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赤脚医生，从1968年首次见诸报端，到1985年卫生部决定停止使用这个称谓，近20年的岁月里，在党的领导下，数百万没有纳入国家编制的非正式医生为亿万农民提供着最基础的医疗服务。这种低投入、广覆盖的基础防疫和医疗救助体系，在医疗资源匮乏的年代里，承担着农民健康守护者的角色。
——编者
■侯楠楠
“赤脚医生向阳花，贫下中农人人夸，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万家。出诊愿翻千层岭，采药敢登万丈崖，迎着斗争风和雨，革命路上铺彩霞。”这段歌颂赤脚医生的歌词，出自上世纪70年代一部著名影片《红雨》的主题曲，它生动地概括了当时农村基层医务工作者——赤脚医生的工作状况和社会影响。这是一支背着红十字药箱、行走在田间地头的医疗队伍，他们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守护着农民的健康，更给他们带来温暖和希望。
要把医疗卫生重点放到农村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才匮乏，百废待兴，医疗人才更是紧缺，有限的医疗资源大都集中在城市。毛泽东主席一向对农村医疗卫生工作非常重视，1945年，他就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毛主席反复强调要密切关注农民，他说：“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需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
1949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1952年12月13日，在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上，中央政府提出了卫生体系的四大方针——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1954年11月，毛主席在对医疗卫生工作的指示中说：“（医疗卫生工作）要管的是五亿人口的生老病死，真是一件大事，极其重要。”
1955年，毛主席提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并把除四害、讲卫生、消灭危害人民健康最严重的疾病，列入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这一阶段，部分地区以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单位建立起卫生保健站，培训不脱产的卫生员、接生员，发挥了农村医疗保障作用，但推广范围十分有限。
1965年6月26日，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在关于农村医疗现状的报告中说：“1965年，中国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了75%。”
毛主席听完这个报告后说:“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这就是毛主席要求重点关注农村医疗的“六·二六”指示。
赤脚医生就是好
在毛主席发出指示后，1965年8月，卫生部邀请了一批农村基层卫生人员参加座谈，他们从实践中体会到，在农村，伤风感冒、沙眼和肠道疾病、疖子、脓肿和小外伤等容易预防治疗的常见疾病，占发病率的80%以上，真正的急重病症并不多，农民迫切需要简便、有效、不误工、少花钱等简易治疗方法替他们治病。当时，一位叫程震山的老医生说，我们应该把祖国医学宝库里的经济简便、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和民间流传的单方验方，及时收集，加以整理，推广应用。
对农村有一点文化的青年进行医学培训，上海市动手较早。赤脚医生的叫法，首次在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出现。1965年夏，这个公社开始办医学速成培训班，学期4个月，学的是一般的医学常识，及对常见病的简单治疗方法。绝大部分学员都是贫下中农子弟，只有小学或初中文化程度。学员学成后，便回公社当卫生员。
在第一批学员中，有一个叫王桂珍的女社员，由于她在班上学得认真，很快就初步掌握了医学知识。在经过短短四个月的培训后，她被安排在江镇公社当卫生员，是该公社第一批卫生员之一。可她没有选择待在卫生院等农民上门治病，而是背起药箱，走村串户甚至到田间地头为农民们治病。农忙时，她也参加农业劳动。
开始，一些农民不相信王桂珍能治病，但王桂珍治好的病人越来越多，口碑流传开来，找她看病的人越来越多。王桂珍的这种工作方式，开始并没有引起当地党政领导机关和卫生部门的重视，当地只是把她的事迹放在学雷锋的范围来宣传。
当地农民因多种植水稻，平时劳动时是赤脚下水田的，所以当地早就有一个朴素的观念——“赤脚”和“劳动”是一个意思。见王桂珍在为农民看病之余也经常参加一些劳动，大家就称她为赤脚医生。所以，赤脚医生就是不脱离劳动、同时也行医的意思。
1968年，上海市派出记者前往川沙县江镇去调查、采访。采访中，记者们敏感地意识到，王桂珍的这种做法，与毛主席几年前作出的指示，以及他所提倡的方式是符合的。于是他们写成了一篇调查报告，题目最后定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这篇文章，第一次把农村半医半农的卫生员称为赤脚医生。
1968年夏天，《文汇报》在重要位置发表了这篇调查报告。该文发表后，立即引起北京宣传部门的重视。当年9月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三期和9月1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这篇调查报告。
这篇文章还引起了毛主席的关注。毛主席仔细阅读了《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这篇文章，并且在他阅读过的《人民日报》上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从此，赤脚医生作为半农半医的乡村医生的特定称谓走向了全国。王桂珍则被看做赤脚医生第一人，她的形象还被印在了1977年上海发行的粮票上。
赤脚医生的主要身份仍是农民，并未脱产，平时有一半甚至更长的时间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所以是“贫下中农养得起”的医生。他们的收入保持在农村一般同等劳动力的水平，在江镇公社，“平均每个贫下中农一年补贴‘赤脚医生’四、五分钱”。除去政策号召的因素，赤脚医生的工作以工分计，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赤脚医生的工作积极性。
除去缺乏医护人员，农村面临的另一大问题是严重缺乏药物和医疗设备。“治疗靠银针，药物山里寻。”银针和草药是赤脚医生的两件宝。当时普遍流行“三土四自”的诊疗方式，即：土医、土药、土办法，自种、自采、自制、自用。这些中草药和针灸等诊疗技术，极大降低了医疗成本，能在很大程度上满足农民的医疗需求。
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的“协奏”
农村合作医疗的推广，促进了一大批赤脚医生的产生，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的“协奏”，在短期内改变了中国农村的医疗状况。
新中国合作医疗的典型是一个叫覃祥官的人在鄂西长阳土家山寨创造的，1966年8月10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合作医疗试点——“乐园公社杜家村大队卫生室”挂牌了。覃祥官主动辞去公社卫生所的“铁饭碗”，在大队卫生室当起了记工分、吃农村口粮的赤脚医生。农民每人每年交一元合作医疗费，大队再从集体公益金中人均提留五角钱作为合作医疗基金。除个别痼疾需要常年吃药的以外，群众每次看病只交五分钱的挂号费，看病吃药就不要钱了。1968年12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反映乐园公社创办合作医疗的调查报告——《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
1969年，全国出现了大办农村合作医疗的热潮。按此思路，全国各地在县一级成立人民医院、公社一级成立卫生院的基础上，在大队一级都设立了卫生室，构成农村三级医疗体系。在大队一级卫生室工作的医务人员，都是“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
与此同时，各级卫生部门开始下大力气，按照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的做法，着手大批培训赤脚医生。当时正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一批下到农村的初、高中生，由于文化水平较当地农民青年要高，也自然成了接受培训的主体。这种情况，促使中国的赤脚医生队伍在短期内迅速形成，农村医疗状况迅速改观。
1975年6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卫生战线的深刻革命——纪念毛主席“六·二六”指示十周年》。社论指出，合作医疗与赤脚医生这两个新生事物的大规模发展，使广大农村的社会风尚与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到1977年底，全国有85%的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数量达500多万名，相当于卫生部系统原有卫生技术人员的总数（220万人）的两倍多。
在大办合作医疗的过程中，培养了大批会接生的赤脚医生，并狠抓“新法接生”，提高新生儿成活率。“解放前中国婴儿死亡率在千分之二百左右，到1981年降低到千分之三十四点七，下降了千分之一百六十五点三；人均期望寿命也由解放前的35岁提高到1981年的67.9岁，增长了32.9岁。”由于新法接生质量的提高，新生儿患破伤风的比率也大幅度下降。
70年代末，世界卫生组织高级官员到中国农村实地考察，把中国农村的合作医疗称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在1980-1981年年报中称：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水平提供了样板。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赞誉中国只用了世界上1%的卫生资源，解决了世界上22%人口的卫生保健问题。中国独特的医疗卫生体系创建，深刻地影响了其他国家的医疗改革，启发那些改革者们发展适合自己的医疗卫生制度。
1985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不再使用“赤脚医生”名称，巩固发展乡村医生队伍》一文，到此，赤脚医生作为一种医疗制度安排宣告结束。
（参考：《毛泽东选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湘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