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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顾颉刚

发布时间:2005-08-02 作者:档案馆

顾颉刚先生(1893——1980年),原名诵坤,字铭坚,我国著名的历史学、民俗学、民间文艺学和历史地理学家。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历任北京、中山、齐鲁、复旦、燕京、兰州、中央等大学教授,1938年~1939年在云南大学任教授。他毕生致力于学术研究,在中国古代史、民俗学、历史地理学等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1893年5月8日顾颉刚先生出生在江苏省苏州市一个书香门第之家, 6岁入私塾,开始读《四书》、《诗经》、《左传》等。14岁考入长元吴公立高等小学校,接受新式教育。16岁考入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先报农科,后改学文科,1920年大学毕业后留校任助教。在北大学习期间顾颉刚师从马裕藻、沈兼士先生,学习文字学,受益匪浅,又受章太炎攻击今文家“通今致用”的启发,敢于为求真而治学。并写下了《寒假读书记》,同时作《<古今伪书考>跋》。在听胡适教授讲中国哲学史时,丢开三皇、五帝从周代讲起。胡适的治学方法,对顾颉刚先生研究历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顾颉刚先生读书时善于思考,喜欢把自己的主张批抹在书上,辩驳书中的真伪。在北大时,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增强了他评辨古史、推翻伪古史的信心。在研究、总结历代学者疑辨古史工作的基础上,他把《诗》、《书》、《论语》三部书中所记载的古史作比较,发现禹的传说始于西周时期,尧、舜的传说是春秋末年流传起来的,伏羲和神农的传说则是在战国以后才有的。从而提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的观点。这一观点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引来了一场古史大辩论,他在辩论中又提出打破民族出于一元、地域向来一统、古史人化、古代为黄金世界四个传统观念,为考辨古史传说提出了新的思想方法。顾先生将自己与他人讨论古史古籍的文章编为《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并写自序一篇,阐明自己研究古史的原因、主张和方法。由此在我国史学界产生了“古史辨学派”,使我国的疑古辨伪之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1924年9月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同人合影于北大三院(译学馆原址)二排左起第二人为顾颉刚,三排左起第二人为胡适。

顾颉刚先生敢于用民间的歌谣、戏剧、故事、风俗等作为研究经学、史学的题材,他发现古史中记载的许多神话、传说互相矛盾,这些矛盾难以从考古学上得到直接印证。而借用民间故事的研究便可作出合理的解释。其大量的民间研究,如《孟姜女故事的转变》、《妙峰山进香专号》、《吴歌甲集》等先后出版,这些民间文学研究开辟了古史研究的新天地,同时奠定了我国现代民俗学研究的基础。1928年顾先生在中山大学创办了我国第一个民俗学会,办民俗学传习班,主编《民俗周刊》,出版《民俗学会丛书》,将民俗学运动推到南方。

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先生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讲《禹贡》,创办了《禹贡半月刊》,成立禹贡学会,倡导中国的历史地理及边疆地理的研究。后因抗日战争爆发,顾先生转入西北、西南,考察边疆教育,任甘肃“老百姓”社社长,出版《老百姓》旬刊,以西北民歌方式进行抗日宣传。

1938年10月,顾颉刚先生至昆明,住北郊浪口村,任云南大学教授,讲“经学史”、“中国上古史”课,以语体文编《中国上古史讲义》,并将专题研究的结果注于正文后。他讲课思路清晰、体系完整、论辨有据,很受学生欢迎。在昆明期间,他感到云南边疆少数民族问题的严重性,便在昆明《益世报》上创办了《边疆》周刊,组织边疆学会,又作《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以唤起人们关注边疆问题。顾颉刚先生在其住所,记读书笔记《浪口村随笔》(后于1961年编定为《史林杂识初编》)。1939年他离开昆明,先后到成都、上海,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复旦大学教授及中央研究院院士等职。

新中国成立之初,顾颉刚先生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中国史学会上海分会理事。1954年8月回北京,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持《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的标点工作,应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邀请,编《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又历时7年深入研究、整理《尚书》,撰写了约70万字的巨著《<尚书·大诰>译证》,对商周史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1980年12月25日顾颉刚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