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陈伯达

    上世纪80年代，我访问过晚年陈伯达多次。

    经过有关部门同意，我来到他那鲜为人知的家。陈伯达家居住面积有一百多平方米，三房一厅。儿子陈晓农，已经步入不惑之年，为人随和、诚挚，儿媳小张贤惠、朴实。他们精心地照料着陈伯达。陈伯达的视力不错，耳朵也还可以。每天晚间的电视新闻节目是必看的，京剧和古装故事片也喜欢看，一般性现代剧目不大看，但喜欢看根据名著改编的电视剧。晚年陈伯达，读书看报写作，依然秀才本色。

    读书

    每天，陈伯达看《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和《北京晚报》。他很注意国内外的形势，也很仔细读那些与“文革”有关的文章。

    他的大部分工资和稿费收入，都用于买书了。他曾是“万卷户”，个人藏书超过万册。自1958年起，他提出不再领取稿费，以支援国家建设。陈晓农说：父亲1958年以后的稿费和他作为人大代表、政协常委的那份工资，都捐给科学院图书馆了。

    陈伯达1981年保外就医之后，每月领生活费100元,其中三分之一用于购书。从1983年2月起，陈伯达的生活费增加到每月200元，他购书的费用宽裕些。

    陈伯达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发还他的众多藏书，但是，迟迟未能发还。1981年11月16日，有关部门曾发还了被褥之类的一些日常生活用品，他希望能从中找到一些书，结果只找到几本袖珍本《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直至1995年，有关部门请示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才发还了陈伯达的部分藏书。这时，他去世已经六年。

    正因如此，陈伯达的书橱里很多是这几年出版的新书。他的阅读兴趣广泛，偏重于学术性强的著作。陈晓农说，陈伯达晚年喜欢文学名著，曾要他特地去买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的作品。

    著述

    读书之余，陈伯达在思索着。他不断把自己的思考写成文字。虽然他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当时无法发表文章，但他还是在坚持写作。

    他的文稿，有些被人送上去，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被排印出来，在一定的范围内分发。这些印出来的文章，除了标明作者陈伯达外，没有注明什么单位印的，也没注明印数和分发范围。不过，从印刷纸张和排印上看，可以看出不是一般的机关所印，是在相当高的政治层次中分发。

    我细阅了这些未曾公之于世的文稿，列举如下，以供读者了解他独处高楼时在思索些什么：

    1982年1月，《试论一下日本的“生产率运动”》；

    1982年9月18日，《儒法两家“其实却是兄弟”（评四人帮杂记）》；

    1983年，《〈石头记〉里的一段公案——关于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姻缘问题》；

    1984年6月26日，《评美国人的两本书——〈大趋势〉和〈第三次浪潮〉》；

    1986年11月4日，《农业合作化的若干材料》……

    此外，还有一些历史事件的回忆。

    在我看来，这些新作似乎缺乏他20世纪40年代作品的那股灵气和犀利的文锋，而是过多地引述经典著作，但是作为八十老翁，思路还是颇为流畅的。他没有停留在不断的自我谴责或颓废郁闷中，连美国新著《第三次浪潮》都加以研读。

    绝笔

    1989年9月13日，是中秋节。应我所请，陈伯达为我写了一幅字：“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这幅字所写的《楚狂接舆歌》，出自《论语·微子》。“楚狂”，是楚国一位佯狂的隐士。写这幅字时，他不会知道，“来者”，仅一星期而已。

    一周之后，即1989年9月20日中午，85岁的陈伯达正在吃饭。诚如当时在场的他的儿媳小张所述：“父亲突然头一歪，碰到墙上，食物吐出”,医务人员在20分钟之后赶到进行抢救，但已经回天乏力。因天气骤凉，陈伯达死于心肌梗塞。这幅字，成了这位“大秀才”一生的绝笔。

    这首诗歌，原本最后还有两句：“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意思是说：“罢了罢了，如今当官的有多么危险！”大约是最后两句过于“醒目”，他没有写上去。

    记得我把这幅字拿到上海的裱字店装裱的时候，店员端详了一下，说道：“这字写得不怎么好，裱起来干什么？”我没有吭声。那人又看了一下落款：“这仲晦是谁？是你家的长辈？”我对他说：“你只要想一下与仲晦相对的字，就明白是谁了。”他一拍脑袋：“莫非是伯达，难道这是陈伯达的字？”我颔首微笑而已。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陈伯达给我题字不盖章。后来我才知道，他的习惯是题字后不当场盖章，只有当你尊重地把他的题字裱好他才盖章。可惜，当我把他的题字裱好之后，他已经过世。

    （《中国新闻周刊》2015年第14期 叶永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