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词条缺少概述图，补充相关内容使词条更完整，还能快速升级，赶紧来编辑吧！孙殿英（1889—1947），字魁元。河南永城人。早年不务正业，与地痞为伍。1914年投河西土匪张平，后加入豫西庙会道。1925年入国民军，历任旅长、师长、军长。1928年因挖掘慈禧太后和乾隆皇帝的坟墓，被国人骂为“东陵大盗”。1933年率军参加热河抗战，1939年任新编第五军军长。1942年11月晋升陆军中将。1943年5月，公开投敌，并招庞炳勋降日，旋被委任伪第二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豫北“剿共”军总司令、伪第六方面军总司令等职。抗战胜利后，投靠蒋介石，其部改编为新编新四路军，参加内战。1947年5月，解放军解放汤阴时被俘，不久在狱中病卒。 [2]
- 全 名
- 孙殿英
- 别 名
- 孙魁元
- 所处时代
- 民国时期
- 民族族群
- 汉族
- 出生地
- 河南永城县小马牧集孙家庄
- 出生日期
- 1889年
- 逝世日期
- 1947年
- 国 籍
- 中国
孙殿英，字魁元，1889年生于河南省永城县小茅海渗马牧集乡孙家庄一农民之家。幼年读本乡私塾。曾在洛阳入民间庙道会，任道长。1922年投奔冯玉祥任命的豫西镇守使丁香玲部，历任排长，机枪连连长、营长等职。1925年被憨玉昆改编，任憨部第五混成旅旅长，抹体杠同胡景翼国民二军作战。失败后改投国民三军叶荃部，任旅长、副师长、师长等职。
不久，他脱离国民三军叶荃部，投往山东依附张宗昌直鲁联军，任第五师师长。1926年春，参与直鲁联军进攻国民军一军和三军。在河北沧县与国民军作战中因战功卓著，被张宗昌委为直鲁联军第14军军长。1927年任河北大名镇守使，同年秋阻击冯玉祥北伐军。失败后接受改编，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团第12军军长。
1928年所部驻防河北蓟县期间，他派兵进入清东陵，以演习为名掘墓盗宝，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清东陵盗墓”案。同年，所部缩编为42旅，他任旅长。1929年，所部又扩编为师，他任第十师师长，驻防山东胶东一带。1930年春，他加入冯玉祥、阎锡山一方同蒋军作战，被冯、阎委为第四方面军第五路军指挥兼安徽省政府主席，开赴皖北地区作战。
中原战场形势日益明朗时，他暗中与张学良取得联系，投入东北军，任第40师师长。1931叠签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任第41军军长。1933年2月，任华北第九军团总船踏龙指挥，率部同日军于热河围场及赤峰一带作战；后又参加长城抗战。虽多次抗击日军疯狂进攻，但所部亦有大批伤亡。同年5月4日，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委员。6月27日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青海省屯垦督办，率部西进，途经宁夏时受到西北回族军阀马鸿逵的拦击。1934年2月他被免职，闲居山西晋祠。1936年2月，被宋哲元委为察北保安司令。七·七事变后，他又兼任冀北民军司令及冀察游击司令。
1939年1月26日，任新编第五军军长，率部于冀南；鲁西、豫北地区对日作战。1942年11月20日，他被国民政府授予陆军中将，1943年8月12日，他投靠日伪，同年12月14日被重庆国民政府免去中将原官。
不久，他任日伪第五军军长，驻防河南林县及太行山区，配合日军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当国民党河北省主席兼24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于日军扫荡中负伤后，他积极出面进行动员拉拢，将庞拉入日伪行列。遂他任庞炳勋伪24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后又任日伪冀北“剿共”军总司令、日伪第六方面军总司令等职。在日伪期间，曾秘密容纳中共地下党员及抗日积极分子在其部队中开展活动，并予粮弹枪械接济八路军，密订和平相处协议。
日本投降后说充棕，其部被国民党编第四路军，后编三纵多臭劝嚷队任挨榆寻司令。1947年5月在汤阴被解放洒樱军俘虏，旋因鸦片烟瘾太重病故，时年58岁。当地县政府曾在其墓地立木牌书“孙殿英之墓”。 [1]
1928年正是军阀混战，国穷如洗，民不聊生的荒乱年月，不属国民党正规军的杂牌军孙殿英部，被蒋介石另眼相看，克扣孙部粮饷。部下官兵已半年没有发饷，其军心浮动，常有开小差的事情发生，上峰若再不拨粮款，恐怕开小差的更多，甚至有哗变的危险。部队这一严峻的形势，迫使孙殿英不得不苦思着“解药”。蓦地，一个罪恶的念头在他脑海萌发———“盗墓去！”
清东陵全景 [5]孙殿英把几个师长叫来商量了一番，几个师长当然积极赞成。1928年7月初，在马兰峪各街道路口的墙壁上突然出现了第十二军的布告，告示从即日起在东陵进行军事演习，严禁黎民百姓入内，并限令演习区域的居民必须从速迁出，否则发生意外概不负责。老百姓看了布告，谁敢不搬出，连那些守护陵寝的旗丁，也一个不剩地出了陵区。孙殿英唯恐泄露机密，又在陵园四周设置警戒，不许任何外人入内，并散出谣言，说陵园四周布有地雷。这样一来，更没有人敢靠近陵区一步了。与此同时，驻马伸桥的孙殿英部第八师师长谭温江率部向马兰峪马福田部袭击，激战数小时，马部不支，队伍溃散。
之后，谭温江和旅长韩大保率工兵营等部开始在东陵掘墓。7月4日首先掘慈禧的普陀峪定东陵，工兵营在陵寝各处连续挖了两天两夜找不到地宫入口。孙殿英急了，派人把当地地保找来。深更半夜，姜石匠突然被几个军人请到东陵来，他迷迷糊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孙殿英对姜说，请指点一下进入慈禧寝宫的墓道入口就送你回去。
在石匠的带引下，墓道口找到了，但道口被多层花岗石堵得严严的，石头与石头之间又用的是桐油糯米石灰浆黏固，真可谓天衣无缝，比自然山石还难凿。工兵营长叫人搞来两大桶硝镪水，想用侵蚀的办法打开石障，但还是无济于事。时值夜半，掘墓的官兵一个个累得汗流浃背，瘫倒在地上。孙殿英一看急了，干脆叫部下运来炸药，牵上导火索。只听“轰、轰”几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慈禧陵墓的墓道被炸开一个大窟窿，刹时“嗖嗖”———一股股阴霉气从墓里窜出，吓得官兵直往后退。“他奶奶的，还不赶快下去！”孙殿英吼道。于是掘墓官兵提着马灯战战兢兢地沿墓道往下，孙殿英又吼道：“他奶奶的，谁也不许胡来，谁胡来我崩了他！”又命谭师长带一排士兵堵在墓道口，谁敢携宝潜逃就打死谁。
这些官兵带着恐惧穿过墓道进入地宫，但见石条供桌上的珠宝闪闪发光，真像阿拉伯著名小说《一千零一夜》里“芝麻开门”后的情景。已半年没发薪饷像饿牢里放出来的这些匪兵，已顾不得许多了，一拥而上，将供桌上的殉葬宝物抢得精光。然而他们贪心不足，又以刀劈斧砍，将慈禧的棺打开，那满棺的金银珠宝更是灿灿莹莹。匪兵们又群起向棺里扑去，将棺内珍宝劫掠一空。抢掠中，慈禧尸骸被扯出棺外；在争抢尸身宝物中，尸首被分拆，惨不忍睹。有三名军官为争夺宝物互相残杀，死于地宫内。匪兵们在撬动棺木时又发现一个地洞，复又将地洞宝物抢光。
慈禧墓盗毕，孙殿英又命挖乾隆的裕陵。挖法与前一样，也是用炸药开墓道入口。乾隆的地宫更富丽堂皇，其尸身已腐化，仅剩头发和肋骨等。匪兵们进去后，同样将乾隆棺的宝物抢劫一空。之后孙殿英还想盗掘顺治的孝陵，因听人说顺治帝于生前在五台山为僧，该陵里的棺系空棺，便没有下手。遂拟掘康熙的景陵，正欲动手，不料石下沟中流出黄水，后畅流如瀑布，顷刻地上已积水二尺余，故又未动手。7月11日，经过七天七夜的疯狂盗掘，孙殿英部满载开拔西去。 [5]
1932年年底孙殿英曾主动向张学良“请缨援热”。孙部第41军当时约有3万余人，奉命开进热河后，曾顽强地阻击过日军的进攻，颇得舆论界的赞扬，孙殿英也被褒为“抗日有功”。
对于孙殿英部北上抗日，冯玉祥早就有所关注。1932年12月15日，其日记中称“李锡九先生来，谈大局之危险，及孙殿英及张某尚存有一点不甘”。李锡九是孙殿英的总部顾问，通过李锡九，冯玉祥与孙殿英早就拉上了关系。冯还透过中共党员宣侠父的关系进一步联络孙殿英，宣侠父是孙的秘书长。
1933年2月21日，冯玉祥在日记中称：“同马骥才先生谈孙殿英等之退路的事情。”换言之，孙殿英恐南撤长城将遭缴械命运，遂退入了热河的侧翼察哈尔，这也与冯玉祥的谋划有所关联。孙殿英部先是退往多伦，后来驻防于赤城、龙关一带。孙部此时还兼并了几股残军，尤其是汤玉麟的部队，又吸纳了部分退入关内的抗日义勇军，全军人数已达四五万人，对外号称十万大军。3月11日，冯玉祥云“马骥才来，谈殿英的电报，为他如何作法。我告以现在纲领之事”。此时方振武部准备北开，汾阳军校学生也正准备前来张家口，冯玉祥在中共的帮助下准备揭橥抗日，遂告以孙殿英，希望孙能共襄义举。到3月31日，“马骥才先生说，孙决无问题。但有人说尚须注意”。换言之，孙的代表马骥才表示孙决心参加抗日同盟军，但冯玉祥据其他渠道得知，孙的态度仍摇摆不定。
孙殿英面对冯玉祥的拉拢，确实也曾深思熟虑过。据孙部总部政训处参谋王任之回忆称：“冯先生为了壮大实力，曾渴望孙殿英参加抗日同盟军。派邓仲芝先生和张慕陶先后来沙城会晤孙殿英，说明冯先生对孙的期待。孙殿英本人过去是冯先生的部下，为老朋友。关于这个问题，孙很重视其意义，原因是‘抗日’深得民心，有美名。同时孙也想借此机会摆脱蒋介石的节制。”“经与李锡九先生密议，决定先摸一下同盟军的底，再定行止。”后来，孙殿英写了一封密信，派专人王任之专程赴张家口，面交同盟军总部政治部部长张慕陶。“信内提出三个问题：（1）同盟军是否有第三国际的支援？（2）冯先生过去购买苏联的一大批枪支弹药已否从库伦（即乌兰巴托）运回张家口？（3）军饷问题如何筹措？”“张对我说：‘国际支援指望不上，寄存外蒙的枪支弹药已派人去联系，短期内难望有结果；军饷问题没有固定来源，一时还想不出办法，等等。”王任之回去复命，“孙殿英听上述情报后，对抗日同盟军不再抱任何幻想。对冯先生也逐渐冷淡下来”。孙殿英从感情上同情冯玉祥反蒋抗日，但精明务实的他得知冯玉祥没有苏联外援，又无枪械和稳定的粮饷，故决心与冯玉祥划分界限。
国民党中央认为孙殿英部对于解决察变至关重要。对于孙殿英部问题，蒋介石责令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拿察哈尔省主席职位并补助军饷50万元为条件，换取孙部进攻张家口。在这一阶段中，何应钦三次派蓝衣社头子刘健群来沙城游说孙殿英。又让庞炳勋部尾随其后，迫孙前进。对于“主席”一职，孙殿英颇为心动，便找韩麟符、李锡九、宣侠父等人商议此事。李锡九等人对孙说，攻打冯玉祥的抗日队伍是败坏名声、自取灭亡之途，万万不可为，孙殿英也认为是不得人心之举，便未从何应钦之命。但他又不敢得罪何应钦，决定察看冯玉祥的实力以后再作最后决定。他派人去张家口同盟军总部，见到了张慕陶和吉鸿昌将军、得知冯的军火充足，尚有大部在库伦待运。同盟军官兵士气旺盛，同仇敌忾，坚信抗日必胜，国耻必雪。吉鸿昌转达了冯玉祥的意见，盼孙殿英能共同合作，为国杀敌。孙殿英看到蒋、何与冯玉的态度都很强硬，不由为难。他既不想攻打冯玉祥落个骂名，也不想得罪‘中央’断了后路，思来想去，决定以走为上策，让开那个是非之地。
孙殿英深知所部在察事中的重要地位，遂借此机会提出屯垦青海之议。孙殿英率部退入西北，既可远离抗战前线，又可避免被中央缩编。况且，西北地广人稀，并非中央军势力所及，有着较大的发展空间。孙殿英答应开拔西去。 [3]
1947年3月，中共中央军委为打乱蒋介石的战略部署，扼住中原要地，迫使国民党军队增援豫北，减轻山东、陕北这两个解放区主战场上的压力，3月下旬电令刘邓大军挺进豫北。刘伯承、邓小平坚决落实中央军委的指示，于3月22日迅速发起豫北战役，短短10天之内，解放军便攻克了豫北大部分国统区，孤立了安阳的国民党四十军，拿下了孙殿英部驻守的五陵，将包围圈迅速向汤阴城紧缩。驻鹤壁的孙部第八师急忙向汤阴靠拢，途中被解放军歼灭一个半团，剩下一个半团溃向安阳四十军防区。
孙殿英看到战役刚刚打响，自己的部队便被打垮近三分之一，汤阴也即将被合围，十分沮丧。正当这时，蒋介石发来电报为他鼓气：“殿英孤军奋战，战果辉煌，我当不惜任何牺牲，决以全力为殿公解围，整个豫北局面决能打开。”孙殿英这才心稳神安，下令部队审慎对付，严加防范。
4月4日，刘邓大军从四面开始向汤阴合围，汤阴攻坚战正式打响了。攻城前，刘伯承命令部队用无引信炮弹向城内发射劝孙殿英起义的信件。孙殿英召集部下研究后，认为国民党有强大的海陆空军，并有美国做后台，战争只要打响，必获全胜；共军人少势弱，武器装备较国军更是悬殊，将来肯定不是蒋介石的对手；眼下的局势对他们也很有利，只要打胜这一仗，既可受到蒋介石的嘉奖，又能显显他们的威风，同时也有了今后同蒋讨价还价的本钱。权衡了利弊之后，孙殿英决意继续随蒋反共，拒不投降，更不起义。
刘伯承也明白，要让这个老牌军阀放下武器或者改恶从善，谈何容易！于是，他下令，隔三差五对汤阴城发起攻击。5月1日傍晚，解放军用10多门大炮向汤阴东北角城墙发起猛烈轰击，很快就将城墙掀开一个20多米宽的缺口，倒塌的城墙几乎将护城河填平。炮火一停，解放军的主力部队就在轻重机枪的掩护下，发动强攻。原来，刘邓首长根据整个豫北战场形势的变化、前期数次佯攻积累的经验教训和获得的城防要情，认为发动总攻的时机已经成熟，下命令对汤阴城发起总攻。
1947年5月2日，晋冀鲁豫野战军攻克汤阴城 [4]自知大势已去，孙殿英不禁仰天哭叫：“天意灭我！天意灭我！”遂欲举枪自杀，随从见了迅速夺去他的手枪。于是，一伙高级军官们簇拥着孙殿英，一窝蜂似的拥向城东南角那个有寨墙的大型地堡。2日凌晨1点多钟时，攻城部队从俘虏口中得知，孙部指挥机关已转移到这个地堡内，立刻又将火力都集中到了这里。孙殿英眼见自己已是水尽山穷，忽然，他抓去军帽，甩在地下，向部下吼道：“妈他个蒋光头！再不给他当炮灰了！”并气急败坏地命令洞口的一个侍从：“上寨墙喊话，就说我们投降！请人家来人谈判。”不大一会儿，来了几位解放军，他们说：“我们优待俘虏，只要放下武器就是好弟兄。你们现在先下令，让你们的部下停止抵抗，放下武器。”参谋长邓甫喧遂让传令兵们出去传令：“停止射击，缴枪投降。”
押送孙殿英的途中，刘伯承接见了孙殿英，对他说：“抗战时，你曾给我们一二九师让过路，请八路军的一些首长吃过饭，还主动送给我们一些枪支。虽然你后来追随蒋介石积极反共，但我们不会忘记旧情。”刘伯承接着说：“我和邓政委还要请你吃顿饭，招待你一下。”随即，刘伯承安排参谋长李达亲自准备了这顿饭。席间，大家谈笑风生，孙殿英非常感动，一再感谢刘邓首长的不杀之恩。 [4]
贺江枫.流动性军阀的生存逻辑：孙殿英西进与北方政局之变动（1933—1934）[J].史林,2021,(第6期).
王英维.孙殿英与察哈尔抗战[J].兰台世界,2015,(第2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