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來，導演胡杰在中國歷史的深海裡打撈搜尋，創作了一系列關於共產黨早期統治的悲慘紀錄片。

儘管胡杰在中國知識界和外國學界之外極少為人所知，但6月30日上映的兩部影片應該可以提高其作品可見度，讓更多人看到他的作品。《星火》——一部經歷了多個版本、多次修改和擴充的影片——重構了一群60年前創辦地下雜誌的年輕人的命運。另一部關於胡杰的紀錄片《觀察者》(The Observer)，來自義大利導演麗塔·安德烈蒂(Rita Andreetti)，既是對胡杰導演本人感同身受的刻畫，同時也介紹了他的作品。

兩部影片均由伊卡洛斯電影(Icarus Films)發行，收錄於美國電影製片人錢盈(Karin Chien)策劃的「dGenerate電影」中國獨立電影系列。這兩部影片的上映——以及伊卡洛斯發行的另外三部胡杰的重要影片——讓觀眾得以一窺胡杰作品的風貌。

「我的目的就是挖掘被埋藏的歷史，展現它的真實面貌。」62歲的胡杰在南京家中接受電話採訪時說，「我感到，講述這些故事是我對歷史的責任。」

儘管胡杰已經製作了30餘部影片，但哪怕在中國他也並不知名，審查是其中一個原因——他的影片從未在中國發行，另一個原因是他的作品難以歸類。

胡杰的影片從個人的角度對中國現代史的多個關鍵轉折點進行解讀，尤其是1950年代對獨立思見者的迫害、隨後的大饑荒，以及十年後的文化大革命。他搜尋倖存者，發掘罕見的書面材料，創造出一段綜合歷史，而他本人多以敘述者或評判者的角色在場，鮮明地站在毛澤東時代受害者的這一邊。

胡杰幾乎所有的電影都給人一種技術極其粗糙的印象。多年來，他使用的是一台破舊的索尼手持攝像機，幾乎從不用燈光或多機位——主要是因為他獨自工作，但也是為了給人一種真實和探索的感覺，就好像觀眾與胡杰一道踏上了發現禁忌過往的旅程。

相較之下，像賈樟柯、王兵這些中國獨立導演的影片則更容易被外國文藝片觀眾所理解，也經常出現在各電影節上。

胡杰無師自通，身上有一種公然抗爭的精神。他生長在南京，早先在軍隊宣傳部門從事文藝工作，但後來辭去工作，走上了獨立藝術家的職業道路。在北京，他來往於藝術家圈子——拍了一部關於影響廣泛的圓明園畫家村的電影——但後來又回到南京工作，與主流相對隔絕。

1990年代，他拍攝了一系列關於小煤窯礦工、收廢品的人等中國底層人群紀錄片，手法更加熟練。

他聞名於中國知識分子群體，則是因為2004年的影片《尋找林昭的靈魂》，該片也由伊卡洛斯發行。影片講述了一名政治犯的故事，她因拒絕承認政治罪行而在1968年被處決。胡杰通過林昭的同學、朋友，尤其是通過她由於墨水不夠而用鮮血寫就的信件，來梳理她的故事。

林昭曾為《星火》雜誌寫過一篇描繪在專制之下爭取自由的長詩，這便引出了《星火》的故事。《星火》在2013年首次發行，與胡所有的電影一樣，這部片子經歷了補充和重剪，而最近又加入了一位大饑荒見證人的證詞，這位證人想退休以後再開口。

伊卡洛斯發行的另一部《我雖死去》講述了教師卞仲耘的故事，她在1966年「文革」期間被自己的學生打死。當卞仲耘的丈夫說到為了這一罪行不被遺忘，自己如何拍下妻子遺體的照片時，內容殘酷到令人髮指。

胡杰的電影發掘見證人和文件，深入事件過程中讓人極其痛苦的細節，讓一些過去人們一知半解的歷史事件得到明晰。胡杰自己也在場，給出他的觀點和判斷，而這與大部分中國紀錄片的模式不相符，大部分紀錄片更加偏向沉著、抽離。

「他採用了一些可稱為官方風格的手法，比如配旁白，比如道德評說感。」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電影學教授張真說。但他也讓人物自己長時間地講述，讓故事自然地鋪開。「形成了多種方法的有機組裝品，」張真說。

往來於紐約和中國的中國導演、電影策展人朱日坤說，他的電影也許風格簡陋，但有吸引力：「他不是很了解紀錄片理論，也不是專業出身，甚至還不太知道攝影機上每個按鍵的功能，但他有一種天分，他的影像很有美感。」

胡杰自己更謙虛。他說他的目的很簡單，就是為了保留長久以來被官方敘事排除在外的歷史。

「我不是那種專業的影像作者，所以我不會試圖去弄清楚技術這樣的問題。」他說。「我的方式很簡單。」

但他說希望自己的影片能在當下激起共鳴。他表示，《星火》顯示出即使在毛澤東時代也是最黑暗的時期——1958年到1961年導致至少3000萬人死亡的大饑荒當中，仍有人能夠站出來、表明立場。

「這個故事在今天也有相當的重要性。」胡杰說，「這個國家是專政結構的國家，若沒有人敢說出真相，一個錯誤就會持續很久。」

安德烈蒂說，胡杰對真相的追尋吸引了她。她的丈夫2013年被公司派至南京，她跟隨丈夫一起搬來，不久認識了胡杰。

「他的語言和影片的力量，讓我無法抗拒。」她在義大利通過電話接受採訪時說，新冠疫情期間她住在義大利，「我真的不敢相信他在中國幾乎不為人所知。」

錢盈為安德烈蒂能夠拍到胡杰叫好，因為胡杰很難被摁下來接受採訪、談話。他身處安全部門的嚴密監視之下，而對方一不留神他便出城去見人。加上他不用電子郵件和社群媒體，很難聯繫上。

「他是溝通起來最難的電影導演之一，」錢盈說，「基本上你必須得在南京才能拍」一部關於他的紀錄片。

儘管現在外國觀眾可以看到胡杰的重要作品了，但迫於中國政府的壓力，要在那裡公開放映他的作品很難，錢盈說。

這種嚴密的審查是在2015年左右開始的，當時她和其他人策划了一個叫做「邊緣影像」(Cinema on the Edge)的巡迴影展。這一被譽為「審查者無法觸及」的系列影展，最終受到了中國政府的強大壓力。中國的導演被警告退出影展。最後影展還是舉辦了，但宣傳比預期要小，而國外的場地，尤其是大學，被告知若放映電影將危及他們與中國的合作。

「關係到資源和金錢，」錢盈說。

儘管阻礙重重，包括禁止使用境外資金和切斷所有公開放映的可能性，張真教授說，胡杰這樣的導演仍在繼續工作。

「中國獨立電影運動更加集體的形式已經被根除了——比如放映，比如獨立影展。」她說，「但依然有人在拍電影，依然有電影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