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长李其琛，一位文革受难者

【引自王友琴《文革受难者》：李其琛，男，1934年生，广东梅县人，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讲师，1952年考入北京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968年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指控为“反革命小集团”成员，被“隔离审查”，遭到毒打和侮辱，身体和精神都受到严重摧残，1968年12月8日自杀身亡。时年34岁。】

李其琛　1934-1968

一.

李其琛是广东省梅州中学1952届毕业生，当年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后成为北大地球物理系大气物理专业讲师。他是位物理天才，对大气物理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文革期间，工宣队进校后，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他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桥牌俱乐部”成员，遭到残酷殴打，于1968年12月8日跳楼自杀身亡。文革结束后，于1978年获得“平反”。

我是梅州中学1964届毕业生，考上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是大气物理专业本科生。因此，李其琛是我的“双料”（中学、大学）校友（学长）和老师。今年12月8日，是李老师受难55周年忌日。写文章以资纪念，我责无旁贷。

二.

我在梅州中学读了三年高中。老师们经常提及历年来考上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作为我们的榜样。考上北京大学的李其琛就是其中之一。1964年我高中毕业，第一志愿报考北京大学，可以填写三个系。我喜欢数学和物理，是业余无线电爱好者。高考前填志愿表的时候，学校礼堂的墙上贴满各个大学的招生简章。我注意到，北京大学地球物理学系有一个大气物理学专业，其中的大气光、声、电和无线电气象学吸引了我。于是，我填了地球物理学系。我如愿考上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上只写地球物理学系，不写专业。9月份新生入学，我被分配到大气物理学专业。

由于文化革命，学业中断，1966年6月2日开始停课。我只上过两年基础课，没有上过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李老师讲授大气物理学专业课。我没有听过李老师的课，与他也没有私人交往。唯一的一次见面是在文革初期。那是在北大的“6.18”事件（一些学生“自发”揪斗“黑帮”）之后。工作组把这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让学生们成天坐在宿舍里开会讨论。封闭校园，本校人员凭北大证件进入，把校外人员拒之门外。一些学生被派去把守各个校门。有一天，轮到地球物理系学生把守东门，我也去了。只见两扇木制大门紧紧关上。靠北边的一扇门上开了一个两米多高一米多宽的洞供人出入。洞的底部距离地面约30厘米，形成一个很高的门槛。这个东门通往物理大楼和中关园。早晨七、八点钟上班时间，许多北大教师在门外排成长队，一个个依次通过这个门洞进入校园。一位青年教师推着26吋自行车，用手把自行车提起，让前轮越过门槛。他伸手把工作证交给我。我把工作证打开一看，姓名“李其琛”。嘿，真想不到，在这里遇见这位梅州中学校友！我把工作证合上，伸手还给了他。接着，他双脚跨过门槛，把自行车提起，让后轮也越过门槛，然后骑车离开东门。这次偶遇之后，李老师的形象就定格在我记忆中：身材单薄，高约1米65；脸庞清秀，佩戴眼镜。

三.

1968年8月，工宣队（“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军宣队（“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大，控制了局势，开始搞恐怖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当时我在学校的广播台机务组（由原两派广播台的技术人员组成），每天在校园里架设电线安装喇叭，不住在班里的宿舍，不參加班级活动。12月的一天，听同学说李其琛老师跳楼自杀了。根据当时老师和同学的讲述以及后来的回忆，我才了解到有关情况。

工宣队进校后，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泡制了一个地球物理系“桥牌俱乐部”反革命小集团案。罪名是几位老师在打桥牌时，恶毒攻击中央首长。这些老师被关在学生宿舍39楼的房间里，每天上午被迫在监管人员的监督下打扫楼道卫生。工宣队队员和某些学生（专案组人员和非专案组人员），对这些老师采取拷打、逼供、诱供等手段。李老师态度最硬，最不肯“交代”，因而遭到最残酷的毒打。李老师脸被打肿，发青发黑，嘴角流血，连走路都有困难。特别是，12月7日晚上，工宣队队员和个别学生，再次残酷殴打李老师。第二天上午，趁监管人员疏忽的当口，李老师跑到与39楼联通的43楼，从该楼第5层西头的文娱室（一个供该层学生集会用的公用大房间）的阳台上跳下。根据现场目击者的描述，李老师 “头颅撞在一楼外面的坚硬的水泥地上”；“头朝下俯伏在坚硬冰冷的水泥地面，鲜血从头颅喷涌而出，在水泥地上漫流开来，在冬日的阳光下冒着热气。他的腿抽动了几下，停止了生命的最后挣扎”；“63军军宣队的头头带着几个军人赶来，板着脸……”；“手下的一个军人……把死者翻过来。……死者半边脸着地被撞扁，头颅破裂，鲜血与脑浆仍在不断涌出。……现场没有人指认，不久一辆小卡车载走了他，……” 惨烈的场景令人不忍卒睹，这段记录令人不忍卒读。

李老师含恨而死，时年34岁。当天下午，地球物理系军宣队、工宣队召开群众批斗大会，宣布李其琛为“死不悔改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李老师在广州的妻子和女儿成了“反革命分子家属”，受尽屈辱。

四.

那些当年殴打李老师的凶手，没有一个受到追查和惩罚。打人最凶的工宣队队员，离开北大，消失得无影无踪。参与殴打李老师的学生，都是地球物理系低年级学生，也就是1964级（文革开始1966年的二年级）和1965级（一年级）学生。他们没有上过专业课，很可能都不认识李老师，更谈不上个人恩怨。他们为什么下狠心下重手毒打李老师？究其原因，一是长期接受“阶级斗争”仇恨教育，人性中的恶被唤出来。以“革命”的名义，可以做任何坏事。在文革这场浩劫中，人性之恶被发挥到极致。二是私心作祟。为了个人前途，往上爬，不择手段表现自己，以期得到工宣队的赏识，从而可以入党，毕业分配到好地方。这不是凭空猜测。其人其事，实实在在地存在。

五.

李其琛在梅州中学是品学兼优的学生，是我们这些学弟学妹们的榜样。我还记得我们的语文老师杨冕兴对我讲述他的事迹。1952年全国高考，他以优异的成绩（数理化均满分，为原中南地区六省即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和江西总分第二名）考取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后留校任教，成为地球物理系讲师。李老师在出色地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从1956年到1966年，完成了8篇优秀的大气物理学术论文。其中3篇，李老师是唯一作者，4篇是第一作者，1篇是第二作者。李老师对大气物理学特别是雷达气象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其中最著名的是他作为唯一作者，在1962年第2期《气象学报》上发表的学术论文 “云和雨的相干散射与雷达气象方程”。这篇论文的英文版发表在《中国科学》英文版1963年第5期上。在这篇论文中，李老师首次将相干散射引入雷达气象方程从而得到该方程的普遍表达式，在国际上赢得巨大的声誉。我还记得我们大学一年级的班主任张铮老师讲述李老师的故事：有一年教师们到北京郊区下乡劳动支援夏收，李老师被分配看麦场。李老师闲来无事，趁机开动脑筋，突发奇想，推导气象雷达的最优波长。

文革后恢复研究生制度。1978年，在文革中被打倒、身陷牢狱之灾的原地球物理系主任苏士文复出，担任北京市研究生招生办公室主任。他要地球物理系老师联系和动员原来学习好的毕业生报考地球物理系研究生。我本来也有报考北大地球物理系研究生的打算，并且看过地球物理系的研究生招生简章。由于系里乔国俊和邢骏两位老师的推荐，我最终报考了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王绶琯先生的研究生，被录取为北京天文台射电天文专业出国研究生。我有时候想，假如李老师在文革中幸存下来，我很可能报考他的研究生，从事无线电气象学的学习和研究。

我每天打开电脑，第一件事是上互联网看当地的天气预报。其中有一个栏目是 Weather Radar（天气雷达），可以观看 Weather Radar Imagery（天气雷达图像）。每天晚上看的电视新闻节目中，都会有 Meteorologist（气象工作者）讲解 Satellite & Radar Imagery（卫星和雷达图像），作天气预报。每当看到这些天气雷达图像，我就会想起李其琛学长，想起他对雷达气象作出的杰出贡献和文革中遭受的残酷迫害。

李老师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完稿于 2023年12月2日）

参考资料：

李其琛纪念馆

http://cn.netor.net/m/box201204/m110455.asp

俞小平：纪念李其琛。《记忆》北京大学文革专辑（七），2016年1月15日第147期，75-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