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4月15日，台湾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台盟首任主席谢雪红是台湾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谢雪红

接受五四运动洗礼

谢雪红，原名谢氏阿女，祖籍福建泉州府同安县，1901年10月17日出生于台湾省彰化县。父亲谢匏是搬运工人，母亲陈银靠缝制衣服和给日本人帮佣挣钱贴补家用。谢家共有8个子女，谢雪红排行第6。因家贫孩子们都没有进过学堂。谢雪红从5岁起，就学会了挖野菜、煮猪饲料，帮助母亲喂猪。8岁到日本人家里当佣人，从女主人那里学会了说日本话，认识一些日本字。这对她日后从事社会活动起了不小的作用。1913年，谢雪红的父母相继病逝。为了安葬母亲，谢雪红以160块钱的价格卖给台中开杂货店的洪喜当童养媳。那年，她刚满12周岁。洪喜给她起了个名字叫素兰。

洪家的生活重担大部分压在谢雪红的肩上。年幼的她每天要给十几个人做饭、洗衣服，还要到店里去帮工，或到甘蔗园作临时季节工，整天从早忙到晚，累得喘不过气来。尽管这样养母对她的劳累未曾有半点体谅，经常借故打骂她。为了从谢雪红身上榨取更多油水，16岁的她被送到台南糖厂做女工。在这里，她看不惯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带头与工头争执，结果被日本工头主任追打。谢雪红不堪忍受童养媳的非人生活，卧轨自杀未成。但更坚定了她离开洪家的决心。

1918年年底，她在好友和邻居的帮助下，逃回彰化家中，结束了整整五年的童养媳生活。但因无力偿还赎身费，经人说媒与张树敏结婚，由张树敏偿还了她的赎身费。婚后，因张树敏到日本神户做生意，随行的谢雪红第一次有机会离开台湾，并接触到日本“米骚动”运动。这是谢雪红生平初见穷人可以与富人斗争的事实，使她深受触动。

谢雪红印章

1919年4月，谢雪红随张树敏到青岛做帽子批发生意，这是她第一次踏上祖国大陆的土地。五四运动期间，她在青岛亲眼看到祖国大陆人民尤其是青年学生烧毁日货，示威游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心中激动不已，更深切感受到台湾人民在日本统治下的痛苦，思想上受到启发。

她通过当地学生了解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有关情况，革命的惨烈情景令她热血沸腾。有一张照片描述了红军战士攻打冬宫的战斗场景：战士们殷红的鲜血洒满了白雪皑皑的大地，给她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她忽然想到何不把“雪红”做为自己的名字，永远记住这一幕呢？于是，她从此改名谢雪红，并制作了一枚“谢雪红”的私章。这枚印章从此伴随着谢雪红的革命生涯，成为她各个时期参加政治活动的见证。青岛，唤起了谢雪红的民族意识和阶级斗争意识，以及对幸福社会的憧憬，开启了她的人生新篇章。

参加反帝爱国运动

1919年秋，她随张树敏回到台湾家中，才发现张树敏早有妻室，自己受了欺骗。她不甘心做妾，决心自谋生计。为此她外出苦学缝纫技术，回家乡后开办了“嫩叶屋"裁缝店，专门做妇女和小孩的服装。1923年，谢雪红在台中参加了台湾进步团体“台湾文化协会”，从事初期的政治文化启蒙运动。她感受到没受过教育无法进一步参加社会活动的痛苦，萌生了去上海求学的想法。但当时日本不让台湾与中国大陆密切往来，不能从台湾直接乘船到大陆。

1924年4、5月间，她决定到上海求学。在轮船上结识了林木顺、李朝基（后改名李友邦）、郑泰聪3人。在谢雪红的建议下，他们一同前往上海。在上海，他们目睹了帝国主义者欺负中国人的种种事实，亲眼看见外国人坐黄包车竟把车夫的发辫当缰绳拉着，驱使车夫一会儿往东一会儿往西的奔跑；公园门口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激发了他们的民族义愤。他们经常唱着“吾人立志出乡关，革命不成死不还”的歌曲去参加各种社会活动。

1924年6月17日，谢雪红参加了由100多位台胞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举办的“耻政纪念日”活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霸占台湾（1895年6月17日，日本侵略者登陆台湾，占领台北后宣布“台湾总督府”成立。后来日本帝国主义把每年的这天作为“始政纪念日”，而台湾人民则称它为“耻政纪念日”）。

谢雪红作为当时唯一一位女性，在会上发言，她号召：“台湾妇女也应该出来做事，参加社会活动。要台湾人得幸福，台湾妇女也要参加，好比大石头要小石头垫靠一般”。这是谢雪红生平第一次在公众场合发表演说，获得了全场喝彩，展现了她与生俱来的亲和力和感召力。为了求学，谢雪红前往杭州，并专程去看了岳飞墓和秋瑾墓。敬佩之余，她决心要做一个像他们一样的爱国者。由于军阀战争，求学愿望未能实现，谢雪红于当年秋天返回台湾，拼命工作挣钱，打算再到祖国大陆求学。

1925年谢雪红（右一）在杭州

1925年4月，谢雪红化名谢飞英再次来到杭州，在杭州举行的孙中山先生逝世公祭仪式上，谢雪红等人第一次以“台湾青年一团”名义敬献挽联。不久，全国人民为了悼念孙中山，兴起了蓬勃的反帝爱国运动。谢雪红遂打消了求学的念头，毅然参加到反帝爱国运动之中。期间，她接触到了《新青年》《先锋》《向导》等进步刊物。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五卅惨案。

浙江成立了“浙江省工、农、商、学各工团联合会”，简称“各工团”，谢雪红任宣传干事。这是谢雪红参加革命以来的第一个职衔。她的主要工作是为支援上海罢工工人的基金募款。谢雪红多次参加示威游行。在五卅运动中，她请一同参加革命活动的台湾同乡林木顺、陈其昌代笔，以谢飞英的名义致信浙江某报。信的内容是：“爱国同胞啊！岂不是把台湾忘掉了？为什么只提出收回租界、收回海关、收回领事裁判权、收回一切不平等条约，而没有提到要收回台湾啊？”该报以“不忘！不忘！不忘！不忘......”的大标题作为回应。其后，当地的报刊、宣传单、壁报、游行标语都增加了“收回台湾”的口号。可见，谢雪红等人关于收复台湾的呼吁，得到了祖国同胞的赞同和响应。

1925年6月，谢雪红由黄中美、安存真两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即被调赴上海赤色救援会工作，主要负责给罢工工人分发救济款。1925年8月，谢雪红经黄中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9月，上海党组织安排谢雪红进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习。上海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联合创办的培养进步青年的学校，很多台籍进步青年曾经在那里学习，这些进步青年日后成为反抗日本侵略的台湾共产党的骨干。

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1925年底，中国共产党派谢雪红和林木顺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学习，为将来在台湾建立党组织做准备。据谢雪红回忆：“1925年10月间，黄中美同时向我、林木顺和林仲梓（因故未能成行）3人宣布党命令我们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他说党派我们赴苏学习是为了培养干部，考虑将来帮助台湾的同志在台湾建党。”

1925年11月，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派谢雪红（前排右二）、林木顺（前排右一）、吴先清（前排中）等赴莫斯科学习。

赴莫斯科前夕，谢雪红等与台湾同乡合影留念。谢雪红将这张相片带到了莫斯科。1925年11月20日，谢雪红、林木顺等人启程离开上海，12月18日抵莫斯科。在东方大学，谢雪红和林木顺被分到中国班。

谢雪红和中共早期著名的妇女运动领导人向警予曾住同一宿舍，向警予给她思想上的帮助很大。谢雪红后来回忆说：“我们两人躺在床上，她（指向警予）常讲很多革命道理给我听，记得她说过在资本主义社会，人同人的关系都是金钱的关系，不管是父子、兄弟等都是如此。因此人的一切思想和思想感情都是受物质、经济利害关系支配的，也随着物质的变化而变化。”

一个星期后，共产国际通知谢雪红和林木顺转到日本班学习。共产国际认为当时台湾是受日本殖民统治，开展台湾的革命工作，需要与日共取得密切联系，在日本班学习可以加强与日共的联系，有利于以后回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建党。当时，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都是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进行的。因此，中共服从也同意共产国际让谢雪红和林木顺转到日本班学习的决定。

中共旅莫支部部分党员名单，记录时间为1925年。名单中的“林木森”即林木顺，“谢飞英”即谢雪红。

在东方大学，谢雪红和林木顺学习历史、共产党史、世界劳动史、社会发展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列宁的民族问题、农民问题、共产国际的战略和策略、殖民地问题、军事训练和俄语等课程，并接触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使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们不仅学习共产主义理论知识，还参加军事训练。

1926年暑期，谢雪红和林木顺参加东方大学组织的军事训练，包括军事理论、制造手榴弹、步枪射击等。虽然军训只有3个月，但所学的军事技能对谢雪红以后的革命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谢雪红在“二•二八”起义中，迅速组织和领导武装力量反抗国民党当局的镇压，显然与她在东方大学打下的军事基础分不开。曾担任过上海黄浦区政协副主席的陈震雷老先生回忆的一个细节，有助于我们认识英姿飒爽的谢雪红：1950年前后，因解放台湾需要，台盟总部迁至上海，我家就和谢雪红住在一个大院子里。一次，他们大院的警卫比划手枪，谢雪红过去拿起他们的手枪做射击的姿势，动作潇洒，引得警卫们连连叹服。我还曾见过谢雪红一只手握两把手枪的照片。

此外，谢雪红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联系较多。宋庆龄、冯玉祥夫妇先后赴苏联访问，谢雪红参加中山大学为他们举行的欢迎聚会。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消息传到莫斯科，激起中国留学生的愤慨，谢雪红参加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的中国学生联合组织的宣传队，上街头、到工厂，向苏联民众揭露国民党破坏国共合作、镇压共产党的真相。

共产国际委员片山潜是日本最早的共产主义者之一，也是日本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他在政治和生活上给予谢雪红很多帮助和照顾。片山潜将山川均的著作《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的台湾》送给谢雪红，并订阅《台湾日日新闻》，以供谢雪红、林木顺参考。叮嘱他们注意收集台湾资料，以备日后在台湾建党之需。

1927年10月，片山潜正式代表共产国际向谢雪红和林木顺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决定：谢飞英、林木顺回国组织台湾共产党，台共组织暂时称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在日共中央的领导下工作。

参加台湾共产党的创建

1927年11月13日，谢雪红和林木顺抵达上海，住进五洲大旅社。此时武汉反共气焰甚嚣尘上，中共中央刚从汉口秘密迁回上海的公共租界一带。回到上海的谢雪红（化名吴碧玉）与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由于中国共产党人早就在为台湾建党作人员上的准备，在翁泽生周围已团结起一大批台湾革命青年。于是，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瞿秋白通过中共江苏省委转达了他的指示：由翁泽生协助谢雪红筹建台湾共产党，完成共产国际（也是中共中央）部署的这项关系台湾革命前途的重大任务。

1927年11月16日，谢雪红与在上海的中共台籍党员翁泽生取得联系，正式传达创建台湾共产党的任务。为筹组台湾共产党培养人才，谢雪红、林木顺与翁泽生一起组建上海台湾青年读书会，由翁泽生负责读书会的工作。1927年11月底，在翁泽生的组织下，“上海台湾青年读书会”在上海闸北天庵源源里宣告成立。

1927年11月17日，林木顺赴日。谢雪红随后于12月上旬赴日。在东京期间，林木顺找到了在东京外国语学校留学时任东京台湾青年社会科学研究会的组织部长、日共党员苏新，向他了解台籍留日学生情况，商量成立“马克思主义小组”，准备向即将成立的台湾共产党输送人才。苏新向林木顺推荐了陈来旺、林添进和何火炎。这样一共5人成立了东京“马克思主义小组”，由林木顺负责领导。谢雪红来东京后，林木顺就把这几个同志介绍给了她。之后，谢雪红、林木顺就开始与日本共产党的渡边政之辅、佐野学讨论起草台湾共产党政治纲领和组织纲领草案。

1928年1月底，谢雪红和林木顺带着日共的指示及筹备成立台共的文件回到上海。由于日共当时正在进行第一次普选的斗争，所以将领导台共成立大会的任务委托给中共。

1928年4月13日，在中共代表彭荣建议下召开“台湾共产主义者积极分子大会”，作为台共建党的筹备会议，谢雪红、翁泽生、林木顺、陈来旺、林日高、潘钦信、谢玉叶及上海台湾青年读书会积极分子张茂良、刘守鸿、杨金泉等11人参加，选定建党日为4月15日。

1928年4月15日，台湾共产党在上海霞飞路831号金神甫照相馆二楼宣告成立。

（今上海淮海中路833号人民坊左侧二楼）

1928年4月15日，台湾共产党在上海霞飞路831号金神甫照相馆二楼宣告成立。出席者为中共代表彭荣、朝鲜共产党代表吕运亨，以及谢雪红、翁泽生、林木顺、陈来旺、林日高、潘钦信、张茂良9人。林木顺在会上作筹备建党经过情形的报告，他强调台共的成立对台湾的革命局势具有重要意义。之后，谢雪红当选为会议主席。

彭荣在致辞中分析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重点分析国共从联合到分裂阶段的革命运动，他呼吁同志们要警惕对资产阶级的妥协。翁泽生在会中宣读由他起草的《青年运动提纲》等。翁泽生建议台湾共产党的中央委员名额应该留给能回台湾领导工作的代表。会议选举林木顺、林日高、蔡孝乾（缺席）、洪朝宗（缺席）、庄春火（缺席）为中央委员，谢雪红、翁泽生当选候补中央委员。林木顺为书记。

台湾共产党成立后，谢雪红等共产主义青年领导台湾文化协会、农民组合、台湾机械工联合会、台湾工友总联盟、台湾工友协助会等进步团体开展抗日斗争，即使1931年“台共事件”导致台共组织遭到重大破坏，台共人士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斗争，他们的光辉事迹值得后人永远铭记。

文章来源：台盟

编辑：李明远

责任编辑：蒋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