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纵横十几个省，天上每天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上几十万国民党大军围追堵截，一路上遭遇无数的艰难险阻。女红军面临着比男红军更加艰难的考验。她们用女性特有的柔韧与苦难进行着殊死抗争，描绘了一幅幅悲壮的中国革命画卷。
康克清、钱希均、周月林、贺子珍（后排左起）与曾碧漪（前左一）、彭儒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日合影
■随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的32名女红军■
1934年红一方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长征。红军中的女战士，面临艰难的选择：是随主力红军一起走，还是留下来继续开展游击斗争？
红一方面军离开瑞金的时候，共有8.6万多人，随队而行的女红军只有32人。
这32位女红军是：蔡畅、邓颖超、康克清、贺子珍、刘英、刘群先、李坚真、李伯钊、钱希均、陈慧清、廖似光、谢飞、周月华、邓六金、金维映、危拱之、王泉媛、李桂英、阚思颖、危秀英、谢小梅、钟月林、吴富莲、杨厚珍、萧月华、李建华、曾玉、刘彩香、邱一涵、吴仲廉、彭儒、黄长娇。
实际上经过组织批准的名单只有30人，为什么会有32名女红军参加长征呢？原来有两名没有经过组织批准而是自己偷偷去的，一名是曾玉，另一名已无从考证了。
当时红一方面军不止32名女红军，参加长征的女红军需要符合中央内部规定的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是党共中员，思想政治上绝对可靠；第二，必须有独立工作的能力，会做群众工作；第三，身体强壮，能适应艰苦的环境。符合前两个条件的女性，就会接到去苏区医院体检的通知。当时共有100多名女红军拿到体检通知，但经过严格的检查，身体条件最终合格的只有20人。另外，没有经过体检就直接列入名单的10人是中央苏区党政军领导的妻子。
1934年9月中旬，中央妇女部部长李坚真接到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的命令：草拟一份随红军主力一起行动的女红军名单。李维汉告诉她：“组织上决定要挑选一批身体好、会做群众工作的妇女干部随部队转移，到湘西去开展工作。你们妇女部先出个名单给我，总数不要超过30人。”他还明确告诉李坚真，中央领导同志的夫人和中央直属机关担任领导职务的女同志的去留可以不考虑，由中央组织部决定；在军队工作的女同志，由治部总政决定。
最后，李坚真拿出了一份名单。她们是：邓六金、吴富莲、吴仲廉、钱希均、贺怡、李桂英、阚思颖、钟月林、刘彩香、王泉媛、危秀英、谢飞、蔡纫湘、谢小梅、危拱之、陈碧英、黄长姣……
贺子珍的妹妹贺怡，本来是要随红一方面军一起转移的，但她的丈夫毛泽覃临危受命，担任中央苏区分局委员、红军独立师师长，她便留在瑞金坚持打游击。
那时，李德、博古和周恩来组成“三人团”，统一指挥红军的行动。邓颖超也面临着去留的选择。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加上营养严重不足，她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邓颖超很清楚组织上的安排，但大病未愈的她顾全大局，不愿意给组织上添麻烦。周恩来内心也充满了矛盾，他知道这次转移虽不是简单地与敌人周旋，但部队真正要走多远，一直还是个谜。他只是对妻子说：“谁走谁留是经过中央小组认真讨论的，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最后，经组织确定，邓颖超出现在长征的队伍中。
1936年，贺子珍与毛泽东在陕北合影
红一方面军经过批准参加长征的30名女红军中，10位领导人的妻子是直接进入名单的。她们分别是李德、博古、周恩来的妻子萧月华、刘群先、邓颖超；中央苏区创始人毛泽东、朱德的妻子贺子珍、康克清；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李富春、凯丰、李维汉、邓发、毛泽民的妻子蔡畅、廖似光、金维映、陈慧清、钱希均。
其实，这10个人也有她们必走的原因。她们担任着比较重要的职务：邓颖超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蔡畅是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工农监察委员会主席，刘群先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长，金维映是中革军委武装总动员部副部长，陈慧清是中共闽粤省委书记，贺子珍是中革军委机要秘书。
参加长征的女红军每人只许带15斤重的东西，包括换洗的衣服和一些日用品。粮食由部队发放，同时每人配发了一只大搪瓷缸，里面塞着毛巾和牙刷。行军时，女红军便把搪瓷缸挂在腰间。
这些女红军绝大部分是第一次参加这种长途跋涉的行军，其中身体健壮的女红军，一人在护理三四个伤病员的同时，还要帮助其他人背行李、干粮和药箱。每到宿营地，这些女红军要先安顿好伤病员，才能休息。
最令人感慨的是，参加长征的女红军中，还有一个“小脚女人”。她就是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的夫人杨厚珍。她克服了一切困难，最终到达了陕北，这不能不说是长征史上的一个奇迹。
在这32名女红军中，危秀英是出了名的小个子。然而，在长征路上，她却是抬担架最多、救人最多的一位。
长征伊始，面对日益严峻和恶劣的局势，这些女红军提出了一句口号：不掉队，不带花，不当俘虏，不得八块钱。当时部队有条纪律，如果有红军在途中跟不上队伍，就会被寄放在老百姓家里，组织上留下八块钱作为生活费。
为了便于统一行动，红一方面军一出江西，便将女红军集中起来，成立了一支由刘群先任队长、金维映任政治委员和党支部书记的妇女队，她们自己照料自己。由于条件的限制，组织上没有给她们太多的照顾。她们的待遇和男红军毫无二致，只是有的人偶尔可能会骑几天马。
部队进入云贵高原后，邓六金发高烧，拉起了肚子，连路都不能走了。连长征求邓六金的意见，是否把她寄放在老乡家里。邓六金连话都说不出了，但就是不肯拿八块钱。危秀英见状，主动向连长请求，让她来照顾邓六金随部队一起行动。
一路上，危秀英将自己和邓六金的背包都背在身上，搀着极度虚弱的邓六金，还削了根棍子让她拄着。到了晚上，则打开仅有的半条毛毯，两个人紧靠着彼此取暖。有几次，邓六金看到矮小的危秀英累得气喘吁吁，实在过意不去，含着眼泪说：“秀英，你走吧，把我留下，要死就死我一个……”危秀英毫不犹豫地回答：“不！我们都不能死！革命还没有成功，只要我在，我就不能把你一个人留下！”她们相互扶持，最终走完了长征路。
曾玉本来不在长征名单中，但当她听说自己的丈夫、红五军团参谋长周子昆在出征的行列中时，竟挺着七个月的大肚子悄悄跟在队伍后面，成为“编外”成员。因为是“编外”，她没有口粮，没有装备，更没有马匹可以代步，只是凭着坚强的毅力和对丈夫发自内心的爱，紧紧跟随着大部队。曾玉的坚强和执着，深深打动了同路的女红军。蔡畅、邓颖超、贺子珍、李坚真、萧月华等人对她一路上照顾有加，匀一口饭给她吃，腾一个角落让她休息，更重要的是，既然已经走在一起了，就决不让她掉队。
在参加红一方面军长征的32名女红军中，只有李桂英和阚思颖在中途因故留了下来。
红军长征到达云南扎西（今威信）时，中央决定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红军纵队，留在川滇黔边区活动，掩护中央红军主力转移。恰在此时，已有数月身孕的纵队司令部政治指导员李桂英行走困难，不能再随部队作战，红军纵队领导决定由司令部总支书记阚思颖陪其隐藏在长宁梅硐山区，交中共梅硐区委保护。
在川南艰苦的游击斗争中，李桂英与红军纵队政委余泽鸿结为夫妻。阚思颖是四川南溪县一个富裕家庭的小姐，参加革命后长期从事秘密工作。1928年，她任上海中央特科交通员，转移到中央苏区后任党的交通总站秘书，在邓颖超的直接领导下工作。
1936年12月底，由于叛徒告密，游击队被敌包围。李桂英与阚思颖被敌人冲散，先后身负重伤，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不幸被捕。
李桂英被俘后，始终坚贞不屈，任凭敌人逼供引诱，就是闭口不言，以至敌人误以为她是哑婆，最后被辗转关押，送至国民党重庆“反省院”。1937年9月，在中共中央的竭力营救下，李桂英才得以脱离虎口。
后来，25位到达延安的女红军思念着这两个失去联系的姐妹，多次电告四川地下党的同志要设法找到两人。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经过努力，找到了李桂英，并对她说：“蔡畅同志从延安来了电报，她说你在长征中表现得很好，要我们立刻介绍你到延安去。”随后，董必武将李桂英接到了武汉中共中央长江局招待所，她由邓颖超陪同来到了周恩来的办公室。在周恩来、董必武和邓颖超面前，李桂英流泪倾诉了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悲壮的战斗历程。
阚思颖被俘后，始终没有向敌人屈服。1937年9月经党组织营救出狱，1940年3月转移去延安。新中国成立后，任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1971年11月28日，阚思颖因病去世，享年61岁。
1937年6月，危拱之（中）与邓颖超（右）、戚元德（左）在西安合影
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的32名女红军中，彭儒、黄长娇因病留在苏区，实际上只有30人走上了长征路。1935年3月红军到达云贵川边时，李桂英、阚思颖奉命参加川南游击纵队；谢小梅与丈夫罗明被留在贵阳郊区开展农民运动而脱离长征队伍，没有去陕北；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后，王泉媛、李伯钊、李建华、周月华、吴仲廉、吴富莲、康克清等七人或被调动，或被留在红四方面军；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后，李伯钊、李建华、周月华、康克清等四人到达陕北；王泉媛、吴仲廉、吴富莲等三人西渡黄河，参加西路军艰苦征战。王泉媛曾任西路军妇女抗日先锋团团长，在河西作战被俘后死里逃生，后来辗转流离而沦落为民；吴富莲曾任西路军妇女抗日先锋团政治委员，在河西作战被俘后坚贞不屈，吞针就义；吴仲廉曾在西路军第九军政治部敌工部当干部，在河西作战被俘后被押至青海西宁，后与张琴秋、陶万荣等人一起被押到南京，入“反省院”。1937年8月，由周恩来营救出狱，于10月初回到延安。
■随红二方面军参加长征的有20多位女红军■
1935年11月19日，任弼时、贺龙率领红二、红六军团，离开湘西开始长征。
在这支队伍中有20多位女红军，她们是：李贞、陈琮英、戚元德、陈罗英、马忆湘、周雪林、蹇先任、蹇先佛、曾林红、胡越强、张四妹、张吉兰、伍秋姑、范庆芳、杜玉珍、秦金美、朱国英、张秀梅，以及殷成福和她的女儿侯幺妹、儿媳刘大妹等。其中，红六军团的女红军有李贞、张吉兰、陈罗英、陈琮英、周雪林、戚元德等，其余为红二军团的女红军。
1934年8月，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由中共中央代表任弼时、军团长萧克、政治委员王震率领，从江西遂川突围西征。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转战，冲破敌军重重封锁线，行程2500公里，于10月24日在黔东地区与贺龙部红二军团胜利会师。
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红二、红六军团突破敌军的包围开始长征，于1936年7月到达四川甘孜同红四方面军会合。两军会师后，在中共中央领导下，7月初，红二、红六军团及红三十二军（原属红一方面军第九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斗争。接着，与红四方面军一起北上抗日。10月，在甘肃会宁地区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抗战开始后，红二方面军被改编为八路军一二○师。
红二方面军中的女红军没有单独编队，也没有统一建制，大都分散在政治机关、宣传队、电台机要部门、医疗卫生单位、随军被服队等，其中有政工干部、机要人员、宣传队员、医务护理人员、炊事员和被服人员等。她们当中既有姐妹，也有母女、婆媳，每个人都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
1955年,李贞被授予少将军衔
李贞，长征中走来的女将军。她是1955年解放军首次授衔时的唯一女将军，也是长征女红军中的唯一女将军。
李贞，生于1908年2月，湖南浏阳县永和区小板桥乡李家屋场人。1926年春，李贞为了追求革命真理，报名参加了妇女解放协会。填表登记时，她把乳名旦娃子改成“李贞”，表示对革命坚贞不屈。1927年3月，李贞由中共永和区委书记张启龙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9月，她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1934年8月，李贞随同红六军团参加西征，任红六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同年10月，与贺龙率领的红二军团会师后，她参加了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任湘鄂川黔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后经任弼时夫人陈琮英介绍，与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结婚。1990年3月11日，李贞在北京逝世。
殷成福，一家八口参加长征。殷成福，1934年12月参加红军，湘西大庸土家族人，时年已近50岁，在家属连被服队当缝纫工。她的丈夫侯昌千、小叔子侯昌贵、大儿子侯清芝、儿媳刘大妹、二儿子侯清平、女儿侯幺妹、小儿子侯宗久等人，当时都参加了红军。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时，一家八口人，只有她和大儿子、红军排长侯清芝，二儿子、红军班长侯清平是幸存者。
在北过渭河时，殷成福因躲避敌人跌进一个坑里，幸未摔死，第二天被一个农民救起。为了追赶红军队伍，她独自沿途乞讨，北上寻找。经过两个多月的艰难跋涉，直到当年隆冬时节，她才在陕西富平县庄里镇找到部队，仍归于红二方面军战斗队列，成为红二方面军女红军的幸存者之一。
蹇先任，1909年2月15日出生于湘西慈利县一户富裕家庭。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转为党共中员。1928年春节前后，蹇先任和她的大弟蹇先为一起走出家门，参加了石门南乡的年关暴动。暴动失败后，蹇先任姐弟不得不分手，转入地下，继续从事秘密斗争。
1929年8月，贺龙等人率领的红四军主力由桑植出发，占领江垭，进驻杉木桥。此时，蹇先任与蹇先为不期而遇。就这样，蹇先任从地方转入部队，在湘鄂边红军前敌委员会担任秘书。随后，蹇先任与湘鄂边红军前敌委员会书记贺龙结为伴侣。
蹇先任与蹇先佛
1934年夏，蹇先任动员妹妹蹇先佛、弟弟蹇先超参加了红军。蹇先佛留在红军宣传队当宣传员，蹇先超被分配到红军医院当看护员。蹇先超当时只有14岁。一年后，他由红军医院调到红二军团第四师卫生队当护士，前往火线抢救和护理伤员。
1934年10月，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后，经由贺龙和任弼时穿针引线，蹇先佛与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结为终身伴侣。
1935年11月1日，蹇先任生下一个女婴，取名贺捷生。11月19日，她跟随红军长征。
蹇先任背着孩子随同红二军团卫生部行动。卫生部长贺彪见她身体虚弱，又带着个吃奶的孩子，就将她和伤病员编在一起，沿途的饮食、生活、宿营等事，均可由医护人员帮助照应。
过中甸雪山时，为了不使孩子着凉受冻，蹇先任把两件毛衣全都裹在女儿身上，还给她盖了条小棉被，借以保暖御寒。她用背篓背着女儿，拉着一匹骡子的尾巴，沿着先头部队踏出的雪路，翻过雪山，母女俩历尽艰辛终于到达陕北。
年仅13岁的女红军马忆湘，湖南永顺人，是个土家族姑娘。出身贫苦的她不堪忍受生活的重负，三番五次要求参加红军，可是扩红队看到她这么小，又是女的，不愿意收。无奈之下，她虚报了两岁，先找到了在乡政府工作的表叔、表婶，再求红军医院的护士长说情，这才当上了红军。马忆湘参军后担任洗绷带、洗衣服的工作。她后来成为军旅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朝阳花》。
红二方面军还有一位抱着孩子、背着大铁锅长征的女红军张秀梅。有一天，红二军团六师侦察连的萧新书和宋廷魁带着十来个战士走在队伍的最后，担任收容工作，突然听到了整齐的歌声。他们一看，原来是二十来个女红军，正抬着伤员慢慢地行进，其中一位叫张秀梅的女红军，还背着一口铁锅，抱着孩子。
“你看你前面抱着，后面背着，真够累呀。”萧新书说。“不累，熬过草地就好了。”张秀梅说。
萧新书背过张秀梅的15公斤重的大铁锅，累得直喘气。宋廷魁逗着张秀梅的小孩，把他裹在了自己的军衣里。侦察连的战士还将自己的口粮匀给了张秀梅。
文／赵雅
《党史博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