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后，1937年7月14日，吴宓在日记中说，有一天他和陈寅恪散步谈起时局：“寅恪谓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一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云云。寅恪之意，盖以胜败系于科学与器械军力，而民气士气所补实微。况中国之人心士气亦虚骄怯懦而极不可恃耶。宓按寅恪乃就事实，凭理智，以观察论断。但恐结果，徒有退让屈辱，而仍无淬厉湔祓耳。”
吴宓在1937年7月21日日记记载：惟寅恪仍持前论，一力主和。谓战则亡国，和可偏安，徐图恢复。
从吴宓的日记来看，陈寅恪对抗战悲观，“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所以要主和。
今天有人质疑陈寅恪的民族气节哪里去了，更有人骂陈寅恪亲日甚至汉奸的帽子都出来了。
1944年汪精卫死了以后，陈寅恪撰写了一首七律《阜昌》，“千秋读史心难问，一局收枰胜属谁。世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总传疑。”
陈寅恪的民族气节没有问题，九一八事变以后，陈寅恪吴宓等电国府，质问对日方针，痛斥投降主义，刊发于1932年3月5日的北平《世界日报》之上。
陈寅恪视“中华文化为三纲六纪”,以历史文化来救国。1925年，陈寅恪写一首诗送给北大历史系学生“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
抗战时期香港沦陷，陈寅恪历尽艰辛长途跋涉回内地，途中赋诗有云：“万国干戈一叶舟，故丘归去不夷犹。袖中缩手嗟空老，纸上刳肝或少留”。由此可见陈寅恪的爱国心。
陈寅恪是历史学家，要从历史中寻找答案找出一条救国之路。陈寅恪在《高鸿中明清和议条陈残本跋》中提出，“成一不战不和，亦战亦和之局，卒坐是以亡其国。此残篇故纸，盖三百年前废兴得失关键之所在，因略征旧籍，以为参证如此。”
陈寅恪的主和，完全是出于历史的借鉴，典型的书生论政不切实际。九一八以后，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以及节节失败，让陈寅恪感到了绝望，”一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云云“。
陈寅恪有气节爱国，但是开错了救国药方。同时，陈寅恪悲观主义意识强烈。陈寅恪感叹亡国之痛，“南朝一段兴亡影，江汉流哀永不磨”；陈寅恪感觉这辈子都看不到抗战胜利了，“南渡白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
一九九八年，北大哲学教授任继愈接受访谈时说：“陈寅恪先生很有学问，大家都知道，我很尊重他。但他有一点我很不赞成，他认为没有前途，那怎么行？这样的人不可没有，不能太多，都这样，这个民族怎么行？而且实际上也不像他想得那样悲观。”(《世纪老人的话：任继愈卷》）
陈寅恪是旷世奇才、史学大师、文化巨匠，傅斯年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但是有个现象就是，九十年代以来，对于陈寅恪过于神化和吹捧，任继愈教授说：“近年来很多人吹捧某某专家，说他的学问高明。此人学有专长，应受到尊重。如果把他捧上天，奉为学习的楷模，后人无法逾越，这就过头了。此人有弱点，情绪不健康，缺乏刚健之气。此种专家不可没有，不能太多。好像一只秋天的蟋蟀，只发叹息，而不相信秋去春来。就这一点看，他的历史没有学透。中华民族之所以有今天，决不是靠了一大批唉声叹气的人们建造出来的，而是靠一大批意气风发、百折不挠、乐观、气度恢弘的有志之士建成的。当春天陌上的小草，比当秋天的蟋蟀好。”(任氏自选集《竹影集》）
陈寅恪是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并不是他的学术成就有多高，而是其“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的“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和为中华文化续命的历史责任感。
陈寅恪是人不是神，也有缺点，对中华民族抗战的悲观就是一次误判。
陈寅恪晚年的诗依旧悲观，但是家国情怀不会改变，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这也是爱国，“他忧国忧民，才如此作想。若他对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文化根本毫不在意，他就绝对不会写这样的诗。歌颂我们的国家是爱国，对我们的国家不满也是爱国，这是我的看法。若陈先生是真的不爱国的话，他就根本不会作学问，写诗。”（《陈寅恪先生的爱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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