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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真第一人”——写于宋教仁被害及去世100周年

  • 文章来源 : 人民网
  • 发布日期 : 2013-03-27
  • 阅读数 : 1221

宋教仁

宋教仁画像

应夔承洪述祖的联络文稿

宋教仁照片

宋教仁墓

  1913年3月20日晚上的上海火车站,欲赴北京的宋教仁在众人相送下,走向剪票口。就在这时,人群后闪出一个身材短小的人,窜至宋教仁身后,抬手一枪,近距离击中宋教仁右肋,宋教仁身子一晃,仆倒下去。混乱之中,凶手逃走。黄兴、于右任、廖仲恺等人慌忙扶住宋教仁,只见他咬牙闭目,面孔失色,鲜血却已经从他的腰部直涌出来。

  3月22日凌晨,宋教仁不治身亡。

  中国的时局,因此发生逆转;历史的向度,由此发生改变。

  政治英才

  宋教仁早年参加革命团体,是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10年底,宋教仁从日本返抵上海,任《民立报》主笔,以“渔父”笔名撰写大量宣传革命的文章。

  宋教仁在日本时,先后翻译了《日本宪法》《英国制度要览》《俄国制度要览》《澳地利匈牙利制度要览》《美国制度概要》《比利时澳匈国俄国财政制度》《德国官制》《普鲁士王国官制》等,对各国的政治制度、政权组织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和比较,形成了系统的宪政理念。

  1911年春天,他从上海赶到香港,参加黄花岗起义的准备工作,起草了约法文告和制度设置,这是他宪政思想一次具体而完整的表述。武昌起义发生后,他赴武汉起草了《鄂州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近代意义的宪法草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他出任法制院长,中华民国第一部《临时约法》包含了他的许多重要观点。

  蔡元培因此说:“其(同盟会)抱有建设之计划者居少数。抱此计划而毅然以之自任者尤居少数,宋渔父先生其最著也。 ”

  南北和议以后,袁世凯任临时总统,国民党理事长孙中山开始全力考察铁路建设,代理理事长宋教仁主掌党务,并全面致力于政党政治和即将进行的议会选举。是时,宋教仁奔走各地,批评国事,讨论朝政。演讲会上,总是人山人海,“所至欢迎,大有倾倒一时之概”。在1913年的议会选举中,国民党在预定的七百席中,获得392席;民主、共和、统一三党的得票总数,不及国民党票数的三分之二。宋教仁由国会多数党推举为内阁总理,已然是顺理成章。袁世凯为此几次邀请宋教仁筹谈国会开幕及组阁事宜。

  一直与同盟会、孙中山抵牾甚深的章太炎,对宋教仁的才干也极为推崇,“至于建制内阁,仆则首推宋君教仁,堪为宰辅”。 “谓总理莫宜于宋教仁。 ”

  一种两相制衡的新型政治架构,呼之欲出。

  巨星陨落

  宋教仁中弹后,于右任冲到车站外边,拦住一辆汽车,急忙把宋教仁送到离车站最近的老靶子路沪宁铁路医院。

  手术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两位德国医生取出了他身上的子弹。子弹从后背右肋处射入、斜入腹中,离心脏很近。手术后虽然注射了止痛药,但是宋教仁仍然剧痛难忍。据说,子弹上过了毒药。

  此时,宋教仁感觉到自己恐将不起,便对陪护在侧的于右任说道,“有三件事情还需同志相助,一是将我在南京、北京,还有东京寄存的书籍。全部捐入南京图书馆,二是家中一向贫寒,老母尚在,希望各位故人代为照料,三是,诸位同志要继续奋斗救国,勿以我为念而放弃责任。 ”

  第二天上午,张謇、章太炎等人都来了。宋教仁的情况没有好转,不断呕吐,大小便出血。医生又进行了第二次手术。

  最后时刻,宋教仁请黄兴发了一份电报给袁世凯:“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

  延至22日凌晨4时48分,宋教仁眼中噙泪,与世长辞,年仅32岁。

  党内彻夜守侯的同志悲痛不已,陈其美更是放声大哭。宋教仁最信赖和亲密的挚友黄兴,一边流泪一边为他清洗了身体。宋教仁斜躺在床上洁白的被褥中,上半身裸露着,拆掉了纱布的右腹部,有一片瘀痕。

  3月23日下午,宋教仁的遗体从闸北沪宁铁路医院移往湖南会馆。浩大的行列中,先是民国五色旗的队阵,然后是一列军乐队。宋教仁的遗像安放在一个花亭当中。楠木棺材由扎上了花彩的双驾马车运载,然后又是海军军乐队。各界政要名人的花圈队列后,荷枪的军队列阵行进。随后是一千五百人的国民党党员,黑纱执绋,许多人痛哭失声。最后是约二百余辆的贵宾车辆。加入送殡行列的市民越来越多,送殡的队伍,从闸北往老城厢方向,长达十余里。

  孙中山书写的挽联是:“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政流血,公真第一人。 ”

  宋教仁灵柩最后没有运回湖南,而是在闸北落葬,以后就叫宋公园,再以后改作闸北公园。墓前塑了宋教仁的一尊铜像,作手支腮颌侧坐沉思状,下面石座上是章太炎的阳篆“渔父”二字,于右任撰书刻铭。

  侦破案件

  凶案发生十多个钟头时,案情还没有一点点头绪。工部局巡捕房悬赏一万元缉拿刺杀宋教仁的凶手,沪宁铁路局也出赏金五千元。江苏省都督程德全通电全省各地连同上海的官吏全力协助捉拿凶手,限期破案。陈其美部署党羽和各路 “包打听”,于戏园、茶馆、澡堂、酒楼、妓院,各处探听消息,监视可疑人众。

  23日上午,宝善路一家旅馆的一名旅客到巡捕房报告,说是邻室的旅客武士英,身材矮小,面目凶恶,自称当过滇军的管带,现在生计落魄,流落上海,平日囊中羞涩。前两天,看见两个穿着体面的人来找他。两人走后,武士英面露喜色,又向他借了三角钱,说要到小西门去。晚上8时许,武士英回到旅馆,已经是一身簇新西装,随后摸出钞票还了钱,又讲正在办一票生意,事成之后可有1000块大洋的进帐,要请客吃酒。当日夜里出门以后,到第二天日早上回来,匆匆收拾东西到帐台结帐,然后坐着一部黄包车走了。

  立时,巡捕房、警察局,加上陈其美动员的人马,遍布上海车站码头、茶肆妓馆,查找这个身材矮小、外地口音、行踪诡秘的武士英!

  23日下午,一名叫王阿发的古董商来到四马路的巡捕房报告说,一个礼拜前,一个朋友约他看两张字画,可是到了他家,朋友拿出的不是字画,却是一张照片,说如果做掉此人,可以得1000块银洋钿。王阿发虽也是黑道上混的,却又有着商人的脑子——这票杀人生意假使好做,朋友自己老早去做了,于是他当即回绝。这两天全上海哄传暗杀,他一看报纸,方才晓得被杀的就是照片上那个人!

  这个朋友,叫作应夔丞,上海滩有名的青帮人物,经陈其美介绍加入过同盟会。前年孙中山从海外回到上海,就是应夔丞负责警卫,后来随孙中山到南京,任卫队长,兼庶务长。但是由于流氓积习不改,终遭解职。

  工部局、公董局的巡捕房和华界警察局,几路人马搜查了位于法租界小西门的应家住宅。在写字间的一个抽屉里,除了手枪子弹,还有电码本和一些涉嫌案件的电函,其中竟有“毁宋酬勋,相度机宜,妥筹办理”的内容,而联系人则是洪述祖。洪述祖何许人?乃时任国务院内务部的秘书,与赵秉钧过从甚密。赵秉钧又是谁呢?就是眼下堂堂的国务院代总理,袁世凯的大亲信。

  正在此时,传来了敲门声!门开后,一个矮个子闪身进来,进门就道:“我找应老板! ”一个华籍巡捕喝道:“武士英! ”那人应了一声。原来应老板与他讲好的1000大洋,先给了定洋,现在他是来取那剩下来的钱款的。武士英一看情况不对,突然撒腿就往后院跑!应家客厅后面,有一条廊道通往厨房,而厨房后面则是后天井,西北角上是一个不高的煤屋,连接着高约一丈有余的后院墙。武士英此刻已经窜了上去,翻墙跳下!那华籍巡捕却也身手矫捷,紧随其后窜上墙头跳了下去!武士英刚刚起身,还未站稳,却被压了个正着!

  这个巡捕,名叫黄金荣。

  深夜,应夔丞在湖北路228号迎春坊的相好妓女家中被捕。

  案底成谜

  关于刺杀宋教仁的幕后主谋是谁,存有多种说法,却迄今未有定论。

  (1)袁世凯主使说

  袁世凯杀宋教仁,除了那张人员线路图,更有着一些切实的理由。宋教仁还在北京临时政府任农林部长时,袁世凯见他西装破旧,一问才知是他留学日本时买的,穿有十年了。袁世凯遂为宋教仁定制了合身的高级西装,并送上50万元的支票,宋教仁却退还了支票。去年夏天,宋教仁辞去了北京临时政府农林部长一职,公开站到了袁世凯的对立面。

  近期,宋教仁一路湖南、湖北、安徽、江苏、上海,发表演说,评论时政,词锋犀利,“不如人意之政府,退步之政府”,“自民国成立,迄今二载,纵观国事,几无一善状可陈”,“以若斯之政府而欲求得良善之政治,既不可能,亦不可望”,如此等等。袁世凯不免气恼:“其口锋何必如此尖刻! ”

  在新近的国会选举后,由宋教仁组成内阁并任总理,已是势所必然。

  但是,袁世凯又有着不杀宋教仁的理由。

  辛亥革命以后,北洋集团控制了大部分的中央权力,孙中山、黄兴公开承诺推举袁氏做十年的大总统,冀望由他来维护社会安稳与国家发展。宋教仁也一直明确主张总统要选袁世凯。因此袁世凯是现时最大的政治利益既得者。而刺杀了宋教仁,却并不能够解决他在政治上的对立面问题,国民党内还有孙中山、黄兴这样威望更高的领袖,国民党又在国会占有多数,因此政治风险很大。所以,这个时候刺宋并不符合袁世凯的根本利益。

  再者袁世凯办事一向周密,如果要杀宋教仁,怎么会同意去找一个几个月前才被收买的同盟会员?应夔丞虽然辣手,做事情到底还是流氓草莽,于是很快露出马脚,三天就落了网。

  袁世凯之子袁克文时在上海,劝父亲通电自辩,袁世凯回答说:“我代人受过的事情多了,从不自辩。我虽然没杀宋,宋还是因我而被杀,我还自辩什么呢……我如果要杀宋,不必在召他前来之际;或者等他来了,陷以罪名亦可。如果要杀宋,那么反对党如孙文、黄兴、陈其美辈皆可杀,为什么非要选一个帮助我组阁、并且声明组阁不用党人的宋教仁呢?……只是我必杀应夔丞,为宋教仁报仇。 ”

  (2)洪述祖“仰体上意”说

  警察总监王治馨在面对群情激愤的国民党人时称:“宋遁初 (宋教仁字号)被难后,洪自南来,又见总统一次。总统问及遁初究系何人加害。洪曰:‘这还是我们的人,替总统出力者。 ’袁有不豫色。洪见袁颜色不对,出总统府,即到内务部告假,赴天津养病。 ”“现在看来,宋案只是洪述祖仰体上意,自作主张。 ”

  事后洪述祖只是声称,他谋杀宋教仁是“满怀报国之情。 ”对于洪述祖“仰体上意”,包括赵秉钧在行代总理职后、私心企图谋正、忌惮宋教仁的问鼎之势故而策划刺宋等等,事后也都没有确定的证据。

  (3)陈其美妒贤忌能说

  此说是指陈其美对宋教仁接掌国民党党务和叱咤风云,有所妒忌和不满,而对宋教仁组阁唯国不唯党的方针,也有过争执。

  事情偏偏又蹊跷在,武士英被捕后,上海华界警方以案件发生在华界为由,通过外交团交涉,将其"引渡"并收押于上海县模范监狱,然而不久,武士英竟在狱中突然暴毙。另一案犯应夔丞从工部局监狱移押于位于南市的江苏海运局监狱。 “二次革命”上海开战之际,一帮流氓趁乱开枪冲进海运局监房,应夔丞被劫出狱,不知去向。而当时的上海正处于陈其美的势力范围,警察局局长又正是他的门生。许多人因此不免存疑:这是怎么一回事?

  然而这样的猜疑与推测,非但缺乏证据而且缺乏说服力。陈其美与宋教仁为革命同道,然陈为枭雄人物,宋为政党政治家,陈无法替代宋的角色。宋虽有组阁不重党人之说,但是由宋统领国会、出任总理,毕竟符合国民党包括他陈其美的最大利益。因此,即使武士英与应夔丞的事件,陈其美负有责任,也不能就此指陈其美为刺宋主凶。

  (4)梁启超挟嫌报复说

  宋案发生后,最先就有沪上小报,怀疑暗杀是梁启超所为,因为在这次的国会议员选举中,梁启超率领民主党原本信心满满,志在必得,结果却是输得很惨,让他实在太难堪了。

  这样的猜测,就更加是毫无根据、几无可能的胡乱猜想了。

  历史宿命

  “二次革命”被袁世凯弭平以后,应夔丞带着相好到了北京,他也不管与袁世凯之间隔了多少个阶位,拿出泼皮光棍的脾气,投书一封给袁总统,请予兑现“毁宋酬勋”,开出价码是“勋二位”和现金50万元。 “我应夔丞是什么人?他敢拿我怎么样? ”事情倒也是,要不是他们杀了宋教仁,连带着弄出以后的动静,袁世凯也不至于有今日这般独掌朝政的境地。

  刚到北京,应夔丞就发现情况不对,连忙逃走。在天津杨村车站,应夔丞被军政执法处侦探长郝占一和侦探王双喜追上,他们在头等车厢里将应夔丞乱刀砍死。

  早已为宋案辞职离任的赵秉钧知道了应夔丞的死讯以后,叹说了一句“以后谁还敢替总统办事。 ”此语既可指袁杀人灭口,也可指“体仰上意”却下场悲惨。一个多月以后,赵秉钧服用中药,半夜腹中阵阵剧痛,随之上吐下泻。这时赵秉钧伏在儿子的肩上,“一阵辛酸,涕泪交流”,不久便鼻眼流血而死。

  洪述祖坚避青岛租界不出,嗣后潜至上海,为工部局巡捕房侦知逮捕,随而引渡给北洋政府。 1919年3月,洪述祖被处死刑。其时刚好从英国进口了一架绞刑机,正好就让这个洪述祖来“开洋荤。 ”因为操作生疏加上洪述祖身躯肥胖,又或许是命该如此,施行绞刑时,绞索竟生生将他的脖子勒断,弄得现场血污狼藉。

  正如圣经所说:“谁首先动剑,必死于剑下。 ”几个卑劣的人物,死有余辜,但是南北和议共治的政治架构,却就此遭遇破局,民主政治于曙光初现之际,即坠人黑暗。宋教仁被刺,似属偶然,可是又孰知不是冥冥之中的历史宿命呢?诚如梁启超所说,宋氏之死,是中国民主政治“不可规复之损失,非直为宋君哀,实为国家前途哀也。 ”

  另一方面,1913年3月25日,孙中山从日本到达上海,即就与黄兴召集陈其美、居正、戴季陶等党内高层在福开森路393号的寓所召开会议。孙中山道:“宋案证据既已确凿,人心激昂,民气愤张,正可及时利用。否则时机一纵即逝,后悔终嗟无及! ”同时,军事行动宜速不宜迟:“袁氏手握大权,发号施令,遣兵调将,行动极称自由。在我惟有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迅雷不及掩耳,先发始足制人! ”

  黄兴虽然也认为刺杀宋教仁的幕后主使是袁世凯,但是在解决方案上,黄兴又认为现在已是民国时期,国家进入了法治时代,不能轻易动用武力,应按法律程序寻求解决,“民国已经成立,法律非无效力。 ”

  戴季陶反对黄兴的意见,主张军事讨伐,提出了“二次革命。 ”

  孙中山毅然说道:“若有两师军队,我当亲率北上问罪! ”

  其时,张謇、赵凤昌、蔡元培等人竭力向各方发出呼吁:“持之镇静”、“法律解决”,并且开始进行南北调停。

  上海的绅商阶层连带许多职员市民,曾经在辛亥年里与革命党同举义旗,然而对于此次“兴兵讨袁”,上海总商会却以投票表决的方式,予以反对,并且发出通电。

  上海的各派报纸对兴兵讨袁逐日辩论;颇能代表主流舆论的中立大报如上海《申报》,也不赞同国民党遽下定论,更言称就此起兵反袁,实为出师无名。

  梁启超、蔡锷等人,也公开声明,反对“二次革命。 ”

  七月,江西、上海先后打响讨袁之战,南方多省随即纷纷“独立。 ”

  两个月后,“二次革命”尽数败北,北洋势力大举南下,袁世凯就此将中国再次拖入到了专权体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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