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图二为中国通商银行“伍圆”票券的正面和背面。幅152×81毫米，券正面上楣楷书行名“中国通商银行”（简称通商银行）。主图为椭圆形内一左手端数个元宝、右手持如意（上书招财进宝）的站立财神像。下方两旁注明“凭票兑付”、“通用银圆”与“上海”字样，下边缘有“中华民国九年一月十五日印”，框外小字“美国钞票公司”。票券正面主色紫，底纹显“通商”、“伍圆”及“米”字形防伪措施。财神像两旁和四角花符内有券面值。背面俱为英文：拱形上框“中国商业银行”、下框“值额5元”，接下的小行似“1920年上海发行”等释意；图案为相视两雄狮拱卫曲纹环，圈内大篆文竖读，居中“中国”、右“通商”、左“银行”，此图为通商银行会标（又称标徽）；标徽中西结合（舶品狮兽与华夏古篆文），庄重大方，霸视群雄，寓意深远。左侧下方董事长处是谢韬甫1919年入主中国通商银行任职时，在发行纸币上的签名，T.K.Chin（Chin旧译谢姓译音）。右侧下方总经理处是谢韬甫胞弟谢光甫的签名，K.F.Ziar（Ziar旧上海方言谢姓译音）。亲兄弟二人能同时在钞票上签名的很罕见，全世界也少之又少。据考本券为通商银行第四版二种5元券版别之一（另版棕色）。票券正反面各有两个“义”字圆戳，是通商银行委托某地（不详）的钱庄或票号所发行也能互兑的记号。
有关史料表明，通商银行为清政府首家（华资）商业银行，以招商股份制募资，是在晚清重臣盛宣怀的鼎力督办下所创建。盛宣怀生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字杏荪，江苏武进县人，秀才出身。同治十二年（1873年）任轮船招商会办，光绪六年（1880年）创办电报局，十九年（1893年）兴办华盛纺织总厂，二十二年十月（1896年）任全国铁路督办大臣（时接办汉阳铁厂）。成为集船运、电讯、铁路、矿业等实业于一体的洋务运动显要人物。他深刻认识到金融业对国家经济的重要性，在办铁路矿业时就甚感“铁路之利远而薄，银行之利近而厚，如办铁厂不能不办铁路，办铁路不能不办银行”。时下的清政府自鸦片战争以后，国体积贫积弱，经济内外交困，帝国主义列强先后在我国设立了多家银行，大量发行包括纸币在内的各种货币，掠夺财富无数，京津地区和沿海大城市及许多商业重镇、贸易口岸的金融命脉基本被外商控制，华人尊严低下，朝廷在国际上几乎不被重视。经营银行不但利益优厚，而且能将各企业利益联系起来。发行自己的货币，不但抵制外资侵略，还有利于自身存在和发展，以挽救民族经济危机。在社会有识之士的呼声中，盛宣怀决定督办银行业务，但此议一开始即受到西方列强及国内一些守旧顽固派的多方干涉和阻挠，加之对初筹银行基本规章制度、运作条款等业务的生疏，一度曾停滞。但他“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的决心始终坚定。除了向外国成熟银行学习办行经验外，又将开银行的计划奏请光绪帝。在清廷大员李鸿章、翁同龢等人的疏通下，1896年11月清帝谕旨：“招商集股、合力兴办”。中国人自己的第一家银行终于在艰难曲折中于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1897年5月27日）正式成立。成为近代中国首家华商银行，总行设在上海外滩黄浦路6号，初定招商资本额白银500万两（实收350万两，其中官股100万两），业务除允许发行银元、银两二种票券，还可代收库银及经营一般银行业务。银行的管理方式、经营、人事制度等效仿英国汇丰银行，早期聘曾在汇丰银行任职的美德伦为外籍大班（经理职），以便学习管理和与外商银行的业务联系。通商银行成立第二年很快便发行了一两、五两、十两、五十两、一百两五种银两券和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一百元银元券。至此，社会始见中国纸币与外商银行纸币分庭抗礼，金融大权不复为外商银行所垄断。全国各大省、重要商埠先后设立分行，计有北京、天津、保定、烟台、汉口、重庆、长沙、广州、汕头、香港、福州、九江、常德、镇江、扬州、苏州、宁波等二十多处。由于银元（两）券与银币能十足兑现，所发票券流通频繁，信誉良好，深受官民欢迎，业务自然极一时之盛。到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的34年间共计发行银两券2版，面值350万两；发行银元券六版（共印制八版，第三、八版因故未发），面值8520万元。1935年，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政策后通商银行纸币停止了流通。
通商银行纸币的发行，是中国传统金融业迈向现代的标志，对促进中国近代初期工业的发展，壮大国家特色产业，启蒙银行信贷业务，维护国家尊严等方面无疑起了相当积极作用。其发行的票券设计美观大方，使用钞体讲究，印刷质量精致，主图亦民间喜闻乐见之作，极富民族特色，代表了我国早期华商银行票制风格。通商银行纸币发行量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随后众多中外合资银行与国有金融机构的出现并不算高，经大量兑付回收和长期民间损耗后存世稀少，故深受纸币爱好者青睐。
作者：周金科
来源：《中国钱币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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