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谲波诡、变幻莫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曾经出现过许多戏剧性的场面，而作为“文革”发动时主要斗争目标之一、“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邓小平在“文革”后期又重返政治舞台，并一度被委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重任，恐怕是这个时期最有戏剧性的事件。由于“文革”时期毛泽东在党内一言九鼎的至高权威地位，邓小平此时的政治命运显然与毛泽东的态度有直接关系，而“文革”发动初期毛泽东对处理邓小平小平的真正态度，则是我们理解邓小平奇迹般的升降起伏的一把钥匙。本文试图在充分利用现有史料的基础上说明，“文革”发动初期毛泽东在如何处理“邓小平问题”上的微妙态度。
一
在中共“打天下”的历史中，邓小平的个人能力、历史功绩和地位是很突出的，建国之初作为西南最高领导而成为“五马进京”之一的他，在担任政务院副总理、财政部长和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工作中也颇有建树，特别是在反对高岗、饶漱石的斗争中的表现更让毛泽东满意，而且在政治、军事、思想方法和处事风格，甚至在历史上“犯错误”的渊源上，邓小平都与毛泽东都有许多相似之处和共同的政治基础。正是由于毛泽东对邓小平充满赏识和信任，在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事件后，为防患于未燃，毛泽东把邓小平考虑为“防风林”的接班人之一，并在1956年的中共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推选邓小平为总书记。到了六十年代初，邓小平和刘少奇被毛泽东内定为共同担负一线领导工作的接班人，来共同主持中央具体工作1。
在纠正“大跃进”错误的进程中，为制止灾难的扩展，从事实际、具体工作的一线领导同志必须深入调查、正视困难、实事求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他们逐渐从“大跃进”运动时的头脑发热中冷静下来，对毛的一些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社会理想开始产生怀疑，并在心理上和他拉开距离，他们认识到国家的根本是在经济，应该怎么促进经济发展就怎么做，反之就不做。这样，他们的调整工作很快超过了毛泽东的设想和限度，实践的洪流很快就一次又一次地突破原有的条条框框。大规模的调整措施所引发的结果，在客观上无异于对1958年以来“左”的错误一次又一次地批判。随着调整工作的深入，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委和各个领域的知识份子，都在不同程度上同情彭德怀，对“三面红旗”有所怀疑的现象，这引起了毛泽东的震动和疑虑，他渐渐对“一线”领导失去了信任，愈来愈多的埋怨他们。在国际上，中共与苏共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愈来愈大，在毛泽东看来，苏共二十二大之后已经整个变成了修正主义，赫鲁晓夫的本质，事实上是对外屈服于帝国主义、对内妥协于资产阶级。由于对中国党内务实力量深深的猜疑和赫鲁晓夫的“背叛”给他的强刺激，导致毛泽东开始了同时在国际和国内两条战线作战。他不断给阶级斗争加温，斗争的范围逐渐以党内为主，矛头日益指向党内领导层，最终出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中央出修正主义”的判断。这就导致他最终选择“文革”这种非常方式来解决他所担忧的问题。
毛泽东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中央出修正主义”的判断，自然是针对中央一线领导的，但轻重缓急还是有区别的，他最为不满、怀疑的是处于他的接班人地位的党的一线主要领导人刘少奇，自从1962年“七千人大会”始，毛泽东就愈来愈坚定地认为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而他与刘少奇的分歧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分歧。在1965年在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与刘少奇与他当面争了起来，刘少奇成了继彭德怀之后敢于冒犯毛泽东权威的又一个领导人，根据他后来对斯诺说的，他就是这个时候下决心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的2。
另一个担负一线领导的邓小平，此时也逐渐从“大跃进”运动时的头脑发热中冷静下来，开始比较注重实际，强调所面对的现实国情，注重发展生产力，对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的认识上，也愈来愈趋于实事求是，这与毛泽东的坚持自己的理想模式，着眼于生产关系，把矛盾和问题归结于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是明显不同的。在具体工作方法上的毛泽东与邓小平分歧主要事件有邓小平赞成了罗荣桓的意见，反对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在甄别平反工作上主张“一揽子解决”；主张“猫论”；支援农村自发地“分田单干”；调整知识份子政策，肯定知识份子是劳动人民一部分；主持制定教育工作条例，反对过火的高教和文艺方针，等等。这样导致毛泽东对邓小平不满意，认为邓小平对他“不尊重”、搞“独立王国”、“所犯错误是严重的”。在1965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开会，讨论《二十三条》，毛泽东批评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其中一个就是指邓小平小平领导的中央书记处3。在1966年8月25日，毛泽东在听取中央工作会议汇报时说：邓小平耳聋，一开会就在离他很远的地方坐着；邓小平从来不找他，自1959年以来，六年不向他汇报工作4。
然而，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不满，与对刘少奇的不满有根本的区别，用毛泽东的术语形容，就是邓小平的问题是不同于刘少奇那种“敌我矛盾”的“人民内部矛盾”，他并不把邓小平看成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在批判邓小平所谓“严重错误”的同时，毛并不排斥邓。我们从1964年毛泽东一次意味深长的谈话便可窥见一斑：在1964年11月，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对刘少奇说“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作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麻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还是你（指刘少奇）挂帅，小平做秘书长”。这些话都反映出他对刘少奇影响上升而自己的影响似乎下降的不满，以及对邓小平对刘少奇工作的配合不满，这里，可以明显看出他对刘少奇与对邓小平、周恩来的不满在程度和性质上的显着差异。下面两则史料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一）1965年秋，周恩来曾受“毛主席的委托”与王稼祥进行过一次重要的讲话。王稼祥后来说：“那次周总理来和我谈话，是毛主席委托他来和我打招呼的。他肯定了我对革命有贡献、有功劳，还谈了我党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路线斗争。这时，周总理谦虚地说，你比我更早地站到毛主席一边，与王明等人作斗争。又告诉我，近期人事变动很大，党中央主席的接班人，或者是林彪，或者是邓小平。”5
（二）就在“文革”即将发动的1966年5月5日，就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在外地作过一次谈话。毛泽东说：譬如抗美援朝我们出动一百万军队，那时林彪同志有病，我犯了一个错误，没有用邓小平同志去指挥，他是一个懂军事的，你看他人这么小，可是打南京是他统帅的。打南京是两个野战军，差不多一百万军队。打上海、打浙江、打杭州、打江西、打福建，然后他们第二野战军向西占领四川、云南、贵州。这三个省差不多有一亿人口6。
1965年毛泽东派周恩来打招呼的内容，说明在当时，毛泽东认为不能交班给刘少奇，而中共党内，林彪、邓小平是符合自己接班人条件的。在距离“文革”正式发动的“五一六通知”仅仅几天时间里，毛泽东称赞邓小平的讲话，也反映出他在“文革”发动前毛泽东对邓小平有所不满的同时，仍对邓小平还是有赏识和信任的，并没有打倒邓小平意思，甚至有更重用邓小平的意图。至少不是打击的主要目标。
二
同样是一线主要领导人，但把邓小平的问题看成是不同于刘少奇那种“敌我矛盾”的“人民内部矛盾”，究其深层原因主要有：
（一）邓小平在党内也没有与刘少奇那样有逼近毛泽东的地位、威望和影响，邓小平本人也小心谨慎、沉默寡言，从来没有“犯忌”去触犯毛泽东的权威，不去直接评判毛泽东的错误做法。自1962年以来，邓小平对毛泽东做法和想法也有许多不满和怀疑，但鉴于毛泽东在党内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对毛泽东的尊重，邓小平只能消极的抵制毛泽东的错误做法，而且一旦毛泽东表示不同意见时，邓便不再坚持，只是在心理上与他拉开距离──“不去贯彻毛泽东的错误指示，并且常常『忘记』向毛汇报情况。开会时，为避免毛那令人难料的询问或是尖刻的教训，而总是坐的远远的。”7刘少奇与邓小平不同的做法和态度旧极具象征意义的体现在有关键性影响的“七千人大会”上，这次会议毛泽东不得不做自我批评的，毛泽东刘少奇的讲话使毛泽东开始怀疑刘是“潜在的赫鲁晓夫”，而邓小平的讲话则谨慎的没有使此时“憋了一肚子火”的毛不高兴，所以毛泽东的批示为：“邓小平同志：全文看过，很好。”8凡此种种，使毛泽东认为邓小平的“错误”主要是“不尊重”，说穿了就是认为邓小平不那么听他的话了，这显然只是毛泽东对邓小平在心理上与他拉开距离而不满的气愤之词。但他还是认为邓只是“不听话”，仅仅是对他“敬而远之”，没有刘少奇那样否定自己，甚至“取而代之”的“野心”。
（二）历史上所谓犯错误的渊源上，毛泽东与邓小平都有许多相似之处和共同的政治基础。这些共同之处在毛泽东脑海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从“文革”期间，毛泽东反复强调并且内容大致相同的肯定邓小平的话，就可以这种印象影响之深。这些“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的之类的话，集中体现在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在邓小平的信上所写的批示上9。特别是邓小平在30年代在江西中央苏区时代作为“所谓的毛派的头子”遭到批斗的经历，使毛泽东对邓小平有一种患难之交的感情，而且邓小平由于在艰难的局面下执行一条正确的路线而赢得了毛泽东的赏识和信任，毛泽东在以后不断的谈及，譬如在1943年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说“反邓小平、毛、谢、古”是“指鸡骂狗”，“邓小平、毛、谢、古死了三个人，邓小平你要为党争气”。正是这种信任，在组建八路军时，邓小平被派到主要有反对毛泽东的张国焘所领导的第四方面军组成的一二九师做政委，而在决定国共两党命运的淮海战役、渡讲战役中，作为总前委书记的邓小平承担着毛泽东“我把指挥交给你”10的重任，这些历史，在记忆力惊人的毛泽东脑海中也都是难以磨灭的。
（三）从延安时代开始，中共党内便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惯例：一个人犯各种“现行错误”都还可能留有政治余地，而一旦有“历史问题”，诸如有叛徒、特务等历史，就会被彻底打倒，并且永世不得翻身。在“白区”工作的党员干部同志，由于经常与国民党直接打交道，由于当时党的领导一些“左”和右的错误指导，同时也由于在险恶的环境下，有时为了保全同志，共产党中央也曾有过一些权宜之计等等原因，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文化大革命”中，这些同志特别容易被诬陷为有“历史问题”。刘少奇就因为被诬陷为“叛徒、内奸、工贼”，而惨遭政治上被“永远开除党籍”，人身上被迫害致死的厄运。不同与在“白区”长期工作的刘少奇等人，邓小平虽然曾经在“白区”工作过，时间却相对较短，其间也曾多次遭遇过危险，却没有被国民党逮捕，没有发生过诸如脱过党等事件，也没有被国民党诬造过“自首”。没有“历史问题”，充其量只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没有紧跟毛主席，严重地脱离了领导”问题，是邓小平能够避免了刘少奇等人那样的悲剧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尤为重要的是在毛泽东最忌讳、最担忧的“赫鲁晓夫问题”上，毛泽东与邓小平也有一个共同的政治基础，这就是在对待赫鲁晓夫问题上的毛与邓的一系列共同立场。众所周知，毛泽东对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大骂史达林是不满意的，当时邓小平以副团长的身份出席苏共的二十大，回京向毛泽东汇报时，说报告主要是从史达林个人性格方面讲的，但个人性格不能说明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大的党、这么长的时间犯了一系列的错误，史达林搞个人崇拜的确不对，但不能说错误都是史达林的，没有大家的份，功劳是大家的，没有史达林的份，这两个片面性都是不对的。邓的这些意见与毛泽东的内心深处的意见是一致的11，说出了毛泽东想说而没有说的话。在1960年11月，邓小平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在访苏过程中，与毛泽东认为的“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集团”进行了面对面的，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次斗争，让毛泽东非常满意，毛泽东在会后评价说：“成绩很大，应该说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基本上把赫鲁晓夫发动的反华攻势打下去了。”并且用赞许的口气说：“赫鲁晓夫很怕你这根棍子（论者注：邓小平1959年腿部骨折，参加莫斯科会议时拿着一根手杖）”，“你这根棍子出名了，我们党几十几个中央委员，只有四个人出面和苏对骂，这就是彭真、康生、胡乔木，加一个邓小平。”1963年，邓小平率团赴莫斯科，在苏共召开的祝酒会上，赫鲁晓夫要求停止争议，停止在报刊上攻击。邓小平表示：“我们要表示态度。”12会谈从7月6日到20日，由于邓小平坚持原则斗争，没有任何进展。7月21日，邓小平返京，在机场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的隆重欢迎。毛泽东说：“代表团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没有同苏方达成任何有违原则的协定，这次代表团做了一件好事情。”邓小平是“一个重量级拳师，事实就是这样，赫鲁晓夫都斗不动你，斗不过你，苏斯洛夫更不在话下。”可以想像出，在60年代上半期，毛泽东因为大跃进失败而受到国内国际的压力情况下，邓小平在莫斯科旗帜鲜明的维护毛泽东的形象的言行一定给毛泽东留下深刻的印象，加深了对邓小平的好感。毛泽东晚年最为警惕和反对的就是“中国出赫鲁晓夫”，发动“文革”重要目的是“防止中国出赫鲁晓夫”，而在这个毛泽东视为原则的问题上，他认为邓小平与自己是毛泽东一致的。
正是由于毛泽东与邓小平在政治、军事、思想领域内，以及在历史上“犯错误”的渊源上有着共同的政治基础，毛并没有打倒邓的意图，甚至还有把邓小平与林彪放在一起考虑为接班人之意。
三
自1962年北戴河会议开始，毛泽东先后做出了一系列努力，如强调阶级斗争、搞四清运动、开展对文艺工作的批判等等，以解决他所深深忧虑的“资本主义复辟”和“中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但许多人对这些还是不那么注意，仍不足以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巨大冲击力量。到了1966年毛泽东觉得要解决这个问题，依靠原有的机构、秩序和做法是不行的。单靠一些政治批判文章（无论它写得怎样尖锐）和一些组织措施（无论它牵涉多么高的层面），都还远远不够，只有下最大的决心，甚至不惜打乱党和国家的日常秩序为代价，发动全国性的大批判、大揭发，自下而上地把群众放手的、充分的发动起来，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热火朝天的大风大浪的局面，去揭露旧体制存在的一切“阴暗面”，去斗争和审查各级党委，挖出隐蔽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去斗争和审查各个领域的知识份子，揪出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摧毁中国出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
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它的突破口在哪里？正好这时，毛泽东看到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贴出的攻击北京市委与北大党委、号召“充分发动”“革命人民”的大字报，这个大字报形式、内容和“斗争精神”符合毛泽东此时的想法，故6月1日，毛泽东做出支援该大字报的批示，指示新华社全文播发，在全国报刊发行。《人民日报》与当日发表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打倒牛鬼蛇神”，这引起全国形势的变化，“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突破口找到了。面对“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发表后所引起的全国混乱局面，中央一线领导还是依照处理着内问题的惯例──派工作组去限制混乱局势的发展。这与毛泽东决定要采取一系列超越常规常理的做法，以“天下大乱”的方式去摧毁整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思想形成鲜明的反差，因此，这种老做法已经非但不符合毛泽东的本意，反而引起他的更大愤怒。因此，当他回到北京，看到工作组在北京起了浇灭他好不容易点燃“文化大革命的火焰”时，更使他坚定了把刘少奇搞下去的决心，工作组事件于是就成为毛泽东决定打倒所谓“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导火索和突破口。在7月底至8月初，毛泽东对派工作组进行了一系列严厉的批评，把它上纲上线定性为“是方向性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是“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实行白色恐怖”，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错误问题”。13根据毛泽东的态度和意见，1966年8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提出在毛为首的党中央之外，有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个“司令部”自1962年以来，犯下一系列“错误”，大会号召炮打这个司令部。刘少奇在这次会议上实际上被打倒。
在这个意义非凡的事件中，邓小平不仅与刘少奇一起起着领导作用14，并且立场格外坚定、态度特别鲜明，甚至与中央文革小组展开面对面的斗争：在6月3日，中央在刘少奇家里开会，刘主持，邓小平小平讲话，会议通过了旨在当时北京的“八条指示”。邓小平说，中央的“八条指示”传达要快，开个十万人大会，一竿子插到底15。7月，因事态紧急，中央于13、19、22日在怀仁堂连续三次开会讨论工作组问题，在19日会议上，刘、邓与中央文革，从思想到言辞均展开交锋，斗争已趋白热化。康生、陈伯达依仗毛泽东的信任并揣摩出毛泽东的意图的，说工作组压制民主，给群众泼冷水，要求撤除工作组。刘少奇愤而驳斥，并与康生发生争执，邓小平也特别气愤地“一下子站起来，叉着腰，十分愤怒地说：“我们要讲得客观一些，要了解第一线的困难，甚么叫放手？要不要政策？我们不行，你们上去，你们那样行，我们统统撤出去，党委垮了，工作组没有了，党的领导在哪里？谁来放手发动？你们根本没有搞过群众运动，你们试试看！”16在这次会议上，江青也于中途蹑手蹑脚进来，在靠着记录席外边的沙发上坐下，她看到了会议争吵的场面17。江青究竟是不是毛泽东派来的，不得而知，但依照惯例，她一定会对毛作添油加醋的汇报。所以，邓小平这一次与刘少奇一起针锋相对地反对他所倚重和信任的中央文革小组，的确给毛泽东一个邓与刘一样在反对他的印象。
前文分析，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目标并不是邓小平，然而，由于邓小平在派“工作组”这个被毛泽东视为“方向性”和“路线性错误”问题上与刘少奇相差无几的态度、表现和作用引起了毛泽东恼火，这种恼火更因为联想到60年代以来邓小平配合刘少奇的调整经济工作、对他“敬而远之”的态度而加剧，从而导致毛泽东改变了对邓小平的态度，产生“邓小平要批一批”的想法。同样，由于工作组事件是毛泽东决定打倒自1962年以来，犯了一系列“错误”的“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导火索和突破口，邓小平作为1962年以来，与刘少奇一起主持一线工作的领导人，特别是在工作组事件的作用、态度也使得他不可避免的要受到波及。
毛泽东对邓小平态度的转变，给觊觎权力的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以机会、他们为了夺权而极力要彻底打倒邓小平，他们深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不满与对刘少奇的不满是不同的，不仅程度不同，而且性质也不同，在刘少奇已实际打倒后，主要危险和最大障碍是邓小平。他们知道，要去掉邓小平这个心头大患，必须加大对邓小平的批判，上纲上线。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决定，由林彪主持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会议原定继续批判刘少奇，但林彪、江青等党内极端势力将会议批判的矛头指向邓小平，把刘、邓连在一起批。陈伯达、林彪、康生纷纷批判刘、邓小平，会议充满火药气味。谢富治一马当先首先批邓小平，他说邓小平在全国解放后变了。陈抱怨说想与邓小平进行平等的讨论比“登天还难”，并认为他是“修正主义路线错误”的“急先锋”。他声称，在这两个人中邓小平更为顽固；林彪还亲自出马，林彪说邓小平曾经与四野争功，并说邓小平在历史上是逃兵，力图给邓小平加上历史问题的罪名18。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等党内极端势力这些话，势必对毛泽东产生影响，毛泽东的批判邓小平“六年不汇报工作”，“耳聋”的话就是在听取这次会议汇报时所说的，这样，刘、邓小平就被连在一起成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12月25日，在张春桥的策划下，清华大学造反派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彻底打倒刘、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并在北京街头贴出了“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大字标语。2月6日，林彪在一次会议上讲话，称刘、邓小平不是五十天的问题，而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19，批判因此大大升级。1967年春，在林彪、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组的煽动下，全国开展批判和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高潮，刘、邓小平分别被冠之以党内第一号，第二号“最大走资派”。1967年7月15日，中央办公厅向中央文革小组报送的一份关于批斗刘少奇的请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用笔将“少奇”两字划掉，在后面加上“邓、陶夫妇”。事隔几日，7月19日，造反派抄邓小平的家，8月，揪斗邓小平，8月1日，邓小平的秘书和警卫员调走，9月，儿女被勒令搬出中南海。1968年3月邓小平专案组成立。7月，专案组炮制《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邓小平小平的主要罪行》，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印发该文件，并做出了撤消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四
在毛泽东身后的1980年，已经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邓小平，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评价毛泽东的话，“虽然不听他的话的人，他都要整一下，但整到甚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20邓小平被彻底打倒，显然不经过毛泽东的点头是不可想像的，但正如前文所分析的，由于历史上、思想上、现实政治上的种种联系和共同点，毛泽东对邓小平的问题的定性为不同于刘少奇那种“敌我矛盾”的“人民内部矛盾”，所以，毛泽东只是想“整一整”邓小平，并没有彻底否定邓小平，在邓小平已经被打倒情况下，仍对邓小平有所关注，甚至还是继续启用邓的意图。本节就此试图做一个历史考察。
在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出席并在会上作检讨时，毛泽东在检讨的稿子做出了“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的批示，这句话颇值得玩味，明显含有保留邓小平的意味。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毛毛也透露了一个重要的史实：“『文革』初期，在毛泽东决定确立林彪为接班人的时候，他还没想彻底去掉邓小平，他曾希望继续用邓小平，并希望邓小平能配合他在人事上的新选择。为此，毛泽东曾找邓小平谈了一次话。父亲后来回忆：『文革』开始的时候，主席找我谈话，要我跟林彪搞好关系，我答应了。但与林彪谈了一次就谈崩了。”就在1967年春戚本禹发表长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将邓小平指责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对其批判时，毛泽东向邓小平表示：“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小平可以分开；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给他写信。”在1967年11月5日，毛泽东与中央文革小组谈话时说：“我的意见还是要把他（指邓小平──论者着）同刘区别一下，怎样把刘、邓分开”。在1968年九大召开前的视察途中谈到邓小平时说：“邓小平是不是要保？一个是他打过一些仗，第二，他不是国民党的人，第三，他没有黑修养。在北京中南海批斗邓小平正如火如荼的1967年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同王力进行过一次涉及接班人问题的重要谈话。毛泽东语出惊人地说：“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邓小平出来。邓小平至少是常委。”杨成武也回忆回忆：1967年9月毛泽东视察南方时提出：1970春天“文革”结束后，接着召开“九大”，把老同志都解放出来，许多同志要当代表，当中央委员，毛泽东并且列举了邓小平名字21。1969年3月23日，毛泽东与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说：“九大报告上只写我与刘两个人的名字，只写刘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陈伯达也曾回忆：“在我起草的稿子上，我写过关于『刘邓路线』的话，毛主席看过，说了一个重要指示：邓小平同志打过仗，同刘少奇不一样，报告上不要提他。”2280年代初期，邓小平曾在一次谈话中说：九大时，毛泽东同志确实也提出，要我当中央委员，进政治局，但是林彪他们不同意。九大选举前夕，毛泽东谈过邓小平的问题，他的“邓小平与刘少奇要有区别”的谈话，在将刘少奇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和将“文革”理论与实践合法化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和九大上前夕，毛泽东这些谈话，显然是有的放矢的。把刘、邓小平拆开来，话只是一句，但含义很深。它是对刘、邓小平个人生死前途、政治命运的不同决定，不仅使邓小平避免从了刘少奇那样的人身悲剧发生，而且在深层次上为重新启用邓小平的准备了最必要的条件。可以看出，毛泽东仍然认为邓小平是仅次于林彪的符合自己接班人的条件的人选，并且想对邓小平做出某种政治安排。
毛泽东对邓小平已经被打倒情况下，仍对邓小平有所关注的态度，让林彪和中央文革忐忑不安，更加剧了他们置邓小平与死地的信念。对于毛泽东对邓小平有所保留，并且想对邓小平做出某种政治安排的态度，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是强烈反对、百般阻挠。上文论述的包括毛泽东要邓小平跟林彪搞好关系但林、邓谈崩了，毛泽东同王力的关于“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的邓出来”的谈话，九大报告不许点邓小平的名字，并建议邓小平进政治局但遭到林彪等人的反对等等内容，都能说明林彪、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组企图置邓小平于死地的用心。在1968年5月21日，邓小平写信给汪东兴，要求见毛主席，毛泽东指示：在23日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读一下邓小平的信，议一下，征求大家的意见是否与邓小平谈话，自然，邓小平的要求被林彪和中央文革拒绝。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将刘少奇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并开除了刘少奇的党籍。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也坚决要求开除了邓小平的党籍……
在对待邓小平的态度上，毛泽东是想保护，是想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然而又不得不顾及到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态度，所以当时邓小平还是无法出来工作。对于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要彻底打倒邓小平的态度，为甚么在党内具有一言九鼎的至高权威地位的毛泽东，会有所迁就林彪、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组这些做法呢？考察毛泽东在发动“文革”时给江青的那封意义深长的信，提到的他“违心地同意别人”，“我只好上梁山了”，“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等等一类的“黑话”23，其实也为我们理解毛泽东对党内极端势力行动不得不有所迁就的心情，提供了一个思路。这是因为“文革”是采取一系列超越常规常理的做法，以“天下大乱”的方式去夺取社会权力的“政治大革命”，并且要触及“人的灵魂”，在“灵魂深处闹革命”，这一些异乎寻常的做法势必引起许多人的怀疑、抵制和反对。为了深入进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为了彻底摧毁“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社会基础，毛泽东必须借助和倚重林彪、江青等党内极端势力。然而，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还是极其意味深长的保住了处理邓小平的底线，即执坳坚持不同意林彪、江青等党内极端势力他们的对邓进行人身迫害和开除党籍的做法。
根据毛毛在她的书中披露，1967年5月，毛泽东约邓小平谈话，主要是问他30年代离开红七军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这一段历史情况，并批判了他派工作组的错误。毛泽东态度缓和，批评的并不严厉，并且说，以后有事情，可以找汪东兴。毛泽东作为一个大政治家，当然知道林彪、江青等党内极端势力要极力要置邓小平于死地，所以，“对邓小平的监管，毛泽东只让他所信任的汪东兴来管，从来没有让林彪和中央文革插手”，便有深刻的含义。由于毛泽东的坚持而未得逞。在“文革”中，刘被整死，邓小平虽遭批判，他被迫搬出了中南海，被软禁在一座小房子里，一直与他一起生活的孩子也被遣送走，但卓琳以及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被允许与他呆在一起，而且未受到刘少奇或其他“走资派”所受到的人身迫害和摧残。邓小平躲过了厄运显然与毛进行了干预使他免遭更大的迫害有关，数年之后，邓小平本人也承认：“林彪、『四人帮』，总是想把我整死，应该说，毛主席保护了我。”24
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将刘少奇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并开除了刘少奇的党籍。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也坚决要求开除了邓小平的党籍，毛泽东出面做了抵制。在开幕式和闭幕式上，毛泽东分别发表讲话，讲话均提到了邓小平，毛泽东在开幕式上指出：邓小平这个人，我总是替他说一点话，就是鉴于他在抗日战争跟解放战争中间都是打了敌人的，又没有查出他的别的历史问题来，甚么叛变哪、自首呀，这些问题。他的意思要求保留党籍，不要开除党籍，最好嘛还能够做点工作。一讲到做工作，许多同志都摇头。我说，现在很大的工作也难做，叫他做点室内的整理材料，这样的工作，总是可以嘛。在闭幕会上，毛泽东说：“邓小平，大家要开除他，我对这一点还有一点保留。我觉得这个人嘛，总要使他跟刘少奇有点区别，事实上是有些区别的。要开除一个人很容易呀，只要我们举手，那还不开除了。我看还是慎重一点。横直将来你们要开除也可以嘛！哪一天把他开除就行了嘛！我这个人的思想恐怕有点保守，不合你们的口味，替邓小平讲几句好话。”25这些话的语气、用词特别值得玩味，诸如“一讲到做工作，许多同志都摇头”，“大家要开除他”，“横直将来你们要开除也可以嘛”，“我这个人的思想恐怕有点保守”这些话都真切地反映出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企图置邓小平于死地的态度。毛泽东用近乎协商的语言“替他（指邓小平──论者着）说一点话”，要求给邓小平“做点工作”，哪怕是“做点室内的整理材料”，并且“不合你们的口味”地不同意“大家要开除他”的意见，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经近乎狂热的1968年，毛泽东用这种口气与语言在中央正式会议上为邓小平说话，的确是“独树一帜”，这些谈话真切地反映出毛泽东的确不想根本打倒邓小平。由于不得已要迁就除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意见，毛泽东只好将邓小平“做点工作”的想法暂时搁置，但毛泽东还“反潮流”的保留住邓小平的党籍。
毛毛在书中写道：“九大的召开，父亲是从报纸上和新闻中知道的。虽然他再一次被确定为『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但却没有开除他的党籍。以四十多年的政治经验，他深知这一处理的重要性，也深知其中必有玄奥。应该说，只要没有开除党籍，就留有余地，就存在一线生机。”邓小平作为几乎搞了一辈子党务工作的老党员，自然对保留党籍的玄机有着远比一般人深刻地理解，毛毛的这句感叹更为我们理解和感悟当时的政治“玄奥”，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再联想到邓小平小平给毛泽东的信一再要求“留在党内”，而毛泽东为保留邓小平的党籍一再亲自出面干预，对为我们了解这一具有特别意义的“玄机”提供了启发。这个“玄机”为邓小平的复出预留了空间，当然，由于党内情况的复杂性，邓的复出还需要时机和邓个人的努力。到了林彪事件爆发后的难得时机中，由于邓小平特殊的特殊的个人因素和个人努力，周恩来等老干部的竭力促成，终于成就了邓小平奇迹般的复出。
注释：
1 毛毛在邓小平生前出版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中也指出：到了六十年代初期，小平和刘少奇被毛泽东内定为共同担负一线领导工作的接班人。见该书的第649页。
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73页。
3 吕书正：《解读邓小平》，[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202页。
4 宫立等着：《邓小平在重大历史关头》[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172页。
5 朱仲丽，《毛泽东王稼祥在我的生活中》，[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224页。
6 刘志男，关于建国后至中共八大期间“接班人”问题的历史考察，[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6期，26页。
7 罗斯．特里尔着刘路新译《毛泽东传》，[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3月页，第330页。
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2页。
9 毛泽东的批示：“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08页。
10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M]，北京：1993年8月版第612页。
11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5年-1966年中苏关系回忆录》，[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页450页440页。
12 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231页。
13 毛泽东7月24日与中央文革小组的谈话记录，引自逢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1423-1428页。
14 周恩来6月4日出国访问，指导运动的责任落在刘少奇、邓小平身上。
15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5页。
16 李雪峰：《回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五十天路线错误”──从“618事件”到“729大会”》载《中共党史研究》，[J]，北京：1998年第4期，第2页。
17 参见李雪峰：《回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五十天路线错误”--从“618事件”到“729大会”》载《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4期，第2页，以及吴德口述，朱元石等整理《十年风雨记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16页。
18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55页。
19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125页。
20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01页。
21 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10月版，40页。
22 陈伯达着，陈小农编注：《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M]，北京：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13页。
23 毛泽东给江青的信，1966年月7月8日，引自逢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1420页。
24 《回忆邓小平》（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38页。
25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68年1031日，引自逢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1557页。
杨俊《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4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