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30年，中国快速超越了印度和几乎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这一事实引发了一个难以回答且充满政治意味的问题：是谁为邓小平从1978年到1997年去世期间扶植起来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官方立场，问题的答案很简单：毛泽东。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毛泽东执政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存在大规模的屠杀、酷刑和持续的经济管理不善，有鉴于此，国外甚或国内所做的学术评估日益谴责毛泽东的遗留影响。

这又引发了人们的探寻，探寻中国重新崛起为军事和政治力量日益增强的经济强国的局面应归功于谁。言辞最犀利的毛泽东传记作者之一、畅销书《鸿》(Wild Swans)的作者张戎在她的新书中给出了另一个答案：慈禧。从1861年到1908年慈禧离世的这段时间里，她在大部分时间里是中国实际上的统治者。

张戎可以广泛接触保存在北京的慈禧史料，而国外的传记作家是接触不到这些史料的。借助这些史料，她笔下的慈禧不同于共产党和其他批评人士长期以来的描述，既不是残忍的暴君，也不是容易受人摆布的统治者。根据张戎的新书《慈禧太后：启动现代中国的皇妃》(Empress Dowager Cixi: The Concubine Who Launched Modern China)，慈禧手握重权，意志坚定，其治下的大部分现代化项目都应归功于她，只不过，在许多情况下，慈禧太后受到了一些人的阻挠，这些人有时是外国势力收买的爪牙。

张戎认为，尽管最初反对，但慈禧后来还是批准修建了北京到武汉的中国首条铁路干线。此外，她奋力抵抗日本和其他外国势力，保护新闻自由，在最后的日子里甚至试图赋予几百万中国男性投票权。

张戎的这本书如此赞扬慈禧，一些历史学家感到难以深信。周三，在香港的外国记者会(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发表演讲和回答问题时，张戎辩称自己的作品持论公允，同时也承认她“确实产生了对慈禧的同情”。

“我详细记录了慈禧的每一次诛杀，有些甚至连官方宣传都没有提，”她说，“我所做的，就是提供她做这些事情的背景和原因。”

张戎说，“走进传主的内心是传记作者的工作，我是说，那是我的工作，我觉得自己走进了毛泽东和慈禧的内心。”

首尔的延世大学(Yonsei University)中国研究副教授鲁乐汉(John Delury)专攻清史研究，他说他一直在翘首期盼这本书，因为张戎可以大量获取中国的资料。

不过，鲁乐汉说，由于大部分章节都以对慈禧的盛赞收尾，他担心这些文献资料未必得到了客观的评估。他说，“作为一名读者，你不知道该相信什么，因为每件事都是对”慈禧的行为“尽可能好的”诠释。“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本后修正派传记，一本非常学术化、非常严谨的传记。”

本周，《纽约时报》刊登了亚洲协会中美关系中心(U.S.-China Relations at the Asia Society)主任夏伟(Orville Schell)为张戎的书撰写的书评，其总体评价是正面的。夏伟和鲁乐汉最近合著了一本书，书名是《富强：中国通往21世纪的长征》(Wealth and Power)，书中有一个章节是关于慈禧太后的，对慈禧的统治作出了审慎赞许的诠释。

张戎跟随了其他一些历史学家的脚步，近些年，这些历史学家已经指出，在1917年的十月革命(Bolshevik Revolution)之前，俄国是欧洲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在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于1959年夺权之前，古巴是拉丁美洲最繁荣的国家之一，拥有该地区最好的医疗体制。

另有几名作者也已开始对慈禧作出颇为赞许的诠释，尤为突出的是斯特林·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在他1992年出版的书籍《龙夫人：慈禧的故事》(Dragon Lady: The Life and Legend of the Last Empress of China)中所刻画的慈禧。中国的历史学家也对慈禧和其他一些清廷人物给予了更富同情的诠释，这些人在19世纪末拒绝了外界那些更为激进的改革呼吁。不过，张戎在周三表示，自毛泽东传记在国际上大获成功之后，她在北京意外地得到了接触一些文献资料的许可，这些资料显示，慈禧对中国现代化发挥的作用，比她此前断定的还要关键、还要重要。

张戎的书被禁止在中国大陆出版，但她表示，中国政府仍然允许她每年前往中国探望年迈的母亲，只不过，这种探望是受限的。

她说，“我已经许诺不在公开场合讲话，不和媒体谈话，甚至不去看望我的朋友。我把探访的对象限定为自己的母亲，以及和政治毫无关系的亲密老友”，外加几名中国学者。“我只是希望，自己依然能回中国看望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