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名
-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 出现时间
- 1929年夏
- 出现会议
- 中山大学“十天大会”
1925年秋成立的莫斯科中山大学，是孙中山联俄政策的产物之一。因此，这所大学才会以孙中山的名字出现。尽管这所学校以孙中山的名字命名，但其招生的对象并不仅限于国民党人，而是包括更多的共产党人在内的中国学生。可以说，中山大学是为当时国共合作的中国大革命培养政治理论骨干的特殊学校。比如，在中山大学第一期和第二期的学生名单中，就有如下一些人的名字：
当然，与一般人不同，这批国民党要人的子女都是以“保送”的方式被送进中山大学的。与这些“幸运儿”相比，其他人则只能通过另外两种方式实现去中大的愿望：报名考试，接受选拔；或由组织上秘密推荐选派。
从1925年开始，到1929年，每年都有一批人由中国远涉重洋，辗转赶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那几年里，莫斯科成为当时中国的革命精英荟萃的地方。 1927年7月26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声明：“取缔”中山大学，并与之断绝一切关系，同时命令各级组织严禁再向莫斯科派遣学生。1930年夏，莫斯科中山大学宣布解散，走完了短短5年的历程。但是，中山大学对中国现代史的影响却是相当深远的，其中“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就是在中山大学诞生的。
根据普遍的说法，都认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在1929年夏召开的中山大学“十天大会”上诞生的。正是在那次会议上，有28个人投票赞成党支部局的意见，还有一个“摇摆不定的人”，忽而赞成，忽而不赞成，“二十八个半”便由此而来。
这种说法，基本上是可信的，但还存在一些错漏之处。
最明显的一点就是，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头头的王明，其实那时候并没有出席“十天大会”。早在1929年3月，王明就被共产国际派回了中国。 因此，可以这样说，“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一专用名词是在“十天大会”上产生出来的，但其具体人物则不是在那次会议上确定的。
也就是说，在大会上投赞成票的人，不一定就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人；没有参加那次大会的人，也不一定就不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人。
事实上，人们是借助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一专用名词，来讥讽和嘲笑当时以“百分之百正确的布尔什维克”自居的王明和他的追随者。
一般来说，在所有的名单中，至少有两个人是可以确定的：一个是“二十八个半”的头头王明，另一个是被称为“半个”的徐一新（原名徐以新）。当然，根据各种资料来看，另外27个人的名单也是不难确定的。这个名单是比较通行也比较可信的说法，尽管其中有些人和王明一样，也没有参加当时召开的“十天大会”，如张闻天、王稼祥当时也不在场，但是，从他们当时的思想状况、与王明在观点和行动上都有某些程度的相同之处或曰大致一样这些方面看，他们仍然属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是一些1927年底时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中国留学生组成的松散团体。他们由于持相近的理念得名。他们自称是共产国际最坚定的支持者和当时中国共产党瞿秋白路线的坚决反对者，也有一种说法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指其中的徐以新的立场摇摆不定。包括：
王明、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甫）、王稼祥、盛忠亮、沈泽民、陈昌浩、张琴秋、何子述、何克全（凯丰）、杨尚昆、夏曦、孟庆树（绪）、王保（宝）礼、王盛荣、王云程、朱阿根、朱自舜（子纯）、孙济民（际明）、杜作祥、宋潘（盘）民、陈原（源）道、李竹声、李元杰、汪盛荻、肖特甫、殷鉴、袁家镛、徐以（一）新。
杨尚昆、李竹声是1926年进校的第二期学生；其他的人员，基本上都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进入中山大学学习的。
还有一个人比较特殊，那就是夏曦。他是1928年春成立的特别班（或称老头子班）里的一名学员。这个班的学员有不少都是年纪较大、经验较丰富的中共领导人，如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何叔衡、杨之华、杨子烈、施静宜等。
从性别上看，“二十八个半”中有女性4人，即孟庆树、张琴秋、朱自舜、杜作祥。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归国以后，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和形势的不断变化，也发生了十分巨大的变化：王稼祥到达中央苏区后不久，就支持毛泽东担任红军的领导工作，在遵义会议上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斗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张闻天也站在正确的路线方面，以后在长期的工作中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革命与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秦邦宪在中共“七大”上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并在领导《解放日报》、新华社以及在同国民党谈判的斗争中，作出了非常积极的贡献； 杨尚昆、张琴秋等很早就认识和改正了错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为党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 何克全（凯丰）在遵义会议时仍然坚持不改，但在后来也改正了错误； 夏曦后来在战斗中成为烈士，殷鉴则在唐山煤矿工作时被捕牺牲；李竹声、王云程、孙济民、盛忠亮、汪盛荻、朱阿根等少数几个人回国后便脱离了革命队伍，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另有一些人，在归国后没有什么令人瞩目的表现，如朱自舜、宋潘民、李元杰等，既没有什么好事，也没有做什么坏的事，平平淡淡，不知所踪，远不如他们在中山大学时那样“领风气之先”； 只有教条宗派的头头王明和其妻孟庆树，对于自己所犯的错误始终不予悔改，而是一意孤行，一错到底。
此外还有一个常见名单，是柳溥庆根据回忆写在他一个黑色笔记本上的是以下这29人，1博古(秦邦宪)、2殷鉴、3杨尚昆、4张琴秋、5卜业奇、6汪盛荻、7傅继英、8徐孝祥、9杜卓强、10王云程、11陈昌浩、12孟庆树(王明的妻子)、13刘杰(刘英)、14肖特夫、15谢建民、16李竹声、17盛忠亮(盛岳)、18孙济明、 19毛子芳(毛齐华)、20潘方、21徐以新(团员)、22章汉夫、23夏曦、24谭国辅(夏曦妻子)、25洛甫(张闻天)、26沈泽民、27陈铁铮(孔原)、28陈达邦、29朱自纯。
杨尚昆曾经说过，“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流传很广的说法不合事实,也不准确。 [1]
另一种说法是，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只是别人对他们的一种笼统的说法，所指的人也不尽相同。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问题，这是一个事实问题，不是理论问题。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当事人和党史界一直有争论。1981年，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曾邀请19位当年中大的学员开过一次调查会，会上达成的共识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说法，不能准确反映王明教条宗派的形成、发展和分化的实际情况，也不能说明它的性质和危害，建议今后不要再使用“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专用名词。我是出席会议的成员之一，同意这个建议。具体地说，当时确有以王明为核心的教条宗派，主要是指一部分靠近中大支部局的党员，在政治立场和思想情绪上比较一致，但是，并没有什么固定的成员。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只是别人对他们的一种笼统的说法，所指的人也不尽相同，谁也没有列出过一个确定的名单来。有人说：1929年夏，在支部局召开的总结大会上，最后表决时只有28名党员拥护支部局，因此得名。这根本不是事实。那次党员大会上的表决，支持支部局的共有90票，另外还有30票是苏联人，但仍居少数。以吴玉章为例，他本来对支部局工作“有许多意见”，后来支部局夏曦告诉他说：现在有人要利用工作中的缺点来反党。并向吴老提示：我们首先要说支部局的路线是正确的，然后批评工作中的缺点。吴老说：“有这样一回事吗？要反党我就不赞成！”他在总结大会上的发言就持这个态度。但吴老决不是宗派分子。教条宗派的基础是错误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情绪，所以它是可以分化的。以后的历史证明，王明的教条宗派经过多次分化，经延安整风分清路线后，这个宗派就不存在了。我认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流传很广的说法不合事实，也不准确。应当说：确确实实有王明教条宗派，但并没有什么“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组织。还有人说“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半个”是指一名共青团员，年纪很轻所以称为“半个”。这更经不起推敲。因为参加10天总结大会的是党员，团员不参加，更没有表决权。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