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没有天京事变的爆发，太平天国运动也绝不会成功

天京事变以其血腥惨烈和匪夷所思，成为震惊中外的大事件，深刻影响了太平天国和大清的国运走向。太平军天京高层、最精锐的东王党、北王党基本灰飞烟灭，拜上帝教上下信仰崩塌，清廷各级官员弹冠相庆，克复金陵指日可待。时过境迁物是人非，谈起这段早已尘封的往事，天国迷们难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本文笔者就以此话题展开，和您聊聊如果没有天京之乱，太平天国能否成就大业。

古往今来的历史有一条不变的铁律：一个势力的瓦解往往由其内部萌发。对于最高权力的分配、制衡和继承，决定了一个利益集团的统治生命，执行的好上下一心无往不利；一旦出现纰漏便会上行下效全面崩盘。以此角度来审视太平军高层的权力结构，存在着诸多致命要害：教权军权含糊不清、二把手权力过于膨胀、权力继承规则模糊。依此来看，天京事变的爆发不过是这一切诱因的惨烈结果，即便侥幸躲过这场内讧，隐患不除大业难成。

杨秀清（1823—1856年），广西桂平人，太平天国东王，拜上帝教二号人物，却手握最高军政权柄，针对他的“诛杨”密约最终演变成天京之乱。永安首义诸王中杨秀清掌中军，萧朝贵、韦昌辉率部攻坚殿后，故三王所部为太平军精锐中的精锐。1855年以西王余部为主体的北伐军全军覆没，1856年天京之乱中东王党、北王党先后陨灭，“数千不散、上万无敌”的初代太平军宣告退出历史舞台。

太平天国运动和历史上诸多农民起义类似，脱胎于宗教性团体拜上帝教，广西客家人的身份认同、“天父”信仰的激励和底层人民对平等生活的向往，使得太平军成为清末乱世中最强悍的一支反清武装。但宗教是把双刃剑，中国古代极少有政教合一能够持久的政权。如东汉末年割据汉中的诸侯张鲁，因其道教始祖张道陵嫡系子孙的出身，才能名正言顺地创立五斗米教，维持符合本土国情的一元化势力。

而拜上帝教却不同，这个由落榜“疯癫”的洪秀全创立的“野生”基督教，教义东拼西凑全赖冯云山的传教天赋艰难开局。在拜上帝教危难时刻，靠跳大神上位的杨秀清被洪、冯二人无奈认可，这等于变相承认“天父”上身时的杨秀清地位要高于“天父”次子洪秀全。这个漏洞在日后也被精明的杨秀清反复利用，一旦高层出现意见分歧，便“天父”上身强制颁令甚至让天王下跪听旨，不断损害天王威信和激化冲突。而杨秀清也凭借自身卓越的军政才华，从中军主将正军师再到受封东王，成为太平军实际的掌控者。

宗教领袖和军政领袖并非一人，各自职权又互有渗透，洪秀全世俗上是天王，杨秀清教内是“天父”代言人和圣神风（基督教中的三位一体：上帝、耶稣和圣灵，东王独占两位，故西王占一位），混乱如斯可见一斑。原本太平军高层之中，传教元老冯云山、“天兄”代言人萧朝贵都掌握着相当的教权和军权，怎料二王早早阵亡。前方战事紧急，东王便顺势攫取了原属冯、萧二人的权力，完全控制了太平天国的发展方向与战略决策。而独裁的滋味也在不断侵蚀杨秀清的心智，他视天王为无物，恶意打压北王、翼王、燕王等重臣势力，最终也自食苦果。

除了最高权力的分配、制衡至关重要外，权力的继承规则也格外重要，直接关系到整套班底的持续运作。金田初起时太平军高层稳固的权力结构，因冯、萧二人的身死迅速瓦解。特别是以杨秀清为首的二百余东殿幕僚被血洗后，天京的决策中枢至此瘫痪。无论强横一时的韦昌辉，主政天京的石达开，还是隐于幕后的洪秀全，都未能再度实现杨秀清时代高层决策的上通下达。赣、皖、苏、浙各地的将领开始拥兵自重，依据军队实力大小争夺话语权，而洪秀全为抑制重臣的滥封王行为，则更加剧了天国权力秩序的混乱。

除了太平军高层权力结构的致命隐患，纵观历代王朝末期的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都只能动摇其统治基础却无法将其推翻。这是先行者的无奈宿命，也是历史规律的必然选择。秦末陈胜、吴广起义为项羽、刘邦做嫁衣；汉末赤眉、绿林军为刘秀做嫁衣；汉末黄巾军为曹、刘、孙做嫁衣；隋末瓦岗寨为李唐做嫁衣；唐末王仙芝、黄巢为朱温做嫁衣；元末刘福通为朱元璋做嫁衣；明末李自成为满清做嫁衣。无独有偶，太平天国运动直接促成了湘军、淮军的崛起，继而清廷准许袁世凯、张之洞分别于天津、武昌创建新军，成了埋葬满清的利刃。

太平天国运动的风卷残云，促成了暮气沉沉的清廷壮士断腕，被迫下放各项权力给地方督抚，也无奈目睹了汉族官僚的崛起，为其灭亡埋下伏笔。而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败亡，既有时势命运的安排，也有诸王英杰的身影。它的历史轨迹不断远去却历久弥新，以其传奇性与神秘感吸引着后来者往来挖掘独属它的秘密，沉醉其中难以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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