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有训（1897—1977），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主要从事X射线散射光谱学方面的研究。1920年代，在芝加哥大学以精湛的技术和精辟的理论分析证实了康普顿效应。
吴有训于1897年出生于江西省高安县，1920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1年留学美国，在芝加哥大学赖尔逊（Ryerson）物理实验室当研究生，导师就是康普顿教授（192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1925年获得博士学位后于次年回国。
物理学家吴有训
在美国著名物理学家康普顿研究X射线散射，并成功证明“康普顿效应”[1]的过程中，吴有训正好在康普顿那儿攻读博士学位，正所谓恰逢盛会。在整个过程中，吴有训在两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1）用大量实验事实证明了康普顿效应的普适性。
康普顿虽然用精确的实验证实了康普顿效应的存在，但他毕竟只用了一种散射材料（石墨晶体），这就不足以说明这个效应的普适性，有一些物理学家怀疑这是石墨所特有的效应，也不是没有道理。这时——1923年底到1924年初——吴有训用7种物质（包括石墨）作X射线散射材料，结果都与康普顿的实验效应一致，由此证实了康普顿效应的普适性。后来吴有训又加增了8种物质，共15种，无一不证明了康普顿效应的广泛适用性。
康普顿在1927年写的专著《X射线与电子》（X-Rays and Electrons）把吴有训的15个实验结果统统收进了著作中；再版时也没有变动一点点。这充分说明吴有训的实验对于康普顿理论的被承认，有多么重要。
（2）从实验上否定了W.杜安的所谓“箱子辐射”。
哈佛大学物理学教授W.杜安（W.Duane）认为康普顿效应是虚假的，他在否定康普顿的实验时说：“康普顿所说的效应在我的实验里从来没有出现过，其原因应归结于康普顿‘使用了内部有木质或由碳和氧组成三介质的铅箱’。”他认为箱子里的木质（或其他碳氢介质）材料会产生出一些激发射线，从而出现康普顿所说的“康普顿效应”。因此杜安认为，所谓康普顿效应只不过是康普顿实验室里的“箱子效应”而已。他还用一些实验来证实他的这一结论。
在1924年末举行的一次会议上，“箱子效应”的说法甚至占了上风，让康普顿气得干瞪眼。但吴有训在康普顿的安排下，在实验时把X射线源放在用铅皮制成的铅皮箱里（为了防止X射线流散而必不可少的装置），不再在内部嵌入木质等材料。这就彻底避免了所谓的“箱子效应”。最终，吴有训的实验与使用木箱子时完全一样，并没有什么差别。于是，杜安在事实面前承认了康普顿效应的真实性。吴有训的功劳应该说是十分关键的。
康普顿效应里被假定存在的一个新的基本粒子——光子，也因为康普顿效应被确认，从此也再没人怀疑光子的存在了。
吴有训首次为中国科学家在物理学界争得了荣誉，康普顿曾对杨振宁教授说：“吴有训是我一生中最得意的学生。”
抗日战争期间，吴有训一直在西南联大任教。
1945年10月，抗日战争刚胜利不久，一批批日本侵略军作为战俘被遣送回国，吴有训欣喜若狂，他庆幸国家从此可以太平，科研和教学事业的兴办有了个安定、平和的环境，他正琢磨着如何将清华大学搬回北京的事宜。然而，他突然接到了调任的命令，这是蒋介石亲自签署的委任状，要吴有训出任中央大学校长。
当时，中央大学本部在重庆沙坪坝。吴有训初到中央大学上任，政府安排给他的官邸是沙坪坝的一幢青砖瓦顶的西式平房。他本可以一人独居这幢房子，但他坚决拒绝了，只住了一间十余平方米的卧室，房里陈放了一张双人棕床，一张旧式写字台和两把椅子，其他就没有什么东西了。剩下的不少空房便让给了三位助手和学校物理系主任及其他教师居住。当时，不少教师纷纷议论说：好端端的楼房别墅，竟然变成了集体宿舍。
不久，吴有训发现中央大学掌握实权的实际上仍是教务长、训导长、总务长这三人，这三人是国民党指派来的。由于吴有训常常不买他们的账，这三人便处处暗中作梗。开始，吴有训耐着性子，对这三人劝说，一切都以中央大学的最高利益为出发点，要顾全大局。但是，这三人表面上唯唯诺诺，暗地里仍然做了许多不利于团结的动作，这使吴有训十分恼火：如果容忍这三人的胡作非为，将难以维持中大的正常秩序，也难以把中大办成一所理想的教书育人、科学民主的学府。
几经交涉无果之后，吴有训决定：如果不撤换这“三长”，他就辞职不干了，以此逼迫蒋介石改变主意。后来，蒋介石不愿得罪这位著名的科学家，只好答应让这“三长”写下辞职书，另谋生路去了。
《吴有训图传》书影
接着，吴有训便任命高济宇教授为教务长，刘庆云教授为训导长，贺壮予教授为总务长。“三长”的撤换，在中央大学内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师生们更加拥护吴有训校长。
当时，国民党政府为了拉拢吴有训，给了他很优厚的待遇。大学迁回南京后，专门在兰园三十号为他备有官邸，这是一套完善的花园洋房，配有汽车间、厨师、全套勤杂人员。但是，吴有训婉言谢绝了这一美意，他宁愿挤到中央研究院的宿舍里，与萨本栋教授同住一幢小楼。
中央大学经过整顿，有力地扫除了官僚习气，提高了行政效率，增强了民主与学术空气。吴有训乘此机会，提出了一系列提高教学质量，培育优秀人才的措施。
1947年学生反内战运动如火如荼，中央大学的学生也积极参加了运动。有一天，几十名军警到中央大学逮捕学生。吴有训赶到学校门口，严厉地问其中一位警官：“你们的上司是谁？”
“南京警察局长。”
“你们知道不知道我的上司是谁？”
警官迟疑：“不知道。”
“我的上司是蒋总统。”吴有训板着脸，冷冷地说，“既然蒋总统命令我担任这所大学的校长，那么，学校里发生的一切由我负责处理，何需兵戎相见！”
警官们互相对视着，不知如何回答。吴有训见警官依然犹豫不决，沉着脸补了一句：“是不是非要我亲自给蒋总统挂个电话？”
“不，不，”警官忙说，“我们马上就走，马上走！”
吴有训顺水推舟，还严厉地对警官说：“以后，如果没有蒋总统的手谕，你们不要进中大校园。”
一场风波就这样暂时平息了。
在“文化大革命”的大劫难中，吴有训的妻子常常委婉地劝导丈夫，千万要小心啊，别乱说乱讲，装装糊涂就是了，千万不要“书生气”太重！
吴有训一听，搔搔头上的白发，愤然地把桌子上的报纸、传单统统掀翻在地，气愤地说：
“要我不说话，除非是我死了，这算是什么革命，我看这样革命，真会把一个好端端的国家，一个社会主义中国的命都革掉了！”
虽说是深居简出，但经院革委会批示必须接待的各地政审外调人员，吴有训也不能不出面接待。最棘手的是调查叶企孙的案件，这些人是代表当时林彪统治下的中央军委办公厅专案组，完全是带着既定的材料来逼迫他签字画押的。而叶企孙，是吴有训再熟识不过的朋友和同事了。前些日子，叶企孙被北大造反派揪斗、关押并打入另册，他早有耳闻。面对威胁，吴有训义正词严地反驳道：“叶先生品德高尚，热情爱国，他在天津组织学生抗日的事，清华校务委员会很清楚，并大力支持了他。我认为叶先生没有任何问题！”
吴有训的证词（当然也会有别人的证词）终于使得叶企孙得以出狱。
类似的调查估计不少于200批。其中虽不乏温和礼貌者，但大多数是横眉怒目，呵斥逼迫，胡搅蛮缠。这种骚扰，对于一个70多岁的老人，不能不说是个沉重负担。吴有训开始时礼貌周全，后来有时也会将调查人员调侃一番。
吴有训（右1）和同事们合影
有一次，一批南京来的造反派上门了。一位红卫兵递过介绍信说：“你就是吴有训吧？”
吴有训显然带有不满的情绪，不咸不淡地问：“你们是谁？有什么事吗？”
“你认识高济宇吗？”一位红卫兵神气十足地问。
“认识啊！”
“现在告诉你，高济宇是一个黑线人物。你知道他当时在中央大学当教务长有黑后台吗？”
“有啊！”
造反派如获至宝，马上拿出笔记本追问：“后台是谁？”
吴有训挺身直言：“你们既然能找到我这里来，就应当知道后台是谁，”吴有训拍拍胸脯，说道，“后台当然是我，是我请他来做教务长的。你们打算怎么样？”
两位造反派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无法作答，只得起身走出了会客室，不辞而别了。
吴有训的一份份实事求是的证词，表明了他在危难时刻的为人准则。因此，南京大学原副校长、化学家高济宇在回忆录中写道：
当时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多数人明哲保身，少说话或不说话，唯恐惹火烧身。而吴校长置个人荣辱安危于不顾，勇于坚持真理，挺身直言，傲骨铮铮，义薄云天，使我终生难忘。
[1] 康普顿效应（Compton Effect）是用X射线散射证实光也是由一种粒子（即光子）组成。这一实验是整个量子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本书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