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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自由副刊】永遠的葉石濤文學
一生奉獻給台灣文學的小說家葉石濤。（文學台灣基金會／提供）
◎彭瑞金
葉石濤於1970年在高雄縣甲圍國小留影。（文學台灣基金會／提供）
編輯室報告
一生為台灣文學打拚奮鬥的耆老葉石濤於本月11日辭世，他生前始終書寫不輟，為文字奉獻精力，除了小說創作，更身兼評論家與台灣文學史家。12月28日上午10時，葉老的告別式與追悼會將於高雄市立殯儀館景行廳舉行，本刊邀請學者彭瑞金以精準的觀點，爬梳葉老一生堅毅而有夢的身影。下週一則刊出學者應鳳凰剖析葉老如何以他手中的筆，創下多樣「台灣第一」。
今年4月底，整理編輯完二十巨冊的《葉石濤全集》出版，舉辦新書發表時，雖然刻意安排在高雄榮民總醫院舉行，葉老的病情已不容他從八樓病房到一樓，參與盛會，接受大家的道賀。之後，雖有三、四個月的時間，是意識清楚地，知道全集出版了，也看到了，卻始終無法親自翻閱，除了交代寄贈一些文友之外，實在無法確知他對自己一生奉獻文學、所得的果，是否完全滿意。但我確知，葉老一生於台灣文學，只在意大的——台灣文學的整體願景，從不計較個人的文學位置。也許正因為這種寄文學於大地的作家情懷，讓葉老的文學能常伴台灣文學，台灣文學走到哪裡，葉石濤文學也將走到哪裡。
「葉石濤文學」初發於四○年代初，始建於六○年代中葉。初發階段的葉石濤，或許只是充滿浪漫情懷的、熱愛文藝的少年，沒有負擔、沒有十字架，卻在戰後吃到了白色恐怖的虧。經歷動亂又動盪的四○至五○年代的熱血文學青年，哪個不抱淑世獻身的熱忱？葉老二十七歲時，因向人借書充實自己，「陷身」白色恐怖的囹圄。入獄加上出獄後為生活掙扎，耗去他十多年的歲月。值得注目敬禮的是，他好不容易、花了十多年的時間，才從白色恐怖對政治犯和前政治犯的禁錮及附加懲罰中，找回正式教員的工作，又立刻提槍站在台灣文學戰鬥的最前線。
1951年9月，葉老被保密局逮捕，時任台南市永福國小教師。後以知匪不報罪名判刑五年，入獄三年後假釋，以前政治犯身分重返社會幾乎找不到工作，經歷偏遠鄉村的代課教員數年後，始取得正式教員資格。之後，結婚生子，直到1965年始復出文壇。發表小說之外，更以有意為台灣文學發言的評論健筆突出文壇。是年冬天，在《文星》雜誌發表的〈台灣的鄉土文學〉一文，可以說是葉老一切台灣文學論述的起點和礎石，也是他因入獄及出獄謀生沉潛十四年後，重出江湖的自我作家定位的宣言。
一個有使命感的台灣作家
〈台灣的鄉土文學〉一文，在台灣文學發展史上的重要性，已經有非常多的討論，也可以說早有定評，卻罕見有人從那個年代那個特殊的文學發言條件，談論一位像葉老這樣的身分敏感的前政治犯作家，發表這樣一篇論述的道德勇氣。也許葉老一輩子的文學事工，文學論述的廣為人知，遠遠超過他的小說，他的作家身分的認定也難免受到影響，演講、受訪的議題，論述也多於小說創作。評論或文學史家的自我認定，使得他幾乎沒有和人打過筆仗，他比別人更理解評論需要的寬容和多元。唯一的例外是，有人指他的文學是老弱文學，他真的感到忿忿不平，但也保持一貫地不自我辯解，只以〈忠告〉和〈螞蟻哲學〉兩篇短文，以黑色幽默化解心頭的怒氣。
記得那是因為葉老在七○年代、繼〈台灣的鄉土文學〉揭示的文學扎根鄉土主張之後，進一步宣揚，台灣文學應該以台灣為中心寫作，台灣作家應該具有根深蒂固的台灣意識，而發表了〈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一文之後，引發了鄉土文學論戰，也是日後的統獨論爭的焦點。有人可能是根據這兩階段的論爭，葉老沒有挺身而出加入戰陣，說他老了、怕事了，也可能是認為葉老為台灣文學揭示的反帝、反封建和批判寫實主張，是老舊的主張，不夠新潮，據以說他老弱。我和葉老相交三十多年，身為評論家，面對不同意見的詰責，他總是一笑置之，但說他是老弱文學，他真的受到打擊了。他生氣地說，再也不想寫評論了，也勸我以後別再寫了。他傷心，覺得受到侮辱了，但不是為了自己的「聲譽」受損，而是覺得台灣文學受到了自命不凡的「革命家」的扭曲。六○年代，葉老石破天驚的台灣文學發言，表達的是一個盡責有使命感的台灣作家，奮不顧身地言所當言。在那篇文章中，明白表示，所謂「台灣的鄉土文學史」，就是本省籍作家及其作品構成的文學史，並且自成體系、自為傳統。這樣的言論，在〈戒嚴法〉健在的白色恐怖統治下，是非常可能被視為台獨或附匪入罪的，何況葉老還是有經驗的政治犯。年輕時背上政治犯「罪名」，吃了多少苦才重返正常生活的軌道，此時，肯定記憶猶新。即使當了小學教員是為了養家餬口，生活也有許多其他的選擇，文學並不是那個時候的葉老的唯一選項。選擇可能把自己置身不可知的人生險境，為了文學，為了台灣文學的勇毅和決心，他毅然站出來。在年輕一輩只知自我膨脹，不惜踏著前人頭頂前進的「革命」行徑，葉老告訴我，那是台灣文學的悲哀。
忠實執行自己的文學史觀
平心而論，葉老在七○年代的台灣文學台灣意識論，是空前絕後、震古鑠今的台灣文學讜論。所冒的言論風險之大，比六○年代有過之而無不及。〈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一文發表時，葉老的台灣文學史觀的建構，推向另一個更為明確的境界，台灣文學的定義趨於周延、明確，包融性則更大。畢竟十多個年頭過去，整個台灣的情勢都變了，島上仍然不乏抱持候鳥心態的流亡作家，這也是葉老論文中擔心的，台灣文學沒有了台灣意識，將成為某種文學的流亡文學的原因。不過，正常心智的思維，大概不會有人相信1977年的台灣，有台灣以外的國族想像。葉老沒有直接挑戰某些人不實際的國族想像，只誠懇地呼籲，所有居住在台灣土地上的作家，參照七○年代覺醒的非洲文學一樣，攜手建立不受語言、膚色制約的，由台灣人本身寫的、立足台灣的土地上寫的，反映台灣人精神層面和心理層面的台灣人共同經驗的作品。
呼籲雖係針對流亡心態的作家，不過已經從六○年代的省籍作家消極設限，明顯轉由作家自己決定，把是否繼續流亡，還是停止流亡，創作認同立足的大地，落實現實生活的文學，由作家自己決定。葉老此時此境，已建立了截然不同於六○年代的台灣文學史觀，他的文學態度是開放的，也是包融的。從導論發表到《台灣文學史綱》完成，又過了十年，以1987年出版的《史綱》言，大體上都忠實地執行自己七○年代所建立的史觀。
無端受了閒氣的葉老，並沒有因為這些文學身外物放下他的筆，相反地激勵了他加速完成台灣文學史的心願。我認為那才是真正的葉老，才是他做為台灣作家的真實面貌。1965年，他發表〈台灣的鄉土文學〉時，固然是想在被反共文學徹底覆蓋的土地上，努力讓台灣文學這顆埋藏的種子冒出芽來，讓這顆屬於台灣大地卻被長期埋藏的種子活起來，卻不能不針對文學的本質，提出討論與批判，「鄉土文學」的鄉土，被具體詮釋為台灣新文學裡的反帝國主義、反封建的非現代性，以及強調了寫實主義的批判性。試問哪一項不是針對五○年代以來的在台灣的文學的「異象」、「怪狀」而發？我認為葉老的文學勇者影像，在於他一生持之以恆的追求。這一切固然都是真正具有崇高作家魂的作家言之所當言、行之所當行。不過，以葉老所走過的不正常也不平常的年代，言所當言、行所當行都是得靠義行、勇志。
一生一世對台灣文學呵護
九○年代，葉老以《一個台灣老朽作家的五○年代》的黑色幽默，說自己的人生故事時，已經完全沒有怒氣了。老朽云云，純屬諷刺。刺了誰，刺不刺人，並不重要，但它告訴世人，台灣作家走過五○年代，沒有一絲僥倖。葉石濤文學依然壯盛的八○年代初，有人以葉老一代的台灣作家是註定被犧生的一代，意謂他們為台灣文學做牛、做馬、做肥料，流汗耕耘、犧牲奉獻，都是徒然，最多也只是留給下一代收割的喜悅。漫說這些功利的想法嚴重褻瀆了葉老獻身文學的無所欲、無所求，恐怕也徹底暴露了這些文學革命者對文學的無知。葉老對台灣文學的勇志，不是賭徒的孤注一擲；輸了只是虛耗光陰，贏了名利雙收。葉老一生為台灣文學的幾番搏命演出，爭的是台灣文學在台灣的公道和正當，不是個人名利，也不是文學史的位置。所有的文學發言，都只為台灣文學想，不是為自己想。也許這樣的評論家及文學史家的直言，不討人喜歡還常常不被諒解，葉老並不計較。我想，葉老一輩子也沒有想過、沒有想到的是，他一生一世對台灣文學的呵護，已緊密地把「葉石濤文學」和「台灣文學」結合在一起了，有台灣文學存在，就有葉石濤文學的存在，這是葉老一些對台灣文學的不爭、不棄有以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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