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提要
1949年2月14日至27日，颜惠庆、章士钊、江庸受南京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委托，以“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名义访问北平，邵力子以私人资格同行，就正式开展和平谈判问题与中共方面商谈。
结束此访返回沪上后，颜惠庆于3月19日到22日补书了北上日记。颜氏所记始自1949年1月28日，讫于2月27日。这部日记为当事人的亲见亲闻，记事详赡，透露了许多细节和秘辛。与其他史料互为参佐，可完整呈现四老北上和谈之行的始末。
华北之行的酝酿与成行
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邵力子启程前在南京机场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后，桂系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开始谋求与中共进行和谈。苦于没有中共的正式联系渠道，需先行派遣得到中共认可的人士北上，探询中共领导人对和谈的真实意向和态度。经邵力子引荐，李宗仁飞到上海，登门拜访与毛泽东有旧的章士钊，敦请其率队北上。章士钊表示，愿为国共和谈尽力，却谦辞首席代表，另举颜惠庆代之。颜惠庆乃光绪年进士、民国耆宿，北洋时期曾短暂摄行总统职权，两度出任阁揆，在政界、学界、工商界人望颇高，确为领衔北上的恰当人选。
其实，颜惠庆1月28日已从报纸上读到李宗仁致电毛泽东吁请和谈的消息，只是没把此事与自己联系起来。29日春节，南京政府行政院秘书长端木恺来访，适颜氏外出访友。翌日，颜氏回访端木恺。后者告颜，李宗仁正计划加紧进行南京与中共之间的和谈。是晚，李宗仁亲信甘介侯携李宗仁信到访颜寓，正式邀请颜氏参加和平代表团。31日，李宗仁乘专机飞沪，在中国银行总部设午宴招待拟议中的代表团成员，作陪的政府要员有孙科、吴铁城、居正、朱家骅、吴忠信、邵力子、甘介侯等。李宗仁说，此番代表团前往北平，首要的也是唯一的使命，是力劝中共领导马上开始和平谈判，实际谈判任务将由另外的代表团承担。颜氏当即表示愿意成行，同时向李提出两个条件，一是保证代表团将受到接待，二是能见到中共的最高领导。颜惠庆向记者谈话坦露心迹：“我本人虽已七十三岁，并患心跳病，而且平生没坐过飞机，如今为了争取和平，这一切都顾不得了。我得要为国家民族努力。”
2月1日和3日，颜惠庆两次邀集章士钊、江庸等在家饮茶，商量代表团人选。2月8日，李宗仁再到上海，当晚即与颜、章、江三位见面，商定三人以“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名义北上。尽管李宗仁告代表团随时可乘坐专机北上，可启程时间还是因故被推迟了两次，直到2月13日，代表团才最终成行。除颜、章、江为代表团成员外，邵力子亦以私人资格同机北上。同行的李宗仁代表黄启汉随身带去李宗仁给毛泽东的信，并负责向叶剑英口头转达6点意见：希望能实现全面和平，倘有局部人反对，再合力以政治军事力量对付之；和谈以毛主席提出的8项原则为基础，但战犯问题之处理，最好留待新政府成立之后；绝不期望以外援进行内战，只要答应进行和谈，可作公开声明；希望能及早派定代表，开始商讨和平方案；对蒋介石本人，如认为他留在国内于和谈有碍，可提出使之出国；对国际关系，希望中国成为美苏友好关系的桥梁，不希望依附一国反对另一国，美苏两国的友谊，均须争取。各代表在机场向记者谈及此行目的，颜惠庆说，此行倘能“决定和谈确实日期，则已可大功告成”。章士钊说：“此去除呼吁和平外，愿将中共所提出建议，随时告诉南京。”江庸说：“已受邮局委托，与共方解决华北与华南通邮问题。”
代表团是名副其实的“老人团”，四人中颜氏73岁，江氏72岁，章氏69岁，年纪最轻的邵力子也已68岁，所以带了一众随行人员，有亲属、秘书、医生以及非官方联络人员等，还有李宗仁的代表黄启汉、杜月笙的代表金山（中共秘密党员）以及中航公司的代表，共19人。代表团所乘的中央航空公司XT537号专机，中午11时20分从上海龙华机场北飞。虽说一路颠簸，老人们却非常兴奋。江、章两老善诗，此刻诗兴遄飞。江庸诗云：“燕市重来十二年，酒人多已隔重泉。春灯节恰过元夜，老树花应发故椽。梦里时萦惟墓木，怀中所有只诗篇。飞行先掠田横岛，漠漠齐州九点烟。”章士钊诗云：“燕路居然北首成，云衣风马任纵横。西郊驰道应如砥，北海园波定泛睛。风景不殊年岁改，戈鋋未了节旄轻。宵来莫作传柑梦，只觉君家豆腐羹。”颜惠庆虽为资深外交家，却是头一次乘飞机，处处觉得新鲜。“时时探首玻窗，看天空云物。他以一种欣赏的语调说飞行并不苦。”说笑间，13日下午2时，专机抵达青岛。此时的青岛已经成为被解放区包围的孤岛。由于飞机轮胎破损，代表团在莱阳路荷兰别墅住了一宿，于次日下午2时直飞北平。
在北平的商谈
1949年2月，周恩来、邵力子等人在西柏坡
14日下午4时，专机抵达北平西苑机场。北平市副市长徐冰前来迎接。代表团被安排入住六国饭店。15日，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市长叶剑英来访，与颜、章、江、邵四人会谈。颜、章、江等向叶表示：人民希望和平，恳请中共领导同意开始谈判。叶剑英允诺把上述信息转达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并向各位赠送了《毛泽东选集》。颜氏的印象是，“叶将军举止文雅，听得多，谈得少，在笔记本上记下我们想要说的话。他一点也不让人感到严厉、生硬，而是十分和蔼、幽默。”
当天下午，代表团一行出席由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在前日本使馆举办的宴会，作陪的有傅作义、邓宝珊等国民党起义将领。菜品都是典型的老北京风味，包括很多名菜佳肴。宴会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进行，大家开怀畅饮。16日晚，傅作义、邓宝珊又邀请代表团到位于西城的傅公馆共进晚餐，林彪、聂荣臻、叶剑英、董必武等与宴。本就与傅作义是老相识的颜氏观察到，当晚傅作义表现得十分豪爽。
17日，叶剑英与四老分别进行单独会谈。颜惠庆在与叶剑英对谈时表示，国家需要立刻实现和平。如果中共准备进行和谈，就要讨论并采取一定的步骤、程序和方案。“如果国内和约得以缔结，全国人民都会欢欣鼓舞，并拥戴领导者；同时，这也将极大地提高我们的国际声望。尽管一些所谓的世界领袖在兜售‘冷战’和‘热战’，可是人民厌倦、厌恶战争。”这样的观点在当时有一定的代表性。颜氏对叶剑英谈起谈宗教自由问题。叶剑英征询颜氏对解放区的印象，颜惠庆称：中共正面临着一些不熟悉的问题……很多人都承认他们为农民办了许多事情。但是，现在中共面对城市问题，与完全不同的阶级、阶层打交道。城市居民的大多数是小商人，其中一些是合股公司的股东。这样的股东只是小资本家。如果没有他们，新兴工业甚至不可能存在，需要保护这些处在发育阶段的工业。颜惠庆表示不能确信中共有很多富有经验、能够管理好大城市事务的专家。叶剑英听后哈哈大笑，说北平解放后只有他和助手两人参加了市政府，其他重要职位几乎都没有变动。作为虔诚的基督徒，颜氏还询问了中共的宗教政策。叶剑英答，中共赞成宗教信仰自由，不过这个自由应是相互的，即信教者不会受到干扰和迫害，不信教者也同样如此，不得对不信教者施以精神和肉体的压力。颜氏再次提出希望面见毛泽东和周恩来。叶剑英说已经去电请示，很快就会得到回音。
18日下午4时，代表团与中共方面就全国和平问题交换看法，中共方面的主要发言人为董必武、林彪。董必武说，中共赞成和平，但那必须是真正的和平。林彪说，他更赞成彻底的革命。颜惠庆揣度，这些话的意思是，中共希望把革命进行到底，取得一个永久的和平。他们似乎很担心国民党会耍手腕，旨在争得喘息机会，以便重开战端。颜惠庆等随即表示，从历史上看，没有任何一次革命百分之百地达到了目的。一般人民无法承受这样残酷、激烈的战争，因而，完全的革命无异于损坏整个的国家。作为大众和国家遭受苦难的见证人，不同意这样强硬的立场和为完美的和平付出的代价。这次会谈显示了双方对和平问题看法上的明显分歧。
19日，代表团成员开始阅读中共方面提供的有关文件，其中有毛泽东的公开谈话、报告和评论。头一篇文章就是毛泽东在1947年12月25日所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文章谴责蒋介石甘心作美国的走狗，发动反革命战争，中共必须而且也一定能够打败蒋介石。这无疑令代表团诸老深感触动。
20日下午，中共方面在北京饭店舞厅举行茶话会，邀请北平教育界、文化界人士参加。代表团诸老在这里遇到很多老朋友。燕京大学代校长陆志韦，北大、清华的教授、社会贤达等讲话，邵力子也代表诸老讲了话。当晚，代表团诸老接到前往石家庄的邀请。能有机会与中共领袖会见，诸老备感欢欣鼓舞。
在西柏坡见到毛泽东
2月22日上午10时半，代表团乘专机前往石家庄，傅作义、邓宝珊一同前往。飞行约1小时到达石家庄，石家庄市市长接机，在宾馆午餐后换乘6辆吉普车继续前行。
到达目的地西柏坡时，天色已晚。周恩来迎接代表团并招待晚餐。颜惠庆这样描述他们的住处：“我们好像是在一个小的院落中。食堂和接待室靠近院子的入口处，要上一个小坡。对面是伙房和勤务兵宿舍。再往里走，处在一个直角上，有一排寝室，大约有十来间，我们就在这里住了两夜。整个院落有电灯照明，房屋都是新盖的。我们得知所有这些建筑都是战士们建起来的，砖墙、瓦顶，原木做成的门窗（未涂漆），地面也是用砖或水泥铺就的。我们睡的地方同样是用砖垒的炕，可以从下面把它烧热。每间屋子都有一个小炉子，并有长长的烟囱通过窗外。总之，房屋陈设简朴，但十分干净、舒适。”
晚饭后，毛泽东前来看望代表团诸老。四老之中，邵力子、章士钊、江庸三位都见过毛泽东，邵、章与毛还非常熟悉，只有颜氏是初识。颜氏在日记中记下了对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观察：“他（毛泽东）那愉快的神情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穿着一件普通的棉衣和肥大的裤子。他与我的同事们沉浸在对许多往事的回忆中，特别是有关在重庆的日子。他的言谈十分幽默。”“周恩来先生较为年轻，有丰富的阅历（天津南开学校的学生，还曾在巴黎、柏林和莫斯科学习过），曾在上海生活过，因而更具有世界眼光。他提醒我，当他在南开学习时，我正是这所大学的理事会主席。”交谈中，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国民党过去的所为，表示中共愿意商谈和平，但认为双方在选择谈判代表时应该非常慎重。并说，中共已经就有关谈判的基础提出了一个纲要。“与毛先生的会见，非常热情友好、亲密无间和坦诚直率。”可见，中共领袖的虚怀若谷，消除了颜氏的陌生感。
23日，诸老与毛泽东、周恩来进行了长时间会谈。毛泽东再次强调了对人民愿望的尊重，同时也提出，和谈的要求必须是真诚的而不是别有用心的。诸老向毛泽东、周恩来了解中共有关银行、工业和法院等方面的政策。毛泽东、周恩来回答：银行家将受到保护，只要他们获取的是合理的利润，而不是通过放高利贷牟取暴利、盘剥人民。至于工业企业，政府鼓励它们支持重新建设的规划。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必须受到保护，特别要发展合作企业。同时，将取缔官僚资本。诸老表达上海居民对战争一旦爆发后城市命运的担忧。毛泽东、周恩来说，如果交战双方达成和平协议，上海就不会发生战事。如果解放军未能渡过长江，上海也不会有战事。可是，如果解放军渡过了大江，上海的命运早在他们来到郊区前就已经被决定了。中共方面充分理解上海这座城市的重要性，希望地方政权维护法律和秩序。
24日晨，周恩来早早来到代表团驻地，与诸老进行短时间会谈，内容是关于谈判开始后应采取的步骤和应讨论的方案的，包括双方正式谈判代表的人数、时间和地点（北平或石家庄），第一次非正式、秘密的意见交换，达成协议和立即付诸实施的一些问题，稍后处理的其他事项等，达成八点秘密协议。上午11时左右，代表团带着毛泽东给李宗仁的信，驱车离开西柏坡。到石家庄用过午饭，登机飞往北平。诸老年事已高，一路舟车劳顿。“虽然很累，可是非常愉快；准备洗个舒服的澡，吃上一顿美餐”。“我们完成了我们的冒险旅程，见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两位最高领导人，我们对这一经历非常满意。”新华社电台立即公开广播了毛泽东、周恩来与代表团会谈的消息，路透社、合众社以及《申报》《大公报》纷纷加以转载，引起舆论轰动。
26日下午2时半，北平市在怀仁堂为民主党派人士莅平举行盛大欢迎会，代表团诸老亦到场，听了李济深、沈钧儒、谭平山、章乃器等人的发言。同日，代表团在六国饭店举行临别答谢宴会。林彪、董必武、叶剑英、罗荣桓、聂荣臻、薄一波、傅作义、邓宝珊等出席，并摄影留念。叶剑英市长馈赠蘑菇、银耳、果冻、果脯等北平特产，作为饯别礼物。此前，代表团每人已得到中共方面赠送一个精美的铜墨盒，上面有叶剑英的题字。27日，叶剑英到机场为代表团送行。
经3个小时飞行，抵达南京明故宫机场。于右任、童冠贤、居正、吴忠信、白崇禧、何应钦、张治中等人到机场迎接。代表团向记者发表了书面声明，称：“同人等此次以和人资格访问北平，历时两周，迭与中共领袖叶剑英、林彪、董必武、聂荣臻、罗荣桓、薄一波共同或个别谈话。中间并应邀赴石家庄一行，承中共主席毛泽东先生及周恩来将军延见，就和平谈判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同人等深觉和平前途虽困难尚多，而希望甚大。此行任务可告终了，因即南旋，拟向李代总统报告后，再行返沪。在北平及石家庄时，对于便利南北人民通邮、通航诸问题均经于原则上商得同意，并承中共诸领袖恳挚款待，尤应附志感谢之意。”当晚5时，李宗仁到首都饭店看望代表团。7时，李宗仁在住所设宴为代表团洗尘。返回上海时，市长吴国桢迎迓，问候颜氏的身体，颜笑答：“我胖一点了，因为和平空气吸的太多，胖了。”还对在场的记者说：“我们的任务是敲门，现在已达成任务，把门打开了，就等双方进行和谈。以后是政府的事了。”
解放区见闻散记
颜、章、江、邵四老均系民国名流，故旧甚多。会谈间隙，他们接待了许多私人朋友和旧属，包括前外交官、银行家等，也游历了北平名胜，逛了东安市场，还专门去吃了著名的北京烤鸭。颜氏日记饶有兴味地记述了所见所闻。
2月16日，有多位旧友来访。天津塘沽永利碱厂经理告，在最近的战事中，工厂的损失极小，唯一严重的损失，是大约有1万条麻袋被国民党军队拿去做了修筑工事的沙袋。“在中共的管理下，工厂重新运行。根据亲身经历，他建议商人和实业家，应该毫不犹豫地去见共产党的官员，让他们关注自己的意见和苦衷。因为，他发现中共官员非常通情达理。”
17日，颜、邵二人访问了西郊的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颜氏过去与两所大学有密切关系，非常想知道新政权管理下的学校情况，以及战争期间是否遭受了损失。在燕大，他们见到了代校长陆志韦和一些教授。被告知学校像平常一样地开展工作，新政权并没有对师生实行任何限制。作为一项“保护性”措施，只是要求外籍教员不要离开校园，此外，每件事情都很正常。在清华，他们拜访了主持校务的冯友兰和几位教授，得到的消息与燕大一样。
当晚，他们应邀到剧场观看歌剧。剧情是讲一个恶霸地主的管家无耻地敲诈佃户，他的儿子游手好闲，企图奸污农民的女儿。最后，在一位共产党员的帮助下，联合起来的农民，惩处了这个恶棍。见惯了国民党官兵军纪废弛散漫，“留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战士们端庄的举止，无论进出剧场，还是等候幕布的拉启，他们是那样的安静、有修养，如此严肃的军纪绝非一般士兵所能办到。”
19日，又有友人来访。上海中央银行的一位职员告诉颜，出差北平时因战事所阻无法南返，现应当地政府招聘，供职于人民银行，待遇优厚。亲属中的女士说，她们并未因为政权更迭出过事，无论是物质上还是其他方面，围城几乎没造成什么损失。
20日，乘车到南城观光，沿骡马市大街行驶，看到周围是繁华的商业区和会馆。经过师范大学，进和平门，复至西城圣公会教堂参加礼拜。由两位中国牧师主持礼拜，大约60名信徒参加礼拜，还有外国牧师和教徒，唱诗和诵经的水平都很高。教堂门口既无士兵，也无警察，教徒们进出自由。
21日，又接待了许多私人朋友，有在铁路工作的，还有前外交家、银行家等。颜氏劝说他们争取主动，尽快与新政府建立关系。否则会产生误解，对双方不利。下午，到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内参加徐悲鸿油画展。还顺道逛了东安市场，颜氏买了一本英文小说《一位外交家之死》。
荡漾的余波
接待四老后十日，中共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宣布，正准备和南京政府谈判。“我们的方针是不拒绝谈判，要求对方完全承认八条，不许讨价还价。”还说要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随后，南京政府派出以张治中为首的和谈代表团，前往北平与中共进行正式和谈。4月15日，双方达成《国内和平协定》，但这个协定被南京政府拒绝。人民解放军随即挥师渡江。
四老中的章士钊、邵力子作为正式代表参加国共和谈。谈判破裂后留北平参加新政协工作。颜惠庆、江庸则在上海等待解放。国民党军从上海撤退前，蒋经国专程到美国教会医院看望在此住院的颜惠庆，劝说他南下。颜惠庆以年老体衰，不能乘飞机为由，拒绝了这一提议。蒋经国只得悻悻而去。四老之中颜惠庆与中共接触最少，起初对中共多少是抱有一定成见的，华北之行改变了他的固有印象，思想发生明显转变。上海解放后，颜惠庆不顾老病，积极投身维护城市秩序的工作。
日理万机的毛泽东也惦记着老朋友。8月19日，亲自致函江庸，内称：“时局发展甚快，新政协有迅速召开之必要，拟请先生及颜俊人先生参加，不知可行否？”后颜惠庆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等职。1950年5月24日，颜惠庆因病逝世于上海。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特电其家属致唁。近代著名出版家、教育家，老友张元济以诗挽之：“行路艰难况病躯，只缘国事勉驰驱。和平我亦曾呼吁，跋涉关山愧不如。”说的正是颜氏北上谋和的旧事。
来源：团结报文史e家
编辑：万 立
责编：蒋 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