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培源（1902—1993），江苏宜兴人。著名流体力学家、理论物理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和理论物理奠基人之一。
周培源出生于江苏宜兴的一个书香门第。中学时期在上海圣约翰大学附属中学学习。1919年考入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前身）中等科，1924年清华学校高等科毕业。1924年赴美国，在芝加哥大学学习。1926年获学士、硕士学位。1927年到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攻读研究生，做相对论方面的研究。1928年获博士学位。1929年回国后，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
年轻时候的周培源
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现称院士），是我国理论物理和近代力学奠基人之一，同时也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曾任北大校长、中科院副院长、中国科协主席等职，曾出访多个国家和地区，接待过许多重要外宾，被誉为“杰出的民间外交家”。他还是杰出的教育家，许多著名学者都曾受教于他，如彭桓武是他培养的研究生，王竹溪、林家翘都曾跟随他做研究，杨振宁、钱三强、何泽慧都曾听过他的课。季羡林先生曾这样形容周培源：“在晚辈眼中，望之如神仙中人。”
周培源一生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和湍流理论两个领域。在“九一八事变”后，为利用科学服务于抗战，他从对广义相对论的纯理论研究转向了有很大应用价值的流体力学湍流理论、空气动力学等，以报效祖国。
1936年—1937年间，利用清华休假机会，周培源赴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参加爱因斯坦主持的广义相对论讨论班，他是目前仅知的唯一一位在爱因斯坦身边长期从事相对论研究的中国人。
老年周培源
1937年之后，清华、北大、南开三校辗转迁至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周培源举家随校南迁。为躲避日机频繁轰炸，许多老师被迫安家于离校颇远的城外。周培源选择了离校约19公里之远的滇池边龙王庙村的一栋小楼，且只有小路相通。为解决交通问题，他买了匹马，取名“华龙”，周培源骑马成了西南联大校园里一道风景线，他也因此被笑称为“周大将军”。后因物价上涨，他买不起马的草料，只好卖掉，买了辆自行车。
环境虽艰难，周培源却迎难而上。早在1935年12月，为教育学生学习物理学也能为国防服务，他开设了弹道学课程，在西南联大，他仍开设这门课，何泽慧便是在此时深受老师“科学救国”思想的感召，后赴德深造，专攻弹道学。
在对湍流理论进行多年研究后，周培源不仅吸引了林家翘、郭永怀等人到他身边学习，还激发了西南联大许多学生对流体力学的兴趣。事实上，早在1933年，他便指导过王竹溪研究湍流。
1943年，周培源再次赴美休假，回到加州理工学院任访问教授，在这里，他继续深入研究湍流理论，并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他的研究成果。十年后，他的研究在国际上发展为湍流的模式理论，周培源也被公推为湍流模式理论的奠基人之一。
后来，周培源还参加了美国国防委员会战时科学研究与发展局海军军工试验站从事鱼雷空投入水的战事科学研究。即便待遇优厚，周培源仍明确提出：不做美国公民，只担任临时性职务，可以随时离去。1947年，周培源举家告别美国优渥的环境，回到祖国，继续执教于清华大学。
除了是在学术上有卓越成就的杰出教育家，周培源还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曾任中国科协主席、政协副主席等职，在组织领导我国的学术界活动、推进国内外交流合作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做人要有担当且能讲真话，是周培源奉行一生的原则。他敢直言进谏，早在1956年，在毛泽东召开的知识分子座谈会上，周培源对当时国内学习苏联，将大学的研究力量转至科学院明确表示反对，认为学校也应成为科研重地。这些话，是当时很多人想说却不敢说的。
“文革”动乱，周培源也难于幸免。尤其是当批判爱因斯坦的硝烟弥漫时，因为是国内研究相对论的权威，所以当陈伯达在部队的护送下来北大校园找周培源，要他带头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时，周培源毫不含糊地直言，狭义相对论搞不动，广义相对论虽然有争论，但那是学术上的问题。
1971年底，在国务院科教组召开的全国高教工作会议上，周培源又做了个语惊四座的发言，他强烈要求重视理科教育和基础理论研究，认为忽视它们是无知和短视的行为。1972年春，他写了《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批判了“四人帮”鼓吹的“以工代理”或“理向工靠”的谬论，强调工和理、应用和理论都必须受到重视，不能偏废。这在国内科教界引起强烈反响。他还上书周恩来总理陈述基础理论的重要性，并得到总理支持。在政治高压面前，周培源没有屈服。
而1980年，周培源受命担任团长，带领中国教育代表团出访欧美多国，他借此机会带着对今后我国教育应如何办的思考，有计划地考察了欧美多所大学，不只是名校，连一些不太出名的学校也在他的考察范围内。回国后，周培源结合自己50多年的教育经验，写了题为《访美有感——关于高等教育改革的几个问题》的长文，从师资水平、人才培养、学术现代化、思想教育和高等学校的领导五个方面，就如何提高高等学校的教学水平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是继《看法》一文后，周培源对教育理论的又一重要贡献。他在文中强烈地批判了对知识分子采取的过“左”政策，认为不应以“红”代“专”，不应随意给社会学、心理学扣上资产阶级的帽子……
周培源与邓小平亲切交谈
这是一篇实实在在的讨“左”檄文，是一个年近八旬的老教育家的肺腑之言。虽然当时已是新时期，但“左”倾顽症仍不时发生，反“左”代价仍巨大，因为这篇文章，周培源被教育部发红头文件批评，但时间检验了一切，他的一些观点，如今仍应践行。
而在1981年辞去北大校长职务后，周培源还担任了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主席、中国科协主席等职，继续为推进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民主化进程奋斗。比如为了三峡工程的民主决策，他曾多次实地调研，听取多方意见，屡次上书中央，强调要经过严谨的科学论证，不要匆匆上马，忧国忧民之心历历可见。
周培源自1929年留学回国以后，60余年来一直从事高等教育工作。作为一位知名的老教育家，在传授知识、指导科学研究、组织教学、创建新专业，以及发现和扶植优秀人才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周培源为人谦和坦诚，他顾全大局，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自己生活上节约俭朴，而对支持科学和文化事业却慷慨奉献。1950年后，他们夫妇俩用自己的工资节余购买古代名人字画收藏起来，其中多是明清时代的珍品。1989年，他们将收藏的145幅名人字画全数捐赠给了无锡市博物馆。无锡市为奖励他们的爱国行为，特颁发给他们一笔可观的奖金。他们立即又将这笔奖金的大部分分别赠给了他们曾工作过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附属中学作为科学基金与奖学金；将一万元奖金赠给了中国科协振华基金会；还分别向他们童年时的母校各赠一万元作为奖学金。1987年，他将父亲在家乡遗留的600多平方米的住宅献给了家乡人民作为科普文化活动站。
每当他送自己的学生出国留学或访问时，临行时总是谆谆嘱咐：“你的事业在祖国。”这句话也概括了他一生所走过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