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英雄故事
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李维汉晚年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撰写回忆录上。他经常对人说：“为什么说老干部是宝贵财富？我想有两条：第一条是保持革命晚节，做一个像样的、合格的共产党员；第二条就是应该多收集一点党的、革命的历史资料，交给党，为将来写好中共党史作点贡献。”
李维汉对自己的回忆录曾立下三条规矩：一是以集体为主，适当联系自己；二是史料力求真实，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三是对个人活动持分析态度，重新学习和认识过去，进行必要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他常对协助他整理回忆录的同志说：“我的回忆录，是写我的经历,但我并不把自己的活动作为主线来写，而是着重写集体的活动，适当与自己联系。”他的每一篇回忆录,都是按照这个要求去写的。
为了写好回忆录，李维汉不顾年高多病，每天仍坚持翻阅大量历史资料，反复修改稿子。自1980年到1981年间,还先后3次去长沙、武汉、南京、上海和西安等地收集、查阅资料。
李维汉强调指出：“对史料要深入调查、反复核实，做到人真、言真、形象真，忠于历史的真实面貌，不夸大，不缩小，更不能弄虚作假，要经得起时间、后人和史料的检验。对于第一手资料，也不能轻信，而是要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工作。”他曾风趣地说：“要先做小人，后做君子。做小人就要反复修改，做君子就一言为定，拍板定稿。”
对自己一生的历史，李维汉采取“再认识”的态度：对于自己做得对的,他认真加以总结，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对历史材料中不符合事实的记载，他实事求是地加以说明修正。特别是对于自己的错误，他从不掩饰、不诿过，而是从错误中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例如，他在《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一文中，针对他在1927年11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他写道：“现在看来，秋白和我的这些意见，特别是我自己的意见，都是错误的，其中也有国际代表的影响。我写这篇回忆录，把上述情况全部摆出来，目的在于解剖秋白为首的党中央的盲动主义错误，同时也是解剖和批评我自己，因为我是中央政治局主要成员之一。”
李维汉严于律已，对史料极端负责任，故他写出的回忆录都有较高的价值，为党史界所重视。
——摘自《崇严尚实话标杆》
看·英雄生平
李维汉(1896～1984)，湖南长沙县人。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来源：红色摇篮党建声音馆 朗读者：刘华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