是比较昂贵的。但对于真正有天赋的学生，惜才的张充仁却想法设法地帮他们解决困难。当年哈定家道中落，学费中断，无法继续在画室的学习。张充仁不忍天才殒落，及时伸出援手，聘其为画室助教，以此抵免学费；还推荐哈定去徐家汇天主教堂绘画，并把部分顾客的绘画定单交由他完成，让他度过难关。在哈定逐渐成熟，在社会上有了一定名声以后，张充仁甚至鼓励哈定独立闯荡，创办自己的画室，并介绍自己的学生去他那里学习，帮助其扩大生源。张充仁从画艺到人生的谆谆教诲，让哈定感激涕零，他视张充仁为其恩师，并感念终生。从刘德斋到徐詠青、安敬斋、田中德，传到了张充仁，再传到哈定，再到哈定的下一辈，师承关系和艺术文脉传承的优势，在画室教育中显现得淋漓尽致。
1985年哈定为张充仁先生从艺50周年所作之像
充仁画室创办不过年余，抗日战争就全面爆发了，张充仁在繁忙的创作和教学之余，也时刻关注着局势，并力尽所能地为抗战呐喊。淞沪抗战期间，战事惨烈，上海难民陡增，各界纷纷伸出援手，上海难民生产消费合作社为募集难民生产基金，发起文艺展览会，号召艺术家义捐义卖。书画、雕刻、电影、戏剧等各界纷纷行动起来，各推举一人负责，征求作品义卖支援难民，其中“雕刻由张充仁征求”。
张充仁是一名画家，他主要用笔来传递思想。表现抗战的绘画并非都是剑拔弩张、眼目怒张，也有表面看似乎风平浪静，背后却暗流汹涌的佳作，特别是身处沦陷区的画家处境艰难，只能在暗处下工夫，张充仁可谓此中代表。1937年11月淞沪抗战结束后我军撤出上海，日军占领华界，尚保留租界区域的相对独立，上海沦为“孤岛”。当时，周围省市人群大量涌入“孤岛”，粮食供应极度缺乏，当局采用“计口授粮”的方法，让市民按户口人数到指定米店购米。张充仁创作了一幅油画《户口米》，画中一位老者在购得一小袋户口米后低头细看米袋中米的绝望瞬间，传递出了当年上海沦陷时期百姓生活的艰难。他同年创作的油画《遗民》，刻画了一位在战火与寒风中负重前行的老人，为横遭战争苦难的穷苦百姓发出呐喊。他1939年绘制的《恻隐之心》，是一幅取材于上海市民救护伤兵、难民的油画，作者没有刻意描绘战火的惨烈，而是以一种近乎宁静、平和的绘画语言，控诉敌人的罪行，呼唤人类的良知。1946年抗战胜利，但放眼望去，到处仍是满目疮痍，张充仁应纱厂老板刘国钧之邀创作了一幅油画《破坏与建设》（又名《在废墟上建设起来》）。这是一幅写实的作品，抗战期间，上海大成纱厂遭到日军轰炸，战后，在原址恢复兴建，张充仁在画中以平实而又苦涩的笔触描绘了战争的苦难，既让人们看到恢复生产的希望，又提示不能忘记国仇家恨。
张充仁绘水彩画《户口米》（1937年） 
张充仁绘油画《遗民》《恻隐之心》
张充仁绘油画《破坏与建设》及创作时的留影（1946年）
张充仁创作的雕塑作品也是反映现实的力作。他1937年创作的《干城》，塑造了一位东北抗日联军英雄的形象，在严寒的冬天坚守在抗日的岗位上，一身正气，充满着威武的阳刚之气。而另一幅钢雕《饥》，创作于1944年的上海，张充仁展示的虽然只是一只瘦弱的饿犬，反映的却是沦陷区野有饿殍的悲惨景象。
张充仁塑石膏像《干城》（1937年）
张充仁钢雕《饥》（1944年）
抗战八年，上海有四年是“孤岛”，四年是沦陷区，和大后方相比，生存、工作条件迥然不同，但不甘当亡国奴的心却是相同的。张充仁等身处沦陷区的文人，环境险恶，条件有限，他们的作品暗藏隐喻，需要仔细体味。大河和溪流虽然溅起的水花不一样，但奔流的终点则是同一的。
六、张充仁与马相伯
关于张充仁与马相伯的关系，张充仁在世时便颇有争议。本文仅对目前公开发表的史料略作辨析。
1.张充仁与马相伯究竟是什么亲戚关系
根据张充仁自述：其外公是沈二神父（沈则宽，1838—1913，曾任土山湾孤儿院院长）的外甥，其外婆则是马相伯哥哥马兆良的外甥女。而马相伯儿媳马邱任我则说其母为“先祖母蓄一雏婢”。
马相伯的哥哥留存于世的只有一位，便是马建勋（字少良），因此这里的“马兆良”（又写作“马少良”），应该即马建勋。
所谓外甥女，即为姐妹的孩子。如为马相伯哥哥的外甥女，是否应该也是马相伯的外甥女，何必多此一举强调一个马兆良？
因此，这里就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是“外甥女”应为“外孙女”，也就是说，张充仁的外婆是马建勋的外孙女；还有一个可能是马建勋太太家族的外甥女（马建勋姨子的女儿），出于家族亲情，说成是他的“外甥女”。但至于与马相伯本人的关系，其实即使撇开与马家的血缘关系，张充仁母亲殷莲子仅凭其舅公是马相伯的同窗好友沈二神父这一层关系，加上她与土山湾孤儿成婚，殷莲子与马相伯、沈则宽等中国神父认识也不是没有可能。
因此，就目前的史料来看，马相伯与张充仁的母亲以及张充仁之间有血缘关系的可能性不大。
2.马相伯与张充仁的熟识
说起马相伯与张充仁的熟识，一般认为是作为亲戚从小认识。但是从目前发现的史料来看，即使张充仁本人，都回忆不起多少幼年时与老人家的故事。马相伯隐居土山湾时已经是1917年，张充仁已经10岁，在类思小学读书，其母早已去世。因此即使之前幼年时作为亲戚认识，至少在10岁之前，也不可能达到“熟识”的程度。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马相伯没有像后来一样，利用自己的关系帮助张充仁进入更心仪的土山湾画馆深造。
张充仁与马相伯之间最早明确的回忆已经是张充仁19岁那年，邀请马相伯做自己油画“模特儿”的故事了。其他零星的回忆，也大多与绘画有关。
所以我们推断，马相伯与张充仁之间的熟识最大可能发生在张充仁从类思小学毕业之后在土山湾安修士处学习期间，也就是1921年之后。其中当然难免有亲戚因素，但更重要的则应该是田修士、安修士等土山湾神职人员对张充仁的推荐，以及之后马相伯对张充仁才华的欣赏。
3.马相伯对张充仁艺术上的扶助
不可否认的是，在张充仁成长道路的几个关键节点上，几乎都离不开马相伯的帮助。除了之前提到的在张充仁比利时留学之前帮助其从中斡旋之外，在张充仁从比利时留学回国之后，马相伯也积极帮助张充仁在国内艺术界开拓出一片新天地，协助张充仁租赁劳神父路608号（今合肥路592弄25号）的寓所有马相伯的帮助。1936年2月的“张充仁归国展览会”，马相伯也是最主要的参与发起人，并且参加了开幕式，参展嘉宾包括孙科、蔡元培、叶恭绰、梅兰芳、比利时驻华公使纪佑穆等众多社会名流。作为一名刚旅欧回国的画坛新秀，首次回国办展便能吸引到如此高规格的嘉宾，不得不说马相伯的关系起了重要作用。
1939年11月，张充仁与沈佩瑾举办婚礼，婚礼的公告称其为“名艺术家”，婚礼上演奏的乐手是上海音乐学院院长陈又新和音乐家丁瑞德，席间还有司法界前辈郑英伯与名画家颜文樑致辞，婚礼上担任摄影的则为名摄影家郎静山。短短三年时间，能够从一个刚从比利时回国的“新秀”成长到有如此的社会地位。除了张充仁本身的努力之外，确实离不开马相伯的助力。
马相伯去世之后，张充仁为其塑像一座，以志追思之情，同时也是感恩马相伯多年来对他的提携。对于张充仁来说，这段起于土山湾的忘年交，对他的一生产生了巨大影响。
七、土山湾与张充仁
作为著名画家和雕塑家的张充仁不仅在社会上桃李满天下，而且一直作为土山湾画馆的“标志性人物”，被画馆教师用来勉励后来的学生们——虽然他从未在土山湾画馆学习过。张充仁，甚至可以说超越徐詠青，是土山湾画馆直接成就的“最大名人”。而许多张充仁的研究者们，也通过对张充仁一生的学习研究，了解到在上海西南方的徐家汇，还曾存留过这样一个艺术的摇篮。曾因种种原因被忽视多年的土山湾逐渐被人再次提起，成为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绕不过去的地名之一。
今天，在土山湾孤儿工艺院的原址上，已建起了土山湾博物馆，其中也保存了不少属于张充仁的作品，这里已经成为了许多中国美术史研究者前来“朝圣”的胜地。
张充仁和土山湾，也许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就像星星一样同辉增色，共耀天穹吧。
（张伟系上海图书馆研究员；张晓依系徐汇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办公室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