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人民解放军入驻湖南长沙后，继续追击华中“剿总”白崇禧指挥下负隅顽抗的国民党军队。一天，白崇禧派出一二六军三〇五师进驻地处湖南、广西交界的永州东安芦洪司，将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唐生智的宅邸树德山庄层层包围，搜捕主人唐生智。如此大的阵势却并未收到预期效果，只抓到唐生智的家眷亲友，但其本人却消失无踪。

搜捕期间的一个傍晚，在当地柳坝河边，便衣侦缉队员拦住一个当地人，询问其是否知晓唐生智的情况，对方回答：“他平日总戴着眼镜，提一条手杖，他的官很大，我们老百姓见一次也很不容易呢。”很平常的回答，没有什么有效信息。但便衣不知道的是，面前的这个当地人就是变装后的唐生智本人，就是他要抓的正主。

多日搜捕一无所获，而解放军已经兵锋在望，这些人只好上报唐生智已经潜逃，草草收场。面对国民党军队的连日搜捕，唐生智其实就在东安本地，一直都没有离开。尽管他本人没被抓到，但是他的家眷亲友却有多人被抓走，他的挚友顾伯叙还因为被拷打，落下了残疾。白崇禧之所以如此兴师动众，完全是因为唐生智在历史潮流面前作出的正确选择，他站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一边，积极推动了湖南和平解放进程。

人生，无不在选择之中。在一个社会巨变、波澜壮阔的大时代中，一个人，尤其是一个站在时代前面的人，尤其要更多地面对选择。

1911年，革命潮流风起云涌，22岁的唐生智的选择是加入同盟会，参加革命。

1914年，就读保定军校的唐生智，成绩全优，却不愿参加模范团效力北洋，刻意与上官争执，返乡从军。

1924年，身为湘军将领的唐生智，在听了顾伯叙一场佛学演讲后，选择了自己的人生信仰，继而在自己的军队中推行佛教，建立了独树一帜的“佛家军”。

1926年，北伐在即，已成为湖南代省长的唐生智加入了国民革命军的行列，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军前敌总指挥，认真执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

1927年，反共狂潮、上下交迫下唐生智选择“和平分共”，把共产党“礼送出境”，继而起兵反蒋。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为一致对外，在反蒋的广州国民党政府担任委员的唐生智，与蒋和解，赴南京担任军事参议院院长。

1937年，淞沪会战后，南京危如累卵，高级将领无人愿守，唐生智挺身而出，主持南京保卫战，但随即惨败。

1938年，唐生智逐渐淡出军政事务，之后又多次拒绝军政官职，一心办学。

1949年，唐生智面对新时代的曙光，选择重新出山，策动旧部起义，参与、支持湖南和平自救运动。

作为一名资历深厚的将领，自南京保卫战之后，唐生智事实上就中断了军事生涯，绝大部分时间都在湖南老家，主要的事业就是办学。南京保卫战之前，从护国护法、湘军内战，到北伐战争，再到三次反蒋，直至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参谋国防，唐生智的人生主轴都是军队和军事。但南京保卫战彻底改变了唐生智的人生轨道。

针对南京守弃问题，蒋介石在中山陵园的官邸曾连续召开了三次会议进行商讨。在第三次会议上，蒋介石确定了以唐生智为司令固守南京的决策。作为临危受命的南京守将，唐生智并没有特殊的军事才能，也没有奇迹出现，南京很快沦陷，而且随后发生了南京大屠杀，这些都让唐生智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南京保卫战也因此成了唐生智军事生涯事实上的终点。

1938年初，唐生智交卸了所有的军政事务返回湖南老家。赋闲的唐生智重新拾起了家族的办学传统，在长沙市郊与顾伯叙、李君尧等开始规划书院，延聘教师，添置设备。11月，日军进逼长沙，为执行“焦土抗战”，长沙实施焚城，筹备半年的书院只得南迁。12月初，唐生智在住宅旁边辟地一百余亩，兴建大型书院。为了办书院，唐生智变卖房产，捐出名下产业收益和田地租金，唐生智夫人变卖首饰，还拆了一栋自家的两层楼房，取砖瓦木材用于建校。自从书院开办后，求学者很多，唐生智便倾力扩建，添置图书设备。1943年秋，耀祥中学正式成立，开始招收高中一、二班和初中一、二班，共4个班，学生近三百人。此时的耀祥，有校舍14栋，总建筑面积5000多平方米，可容纳12个教学班同时上课。在师资上，唐生智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聘请了很多有学问有名望的人来校任教，如林笃信、沈伯仲、曾云阁、吴建华等。他们当中，不少人是从英、美、日留学归国的，有的还担任过大学教授。学校教师李君尧、陈作之、凌心朗、黄明善、罗仲农等人也是当时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学校不但招收贫困子弟，予以减免学费，而且招收女学生，在东安开了先河。耀祥中学的图书馆当时在省内规模最大，成为学校一笔可以引以为自豪的无价财富。1949年12月，该校由东安县人民政府接管，改为公办。

▲唐生智故居鸟瞰。

唐生智为耀祥中学定下了很高的起点。他最初的计划是办一所大学，所以取校名为“耀祥书院”。后因蒋介石对唐生智私办大学存有戒心，蓄意刁难，不予核准，唐生智只好改为了中学。办大学的初衷，虽未能实现，但以大学为目标也使得学校师资配备强大，教育质量远近闻名。1948年7月，当时的湖南省教育厅官员视察耀祥中学以后，评述：“该校校舍宽敞，设备完善，图书仪器丰富，并拥有规模宽广的农场，在湖南省私立中学中堪称第一。”在唐生智的努力下，耀祥成了永州的文教翘楚，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永州、东安一带民间流行“人要强，读耀祥”的说法。至今，耀祥仍然是当地重点中学之一。唐生智当年的倾力办学，今天遗泽犹在。

唐生智关注下的耀祥中学不许任何党派组织活动。而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这种要求实际只是限制了国民党与三青团在耀祥的活动。事实上，1944年，耀祥中学内就有中共地下党的党支部，而且这个支部还肩负着湘南山区一大片地区的中共地下党的工作（按：1942年6月13日，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今后两年将是很艰苦、很困难的两年，要取消大后方省委、特委党组织，只留县委、区委；必要时县委、区委亦可取消，只留支部，各级干部转入支部工作。至1945年时湖南全省只留下中共党员六七百人，东安附近几个县都没有县委、区委或其他基层组织）。

▲耀祥中学今貌。

抗战胜利后，中共党员严正、何一挺等到耀祥任课以掩护地下工作。后来由于有人公开在课堂上教“古怪歌”喊“打倒蒋光头”，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要到学校抓人。唐生智知道后，对严正、何一挺两人说：“学校还是要办下去，不能太露骨了”，然后将二人介绍到外地工作。学生睦建国、魏德生等人，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研究马列主义书籍，被人告发，零陵专署保安司令欧冠带兵前来要抓人。此事也被唐生智提前知晓，他命庶务主任周敬安连夜将睦、魏送走投奔延安。之后欧冠到来指名要人，唐生智一口拒绝：“我校根本没有这么两个人。”欧冠只能作罢。因为中共地下组织的存在，耀祥中学事实上成为了中共的活动基地和湘南迎接解放的政治宣传站、军事联络点。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摩拳擦掌，准备发动内战。唐生智极力反对。他大声疾呼：“十四年战乱，外强侮辱，国家元气大伤，百姓实在太凄苦了，希望今后天下能太平无事，让国家和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十八年来，中国干戈未休，百姓苦于乱世，不能再打仗了！”他虽身为国大代表，却拒不出席南京的竞选总统、副总统大会，并联合旧部反战主和、抗丁抗粮。

1948年7月，程潜回湘主政。唐生智托湖南省参议会会长席楚霖表示欢迎，并表示愿为湖南的发展出力。10月，程潜派李觉前往东安，请唐生智去长沙共商和平大计。11月10日，唐启程路经衡阳时，在当地的《力报》上发表反战主和的长文。到达长沙后，唐多次向社会各界发表演说反对内战。16日，唐生智应蒋介石邀请到南京晤谈，坚辞不受蒋拟委任他为衢州绥靖主任的职务。从南京抵上海，唐会见李宗仁说：“老蒋的嫡系部队那么多，但是他违反了民意，就没有办法。我看只有一心一意地谋和，才是正道。”

三大战役之后，新中国成立前夕，解放战争大局已定。尽可能地争取国民党统治地区实现和平交接，尽力减少战争破坏，为国家和民族保留元气，十分重要。其中，湖南的和平解放是解放进程中的重要一环。

湖南的和平解放，可以分成政、军、民三条主线，在政的方面，最重要的是湖南绥靖公署主任兼省政府主席程潜；在军的方面，最重要的是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长沙警备司令陈明仁；在民的方面，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则是在野的唐生智。

早在1948年10月，唐生智收到四弟唐生明带来的蒋介石亲笔信，邀其赴南京，共商国是。此时的唐生智已经在家乡办学多年，几乎不参与军政事务。但随着解放战争形势日益明朗，乡居办学的唐生智也再次面临选择。此前，在抗战胜利之际，蒋介石也曾经要他担任西北行辕主任，但他予以婉拒并推荐张治中担任。后来唐生智的夫人霍福光回忆：“1945年日本投降，那时我们全家都在重庆，当时孟潇曾多次讲过‘十四年战乱，外强侮辱，国家元气大伤，百姓实在太凄苦了，希望今后天下能太平无事，让国家和老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十八年来中国干戈未休，百姓苦于乱世，不能再打仗了。’”基于对蒋介石的了解，也基于对当时国民党调兵遣将的安排的了解，唐判断内战难以避免。他不愿再参与内战，于是辞去一切职务，以奉母归故里为由，带着全家从重庆返回了东安老家。但此时形势已经不同，解放军越战越强，蒋介石败象已显，内战结束越来越近了。唐生智也有意外出联络旧部，于是顺势启程前往南京。在南京，唐生智住进宪兵司令张镇家，对张镇进行了策反的工作。蒋介石10月30日从辽沈战场上回来，立即会见唐，劈头一句即是“我请你出山担任衢州绥靖主任”。唐生智再次婉言谢绝，以医牙为名偕同唐生明、刘建绪、李觉等人前往上海。

▲唐生智（前排右一）与家人的合影。

抵达上海，唐即与上海民联地下组织取得联系，与民革领导人郭春涛、中共上海地下党吴克坚多次密商，吴克坚等转达了中共中央对唐的态度：“我们对你是了解和信任的，你从北伐到现在没有跟我们打过仗，我们是清楚的，你是够朋友的。”（这与以后党中央领导1950年接见唐生智时所讲基本相同。） 希望唐回湖南后为打倒蒋介石，迎接全国解放作出自己的贡献。唐生智准备在耀祥中学架设秘密电台，联络南下的解放军。

此时，民革领导人李济深、方鼎英与中共党员吴成芳正在研究湖南策反、自救工作，他们决定：“要团结唐生智，推动湖南的和平自救运动，以迎接解放。”唐生智到达上海，对民革开展和平解放长沙和防止李宗仁、白崇禧利用衡宝、祁东阻止大军南下，必须立即发动民众进行阻击等一系列重要策略的制定，起了重要的作用。

接下来，唐生智开始策动旧部起义。首先是做上海交警总队周伟龙的工作，周同意准备将大约一个军的交警撤往湖南支持湖南和平解放，之后因周伟龙方面计划泄露，被毛人凤发觉而流产，周被押往台湾于1950年被杀害。唐之后又策反了旧下属宪兵司令张镇，张当时表示愿意投靠人民立功赎罪，将宪兵团留下一个团在长沙，该团在湖南和平解放中发挥了作用，但张镇本人却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逃往台湾。

1948年12月15日，唐生智接到中共地下党的通知匆匆离开上海，乘机返回湖南，开始联络策动黄克虎、欧冠、曹茂琮、唐哲明等当地将领，以“湖南人民走湖南人的路”“湖南是湖南人的湖南”为号召反蒋，等待时机发动起义。回到东安后，唐生智把耀祥中学作为与中共的地下联络基地，同时通过接受记者采访、撰文讲演、邀请进步人士讲学等多种手段营造反战求和的舆论氛围。

此时，主持国民党华中军事的是桂系白崇禧，而湘南是联系桂系的广西基本盘和华中的关键通道，其中衡阳是湘南的核心城市，是未来战局的必争之地。衡阳警备司令是欧冠，唐生智的亲信下属周斓于之有恩。唐生智因而成功策反了欧冠，但忠于蒋介石的蒋伏生利用欧冠与军官团体的矛盾，迫使其去职，使唐生智掌握湘南局面的谋划落空。

1949年2月，代总统李宗仁莅临湖南，唐生智面呈停止征兵的意见，程潜也提出“收拾民心，安定军心”。出于安定湖南的目的，李宗仁表示赞同，于是湖南征兵被搁置下去。

3月，唐生智拒绝李宗仁、何应钦请他参与南京国民党政府组阁的邀请。国共和谈破裂后，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此时，主控两湖军事的白崇禧仍旧幻想通过战争扭转时局，湖南局势空前紧张。一贯呼吁和平的唐生智的政治态度备受各方关注。为此，陈云章、蔡杞材等社会名流商议，经陈采夫报请中共湖南省工委同意，以湖南省51个人民团体和湖南省长沙市工农商6个团体名义，邀唐生智到长沙共商湖南和平大计。

4月28日，唐生智到达长沙之后，连续与程潜、陈明仁和各方面人士访问磋商，公开疾呼湖南人民团结自救，就开放言论、维持湖南团结安定等达成了多项的共识。5月2日，湖南参议院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湖南人民自救委员会及其执行总部，唐亲自担任该会的主任委员，仇鳌、陈渠珍为副主任委员，唐伯球、周震鳞、刘公武等为委员，主持开展湖南人民自救运动。自救委员会执行总部负责编组地方武力，消弭动乱，维持境内安定。同时，唐生智还致电全省各地方武装，要求他们在安定地方、维持生产、团结自救方面发挥作用。

5月6日，白崇禧从武汉返回桂林，特地在长沙停留。他听说了唐生智在领导湖南和平自救运动，试图将之纳入自己的“湘桂联防”轨道，但唐生智拒不配合，并且还发表谈话，反对白的“以拖待变”的主张，指责其不顾人民死活。白崇禧则指责：“唐孟潇搞的自救运动，实际是为共产党张目，做共产党的应声虫。”唐白之间矛盾日趋激化，唐生智无法在长沙继续停留，留下弟弟唐生明与程潜、陈明仁共商起义事宜，5月24日，唐生智返回东安树德山庄。中共湖南省工委派刘寿祺和张凡从长沙来学校与唐生智商谈争取湖南和平解放事宜。省工委指派张凡为唐生智秘书，请唐以耀祥中学为依托，开展促进湖南和平解放的工作。

唐生智返回东安之后，遵照中共湖南省工委的指示，一方面主持耀祥中学的考试和教学，一方面积极联络湘南各地的地方武装和中共地下武装，准备自救起义，截断湘桂线，配合解放军阻击白崇禧的部队。白崇禧听闻唐生智在东安的频繁活动，急派湘桂边区绥靖司令曹茂琮前往东安探听虚实，并试图拉拢唐生智，但结果曹茂琮反被唐生智策动决心起义。

7月，伴随解放军南下的脚步，程潜、陈明仁起义在即。程潜曾派人邀唐生智北上长沙一同通电起义，但唐生智放心不下所联络的各地武装，担心自己走后群龙无首，派唐生明全权代表自己参与通电起义。

8月4日，程潜、陈明仁在长沙通电起义。8月5日，唐生智在树德山庄领衔发表湖南各界知名人士104人响应起义的通电，配合各方达成湖南和平解放，并吁请尚未解放的西南、西北地区迅速采取一致行动，迎接解放。

此时，尚在东安的唐生智处境极为危险。8月9日，他的老部下李品仙代表白崇禧来动员他南下广州，遭他拒绝。白崇禧又派第一二六军军长张湘泽来找唐生智，唐拒不相见。张便威胁“他的安全我们无法保障了”。张走后，唐把家人叫到一起说：“从我几十年的经验看，共产党是为老百姓谋幸福的，得到老百姓拥护的，我愿站在他们一边，我们也只有跟共产党走才有出路。”当晚，他就趁黑夜离家躲避。只要唐生智在东安，他和他领导的湖南地方武装就是白崇禧衡宝防线的背后芒刺，于是就发生了文初的那一幕。

白崇禧派兵前来搜捕的时候，唐生智在当地老百姓的掩护下，就躲在附近一家农民的柴堆里。白的兵马搜了半个多月也没搜到唐生智，就把唐的夫人霍福光和孩子等人押到桂林软禁作了人质。后来，李品仙顾念旧情，将他们辗转送至香港，到1951年他们才回到祖国，与唐团聚。

唐生智在树德山庄，做了许多有利于湖南实现和平解放的工作，树德山庄也因此成为湖南和平解放的历史见证。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衡宝战役结束，白崇禧部向广西溃逃，湖南全境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唐生智满怀热情投身于新中国建设事业中。

1949年12月，东安县举行了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唐生智在会上作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发言。他在讲话中庆祝东安解放、东安人民政府成立，号召到会的东安各界人民代表在大会之后，“必须向人民大众报告一切讨论情形和人民政府的指示、我们人民所应做的工作。我们要做人民与政府忠实的传达，我们是从群众中来，我们要回到群众中去，要首先实事求是全心全意带头去做，使一切好听的谈话，变成一定的事实，才算我们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同时，唐生智表示，自己“学习做一个人民，学习做人民的长工”。会后，唐生智在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的邀请下前往长沙，继而担任了湖南临时军政委员会委员。根据省委安排，唐生智推荐一批旧部去军事大学学习，接受教育改造。

▲唐生智担任湖南省副省长证件。

1950年4月，毛泽东在北京接见并宴请了唐生智。毛泽东说：我们要过几个关，战争关，土改关，社会主义关。现在你和你的家属部下，战争关过来了，其余两关就好过了，又好过又不好过，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就是社会主义建设，希望孟潇先生为国效力。唐生智则表达了坚定的决心：“我对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态度是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对于毛泽东提出的“三关”指示，唐生智始终铭记在心，兢兢业业，站稳立场。1950年7月，唐生智被任命为湖南省政府土地改革委员会委员。在土改运动中，唐生智有一些部下和家人受到波及，跟随他起义的人有的遭到冲击。对此，部下中不少人有看法和不满，有些还逃亡到香港、台湾，唐耐心给他们解释相关政策，劝导他们服从大局、服从改造，一起过好土改关。

1950年，唐生智担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委员会常委，并被任命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和湖南省政府副主席。之后，又历任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他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信念，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以实际行动为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事业做了许多实事，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作出了贡献。

1954年，湖南洞庭湖周边发生大规模洪灾，唐生智不顾高龄率慰问团赴洪灾一线指导工作，慰问受灾群众。之后，他又参与了荆江分洪建设，期间他还陪同水利部部长傅作义视察工地。傅作义感慨地说：“我们这些人，过去一辈子犯错误，现在有了共产党领导，不会犯错误了，但时间不多了，要抓紧时间工作。”唐生智回答说：“是啊，我们要跟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才不会犯错误。”

除了从事政府工作，唐生智还投身于工商联事业，推动湖南工商联的发展。

唐生智父亲早年抱着实业救国之心从事工商，颇有建树，在湖南省工商界有口皆碑。唐生智与其弟唐生明等也曾在湖南从事过金矿业务。因此，唐家与湖南工商界联系颇深。1952年6月，“三反”“五反”运动正在开展，全国工商联筹委会成立，工商界的全国性组织正式开始筹备建立。有鉴于此，结合湖南省工商业发展实际，中共湖南省委、省人民政府、省政协等经过研究，决定于当年11月成立湖南省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处，并由唐生智担任筹备处主任。在唐的主持下，筹备处制定了章程，顺利开展工作。12月25日，湖南省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代表会议召开，成立了代行省工商业联合会职权的湖南省工商联筹备委员会，继续由唐生智主持工作。筹委会团结教育全省工商业者遵守《共同纲领》，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引导私营工商业者搞好生产经营，积极推动全省工商业者投身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为其后全行业公私合营创造了条件。

有一次，唐生智去北京参加工商联会议。他诙谐地对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说：“我现在是私营工商业联合会主任，您看，怎么改造法？”李维汉说：“我赞成你这种平民的做法，不为当大官，为做实事。所以工商联的工作你也干得很起劲，很认真。过去鹿钟麟还在北京中山公园卖过门票哩。我们是人民政府的干部，为人民服务就不计较名位高低了。”

1954年12月，湖南省工商业联合会正式成立，由于政务繁忙，唐生智未继续担任省工商联的职务。但他认真工作的作风以及为振兴湖南经济、团结工商业者并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所展现出的积极热情尤为湖南工商界所称颂，至今被人敬仰和怀念。

新中国成立初期，唐生智加入了民革。1956年2月，唐生智出席民革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第三届民革中央委员、常委。1958年11月，唐生智出席民革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第四届民革中央委员、常委。作为一名历经新旧社会变迁的民革党员，唐生智对毛泽东、对共产党极为敬重。1950年，他见到毛泽东时心有愧疚地说：“大革命时期，我没有自始至终和共产党一起走，深感内疚。今后，将永远跟随主席，革命到底。”1957年，针对有人提出轮流执政问题，他曾深有感慨地说：“轮流执政不符合中国国情。实践证明只有共产党胜任执政的重任。其他党派领导不了也领导不好这个伟大的国家。”

唐生智希望祖国早日统一。他曾说：“大陆与台湾早日和平统一是国家之幸，民族之幸。国家一日不统一，内忧外患就不能完全根除。合则两利，战则两伤。”每当国家对台部门的工作人员登门拜访提问时，他都亲切接待，有求必应。针对在台湾的国民党喊出的诸如“反攻复国”“光复大陆”等口号，唐生智说：“这些都是痴人说梦话，蒋介石八百万军队都被打垮了，还奢谈‘反攻复国’，真是不识时务！”他还多次写信给蒋介石，敦促蒋介石看清形势，丢掉幻想，握手言和，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拳拳爱国之心，浸透在字里行间。

1．《唐生智传》，湖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1989年。

2．《唐生智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专辑》，湖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政协东安县委员会编，1989年。

3．晓平《湖南和平起义中的唐生智》，《湖南党史月刊》，1992年第5期。

4．李石生《湖南和平解放前夕的一场险斗》，《百年潮》，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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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编辑 | 范丹丹

责编 | 蒋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