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0日傍晚，夜色沉重，杀害彭刘杨三烈士巨大的白色恐怖笼罩武昌城，离中和门不远处的新军工程第八营突然响起一阵激烈的枪声，紧接着，一群士兵冲出营房，直奔楚望台，很快控制了军械库。城内其他一些新军标营士兵也相继奔赴楚望台集结。在起义军的强大攻势面前，守卫中和门的清军士兵作鸟兽散，首义志士们敲开3斤重的铁锁，打开城门，迎接南湖炮队进城。
此时，城内城外枪炮齐鸣，楚望台军械库以大量武器弹药武装了革命党人，并成为武昌起义的烽火台、各路义军的大本营、进攻总督衙门的指挥所。中和门城楼上那在清爽宜人的秋风中猎猎作响的首义战旗，则使中和门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城门成为辛亥武昌首义的象征，在武昌起义后被改称起义门。起义门一夜之间声誉鹊起，名垂青史，成为中国推翻专制帝制、追求民主自由的“凯旋门”！
起义门
武昌起义不是一枚从云端掉下来的幸运之果。与中国古代依靠符瑞受命的神话故事、简单的口号和揭帖发动武装斗争的农民起义不同，辛亥革命是一场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同时具有科学文化内涵和理论纲领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发生在城市，而且必须是工业化、近代化较为充分的城市；它的领导者和参与者是一批有理想、有毅力又颇具谋略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辛亥首义发生在武汉而不是别的城市，是历史的必然。50年的开埠与开放，使武汉由一个传统的商业市镇和封闭的政治军事营垒迅速演变为国际性城市。张之洞近20年的“湖北新政”，让武汉步西欧工业革命之后尘，成为中国近代工业运动的摇篮。在这座都市上空，弥漫着一种躁动不安的变革气息。在两湖书院的书斋里，在来往于武昌、东京之间的留学生的行囊里，在街头巷尾报童们那清脆的叫卖声里，都无时无刻不在传播着新思想、新文化。两湖地区的秀才们在这里获取共和思想之真谛，了解民主革命之旨趣，掀起了反抗清王朝、推翻封建帝制的惊天巨澜。
回顾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市民革命的历程，可以发现，武昌起义也一样具备城市市民革命的基本要素。
城市市民革命必须发生在城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内战就在伦敦和诺丁汉两个城市间展开。法国大革命始于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之后巴黎就一直是各种势力交战的中心。辛亥革命中，具有代表性的两次起义是广州起义和武昌起义，而广州和武汉都是近代开埠通商后工商业得到较充分发展的现代城市。
在革命方式上，城市市民阶级一般倾向于用游行罢工、会议谈判、协商调停、和平请愿等手段协调各方利益，解决矛盾。在近代中国，和平请愿早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就已经发生，立宪派的和平运动气势不输革命派，有许多人原本是倾向于通过和平请愿和议会政治走向君主立宪的，当现实粉碎了理想后，他们主动参加了革命。从他们的转变过程中可以发现，城市资产阶级参加革命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建立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制度，并获得管辖、治理城市的权力，以促进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为达此目的，他们可以选择和平改良，也可以采取武装起义；可以选择君主立宪，也可以拥护民主共和。改良与革命、君主立宪与共和，其实并无实质区别，都只是资产阶级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而已。
城市市民革命的主体是城市市民阶级。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阶级为城市资产阶级和新贵族，革命主力是农民、手工业者与城市贫民。王权与议会的矛盾其实体现的是传统专制统治集团与城市中产阶级的利益冲突。法国大革命中，起来反对旧制度的是整个第三等级，第三等级是革命前有纳税义务的人构成的等级，与那些不纳税、享有封建特权的人构成的第一等级（僧侣）和第二等级（贵族）相对立，第三等级具体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小商贩、城市贫民和资产阶级等。
城市市民的广泛参与，是城市市民革命的重要特性。武昌起义的领导者和参与者虽然是文人、士兵与下层军官，实际上他们代表着当时的中间阶级或市民阶层。
清末，秀才当兵成为时尚。一大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入新军，从事革命活动。大批新型知识精英进入军队，极大改变了军队的阶级构成和知识、思想结构，新军这个群体实际上已成为当时城市市民阶级下层的一个集合体。
武汉的“秀才”革命，不仅使辛亥革命首发于武汉，而且首胜于武汉，这不能不让世人对这批“秀才”刮目相看。人们赞赏首义志士们“打响第一枪”的革命首创精神，佩服他们关键时刻临危不乱、当机立断的勇敢果断性格，更欣赏他们深深植根于传统地域文化土壤之中的那种以天下为己任、毁家纾难、献身革命的英雄主义气质。
同广东同盟会员组织义军、江浙光复会员动员帮会进行反清起义不同，湖北革命党人走的是动员新军取得革命成功的独特道路。他们不尚空谈，力主做埋头苦干的革命实践家。辛亥革命时期的武汉青年学生，已经不再是那种胆小怕事的穷酸秀才，而是一群有首创精神、有侠肝义胆、有文韬武略的铁血男儿。在辛亥志士英雄谱里，这样的铁血志士数不胜数。
他们放弃功名，投笔从戎，不仅重塑了武汉近代知识分子的新形象，而且实现了改造新军、改造世界的革命初衷。辛亥武昌首义前夕，在总数15000人的新军队伍中，有5000多人被吸收为革命党，再加上一大批同情革命的下层士兵，湖北新军已经成为一支事实上的资产阶级革命武装。
就是革命者利用的会党，也由于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的影响，出现了某种新变化。会党的主要成员是因城市化运动而离开农业生产，沦为城镇下层劳动群众的市民阶层，主要包括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辛亥革命爆发后，武汉有许多市民自治团体对革命予以积极支持。这些团体代表城市市民阶级上层——资产阶级亦即中产阶级的利益。除了民族资产阶级，下层市民特别是工农群众也积极支持革命。
武昌起义之前，革命党人进行了长期的、有组织的准备工作，仅组织而言，在全国有同盟会，在湖北的政治团体多达七八十个。这些组织有着明确的推翻专制政府、建立民主共和的现代纲领，并为实现这个纲领进行了长期的动员准备。可见，武昌起义并不是像旧式农民暴动一样为摆脱生存危机而一时兴起的“啸聚”，而是一场有组织、有准备、有明确目标的现代城市市民起义。
武昌起义的参加者们也绝非“无机的群众”，而是一群站在时代潮流之前、敢为天下先的革命精英。从他们个人而言，大都是家境殷实的知识分子，有些人还是富商巨贾、名望显族，为革命出钱出力，甚至毁家纾难，在所不惜。他们支持和参与革命，实是出于一种超越个人功名利禄，推翻专制、建立共和的崇高理想的自觉。就其组织而言，它们都不是旧式的会党或梁山泊那样的绿林群体，而是具备现代政党性质的团体，其维系成员的纽带不再依靠江湖义气、血缘关系，而是依靠民主共和的信仰。
武昌起义作为一场城市市民革命，有着明确的城市革命理论纲领和建立民主共和的目标。在思想理论的准备上，主要有两方面内容：一是崇拜法国大革命，鼓吹暴力革命；二是鼓吹民主、自由、人权。无论是革命派还是立宪派，都有着鲜明的现代国民意识。他们认为，国民才是国家的主体，并且把人民的权利看成是国家权利的根本。在对权利的阐释上，亦有鲜明的政治、经济指向。首先，权利是一种参政议政的权利；其次，天赋人权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权利。而且，他们还认识到，政治上的权利必须和经济上的权利相对应，纳税人向政府交了钱，他就必须拥有相应权利，他们对专制政府经济上向商人滥征租税、政治上打压商人的“贱商”“轻商”政策和做法予以严厉抨击。
公元1911年10月10日，历史在这一天定格，中国两千多年专制帝制的丧钟在这一天被武汉人敲响，武汉首义之城的历史地位在这一天奠定。武昌起义，把武汉人那种似乎与生俱来的首创精神、争先性格及敢于革命的勇气与善于革命的精明发挥得淋漓尽致。武汉，因此成为中国推翻封建制度和最早迎接近代民主共和曙光的英雄城市。
城市市民革命的目的、动机诉求就是通过民主革命，清除城市现代发展的制度与观念障碍，推动城市经济与社会的现代化。这种城市诉求首先体现在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的理解上。
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纲领，凝聚着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思想和三民主义精神。但是，“平均地权”是针对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明显和当时正在上升中的城市资产阶级的利益产生了冲突，在当时并未得到广大革命者的认同。资产阶级需要的是经济上的自由、获取财富的自由，允许他们有对工农大众进行剥削的自由。这种愿望又被抽象化为“人权”的口号，令资产阶级得以凭借此口号而成为全民代表。正因为此，“平均地权”被革命者怀疑、漠视，而“人权”口号受到重视。共进会在其誓词中将“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资产阶级性质。
首先，“平均人权”反映了随着近代工商业发展和社会转型，处于士农工商之末的商人要求提高自己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声音，明确提出了要解决商人的“国民”待遇，商人要参与政治，成为国家的主人。
其次，“平均人权”就是主张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保护公民对财产的所有权，大力发展资本主义。
城市市民革命的城市诉求另一方面的表现是要求废除专制独裁，使广大市民主要是资产阶级能够参与国家政治事务和城市市政。随着市民阶级力量的日益强大，城市共同体意识的日益觉醒，市民要求参与甚至主导城市政治经济活动亦即城市自治的愿望日益强烈。
城市自治，表达了市民社会要求与国家和政府分享政治权利的诉求。当时，湖北地方自治研究会在其创办杂志上宣称：“国会者，地方所从出；无地方，则无所谓国会。是国会为立宪之母，而地方自治又为国会之母。”[1]先有地方自治、后有立宪民主国的自治思想，表明商人阶层的国家本位意识正逐步为地方本位意识、城市本位意识所取代。
城市市民革命城市诉求的第三个内容，是辛亥革命后形成了加快促进工业化、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及大力发展资本主义民族工商业的共识。
随着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和清王朝的覆灭，资产阶级的政治、社会地位有了极大提高。他们不仅获得了在政治经济生活中的某些发言权，还可以通过其掌握的权力制定出若干有利于振兴实业的政策法令。这些新的经济政策法令，对民初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民初，武汉军政当局也颁布了一系列鼓励、倡导发展工商实业的政策，武汉出现一股投资工业的热潮。
加快实现工业化、城市化是孙中山先生对武汉的热烈期许，他在《建国方略·实业计划》中希望武汉成为中国中部的工业中心，并建成如纽约、伦敦一般的国际性大都市。这极大地鼓舞了武汉社会各界发展民族工业、建设现代化武汉的热情，一份份描绘武汉未来发展蓝图的城市规划也在辛亥革命后次第出台，如《建筑汉口全镇街道图》《建筑汉口商场计划书》等。在这些规划中，较有影响的是1923年由孙武主持编制的《汉口市政建筑计划书》。孙氏设计了汉口总体发展规划与分期施工方案，代表了民初汉口市政规划的最高水平。
孙中山、孙武等人关于武汉城市规划的设想，为城市建设和发展拟定了宏大的建设蓝图，推动了民国时期武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走向现代化和科学化的轨道，其中的部分计划不仅指导了当时城市建设与发展，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城市规划和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依据。
辛亥革命时期，武汉三镇战火纷飞，许多建筑物和公用设施被摧毁，工厂、学校也遭到炮火袭击。清军与革命军首先在武昌城内发生激战，此后汉口的江岸地区、江汉地区、硚口地区和汉阳地区亦硝烟弥漫，不仅有远距离的炮击，而且还有近距离的巷战。战争期间，汉口中外商人纷纷将资金向外埠转移，造成资金外流。金融业衰败，也带来了工商业的凋敝，“湖北实业之败坏，自起义以后已达极点”[2]。
孙中山与黎元洪在武昌合影
南北议和后，修复在辛亥战火中被清军焚毁的汉口华界市区，成为当务之急。1912年2月，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饬令实业部通告汉口商民重建市区，并责成内务部筹划修复汉口事宜，使“首义之区，变成模范之市”[3]。黎元洪还发布《示谕维持汉口商市文》，强调重建汉口规划的意义，认为这是“吾国第一次开辟商埠之伟大事业”，并参照伦敦、巴黎、柏林、华盛顿城市设计进行规划。但是，无论是南京临时政府还是湖北军政府均财政支绌，重建汉口规划无力实施。
20世纪20年代初，政局动荡，武人专权，政客争权，首义新贵们也忙着抢夺胜利果实，根本无心于汉口市政建设。在官方因经费等问题导致重建汉口一筹莫展、无所作为之际，民间重建汉口的热潮已悄然兴起。
1912年至1920年间，汉口出现了建房热。1914年至1918年间，沪商蒋广昌和胡庆余堂，在今江汉路、南京路之间出资修建义成总里。官员袁海观修建了长怡里、长乐里、长康里、长寿里等里弄。曾任上海道的桑铁珊修建了保和里、保安里、保成里。赣商周扶九在五常里（今永康里）为中心的中山大道两侧修建房屋数百栋。从六渡桥到江汉路一带，新建房屋鳞次栉比，仿洋创新。这些房屋和里弄从单体建筑上看颇具现代感，但由于缺乏整体规划，未能按现代城市空间布局及建筑规格进行统筹规划和施工，只不过是房主、店主各显神通，量力而为。
民初汉口复建，今中山大道中段和三民路、江汉路等地形成新的市区中心，汉口从沿河城市演变为沿江城市的格局得以进一步强化。
在这一空前的“建房热”中，当以所谓的“模范区”建设最为引人注目。有汉口“地皮大王”之称的刘歆生（1875—1946）在张公堤修筑后，预测汉口土地价格必定上涨，遂向银行、钱庄借钱，大肆收购后湖土地。1901年，刘歆生成立填土公司，雇用大量劳工，从姑嫂树一带长年累月运土填平今江汉路到华清街等处地面，修建了歆生路及歆生一、二、三路（今江汉一、二、三路）。后他又继续将江汉路经交通路、江汉一路、生成里到济生堂一带次第填平。在江汉路一带，他修建了亨达利、中英药房等高质量铺面楼房。刘歆生还提供地皮约800亩（今解放公园处），帮助法商办起了西商赛马体育场——西商跑马场；将一块土地卖给西商，建成了西商网球场（即今球场路）；邀约实业银行行长梁俊华、粤商韦紫峰和巨富刘子敬等集资，于1909年兴建起占地3.3万多平方米的华商跑马场；选定西起江汉路、北抵铁路、东至大智路、南抵中山大道地段建立模范区。
模范区的里弄住宅成排兴建，入门设有小庭院，内有堂房和居室，窗户较大，楼上有平台、阳台，称为石库门。临街铺面开阔，均为开放型。区内设有警察署，专管治安。模范区从硬件设施到软件管理完全是西方风格，与汉口老城区低矮的砖木平房和窄街陋巷不可同日而语。“建房热”使得汉口闹市区的地价飞速上涨，数年之间价格一翻再翻。
辛亥革命带给武汉的不仅是城市空间和市容市貌的改变，更由于推翻了专制制度，清除了禁锢民间经济和城市自由发展的许多制度性障碍，使城市功能形态与城市社会的现代转型加速进行。
武昌起义后，武汉出现一股投资工业的热潮，以纺织、面粉、碾米、榨油、机器制造、肥皂、火柴等行业最为突出，此外，三镇“呈请开矿者，不下数十起”。民国初期，武汉工业的发展不仅在规模与速度上大大超过了清末，而且在结构、投资主体、发展方向等方面均不同于清末张之洞新政时期，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
一是民族资本取代国家资本成为新时期工业的投资主体。在工业资本构成中，民族资本比重增长最为迅速，国家企业或官办企业日渐萎缩，外资企业稳中有升，工业的资本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二是纺织工业成为武汉的支柱产业。1915—1922年，武汉地区相继投资兴建了第一纱厂、裕华纱厂、震寰纱厂、申新纱厂，投资总额在800万两白银左右，投资规模之巨在全国罕有其匹。武汉纺织工业规模仅次于上海，在全国位居第二，产量约占全国总量的14%左右。纺织业的发展还带动了相关行业的发展，如针织、色织、衣帽制作等，这些行业在民国时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也呈现迅猛之势。
三是替代进口是这一时期工业发展的基本取向。民国前期武汉地区掀起的新一轮工业建设具有明显的替代进口的发展追求，主要表现在工业投资主体的构成特征、工业投资的目标取向、工业发展的部门行业特征以及工业发展的实际后果等。民国前期，武汉工业的投资主体是民族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其投资工业的动机在于堵塞漏卮、挽回利权，即通过振兴民族工业，以国货与洋货争夺市场，最终以国货取代进口洋货，把长期流失的市场、利润争夺回来。这一时期工业投资的主要领域如纺织、粮油加工、日用化学工业等都曾经是洋货倾销较多、利权损失较严重的领域。
进入民国以后，武汉作为“国际市场”的地位进一步发展，作为华中商品集散中心与中外贸易中心的角色进一步巩固，地处承东启西、控北引南的区位优势更加突出。交通格局由“帆船时代”“轮船时代”进入“轮轨交行”时代，使武汉的交通优势进一步彰显，由此引发频繁的埠际转口贸易。加之社会结构的转型、政治体制的变革、近代金融信贷体系的进一步健全，促使武汉向现代化、国际化的目标加速迈进，其中国内陆“国际市场”的功能进一步强化。
1911—1930年，武汉的进出口贸易获得稳步发展，贸易额逐年增长。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出现波折，但总的趋势是稳步上升，其“集中土货、转输外洋”“收纳洋货，散销内地”的中外贸易枢纽功能得到进一步发展。武汉作为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一环，是联系中外贸易的枢纽，是西方工业经济与中国农业经济不均衡交换的中心，是西方工业产品与中国初级农业产品集中交易流通的主要市场，这一点在民国时期更显突出。反映在武汉的外贸结构上，则表现为经汉口出口外洋的产品以农副土特产品为主体，并且汇聚了中西部的物产，其数额之巨大、种类之繁多，均为其他城市所不能比拟。
民国前期武汉城市的转型发展更表现在社会结构方面，即在人口结构、职业结构、阶层结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方面，发生深刻而全面的变化。
民初以降，武汉城市人口中职业变动最为显著的是传统社会中的政治性职业如军、政、警、法人数的大幅度减少，而现代工商城市的典型职业如商贸、实业工人、小商小贩、各类服务业的从业人数大增。文化与宗教行业也日渐式微，一个现代型的城市职业结构体系初步形成。职业结构的变迁，必然导致社会阶层结构的调整与重组。进入民国以后，在城市的上层阶层中，封建官绅群体虽仍盘踞其中，但他们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在现代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大企业家、大商人、大买办等工商金融资本家开始晋升为社会的上层，成为拥有政治权势的城市新贵。而随着现代工业化、城市化大量涌现出来的产业工人、工商业从业人员、小手工业者、小商小贩、服务行业从业者和普通市民，则构成中下层阶层，成为城市社会的主体。在此过程中，最具现代意义的阶层分布则是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两大对立阶级的出现，以及他们各自作为重要的社会力量登上城市的政治舞台。
随着现代政治体制的构建和新的职业、阶层的出现，作为城市文化深层结构的社会价值体系也发生相应的变化。原来学而优则仕、商而优则绅、绅而优则官的价值取向，变为官而优则商，投身工商实业、竞富逐利成为市民新的人生追求。民初武汉的地方政要如黎元洪、王占元、孙武等纷纷置业，涉足工商业，成为新富豪。大批学有专攻的年轻知识分子多抛弃了传统的功名之路，或投身工商实业的行列，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游弋沉浮；或当记者、编辑、律师和教师，成为自由职业者。商品经济的观念、实用主义的价值观、世俗化的生活情趣与理性主义的行为原则，构成新时代武汉城市文化的特质，成为影响新时代武汉人生活与行为的社会价值准则。
辛亥革命，不仅是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政治鼎革，也是除旧布新、城市再造的社会革命，武汉的城市功能、社会结构和文化观念因此而发生了深刻而全面的变革。一个带着传统时代印痕的武汉渐行渐远，散发着鲜活现代气息的武汉正昂首阔步走来。
[1] 《湖北地方自治研究会宣言书》，《湖北地方自治研究会杂志》1908年第1期。
[2] 《时报》1913年6月8日。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