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剧《切·格瓦拉》被评为2000年中国知识界十大事件之一，在一片轰动且褒贬不一的喧闹声中，《切·格瓦拉》剧组远赴河南、上海、广州等地，阵阵的掌声和争论还没有结束，来自深圳、四川、山西等地的邀请接踵而来。“想不演都不行”，几乎成了剧组演员的口头禅。
作为《切·格瓦拉》剧组的编剧和领队，黄纪苏从2001年5月份开始，又将带着剧组奔赴新的战场，以满足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
很多人见到黄纪苏都大感意外。因为《切》剧“对举世关注的大事、貌似神圣的扮演、深奥的理论、复杂微妙的关系，往往以时下流行的语汇出之，化抽象为具象，寓大雅于大俗，奇思妙想，常令人惊叹不已”，未想竟出自这样一个瘦弱的男人之手。而他言谈中的朴实和谦虚，和《切》剧中他刻画的反面角色的伶牙俐齿相比，倒真的更难让人相信。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切》在新世纪掀起的高潮，和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我们生存的环境，有切身的体会、深刻的认识、独到的感受，不无关系。
而他和戏剧直接发生关系是缘于《小丑之夜》。中央戏剧学院有位艺名“笑倒天”的以色列留学生。“笑倒天”是犹太人，在欧洲遭白眼，于是移民以色列，在以色列的剧团里当小丑跑龙套，心有不甘，于是跑到中国试运气，但生计还靠在公司教英语或在电视片中演外国无赖来维持，被压迫的底层感觉依然挥之不去。半生的鸟气，被他熟练地装进一个反专制争自由的近现代套路，演绎成一出有声有色的喜剧剧本《小丑之夜》。这出戏，“笑倒天”十分看中，想找人译成中文，沈林便介绍他和黄纪苏接了头。这样一出剧在中国上演是不大容易阿狱的，但通过翻译这个本子，按黄纪苏的说法，他开始对话剧这个以往只觉其“拿腔拿调”、极不顺耳的行当生出几分好感。后来因为“笑倒天”不是名家，找不到资助剧本没能上演。听“笑倒天”说完遭遇，黄纪苏“很为这个势利的社会感到难为情”。
后来黄纪苏编写了剧本《爱情蚂蚁》，改编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最有意思的罪船龙是，2006年4月份，北京人艺小剧场的《切》和首都大剧场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同时上演，却又同时爆满，票房出奇的好。黄纪苏曾说过一句话：“以人道为终极目的的社会主义探索，是人类在价值上告别动物世界的一次最悲壮的出走，是一段百折千徊历程，是一首悲喜交集的史诗。”我们期待《切》在外地的演出活动中，取得成功，也成为戏剧演出史上的一次史诗。
2006年黄纪苏编写了剧本《我们走在大路上》，社会批评的语气浓重，最后提出“我们一起走”。
近代中国，书香门第某种程度上是中华文脉传承所依托的重要载体，这些书香门第有的很强势，有的也很弱势，但不管强势还是弱势，他们都代表着中华民族的过去与未来。
著名剧作家黄纪苏
黄纪苏是因为他编剧的几个话剧被读者熟悉的，从早期的《爱情蚂蚁》《一个无政府主义的意外死亡》，到后来火暴的《切·格瓦拉》《我们走在大路上》等，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其实，早在此之前我就看过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后来更是读到过他大量的议论文章，虽然有些观点不免偏颇，但是文章绝对好看，看得出他对社会研究曾经下过很大的功夫。他的《切·格瓦拉》上演后我曾经在《作品与争鸣》写过一篇评论，那时我还在人民大学哲学系进修。
偶然一个机会，我发现了黄纪苏家族的秘密和文化的基因。原来，他们家族是一个在中国近代当代很重要的中华文脉之一，可以说某种程度上他们黄氏家族是近代中国书香门第的活化石。其祖父黄文弼（字仲良），生前是中国“著名考古学家”，是“新疆考古学的先驱者”，是“西北史地专家”，是全国政协委员；其父黄烈是中国古代民族史（唐以前）学家，曾任郭沫若秘书，是《郭沫若全集·历史编（八卷）》的负责人。
黄纪苏祖父：黄文弼
关于其祖父黄文弼，黄纪苏写过一篇文章《我的祖父黄文弼》，文章写的很小心，很拘谨，写的是外界很少知道的一面。据黄纪苏的文章，他与祖父的关系很一般，与祖父的全面接触也仅仅二次，一次是黄纪苏刚知道东西南北时给老爷子展示过一次，一次是老爷子自己找孙子交流毛主席语录的学习心得。
此外，黄纪苏对祖父的了解与我们差不多，一个是通过黄文弼自己的著作，一个是相关旧闻和国外的资料。
[学术成就]
黄文弼,（1893～1966），中国现代考古学家。字仲良。湖北省汉川县人。生于清光绪十九年三月初八(4月23日)，1966年12月18日在北京病逝。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19年到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任教，并于1927～1930年参加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内蒙古、新疆考察活动。1934～1937年任西北科学考察团专任研究员，1935年又以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身份派驻西安任办事处主任，进行整理碑林等工作。抗日战争期间任西北联合大学和四川大学教授，又任西北大学历史、边政两系主任。1947年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1964年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
[为人、性格]
他被称为“中国西北考古的第一人”，作为自学考古学的传统知识分子，黄文弼的考察日记对专业之外的事，无论“岩石土壤、山川气候”，还是宗教民俗等，都不惜笔墨。后人高度评价了这些关于社会经济以及民族关系的史料，认为它们是“通过公共知识分子的视野、手笔”才得以留存下来。考察团被后来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接收”，但长期没有引起重视。据说，许多学者都是从国外文献上才知道这个团体的存在。而发起这次考察的北京大学，其校史上竟然对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一字未提。
[四次入疆]
斯文·赫定对“将古代中国的文献装成6个木箱随身携带”的博学的考古学家黄文弼很是敬佩，在他的旅行记中写道：“在现场，凡是你想了解的事情，不论是史料，还是对问题进行过研究的学者，黄都能让你立刻知道。”他还说：“我把这件事情略略地研究了一下，为的是可以得到一个观念，能明白和中国学者们合作，对于一个在中国境内的欧洲考查团有多么大的价值，要只是我一个人或者同着一些西洋人旅行，最多也只好在归来后找欧洲的‘中国通’才能求得二千一百年前在噶顺淖尔表演着的历史遗事的说明。现在不只是有书，还有学者指示我，随时随地都能知道我愿知道的一切！我说中国团员对于我的考查事业增加无上的价值，现在大家该了解我了吧！”
[黄烈与黄文弼]
据黄烈说，郭老比他父亲黄文弼年长一岁。因为曾经与郭沫若的亲密关系和学术师承关系，他参与编辑了《郭沫若全集》，并担任了《郭沫若全集·历史编（八卷）》负责人，也是研究郭沫若的专家。而其父亲黄文弼生前也不太被关注，所以他还为整理出版先父黄文弼的遗著倾注了大量心血。关于父亲黄烈，黄纪苏似乎说的很少，但他曾对记者说黄烈是典型的“中国读书人”，天下家国常在他视野之中，在黄烈临终前几天，稍稍清醒时还让子女为他读《参考消息》。辞世前，曾留下丧事从简的遗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