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由于瓦剌的崛起与朝贡贸易的矛盾，瓦剌兵分三路进犯明边。明英宗朱祁镇率五十万大军御驾亲征。但由于王振的错误指挥，致使五十万大军全军覆没，英宗被俘。 [2-3]在此国难之际，兵部郎中于谦力挽狂澜坚决保卫京师，积极整军备战，利用一个多月的时间调集二十二万大军增强京师防守力量保卫京师安全。 [1] [4]
正统十四年（1449年）十月，也先兵分三路进逼京师。于谦率领众将分守北京各城门，并在德胜门、西直门等城门与瓦剌浴血奋战阻止瓦剌进攻，经过五天时间成功逼迫瓦剌撤退，获得京师保卫战的胜利。 [1] [5]
此战后，于谦继续整顿明朝军事，使得明朝的军事力量恢复和增强。并促使瓦剌与明议和，并成功赢得明英宗回京。 [6]
于谦和主战派官员领导和组织的京师保卫战，取得了胜利，粉碎了瓦剌军企图夺取北京的野心，使明王朝转危为安。 [20]
- 中文名
- 北京保卫战
- 别 名
- 京师保卫战
- 发生时间
- 1449年（正统十四年）8月16日—11月8日
- 发生地点
- 北京
- 参战方
- 明军、瓦剌
- 主要人物
- 也先(瓦剌)、朱祁钰(明代宗)、于谦(明)
- 兵 力
- 瓦剌军17万、明军22万 [15-16]
- 结 果
- 明军胜利，瓦剌撤退
- 伤亡损失
- 瓦剌死伤3万，明军无算
明军攻克大都后，元廷北徙，明朝与北元几经较量，形成对峙局面。永乐时期，蒙古地区形成了东、西两个政治势力，明朝人称东部为鞑靼，西部为瓦刺。明军三征鞑靼时，瓦剌首领之一的脱欢发展迅速，兼并其他部族，立元裔脱脱不花为汗，自任太师，实掌大权，统一漠北诸部。脱欢死后，其子也先嗣立太师，东西扩张，控制明朝所设的哈密、沙洲、赤斤、罕东四卫，对明朝形成严重威胁。 [7]
也先由于明朝廷往往薄来厚往，蒙古诸部族非常重视这种朝贡贸易。通过朝贡贸易不光可以获得丰厚的经济利益，还能壮大自己部族的实力。蒙古部族统一后，贪欲越来越大，参贡的人数不断增加、索要回赐更加贪得无厌、虚报使臣人数等以求更多的赏赐。到正统年间，贡贸易逐渐变成超出贸易常规，也先借此手段不断敲诈明朝，如此情形长期持续使明朝财政不堪重负。 [8]
明英宗朱祁镇由于时间仓促，准备不足，加上太监王振胡乱指挥，致使明军撤退时在土木堡被瓦剌军包围。明军在瓦剌骑兵四面进攻下战死约十万人，朱祁镇在乱军中被俘。随军出征的五十余人文武大臣全部战死，王振也被护卫将军樊忠杀死。此次明军出征的五十万军队是明朝京军的所有精锐，大军死伤过半；骡马20余万和大量衣甲、器械、辎重尽为也先所得。 [2] [10]
决议战守
明廷得知英宗被俘，皇宫准备财宝想赎回明英宗无果后，皇太后孙氏命明英宗的弟弟郕王朱祁钰监国，召集大臣商议战守之策。 [11]此时，皇宫将此事封锁，但有从前线逃回将士都不知道皇帝去了哪里。群臣对此议论纷纷，翰林侍讲徐珵站出来鼓吹天命，借机扬言只有南迁可以保全。 [12]时任兵部侍郎于谦则认为应该坚守北京城，不应南迁，并举例宋朝南迁之危害。于谦的主张得到了众多官员的支持。在于谦和众多大臣的坚持下，朱祁钰采纳于谦主张决定坚守北京，并把防守重任交由于谦，并将于谦升任兵部尚书。 [4] [13]
打击奸党
朱祁钰景泰登基
到九月时，朱祁钰依然以监国身份总理朝政，但不是正式君主缺少皇帝权威，而新立太子朱见深（朱祁镇之子）尚且三岁，无法理政。同时避免瓦剌挟持朱祁镇要挟对明廷要挟，群臣于九月初一奏请皇太后立朱祁钰为帝以安人心。皇太后支持群臣主张，朱祁钰于同月六日即皇帝位，遥尊朱祁镇为太上皇，以明年为景泰元年。 [4] [13]
兵力粮草
于谦接受重托后，当时京师的精锐兵力全部葬送土木堡，在京的军队不到十万人，并且缺少粮草，人心也非常不稳定。 [4] [14]于谦接受防守重任后，于八月十九日奏请朱祁钰调两京、河南备操军，山东、南京的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进京守卫；同时征调五百辆大车将通州粮草运往京师，还提出其他运粮二十石到京师的赏银一两。并且给在京文武官员预支九个月俸粮，军人预支半年俸粮，需要自己去通州领取。同时，其他守城工匠、皇城四门内外官军都进行赏赐。就这样京师的粮食储备逐渐丰足。 [5]在兵力、粮草得到补充后，京师人心也渐渐安定。 [4] [13]
武器人事
于谦像 从八月到九月间，明廷对人事方面进行调整。于谦奏请杨洪为昌平伯，并嘉奖巡抚罗亨信，以表示二人镇守宣府之功。同时，推荐广东东湾县河泊所闸官罗通为兵部郎中守居庸关；派遣四川按察使曹泰守紫荆关；命都督石亨总京营兵，并推荐辽东都指挥范广为副总兵协助石亨。让镇守大同用功的原大同副总兵郭登为总兵官，继续镇守大同。同时，于谦弹劾不行操练、军纪败坏的忻城伯赵荣。朱祁钰将赵荣交给法司，以都督佥事孙镗代领其军务。随后，朱祁钰接受于谦建议，命十五人前往直隶、山东等地招募民兵，进行操练，充实后备军力。至此，经过一个多月的整顿内政，调兵备战，明廷共调集二十二万兵马包围京师。此时京师人心稳定，军事势力大增，为瓦剌进攻做好了准备。 [5]
北京保卫战正统十四年（1449年）十月初一，也先兵分三路，东路军2万人从古北口方向进攻密云；中路军5万人，从宣府方向进攻居庸关；也先则亲率西路10万兵马挟持英宗至大同，称其前来归还英宗。大同守将郭登坚守不出，积极备战。也先此计不能得逞，又见郭登已有准备，不敢进攻，遂即经阳和，进攻白羊口(居庸关西南)。十月初八，白羊口守将谢泽战死，瓦剌军攻陷白羊口后挥师直逼紫荆关。 [5] [16]
十月初九，也先至紫荆关，并令瓦剌军加紧攻关。此前投降瓦剌的明宦官喜宁告知瓦剌山间小路，紫荆关遂即腹背受敌。守将孙祥、韩清全部战死，紫荆关被瓦剌攻破。瓦剌军便由白羊口和紫荆关向北京进军。 [1]
明廷得知瓦剌进攻后，立即将京师戒严，诏诸王遣兵入卫。同时制定赏罚政策，立奇功者，升职三级，赏银二十两；头功，升职二级，赏银十两；常功，升职一级，赏银五两；战死者，子孙袭升二级，赏银二十两。并规定，临阵退缩的领兵头目退缩者，斩首；军士退缩者，许后队斩前队；其余退缩、降敌、掠民财物等皆有相应惩罚。 [14]
十月初八，朱祁钰命于谦都督各营兵马，节制所有武将；同时赦免此前获罪的刘安、王通，协助守卫京师。并召集文武大臣商讨御敌之策。朱祁钰采纳于谦到城外迎击敌军主张，将二十二万大军分别防守京城九门，总兵官武清伯石亨陈于德胜门；都督陶瑾陈于安定门；广宁伯刘安陈于东直门；武进伯朱瑛陈于朝阳门；都督刘聚陈于西直门；副总兵顾兴祖陈于阜城门；都指挥李端陈于正阳门；都督刘得新陈于崇文门；都指挥汤节陈于宣武门，各门守将皆由石亨节制，于谦则亲至德胜门参加战斗。 [14]
十月初九，明军要求凡是有盔甲者不出城迎战的斩首，此时明军有盔甲者仅十分之一。 [14]等各部队出城后部署完毕后，京城将城门全部关闭，以示背城死战的决心。 [1]
京师城防图也先见议和之计不成随即调集主力于十月十三日进攻德胜门。此前，瓦剌曾派兵来此侦查，于谦预感也先将在此进攻，让石亨预先在路两旁的空房中领兵埋伏。瓦剌军进攻后，明军派少量部队前去迎战。遂即佯装败退，瓦剌军万余骑兵追击。当瓦剌军靠近时，明军火炮、火铳齐发，同时伏兵进行夹攻。瓦剌军大败，死伤惨重。也先之弟孛罗、平掌卯那孩皆中炮而死。 [1] [4]
随后，瓦剌军又转至西直门进攻明军。明军守将孙镗率军迎战，斩其前锋数人，瓦剌军向北退却。孙镗率军追击，瓦剌军增兵将孙镗合围。孙镗全力拼杀，但依然无法解围。明军高礼、毛福寿前来支援，随后石亨也派兵前来助战。瓦剌军三面受敌，被迫撤退。 [1] [17]
十月十四日，于谦根据前日暴露的问题重新部署，命都督王敬、武兴，都指挥王勇前往彰义门御敌，要求他们相互应援，不得贻误战机。又命佥都御史王竑往毛福寿、高礼处提督军务，并于孙镗一处屯兵。同时，让毛福寿等堵塞京城西南街巷的重要路口，并埋伏短枪，以待策应。当天，瓦剌军组织兵力进攻彰义门，于谦命王敬、武兴前往彰义门迎战。武兴令火铳在前，随后排列弓箭短兵，以数百骑兵排在最后。瓦剌军至时，明军以火铳攻击，但有部分明军骑兵为争功私自出击，致使明军阵型破坏。瓦剌军趁机反击，明军败退，武兴中流失而死。随后，瓦剌军追至土城，但遭到当地居民的反抗，前进受阻。随后明军前来支援，瓦剌军不敢恋战，随即撤退。 [1] [14]
次日，经过几天进攻，也先发现一时难以攻下北京，并且连日战败，士气低落，另外一直进攻居庸关的瓦剌军进攻同样不利。同时，也先听说明廷援军集结，害怕断其后路。在此情形下，也先在当夜挟持朱祁镇拔营撤退，并对途经的州县大肆掠夺，十月十七日，由紫荆关北退。此时，关内各府州县还有不少瓦剌军残部。于谦命杨洪、孙镗等人进行清缴。到十一月八日，瓦剌军全部退出塞外，京师解严。 [13-14]
此次也先进军内地虽然未能成功，但其兵力并未遭受重创。退回塞外后，依然试图夺取明朝江山。景泰元年（1450年）闰正月，也先派遣三万瓦剌军进攻宁夏，想直取江南，立朱祁镇于南京与北京分庭抗礼。瓦剌军在宁夏掠夺明朝人口及牲畜后，接着又进攻大同。大同总兵官郭登侦查得知后，率八百人大破敌军，追敌军至栲栳山（今山西大同县东北十七里阁老山），斩敌军二百余级，明军士气大震。此后，也先不断进攻宣府、大同想占领两地为前沿再进攻北京。但由于被宣府守将朱谦和大同守将郭登屡次击败，始终未能得逞。 [6] [17]
同时，也先每次进犯内地，都会派间谍到内地探明虚实。明廷对此大力搜查。正统十四年（1449年）到景泰元年（1450年）间，明廷擒杀瓦剌间谍5人。景泰元年（1450年）二月，喜宁被明廷擒获。此人为也先重要间谍，几次对明用兵，喜宁皆为向导，明廷对其悬赏也仅次于也先。喜宁被擒后，随即被凌迟处死。由于重要间谍被逐渐剪除，也先失其向导。同时由于战争所带来的内部矛盾，也先只好改变方略开始与明朝讲和。 [6]
朱祁镇被俘后，也先一直利用其诱破明朝城池，或者勒索财物。这种方式在初期时有一定作用，但随着明廷在于谦的主持及景泰帝登基后，朱祁镇就失去了其利用价值。也先为了与明廷讲和恢复朝贡互市也有诚意将英宗送回。但此时，朱祁钰担心帝位不保，并不希望他哥哥回来。直到于谦对其说到帝位已定，谁还敢有别的意见，朱祁钰这才不情愿的答应接朱祁镇回来。随后，朱祁钰派右都御史杨善和工部侍郎赵荣等人前去出使瓦剌。 [6]
景泰元年（1450年）七月十八日，杨善等人从北京出发，二十七日到达也先驻地。经与也先交涉，也先愿放英宗回京。同年八月二日，也先为朱祁镇饯行，并派七十人护送英宗从宣府进京。八月十五日，朱祁镇到达北京。经过一系列的礼节仪式后，朱祁钰将明英宗朱祁镇送进南宫（今北京市南池子）。自此，英宗开始7年的软禁生涯。 [6]
加强防御
正统时期，北部边防异常松弛。在王振擅权下，明廷不顾瓦剌，劳师靡饷在麓川用兵达十余年，国力消耗巨大，最后招致土木之败。学者章明斐认为，北京保卫战，加强了明朝的边防力量，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以宣府、大同、居庸关等边关为屏障的大区域防御体系，有效地防御了北方之敌。 [18]
整饬边防
北京保卫战之后，明廷对边防意见不一。时任户部尚书陈循主张将能征惯战的将领和精锐部队留在京师。同时，很多在此战中有功将令也愿留在京师享受。致使当时宣府、居庸关仅有残兵弱将，紫荆关、白羊等关隘在战后一个月尚未设置守卫。面对此种情况，于谦等有识之臣坚持上疏，要求对边关布防。在于谦等人的坚持下，朱祁钰终于决定整饬边防，命令各镇守官安抚军民，操练军马，修理城池，整理军备。经过如此整饬，明朝边防得以加强，对瓦剌军的防御力量日益大增。 [6]
兵制改革
明朝在京军队原本分为五军、三千、神机三大营。三大营各有总兵，不想统一，号令不一。遇到战事时，临时调拨，兵将相互不知。土木之败后，京军精锐尽毁。景泰二年（1451年），于谦于三大营中挑选十万精兵，分编为十营。每营一万五千人，设都督一人；都督下设都指挥三人，每一都指挥领兵五千人；都指挥下设把总五人，每把总领兵一千人；把总下设指挥二人，每一指挥领兵五百人；指挥下设领队官五人，每一领队官领兵一百人；领队官下设管队官二人，每管队官领兵五十人。十团营共设总兵官一人，由石亨充任，受兵部尚书于谦节制，朱祁钰另派两名太监为监军。团营建立后，于谦规定各级军官都要按时操练。此次整顿后，使得明军互相统属，兵将相识。中国明史学会顾问汤纲认为，此举使得明朝军事力量得到增强。 [6]
经济方面
在“蒙古称臣”的前提下，蒙古以“进贡”的方式与明朝实现了物资交换。双方以经济交流为基础，实现了政治上的使臣往来，信息沟通，增进文化方面的了解和认识。学者金星认为：这样的经济交流丰富了蒙古族人众的经济生活，促进了蒙古畜牧业的发展，满足了部分蒙古人众的衣食住行所需。 [19]
也先不断发动对明朝的战争，不仅使明朝战争地区连年受兵祸袭扰，蒙古各部族也深受其害。由于战争的发生，使得明蒙之间贸易中断，失去了很多通贡和互市的好处。这种情况对北方各族人民极为不利，也使得其内部矛盾日趋激化。 [6] [10]
政治方面
当时的也先掌握大权，兵力最多。脱脱不花虽然名义为汗，但兵力较少，阿剌知院则兵力最少。三方合力攻明，获利则也先最多，但受害则三方同担。此次京师保卫战，脱脱不花所部就没有入关。当也先败退到塞外后，脱脱不花和阿剌知院就遣使献马议和。在此情况下，也先也只好与明讲和，并将朱祁镇送回明朝，使明蒙之间朝贡再次恢复。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