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汉：1896年6月2日-1984年8月11日，湖南长沙县人。1919年赴法国留学，后参与中国共产党欧洲支部的筹建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八七会议后，李维汉一度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主要领导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统战部部长。

1954年，李维汉（后）与毛泽东、周恩来在一起

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李维汉晚年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撰写回忆录上。他经常对人说：“为什么说老干部是宝贵财富？我想有两条：第一条是保持革命晚节，做一个像样的、合格的共产党员；第二条就是应该多收集一点党的、革命的历史资料，交给党，为将来写好中共党史作点贡献。”

李维汉对自己的回忆录曾立下三条规矩：一是以集体为主，适当联系自己；二是史料力求真实，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三是对个人活动持分析态度，重新学习和认识过去，进行必要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他常对协助他整理回忆录的同志说：我的回忆录，是写我的经历，但我并不把自己的活动作为主线来写，而是着重写集体的活动，适当与自己联系。他的每一篇回忆录，都是按照这个要求去写的。

为了写好回忆录，李维汉不顾年高多病，每天仍坚持翻阅大量历史资料，反复修改稿子。自1980年到1981年间，还先后3次去长沙、武汉、南京、上海和西安等地收集、查阅资料。

李维汉强调指出：对史料要深入调查、反复核实，做到人真、言真、形象真，忠于历史的真实面貌，不夸大，不缩小，更不能弄虚作假。要经得起时间、后人和史料的检验。对于第一手资料，也不能轻信，而是要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工作。他曾风趣地说：“要先做小人，后做君子。做小人反复无常（指反复修改），做君子一言为定（指拍板定稿）。”

对自己一生的历史，李维汉采取“再认识”的态度：对于自己做得对的，他认真加以总结，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对历史材料中不符合事实的记载，他实事求是地加以说明修正。特别是对于自己的错误，他从不掩饰、不诿过，而是从错误中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例如，他在《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一文中，针对他在1927年11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他写道：“现在看来，秋白和我的这些意见，特别是我自己的意见，都是错误的，其中也有国际代表的影响”“我写这篇回忆录，把上述情况全部摆出来，目的在于解剖秋白为首的党中央的盲动主义错误，同时也是解剖和批评我自己，因为我是中央政治局主要成员之一。”

李维汉严于律己，对史料极端负责任，故他写出的回忆录都有较高的价值，为党史界所重视。

【启示】

“认真”，这个简单的词汇，赋予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生命力与战斗力。毛泽东曾经指出：“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有了这样的“认真”，才能做到像李维汉那样的“人真、言真、形象真”。如今，我们处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伟大征途，虽然历史方位已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党的红色基因没有变，“认真”的本色更加不能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