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书名：《毛泽东读古典名著》
书号：978－7－5154－0485－1
作者：完颜亮 著
出版日期：2014年8月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内容简介】
毛泽东博览群书，终身酷爱读书。早在青少年时代，毛泽东就熟读《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聊斋志异》《封神演义》等中国著名的古典小说。在后来的半个世纪，他还一直爱不释手，直至生命垂危的最后的岁月，他在病中还一遍又一遍地阅读，还时常很有兴致地和身边的同志谈论和评说。本书重点将讲述了毛泽东读《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聊斋志异》《封神演义》等古典名著的批注、评论和轶闻趣事，不但让读者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精粹，而且学习伟人的读书方法和智慧。
【作者简介】
完颜亮，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从事当代中国史的研究和写作。主要著作有：《毛泽东与新疆的和平解放》《陈云的延安岁月》《焦裕禄：县委书记的榜样》《孔繁森：领导干部的楷模》等。
目录
第一节 “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
第二章 毛泽东读《三国演义》
第一节 读《三国演义》七十年
第二节 “打仗的事怎能照书本？”
第三节 毛泽东点评三国故事，启发干部思维
第四节 毛泽东细数三国风流人物
第五节 “《三国演义》这些书，至少读它三遍”
第六节 张鲁的乌托邦与人民公社运动
第三章 毛泽东读《西游记》
第一节 痴迷《西游记》的农家少年
第二节 “唐僧就是一个大翻译家”
第三节 “我们要学孙悟空，大闹反动统治的天宫”
第四节 倡导《西游记》中的取经精神
第五节 笑谈《西游记》，妙语连珠
第六节 对《西游记》的兴趣持续一生
第四章 毛泽东读《红楼梦》
第一节 一生喜读《红楼梦》
第二节 《红楼梦》“要读五遍”
第三节 从《红楼梦》中吸取政治营养和智慧
第四节 山雨欲来风满“红楼”
第五节 李希凡与蓝翎对俞平伯的红学观点“下檄文”
第六节 全国学者大规模参战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大批判
第七节 自由学术争鸣的回归
第五章 毛泽东读《聊斋志异》
第一节 《聊斋志异》“其实是一部社会小说”
第二节 毛泽东批注《聊斋志异》
第三节 毛泽东讲《席方平》的故事
第四节 “我们不怕鬼，敢于和鬼斗争”
第五节 毛泽东曾批邓小平的“猫论”
第六章 毛泽东读《封神演义》
第一节 “蒋介石没有看过《封神演义》，要么看了没有真正懂”
第二节 “看《封神榜》就知道，哪有一个‘法宝’是不能破的呀？”
第三节 武王的人民战争与文王的开明政治
第四节 毛泽东用“姜子牙”分析政治问题
第五节 “纣王不是坏人”
第六节 要从《封神演义》中发掘古人智慧
参考文献
前 言
毛泽东出生在一个家境中等的农民家庭，不算富裕，但也衣食无忧，父母有钱供他上学。所以毛泽东六岁下地干活，七岁上私塾，既过着真正的农民生活，同时也在学习知识，了解世界。
私塾先生教的那些启蒙书，毛泽东不太喜欢，但他脑子聪明，即使不认真学，也大体上背得会。通过这些学习，毛泽东开始识文断字，理解世界，有了自己的思想，并且对社会广泛流传的古代传奇文学发生了兴趣。《精忠传》《说唐》《西游记》《封神榜》《水浒传》《三国演义》……毛泽东都读了又读。
当时私塾的规矩认为小说是杂书，不准学生看。毛泽东总是偷着看，见先生来了，就连忙把“正书”盖在小说上面。
从少年时代，毛泽东就对中国古典小说产生了深厚的兴趣，毛泽东总是反复阅读这些古典名著，还常常与同学讨论。当时，村里大人们也很喜欢这类传奇，经常一群人聚在一起议论这些故事，毛泽东则常常参与进去，这更加深了他对古典小说的印象。
这些从少年时代就陪伴毛泽东的古典名著，经过几十年的岁月，不断给他启示。到了后来革命时期直至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总是热衷于把它们推荐给身边的同志。1954年，一次，毛泽东问警卫员葛来亮：“来亮，你在看什么书？”葛来亮说：“在看一本苏联小说，书名叫《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毛泽东说：“我国的三部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你看过吗？”葛来亮老实回答：“没有。”毛泽东摇摇头说：“作为一个中国人，对这三部书，不看它三遍太遗憾了。”继而又说，“要学点历史、哲学辩证法，不懂历史，不懂哲学，不懂辩证法，就不能很好地处理问题，工作起来就不自由。”
毛泽东把这些古典名著中的道理，加以唯物辩证法的解读，并且经常与专家学者畅谈。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在莫斯科访问期间，晚上他将胡乔木、郭沫若等请来一道用餐。在他们谈《三国演义》时，他问翻译李越然：“李越然，你读过哪些古书？”李越然回答道：“《三国演义》《水浒传》……”毛泽东说：“不要去注意那些演义式的描写，而要研究故事里的辩证法。”接着，毛泽东又由《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书，讲述了一番唯物辩证法。
毛泽东从这些古典名著中深深受益，从思想教育的角度审视它们，突出并推崇这些文学作品人民性的一面。1951年6月6日，毛泽东审阅、修改了《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社论中写道：“我们的语言经历过多少千年的演变和考验，一般地说来，是丰富的，精练的。我国历史上的文化和思想界的领导人物一贯地重视语言的选择和使用，并且产生过许多善于使用语言的巨匠，如散文家孟子、庄子、荀子、司马迁、韩愈等，诗人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关汉卿、王实甫等，小说家《水浒传》作者施耐庵、《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等。他们的著作是保存我国历代语言（严格地说，是汉语）的宝库，特别是白话小说，现在仍旧在人民群众中保持着深刻的影响。”
1958年8月，毛泽东在修改陆定一《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时加写道：“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屈原的批判君恶，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的民主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诸人情况不同，许多人并无教育专著，然而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
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来源，人们普遍认为是来自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但其实毛泽东思想有两个源头：既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又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从历史、文学、政治、经济、哲学、军事等各个领域，毛泽东不断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形成自己独特的个性和思维方式。从毛泽东现有的著作和谈话来看，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应用范围之广泛，与理论联系之密切，使用之纯熟，都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1936年，斯诺同毛泽东会面时，毛泽东谈及自己少年时的读书经历：“当时，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我读过《左传》《水浒》《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许多故事，我几乎背得出，而且反复讨论了许多次”，“我认为这些书对我影响很大”。
这些有趣的书籍，让毛泽东从中国原汁原味的本土文化中成长起来，更加了解中国的世道人心、文化习惯，进而懂得得到群众支持的重要性以及动员群众的方法。美国作家施拉姆教授说，“毛泽东根本就是一个中国小说和戏剧上的人物。毛带有强烈通俗文学特点的领导风格使他和农民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但是也可能对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来说容易显得不那么温文尔雅。”但是却“增加了他对大部分人民的吸引力”。
就在一百多年前，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在他生长的农家小院里，入迷地攻读《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封神演义》和《聊斋志异》。他一边帮母亲烧火做饭一边看书，光线暗时，就借着火光看；他帮父亲舂米，脚在不停地踩，手里却捏着书，目不转睛地盯着书。这些书中的人物感动着他，书中的英雄们激励着他，书中的道理启发着他，他怀着远大的理想走出故乡山村，走进陌生又混乱的中华大地，并且改变了整个中国。
第一章 毛泽东读《水浒传》
《水浒传》又名《忠义水浒传》，一般简称《水浒》，成书于元末明初，是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章回小说，是汉语文学中最具备史诗特征的作品之一。但迄今为止，人们对《水浒传》的作者是谁仍有争议，一种常见的说法是施耐庵和罗贯中根据民间流传的宋江起义故事所写。
《水浒传》运用纯粹的白话，达到了绘声绘色、惟妙惟肖的艺术效果，确立了白话文体在小说创作方面的优势，标志着古代通俗小说语言艺术的成熟，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地位，对后代文学具有深远影响。
《水浒传》是描写和歌颂农民起义的伟大史诗，真实反映了农民起义的全过程，它由相对独立、完整的各个故事联结成一个整体。以北宋末年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人在梁山泊聚义造反为主要题材，通过一系列梁山英雄反抗压迫、英勇斗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生动地叙述了起义的发生、发展和结局，揭示了北宋末年的社会矛盾和北宋末年统治阶级的腐朽和残暴，展现了当时政治腐败、奸臣当道、民不聊生的社会状况，揭露了当时尖锐对立的社会矛盾和“官逼民反”的残酷现实。
书中共出现数百之众的人物，是世界文学史上人物最多的小说。《水浒传》版本众多，流传极广，脍炙人口。对中国乃至东亚的叙事文学都有极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一生都喜欢阅读《水浒传》，这部书与他形影不离，几乎陪伴了他的一生。在他懵懵懂懂的少年时期，在他踌躇满志的青年岁月，在江西苏区，在长征途中，在转战陕北时期，一直到他晚年生命走到尽头之前，毛泽东都在不倦地阅读这部书。
毛泽东独特的个性以及他不平凡的人生道路，与他从小生长的环境、家庭教育、师承都有很大关系，也与他从小就特别迷恋中国古代传奇、笔记小说以及揭竿起义造反的故事密切相关。
中国古代的社会传奇多是从历史中演绎而来，有着完善的合理性也蕴含着各种道理。这些都引发了少年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思考和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群体的关注，所有这些都潜移默化地开阔了他的眼界，增长了他的知识，也塑造了他的思想性格。书中各式各样的人物、性格，丰富多彩的故事、道理，都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一生。
在大量的中国古代名著中，毛泽东对《水浒传》的阅读和思考，可以说是一个特例。他喜欢读这部书，从中汲取智慧，也在写文章、召开会议以及日常谈话中常常引用《水浒传》中通俗易懂的故事，运用书中许多故事启发干部，说明道理。而在他的晚年，他也在阅读和点评这部书的过程中，反映自己的心迹。
第一节 “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
一、《水浒传》激起反抗精神
毛泽东在少年时代就喜欢读《水浒传》。幼时一段时期，他读私塾的学业暂时中断，在家里帮助父亲干活。那个时候，只要是干完父亲交代的活，少年毛泽东就坐在树荫下，或坐在水田边的石头上，埋头读他从韶山冲和四乡八邻亲戚朋友家里借来的书。
因为沉湎于读书，他的父亲还和他闹出很尖锐的冲突。但是父亲的管束丝毫也没有改变他对读这些在当时人们看来属于“闲书”的兴趣。
在这些“闲书”中，毛泽东比较倾心的是《水浒传》。这部书中梁山好汉闯荡江湖的故事，深深吸引着他。据1936年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可知，在小学时代，毛泽东就用课本盖着《水浒传》，偷偷地阅读，如痴如醉。可以理解，这部书中对于义气、武功、英雄豪杰的描写，对于一个正在人生成长期的男孩子来说，影响是很大的。
刚刚接触文学的毛泽东，也正是最易受到影响的阶段，或许从那个时候起，《水浒传》就已经激起了毛泽东的热情。“《水浒传》对毛泽东，从少年时起最主要的影响，还是在思想方面。书中‘替天行道、劫富济贫’的思想，激起了他反抗现存秩序的精神。这是毛一生的思想中，从中国旧文化（区别于官修典籍的民间传统文化）继承来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少年毛泽东在放牛时，就模仿过武松打虎，耕田、锄地的农具，都曾被他充任梁山好汉的兵器耍弄过。那个时候，毛泽东和一般的青少年相比，就有着独特的叛逆的性格，以及很强烈的反抗精神，在同斯诺的交谈中，他曾回忆起自己少年时代的一件事情：
有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在我大约十三岁的时候，我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我们两人当着他们的面争论起来，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这一下激怒了我。我回骂了他，接着就离家出走。我母亲追着我想劝我回去。父亲也追了上来，边骂边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塘边，并威胁他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进水里。在这种情况下，停止内战的要求和反要求都提出来了。我父亲坚持让我道歉并磕头认错。我同意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跪一只脚磕头认错。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我从这件事认识到，当我用公开反抗的办法来捍卫自己的权利的时候，我父亲就软下来了；可是如果我保持温顺的态度，他只会更多地打骂我。
后来毛泽东也曾经说过，《水浒传》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一部书之一。他也一直希望这部书能够影响和他一样追求救国救民道路的青年。20世纪二三十年代，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所发售的一百余种中外哲学和人文科学书籍里，《水浒传》是唯一的一部中国古典小说。毛泽东在主持新民学会期间，建议同侪读些《水浒传》。直到毛泽东成为共产党人，主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他仍然在讲课中经常介绍宋江和《水浒传》，用这部书中包含的道理和智慧启发讲习所的学员。
从少年起就善于思索的毛泽东，不同于常人之处，就是他总是在阅读中思考书中所蕴含的道理。读了《水浒传》，他就经常思索书中的问题，从中悟出一些当年他所能理解的道理。及至进入青年时代，毛泽东就把《水浒传》当做政治书来看。因此，到老仍然兴趣不减。他曾对薄一波说：“《水浒传》要当做一部政治书看。”
这句话其实就是毛泽东阅读《水浒传》的方式，他少年时想必是把《水浒传》作为侠义小说来看的，进入青年时期，他就完全从政治角度来解读这部古典小说了。
二、“学梁山泊好汉”救国救民
毛泽东从少年进入青年时期，此时的中国正是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内忧外患累加，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和人心都处在动荡之中。青年时期的毛泽东目睹这一切，萌生了改造中国之志，也在思考改造的途径问题。反抗腐朽统治，是青年时期毛泽东的思想基调之一，当年的他曾写下了“与天斗争，其乐无穷；与地斗争，其乐无穷；与人斗争，其乐无穷”的文字。《水浒传》在前半部所宣扬的“造反有理”思想，恰合青年毛泽东之心。
1917年中秋，湖南一师同学聚会，讨论救国之道。有人主张从政，有人提出从教，毛泽东认为，前者需要金钱与关系，后者耗时太久。别人问他的办法，他径直回答：“学梁山泊好汉。”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用他所读的《水浒传》表明他的个人之志，也是他对自己今后人生追求的一种反映。毛泽东这句话的深意就是，在强大反动势力压迫下，革命者只有通过武装斗争才能争取胜利。要学梁山泊好汉造反，通过起义造反，来救国救民。
对于这一观点，毛泽东一生坚持，而且把这个道理越讲越深刻。他多次说过“造反有理”。毛泽东讲的是对反动派和反动势力造反有理。他从内心是赞同宋江领导的梁山起义的。他认为《水浒传》中记述的宋江等人造反，是被逼上梁山的。毛泽东后来多次和人谈过这一点。他赞扬宋江等梁山好汉，实质是借此赞扬中国人民和革命者的反抗精神。毛泽东对埃德加·斯诺说：“我爱读的是中国古典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所谓“造反的故事”，其中就包括《水浒传》里宋江等人的“造反的故事”。在延安，毛泽东在一次演讲中说：“梁山好汉都是些不甘受压榨，敢于反抗的英雄。”
1938年5月3日，毛泽东在“抗大”第三期二大队讲话时说：“我们被逼上梁山，所谓官逼民反，井冈山，鄂豫皖的山，陕北的山，四川通南巴的山。”
重庆谈判期间，他回击陈立夫：“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
在一些外交场合，毛泽东也不止一次宣传他的“逼上梁山”论。他对越南战友胡志明现身说法：“我这个人是逼上梁山的。以前我没有准备打仗，是教小学的。就在那年被逼上梁山。”
类似“逼上梁山”的话，他对其他外宾也多次说过。毛泽东还以“逼上梁山”论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因及其正当性进行辩护：“共产是逼出来的，七逼八逼就逼上了梁山。”
1964年，针对当时西方阵营的头号大国，毛泽东对斯特朗说：“在全世界范围内，帝国主义者正把人民逼上梁山。现在，美国正弄得柬埔寨人民无法生活，所以西哈努克亲王起而反抗。”
毛泽东说这些话，是借《水浒传》中的故事，来肯定被压迫阶级革命造反的正义性和合理性，论述无产阶级革命发生的原因及其正当性。其中自然包含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理。他曾把《水浒传》中的宋江看作率领农民起义的人物加以称赞。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由他修改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章“中国社会”中说：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毛泽东在这里列举了一批农民起义领袖和起义军的名字，陈胜、吴广等人的起义，史上赫赫有名。唯独对于宋江起义，史上一直有争议。
宋江，是北宋末年人，与方腊处于同一时代。史传，宋江于宋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结三十六人聚众起事，在山东、河南、江苏三角地带活动。根据《宋史·侯蒙列传》中所载：“宋江寇京东，蒙上书约‘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军官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金青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身赎’。”宣和三年初，为沂州（今山东临沂）知州蒋园所败。二月，南下攻淮阳（今江苏邳县西南）军，入楚州（今江苏淮安）、海州（今江苏连云港西南）界，在沭阳为县尉王师心败，又攻海州，中知州张叔夜伏，遂投降。方腊在浙江失败后，又起兵，为折可存所镇压。另说是宋江投降后并未参与镇压方腊，也有说宋江并未受招安。有关宋江事迹，散见《宋史》的《侯蒙传》《张叔夜传》和《东都事略》（王偁）、《十朝纲要》（李埴）。但也有人认为：《水浒传》里的宋江，源自《大宋宣和遗事》，和《宋史》里的宋江，是名字相同而毫不相关的两个人；有人还认为，宋江史无其人，他是源自平话小说，再由平话小说切入元末人所修的《宋史》的。
若以规模论，史学界称“宋代三次农民起义”中包括：方腊，宋初的王小波、李顺，稍后的钟相、杨幺。从正史上看，宋江是规模较小，且轻易被剿灭的一支。毛泽东把宋江直接列为宋代最有代表性的农民起义领袖之一，一方面是受了《水浒传》的影响；另一方面或许是为了让干部群众更容易接受，更有直观的概念。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是把《水浒传》作为农民起义的书来读的。其中的许多造反故事，许多人物的行为，对他影响颇深。
毛泽东“学梁山泊好汉”一语，说自青年时，却终生实践；在实践中，包含的含义也有所拓展。其中就有学习梁山泊聚义时的平等精神在内，它集中体现在梁山英雄“排座次”以后的一段话语里面。
有篇言语，单道梁山泊的好处，怎见得：
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天地显罡煞之精，人境合杰灵之美。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以及跟随主仆，争斗冤仇，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或精灵，或粗卤，或村朴，或风流，何尝相碍，果然认性同居；或笔舌，或刀枪，或奔驰，或偷骗，各有偏长，真是随才器使。可恨的是假文墨，没奈何着一个圣手书生，聊存风雅；最恼的是大头巾，幸喜得先杀却白衣秀士，洗尽酸悭。地方四五百里，英雄一百八人。昔时常说江湖上闻名，似古楼钟声声传播；今日始知星辰中列姓，如念珠子个个连牵。在晁盖恐托胆称王，归天及早；惟宋江肯呼群保义，把寨为头。休言啸聚山林，早愿瞻依廊庙。
梁山泊忠义堂上，号令已定，各各遵守。宋江拣了吉日良时，焚一炉香，鸣鼓聚众，都到堂上。宋江对众道：“今非昔比，我有片言。今日既是天罡地曜相会，必须对天盟誓，各无异心，死生相托，患难相扶，一同保国安民。”众皆大喜。
一段文字中“都一般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论称分金银，换套穿衣服”。字里行间，表现出不少民主、平等——政治上、经济上乃至人格上的平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水浒传》也有种桃花源的美好和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色彩。而更多的，则是这些有志之士集合在一起，打破现有规则的压迫，尽显开天辟地的英雄主义豪情。
在《水浒传》中反复出现的一个口号是“劫富济贫”，义军所到之处，即“开仓”放粮，“赈济满城百姓”。
再说军师吴用，在城中传下将令，一面出榜安民，一面救灭了火。梁中书、李成、闻达、王太守各家老小，杀的杀了，走的走了，也不来追究。便把大名府库藏打开，应有金银宝物、缎匹绫锦，都装载上车子；又开仓廒，将粮米赈济满城百姓了，余者亦装载上车，将回梁山泊仓用。号令众头领人马，都皆完备。
在梁山泊内的平等精神，扩展到“开仓放粮”，是农民小生产者最具有革命性的理想。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与外国记者谈话时指出：“中国农民富有民主传统。千百次大大小小的农民战争有着民主的含义，历史上的一个例子，在著名的小说《水浒传》中就有所描绘。在接受和评价中国历史和外国条件时，采用适当形式极为重要。不可盲从。政府代表制的三三制适合中国目前的实际条件。”
毛泽东认为，《水浒传》是有“民主性精华”的古典文学作品，它的故事情节“有着民主含义”，所有的这些造反的英雄，从行为上复刻了中国农民千百年来造反的史实，也从精神上反映了中国农民内心的渴望。在古代的正统价值观上，这些暴民“聚而成匪”，打家劫舍，以暴力的手段不劳而获，但农民造反仍然反复发生，毛泽东从民主的视角解读这种现象的内在合理性，也就把《水浒传》中所蕴含的、作者碍于历史局限性无法表达出来的思想内容提炼了出来。
对于《水浒传》里的“劫富济贫”，毛泽东在实践中将其升华转换成发动人民参加革命斗争的另一种形式——“打土豪，分田地”。毛泽东率领革命队伍上井冈山后，实行的一项基本政策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它与“劫富济贫”这种水浒英雄行为相比有共同性：都是追求平等，都是对付超经济剥削，对付“不义之财”，对付封建地主阶级。但在更深层次上，二者有本质的不同。
毛泽东自己解说过二者的异同。二者本质的不同在于，“劫富济贫”只重视分配关系的改变；“打土豪，分田地”，则重视生产关系的变革。对二者的共同之处，他说：“那时的豪杰打劫，是对付超经济剥削，对付封建地主阶级的。他们的口号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七星聚义，劫取生辰纲，他们有充足理由。给蔡太师祝寿的财礼，就是不义之财，聚义劫取，完全可以，很合情理。大碗吃酒，大块吃肉，酒肉哪里来？我们也搞过，叫打土豪，那叫消费物资，我们罚款，你得拿来……过去打土豪，我们对付的是地主，那是完全正确的，跟宋江一样。”
平等精神有助于革命力量的号召和凝聚，有助于革命形势的深入发展，是十分显然的。但由于“分田地”紧跟其后，新民主主义革命自然就与宋江的上梁山造反截然不同了。团结大多数农民，发展生产，以作持久之计在内。从根本上代表并且实现了广大农民的利益，也为根据地的存在打下了经济基础。这一点，宋江等人是做不到的。
“逼上梁山”，是毛泽东对《水浒传》中包含道理的解说，也是他促成中国共产党转变革命斗争路线方针很有说服力的材料。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认识到，继续执行在苏联代表左右下的陈独秀推行的“右倾”方针，肯定不行了，因此，中共中央开会解除了陈独秀的职务。但共产党今后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大多数共产党人还是心中无数。在这种情况下，善于从《水浒传》中汲取智慧的毛泽东却有了主张，他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提出了“上山”的主张。
“上山”就是学《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跑到有险可据的山上去建立根据地。从形式上看，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的共产党人面临的形势，有点儿类似《水浒传》中梁山好汉的处境。梁山好汉也是要反抗、造反的，但他们相对于统治者来说，处于极端弱势。在多次挫折中，他们找到了好办法，这就是上梁山。梁山泊是个好去处，有险可据，在这里，进可攻，退可守，可以休整队伍，因此他们在那里建立了“快活去处”。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武装反抗国民党，是多数共产党人的共识。可是，几个地方发生的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反抗都失利了，今后怎么办？很少有人提出好主张。毛泽东此时提出要学梁山好汉“上山”。这无疑是个好主意。尽管当时毛泽东还没有确定要上哪个山，但“上山”已经是他心中的一个方向。这一主张被当时许多共产党人所接受，并成为后来中国革命力量得以生存发展的重要原因。
后来，毛泽东果然率领一部分红军队伍上了井冈山，据险粉碎敌人多次“围剿”，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并由此出发，使革命根据地不断扩大，革命力量不仅得以保存，而且不断发展起来。这个过程，简直与《水浒传》中的情节如出一辙。如果不是毛泽东从《水浒传》中汲取智慧，在关键时期结合革命实情提出正确主张，中国革命的历史可能要走更多弯路。毛泽东不仅由衷赞赏：“梁山好汉都是些不甘受压榨，敢于反抗的英雄。”更赞赏梁山好汉占据梁山的壮举。
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对薄一波的一次谈话中说：“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军。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统率得很好。”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水浒传》好汉上梁山对于毛泽东的影响。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域，毛泽东也曾以《水浒传》作比喻，挑战苏共的领导权威，他说：“赫鲁晓夫就是洪太尉，他发动公开论战，就是洪太尉揭开石板放出一百零八个妖魔，天下大乱了。而一百零八将就是梁山泊的英雄好汉，我们就是赫鲁晓夫这个洪太尉放出来的妖魔鬼怪。我们四个人都是，我们常委都是，我们中央都是。不过我们常委里没有直接跟赫鲁晓夫交锋的人还占多数。我是交过锋的，在莫斯科会上交锋的，但是也没有公开地在报纸上跟他交锋。总理是交过锋的，赫鲁晓夫耿耿于怀，说我们总理给他上大课。还有我们的小平同志，我们常委里面，主要是小平同志出面跟赫鲁晓夫吵。现在洪太尉赫鲁晓夫混不下去了，日子不好过了。我们还得感谢他把我们放出来，可以跟苏共进行公开论战，因此要给他发个贺电。”
三、《水浒传》是为“造反者”树碑立传的巨著
从“逼上梁山”这样一种在中国反复频繁地发生了几千年的社会现象来说，《水浒传》这部小说，似乎成了革命者的圣经，也时刻与“造反”相关。那么，《水浒传》是确实有着改天换地的神奇作用的一部书，还是它只是一部独特的侠义小说，但因为革命领袖毛泽东的个人爱好，从而被夸大了呢？从历朝历代统治者对这部书的态度，可以窥见一些端倪。
《水浒传》在元末即已成书，明初始出版发行并大面积流通，明代是一个典型的由农民起义领袖建立的朝代。然而，当明室衰微，腐败横行，经济崩溃，民不聊生之际，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开始再次威胁政权，《水浒传》在统治者眼中，就成了贻害人心的邪书。
崇祯十二年（1639年），天灾连年，官逼民反。自连续三年遭受干旱，中原地区遍生蝗蝻，粮食数年失收，人民无衣无食，生活窘迫，惨不忍睹。“十四年，旱荒大饥，民父子相食，行人断绝。”
崇祯十四年（1641年），李青山等聚众起义，以梁山为根据地，攻破附近城邑，断绝漕运，南北交通受阻，形势很严峻。明廷先后派张国维、周遇吉、黄得功、刘泽清等督师围剿，将李青山众人歼灭几尽，李败走他乡，后被齐翌龙在费县箕山擒获。
在李青山被消灭以后，朝廷总结教训，把责任归结到《水浒传》上。崇祯十五年（1642年）四月十七日刑科给事中左懋第为陈请焚毁《水浒传》题本：
……李青山诸贼啸聚梁山，破城焚漕，咽喉梗塞，二京鼎沸。诸贼以梁山为归，而山左前此莲妖之变，亦自郓城、梁山一带起。臣往来舟过其下数矣，非崇山峻岭，有险可凭。而贼必因以为名，据以为薮泽者，其说始于《水浒传》一书。以宋江等为梁山啸聚之徒，其中以破城劫狱为能事，以杀人放火为豪举，日日破城劫狱，杀人放火，而日日讲招安，以为玩弄将吏之口实。不但邪说乱世，以作贼为无伤，而如何聚众竖旗，如何破城劫狱，如何杀人放火，如何讲招安，明明开载，且预为逆贼策算矣。臣故曰：此贼书也。李青山等向据梁山而讲招安，同日而破东平、张秋二处，犹一一仿行之。青山虽灭，而郓城、钜、寿、范诸处，梁山一带，恐尚有伏莽未尽解散者。《水浒传》一书，贻害人心，岂不可恨哉！
至六月份，兵部尚书的奏疏内也请求查禁《水浒传》。崇祯皇帝深以为然，他认为李自成的起义也是源于《水浒传》，于是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六月，崇祯皇帝根据兵部尚书的建议，批准查禁《水浒传》：
降丁各归里甲，勿令仍有占聚，着地方官设法清察本内，严禁浒传，勒石清地，俱如议饬行，钦此。
兵部郎中龚彝迅速贯彻执行，并制定出一系列查禁《水浒传》的方法。
钦遵钞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按拟合就行，为此：
咨都察院，合咨贵院烦照本部覆奉明旨内事理，希转行山东巡按，即严饬道府有司，实心清核，务令降丁各归里甲，勿使仍前占聚；一面大张榜示，凡坊间家藏浒传并原板，尽令速行烧毁；不许隐匿；仍勒石山巅，垂为厉禁，清丈其地，归之版籍。前通告各省直巡按及五城御史，一体钦遵，禁毁施行。
咨东抚登抚，合咨贵院烦为遵照本部覆奉明旨内事理，希严饬道府有司，实实清察，务使降丁各归里甲，勿使仍前占聚殃民；一面大张榜示，凡坊间家藏浒传并原板，速令尽行烧毁，不许隐匿；仍勒石山巅，垂为厉禁，清丈其地，归之版籍。期于窟窕肃清，萑苻屏迹，施行。
通行九边省直各督抚，合咨前去，烦为遵照本部覆奉明旨内事理，希大张榜示，凡坊间家藏浒传并原板，勒令烧毁，不许隐匿，施行。
崇祯十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郎中龚彝
与明初因“荒诞怪异”的理由禁《剪灯新话截然不同，明末禁《水浒传》的主要原因便是要整肃思想为维护中央政权，防止有人利用通俗小说里的情节，揭竿起义威胁政权。总之，禁书是手段，而维持所谓“大统”是目的。
明朝灭亡后，清朝统治者也在不同时期采取了封杀《水浒传》的政策，请看清乾隆十八年高宗皇帝《厚风俗》的命令：
满洲习俗纯朴，忠义禀乎天性，原不识所谓书籍。自我朝一统以来，始学汉文。皇祖圣祖仁皇帝欲俾不识汉文之人，通晓古事，于品行有益，譬将《五经》及《四子》《通鉴》等书，翻译刊行。近有不肖之徒，并不翻译正传，反将《水浒》《西厢记》等小说翻译，使人阅看，诱以为恶。甚至以满洲单字还音，钞写古词者俱有。似此秽恶之书，非惟无益；而满洲等习俗之偷，皆由于此。如愚民之惑于邪教，亲近匪人者，概由看此恶书所致。于满洲旧习，所关甚重，不可不严行禁止。将此交八旗大臣、东三省将军、各驻防将军大臣等，除官行刊刻旧有翻译正书外，其私行翻写并清字古词，俱著查核严禁，将现有者查出烧毁，再交提督从严查禁，将原板尽行烧毁。如有私自存留者，一经查出，朕惟该管大臣是问。
但是此时，《水浒传》在中华大地已流传数百年，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乾隆皇帝此令，难以行止。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大户人家，乡绅富豪，以及识文断字者所藏的各种版本不计其数，仍在各种渠道中绵延不绝地流传。
到了咸丰年间，乾隆皇帝的禁令已成了一纸空文，《水浒传》在坊间公开流传，无人忌惮。不过，咸丰皇帝的《靖奸宄》再次严厉封杀《水浒传》，其中就提到了毛泽东的家乡湖南湘潭：
上谕军机大臣等，有人奏湖南衡、永、宝三府，郴、桂两州，以及长沙府之安化、湘潭、浏阳等县，教匪充斥，有红簿教、黑簿教、结草教、斩草教、捆柴教等名目……又有斋匪，名曰青教，皆以四川峨嵋山会首万云龙为总头目，所居之处有忠义堂名号。……该匪传教惑人，有《性命圭旨》及《水浒传》两书，湖南各处坊肆皆刊刻售卖，蛊惑愚民，莫此为甚。并著该督抚饬地方官严行查禁，将书板尽行销毁。仍当饬各属，勿令吏胥借端滋扰。
针对这种情况，历任江苏、福建巡抚的丁日昌说：
淫词小说，向干例禁，乃近来书贾射利，往往镂板流传，扬波扇焰，《水浒》《西厢》书等，几于家置一编，人怀一箧。原其著造之始，大率少年浮薄，以绮腻为风流，乡曲武豪，借放纵为任侠，而愚民鲜识，遂以犯上作乱之事，视为寻常。地方官漠不经心，方以为盗案奸情，纷歧叠出，殊不知忠孝廉节之事，千百人教之然未见为功，奸盗诈伪之书，一二人导之而立萌其祸。风俗与人心相为表里，近来兵戈浩劫，未尝非此等逾闲荡检之说，既酿其殃。若不严行禁毁，流毒伊于胡底？本部院前在藩司任内曾通饬所属，宣讲《圣谕广训》，并颁发小学各书，饬令认真劝解，俾城乡市民得以目染耳濡，纳身轨物。惟是尊崇正学，尤须力黜邪言。合亟将应禁书目粘单扎饬，扎到该司，即于现在书局附设销毁淫词小说局，略筹经费，俾可永远经理，并严饬府县，明定限期，谕令各书铺将已刷陈本，及未印版片，一律赴局呈缴，由局汇齐，分别给价，即由该局亲督销毁。仍严禁书差毋得向各书肆借端滋扰。此系为风俗人心起见，切勿视为迂阔之言。并由司通饬外府县，一律严禁。本部府将以办理此事之认真与否，辨守令之优绌焉。
曾国藩的部将胡林翼也说：“一部《水浒》，教坏天下强有力而思不逞之民。”
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水浒传》的态度可以看出，无论施耐庵的初衷如何，《水浒传》已经不折不扣地成了一部为“造反者”树碑立传的文学巨著，它在客观上也给诸多农民起义者带来强烈的共鸣与激励。
从明到清，统治者都把《水浒传》归为“诲盗”一类，他们出于“卫道”的本能，自然要对《水浒传》进行大规模的封杀与禁绝。然而，在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所秉持的“唯物史观”看来，“诲盗”与“卫道”则恰好对应了“进步”与“反动”。
民国存在时间过于短暂，新民主主义革命也过于迅速和猛烈，因此民国也没有形成一个从民间推崇暴力反抗，到官方禁绝暴力反抗的世俗文化转型。清朝末年，底层人民反抗腐朽没落的清王朝统治，开展武装斗争。这一时期，正是唤起民众反抗意识的黄金时代，《水浒传》这类书籍，与这个时代的价值观是契合的。张恨水也说过：“中国从来无鼓吹平民革命之书，有之，则从《水浒》始。”
因此，在这样一个革命的时代，没有什么势力集团会对它进行封杀。
到了民国末年，“蒋介石禁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等革命书籍，他犯了个大错误就是没有禁《水浒传》等书，因为很多农民根本接触不到马克思主义的书，而且你给他看他也看不懂，如读天书。而《水浒传》通俗易懂，情节吸引人，人物栩栩如生，又特别符合中国贫富差别大、广大农民仇恨为富不仁的国情。我们很多将军、士兵都是看了《水浒传》才想到上山的。袁文才、王佐就是对《水浒传》非常熟悉的，他们在山上实施的许多策略乃至江湖义气都来源于《水浒传》。”
毛泽东从小就有机会读到《水浒传》这样的文学作品，对于他来说，道统是什么，政治是什么，农民是什么，都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到了青年时期，他发现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脆弱的，农民，或者说底层人民，完全可以通过武装革命，占据那个似乎遥不可及的道统之巅。
在共产党员的心目中，井冈山在几代人眼里都是神圣的，因为这里的星星之火燎原了全国革命的熊熊大火。但是，井冈山根据地成立也的确带有很浓重的农民气息，其实很多参加革命的人都受到了《水浒传》等古典小说的影响。
第二节 毛泽东点评梁山众好汉
一、毛泽东对梁山众好汉的独特评价
《水浒传》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底层人民起义全过程的长篇小说，有学者认为，它并非一人一时之作，而是在民间口头传说、艺人讲说演唱的基础上，由施耐庵加工编撰而成。这种说法还有待考证，但《水浒传》确实具有民间文学的鲜明特点，更可贵的是，小说在具有庞大人物系统的同时，又保持了严整的结构。官逼民反、替天行道是一条贯穿前半部书的主线，但主线中的每一个故事和人物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水浒传》的语言以口语为基础，简单、明快、准确、生动。书中的价值观又与中国世俗的价值观有诸多牵连传承，比如宣扬“四海之内皆兄弟”“杀富济贫”等。
此外，《水浒传》中的人物也极为生动，有个性，有生命，栩栩如生，惹人喜爱。梁山泊一百零八个“高级将领”，人人都有职责，有参与决策、运筹帷幄、带兵打仗的，有专办钱粮、酒席宴会的，有刺探情报、招纳英才的，有负责制作衣甲、兵器的，有打造旌旗袍袄的，还有内外科医生、兽医，以及铸炮的、盖房的、屠宰牲口的、酿酒酿醋的，每个英雄都有用武之地，各司其职，面面俱到。
毛泽东曾结合革命实际，比喻水浒英雄。1938年，在一次关于保卫工作的谈话中，他说：“神行太保戴宗就是做城市工作的。祝家庄没有城市工作就打不开。”“梁山上有军队有政府，也有保卫侦察这些特务工作。一百零八位高级将领中就有做特务工作的。梁山的对面，朱贵开了个酒店，专门打探消息，然后报告上面。如果有大土豪路过，就派李逵去搞了回来。”他还说“要有知识分子”，“梁山泊没有公孙胜、吴用、萧让这些人就不行”。此外，在不同场合，毛泽东谈到的还有卢俊义、鲁智深、武松、李逵、柴进、三阮、张顺等人物。
毛泽东肯定吴用和三阮的人品，也赞扬武松、鲁智深和李逵。在长征途中，他说红九军副军长许世友武艺超群，“都赶上景阳冈那个打虎英雄武松了”。在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聂荣臻开辟晋察冀边区时，称赞他是“新的鲁智深”。这是因为他们颇有斗争精神，浑身是胆，才力过人。
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到武汉视察，见到了李达。毛泽东和李达同是党的一大代表，毛泽东字润之，李达字鹤鸣，革命战争年代，两人彼此都以字相称。新中国成立后，李达任武汉大学校长。两个老战友在武汉见面时，李达想改称毛泽东为“主席”，但一时又不习惯，一连“毛主……”了好几次，“席”字仍然说不出口。毛泽东见李达有些不自在，便替李达解围说：“你主……主……主什么？我从前叫过你李主任（指李达）吗？现在我叫你李校长好不好？你过去不是叫我润之，我叫你鹤鸣兄？”李达入座后惭愧地说：“我很遗憾，没有同你上井冈山，没有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毛泽东说：“你遗憾什么？你是黑旋风李逵，但你比他还厉害，他只有两板斧，你有三板斧，你既有李逵的大忠、大义、大勇，还比他多一个大智。你从五四时期，直到全国解放，都是理论界的‘黑旋风’，胡适、梁启超、张东荪、江亢虎这些‘大人物’都挨过你的‘板斧’。你在理论界，跟鲁迅一样。”
在梁山好汉这些生龙活虎的英雄人物中，几个重点刻画的人物在几百年的时光里一直都深受读者的喜爱，施耐庵把他们的性格塑造得非常饱满鲜活，不是刻板地描述一个个光芒万丈的无敌英雄，而是刻画了一个个普普通通的人，并赋予他们各种各样的优点和缺点，在毛泽东历经几十年的阅读过程中，对他们也形成了一些独特的评价。
二、要有武松打虎的精神
在《水浒传》中，武松打虎的故事，最为中国人所津津乐道，武松作为打虎英雄的形象印在了中国人心中，他的打虎精神也为广大民众所赞颂。在中国民间，武松打虎的故事以各种艺术形式传播，几百年不衰，其原因在于：这个故事，体现了中国人的勇敢精神；武松的身上，有一种让人敬佩的英雄豪气。
1954年3月，毛泽东在杭州散步时，和身边的警卫人员谈起了《水浒传》。毛主席问孙勇：“武松这个人怎么样，他是英雄吗？”孙勇答：“武松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武功高强有血性，是个大英雄。”毛主席说：“你讲得具体一点。”孙勇说：“武松在景阳冈赤手空拳打死猛虎，为人民除了害。西门庆诱奸霸占他嫂子潘金莲，并用毒药害死了他兄长武大郎，他查明真相为兄报仇，杀死了西门庆、潘金莲，提着人头去县衙自首。由此可见，武松是一个疾恶如仇、敢做敢当的人。在被判刑发配孟州的路上，两押差看到他一身正气，不敢打骂和怠慢他。后来，他醉酒痛打蒋门神显示了胆识。因此，武松是个真正的英雄。”毛主席听了，说：“你答得不错，给你打九十分吧！”
毛泽东也十分佩服《水浒传》中的打虎英雄武松，赞赏武松大无畏的精神和英雄豪举。但他却更深入地思考这个故事，把武松打虎看作一种英雄气概，一种敢于斗争的精神，他经常用这个故事启发干部。
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应该有一种武松打虎的英雄气概。在长征路上，毛泽东夸奖战将许世友“不愧是名副其实的打虎英雄”，敢打“国民党这只虎”！他经常称赞英勇的红军战士，个个都是武松那样的打虎英雄。
毛泽东一方面讲共产党人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要像武松一样敢于打虎，另一方面，他也对武松打的虎进行分析。毛泽东用武松打虎的故事来说明一个革命道理：人民和敌人，是水火不容，势不两立的，你不消灭敌人，敌人就要消灭你。革命者要放弃幻想，不与反动派妥协。在新中国建立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的革命力量势如破竹，向全国进军。这时，有一些声音指责共产党。对此，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
“你们太刺激了。”我们讲的是对付国内外反动派即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们，不是讲对付任何别的人。对于这些人，并不发生刺激与否的问题，刺激也是那样，不刺激也是那样，因为他们是反动派。划清反动派和革命派的界限，揭露反动派的阴谋诡计，引起革命派内部的警觉和注意，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才能孤立反动派，战而胜之，或取而代之。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毛泽东在这里把反动派比做吃人的野兽。他告诫人们，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他用《水浒传》中武松与虎的关系，讲明这样一个道理：在国内外反动势力这个野兽面前，要学习景阳冈上的武松，丢掉怯懦，敢于斗争，决心“把老虎打死”，而绝不能让虎来吃人。他启发共产党的干部们，要在革命即将胜利的关头，发扬武松的“打虎”精神，克服怯懦，放弃一切妥协的幻想，与人民面前这只“虎”，作你死我活的搏斗。
在历来研究或者讨论《水浒传》的人中，在讲述或者赞颂武松打虎这个故事时，还从来没有一个人把目光投放在被武松打死的老虎身上，从这个野兽身上发现什么道理。毛泽东以他独到的眼光，对这只老虎作了一番分析。他把这个老虎作为与武松的对立面来看，将其分析活了：它先是要吃武松；在吃人的老虎面前，武松只有打，打死要吃人的老虎，武松才能活，也才能成为英雄。
在这里，毛泽东把老虎这个野兽的本性同反动派的反革命本性联系起来，把武松与人民联系起来，把革命道理讲得生动易懂：老虎是要吃人的，你不打死老虎，自己就要被老虎吃掉；有要吃人的老虎，才有打死老虎的英雄；有反动派的压迫，才有革命人民的反抗；在反抗中，打倒压迫人民的反动派，人民革命才能取得胜利。他以此教育干部、战士要坚持斗争，革命到底。
三、要学石秀的拼命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十分注意引导干部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在巩固社会主义政权中，在捍卫国家主权时，要有一种拼命精神。当年中国上下都讲这样一句流行的话：“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这句话反映了那时的时代风貌和人们的精神境界。
毛泽东特别赞赏这句话，他多次讲过，人总是要有一种精神的。在毛泽东提倡的精神中，就有干事业的一种拼命精神。毛泽东提倡这种精神，并用他所熟悉的《水浒传》中石秀的例子向干部们讲这个道理。
1957年3月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他号召全党同志要有一种拼命精神，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说：“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什么叫拼命？《水浒传》上有那么一位，叫拼命三郎石秀，就是那个‘拼命’。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种拼命精神。”
毛泽东用《水浒传》中石秀的例子，生动形象地向干部们讲了这样的道理：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要有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种干劲，那样一种热情，那样一种拼命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我们才能永远不懈怠，才能克服有些人在胜利后贪图安逸、停滞不前的现象。
毛泽东还把石秀这种拼命精神，作为共产党人实现自己人生价值和成就伟大事业最高的精神境界。有了这种精神状态，战争年代可以夺取革命胜利，建设时期可以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本来，《水浒传》中的石秀，并不是梁山好汉中特别突出的英雄，但书中在记述石秀时，重笔描绘了其在关键时刻不怕死，敢于舍弃性命去斗争的形象。石秀这个《水浒传》中并不显赫的人物形象，被毛泽东抓住了特点：拼命精神。毛泽东透过这部书中较为原始、粗糙、杂乱的描写，看到本质的东西，并将这种本质的东西，幻化成一种精神材料，进行提炼、升华，试图将它熔铸成共产党人的革命魂魄。
四、从“林冲棒打洪教头”学“以弱胜强”
毛泽东读《水浒传》，不是泛泛而读。他每次阅读这部书，都善于对书中故事进行深度挖掘。《水浒传》第九回，有一段林冲在柴进家，与武术教师洪教头比武的描写。
柴进心中只要林冲把出本事来，故意将银子丢在地下。洪教头深怪林冲来，又要争这个大银子，又怕输了锐气，把棒来尽心使个旗鼓，吐个门户，唤做把火烧天势。林冲想道：“柴大官人心里只要我赢他。”也横着棒，使个门户，吐个势，唤做拨草寻蛇势。洪教头喝一声：“来，来，来！”便使棒盖将入来。林冲望后一退，洪教头赶入一步，提起棒，又复一棒下来。林冲看他脚步已乱了，便把棒从地下一跳，洪教头措手不及，就那一跳里，和身一转，那棒直扫着洪教头臁儿骨上，撇了棒扑地倒了。柴进大喜，叫快将酒来把盏。众人一齐大笑。洪教头那里挣扎起来。众庄客一头笑着，扶了洪教头，羞颜满面，自投庄外去了。
毛泽东读这段故事，从中悟出的道理非常深刻和独到。他依此启发党和军队的干部——在斗争中，要讲究策略。特别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先进行战略退却，从退却中发现敌人的弱点，进而打败敌人。毛泽东曾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以这段故事，来比喻说明战争中根据形势进行战略退却的重要性：
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可是，军事冒险主义者则坚决反对此种步骤，他们的主张是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
《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
春秋时候，鲁与齐战，鲁庄公起初不待齐军疲惫就要出战，后来被曹刿阻止了，采取了“敌疲我打”的方针，打胜了齐军，造成了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的战例。
毛泽东的话，生动而又有趣，让干部和战士们一听就懂，并且容易记得住，得以在战争实践中加以运用。本来，林冲与洪教头“放对”，属于两个人的对打，在现代战场上可以称之为“单兵对抗”，但毛泽东却从中发现了大兵团作战的战略思想，即如何对待强大敌人进攻的战略问题，用《水浒传》中的小故事，来说明我们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先退一步，以争取主动的道理。这是毛泽东从通常人们只是作为热闹来看的故事中发掘出的深刻道理。
五、要学宋江善于调查研究
毛泽东在一生实践中，特别强调共产党人要注重调查研究，他是把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作为共产党员的一门基本功课来看待的。但是，毛泽东讲述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这一道理时，用的却是《水浒传》中宋江三打祝家庄的例子。1937年8月毛泽东在他所写的《矛盾论》中写上了这样一段话：
孙子论军事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说的是作战的双方。唐朝人魏徵说过：“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也懂得片面性不对。可是我们的同志看问题，往往带片面性，这样的人就往往碰钉子。《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
毛泽东用《水浒传》中这个故事，告诉共产党员，要从调查研究入手，才能解决问题。三打祝家庄最终能够胜利，还是得益于宋江最终能够采取正确的方法。此后，毛泽东多次用《水浒传》中宋江三打祝家庄的故事启发干部。
1943年底，京剧《逼上梁山》在延安演出成功后，毛泽东给编导写信，信中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
1944年春，毛泽东又指示延安平剧院创演《三打祝家庄》，他的目的，是通过这个戏对干部、战士进行“谨慎”教育。1945年2月，《三打祝家庄》排完公演，毛泽东看后讲了这样的话：“三打祝家庄，为什么要三次？我看宋江这个人有头脑，办事谨慎，前两次是试探，后一次才是真打。我们干革命，就要学宋江，要谨慎。”之后又给剧院写了一封信：“我看了你们的戏，觉得很好，很有教育意义。继《逼上梁山》之后，此剧创造成功，巩固了平剧改革的道路。”
六、不当李逵式的官长
《水浒传》中的李逵，是一个性鲜明的人物。他有拼命精神，朴实，豪爽，疾恶如仇，但性情过于鲁莽，杀人过多。《水浒传》中江州劫法场救宋江一节，描述梁山出动大批人马劫法场时，李逵滥杀了很多无辜百姓。
说时迟，一个个要见分明；那时快，闹攘攘一起发作，只见夥客人在车子上听得“斩”字，数内便向怀中取出一面小锣儿，一个客人立在车子上，当当地敲得两三声，四下里一齐动手，却见十字路口茶坊楼上一个虎形黑大汉，脱得赤条条的，两只手握两把板斧，大吼一声，却似半天起个霹雳，从半空中跳将下来，手起斧落，早砍翻了两个行刑的刽子，便望监斩官马前砍将来。众士兵急待把去搠时，那里拦得住……只见那人丛里那个黑大汉，抡两把板斧，一味地砍将来。晁盖等却不认得，只见他第一个出力，杀人最多。晁盖猛省起来：“戴宗曾说一个黑旋风李逵和宋三郎最好，是个莽撞之人。”晁盖便叫道，“前面那好汉莫不是黑旋风？”那汉那里肯应，火杂杂地抡着大斧只顾砍人。晁盖便叫背宋江，戴宗的两个小喽罗，只顾跟着那黑大汉走。当下去十字街口，不问军官百姓，杀得横遍地，血流成渠。推倒颠翻的，不计其数。众头领撇了车辆担仗，一行人跟了黑大汉，直杀出来。背后花荣、黄信、吕方、郭盛、四张弓箭，飞蝗般望后射来。那江州军民百姓谁敢近前？这黑大汉直杀到江边来，身上血溅满身，自在江边杀人。晁盖便提着朴刀，叫道：“不干百姓事，休只管伤人！”那汉哪里听得叫唤，一斧一个，排头儿砍将去。
李逵这个人勇猛无敌，孝顺母亲，对“李鬼”有怜悯之心，在梁山泊中敢于拍案而起，仗义执言，对宋江赤胆忠心，凡此种种，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非常惹人喜爱的，因此大部分读者在读《水浒传》时，都不会太在意这段李逵滥杀无辜的情节。但是鲁迅则与一般读者不同，他超越那个时代普通中国人的价值观，简言之就是讲“损”和“益”，他说：“不知怎地，我虽然并非犹太人，却总有些喜欢讲损益。”
因此，他对李逵的滥杀无辜十分不屑：
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
毛泽东是赞同鲁迅的看法的。虽然毛泽东并未对李逵有更多的贬低，但对于他不分青红皂白，乱杀人，是持批评态度的。毛泽东的深刻之处在于：由《水浒传》中的这个故事说起，讲明白一种道理，用以启发共产党的干部。
毛泽东早在江西革命根据地的时候就发现，红军游击队里有些干部不注意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往往离开实际情况去估量政治形势、指导工作，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则一律狠整，因而出现了许多问题和错误。毛泽东批评这种人是“李逵式的官长”：
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么，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
你不相信这个结论吗？事实要强迫你信。你试试离开实际调查去估量政治形势，去指导斗争工作，是不是空洞的唯心的呢？这种空洞的唯心的政治估量和工作指导，是不是要产生机会主义错误，或者盲动主义错误呢？一定要弄出错误。这并不是他在行动之前不留心计划，而是他于计划之前不留心了解社会实际情况，这是红军游击队里时常遇见的。那些李逵式的官长，看见弟兄们犯事，就懵懵懂懂地乱处置一顿。结果，犯事人不服，闹出许多纠纷，领导者的威信也丧失干净，这不是红军里常见的吗？
必须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出现，才能完成争取群众战胜敌人的任务。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
毛泽东在这里讲述了这样的道理：共产党人，对于形势要冷静分析，要有头脑，不能乱闯乱撞。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去办事、指导工作。对于犯错误的同志，也要调查研究，分清情况，区别处理，不能见自己的同志犯了错误，就乱打一气。那样做，只能伤害同志，抛弃政策，放弃原则，对革命是不利的。
《水浒传》中的李逵朴实豪爽，对革命事业很忠诚，但头脑简单行事鲁莽。毛泽东将红军中“懵懵懂懂”处事的干部比做“李逵式的官长”，是批评他们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同时用李逵这样一个中国人喜爱的人物作比喻，也肯定了这些人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因而使被批评者心悦诚服，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第三节 毛泽东发现“《水浒传》里没有农民”
毛泽东读《水浒传》，理解得很深刻，视角也很独特。他虽然曾经把宋江理解为农民造反领袖，但他后来也发现《水浒传》中没有写农民，是一个缺点。他认为，这是这本书中值得研究的问题。
很多学者认为，《水浒传》是农耕社会的百科全书。它保留、存积了我国自宋元至明初中期的许多民间语言和文化、社会风俗和习惯。这些内容在官修史书和朝野士大夫的札记、野史里难以寻见。而《水浒传》的精髓，是以形象思维，抒写了那个时代各阶层，尤其是中下层民众的社会生活、心态和行为。它记下了当时社会的大多数职业行当。但是，这些学者大多没有看到，这部书中没有写农民。而毛泽东却看到了。
毛泽东注意到这一点，是在少年时代。当年他读了包括《水浒传》在内的若干传统平话小说后，发现《水浒传》中所重笔描写的梁山群英，社会成分较为复杂，宋江本是朝廷的下级官吏，其他好汉，有的是旧军官，有的是受到排挤的富裕大户，有的是开店的，有的是卖艺的，有的是游手好闲的乡村流浪汉，有的是小偷。五行八作，什么人都有。连晁盖也是乡村富户，有点类似现在村长的角色。可以说，《水浒传》中描写的绝大多数人，很难说是真正的农民或者城市雇工。只有渔民出身的阮氏三兄弟，以及砍柴出身的李逵，属于农民的范畴。毛泽东在少年时代读这部书时，虽然注意到了这一点，但还没有更深入思考。到了青年时代，毛泽东十分注重阶级分析，在读《水浒传》时自然看重这一点。
其实《水浒传》中描写的大多数英雄好汉并不是纯粹劳动人民出身，却在当时代表了普通劳动者求平等的意愿起来向皇帝造反，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当时包括普通农民、城市下层贫苦劳动者的意愿和利益，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值得研究的现象，至今中外学者仍然在探讨这一问题。可贵的是，毛泽东在青年时代读《水浒传》时就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直到他成为中共中央领袖时仍然在思考这个问题。
故事发生在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转战陕北途中。1947年6月中旬的一天，转移中的中央纵队在陕北田次湾宿营。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等人坐在火堆旁。毛泽东用一根树枝翻动火堆中燃烧的木柴，抽着烟，神情专注地在思考。周恩来小声问：“主席又在想什么？”
毛泽东冲周恩来微微一笑说：“我在想，我小时候读《水浒传》中梁山英雄好汉的故事，读得入神。可是，有一次我忽然想到，这部小说中有一件事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我纳闷了两年，种田的为什么就没有谁去赞颂呢？后来我想通了，写书的人都不是种田的人！所以我在想，在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思想是统治思想，被统治的农民的思想是不能占统治地位的。在那个时代，是不可能产生真正地歌颂农民英雄的作品的，《水浒传》能用这种方式歌颂一些非农民出身的英雄好汉，已经不容易了。这部书能够传下来，也是民间下层口口相传的结果，下层民众用这种方式，竟能让它不胫而走，传世传代，了不起啊！”
从毛泽东这些话中，可以看出，他很早就对《水浒传》有科学的独立见解。毛泽东又从《水浒传》谈到《三国演义》，说：“小时候我喜欢看《三国》，读起来就放不下……《三国演义》算我读到的第一本军事教科书吧。可也受了一点骗，许褚好像不得了。现在发觉算不得什么。我们警卫排的战士都是种田的农民，我看哪个都比许褚厉害。关云长就不如我们的彭老总！”江青在火堆一侧听到了，大声说：“我听说必成（周恩来当时的化名）同志四岁读唐诗，九岁读完《水浒》和《三国演义》，而且能背诵许多精彩段落。”毛泽东抬起头来，看着周恩来问：“是这样吗？”周恩来谦逊又坦诚地说：“是这样，我喜欢古典小说，不满九岁就读了许多，特别是《水浒》和《三国演义》。”毛泽东说：“那你读这些书比我早，我十几岁才开始读《水浒》和《三国》。”周恩来坦然承认，说：“但是，当时我读这些书，就没想到那个问题：为什么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直到刚才我才想到，并且同时得到了答案：写书的人都不种田！”毛泽东和任弼时都点头说：“这确实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呀。”
确实，《水浒传》中，没有对于农民的描写。这不仅是这部流传长远的著作中值得研究的问题，也是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特殊性时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毛泽东发现了《水浒传》这个特点，自然在读这部书时有所分析。
但《水浒传》毕竟是一部不同凡响的书，其中包含许多智慧和道理。毛泽东发现了书中上述问题，并不影响他经常运用这部书中的故事启发干部。毛泽东在讲话、报告和文章中经常引用《水浒传》的故事来说明深刻的革命道理，或者用来印证、阐发他的认识。
第四节 长期阅读、深入研究《水浒传》
一、阅读《水浒传》，终生不辍
一直以来，毛泽东对于《水浒传》这部书，不是随兴而读，而是在各个时期经常阅读，深入研究。
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水浒传》是毛泽东必读的一部书；在长征途中，急于找寻《水浒传》来读；在延安和北京时期，《水浒传》又是书架上必备的。他熟悉《水浒传》的各家版本，一百回的简本、一百二十回的繁本、金圣叹腰斩的七十回本，以及由一百二十回后之四十回独立成篇的《宋江平四寇》，还有《水浒传》衍生、嬗变的《水浒后传》（清·陈忱）、《水浒新传》（张恨水）等。
在战争年代，不管多么紧张，一有时间，毛泽东就读《水浒传》。新中国成立后，在繁忙之余，《水浒传》也是他调剂自己生活节奏、换换脑子的读物。长期研读，使他对于《水浒传》的各种版本，都十分熟悉。对其中的故事，他信手拈来；对于其中的政治道理，他理解得也十分深刻，并且号召干部们要读这部书。
从新中国成立后直到晚年，毛泽东仍反复地研读《水浒传》各种不同的版本。对此，担任毛泽东图书服务管理工作的徐中远曾有过一段生动的记述：
1964年8月3日，逄先知送给毛泽东的那部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影印贯华堂原本《金圣叹批改水浒传》，是毛泽东最喜爱看的版本之一。70年代，他还先后两次看过这部《水浒传》。一次是1971年8月3日，这天上午大约十点多钟，高碧岑告诉笔者，说首长要看《水浒》，要笔者赶快找出一部送去。高碧岑是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一般干部。徐业夫生病后，组织上调他来接替徐秘书的工作。因为高秘书来到主席身边工作时间也不长，对主席读书的具体情况知道得也不细，所以这次主席要看《水浒》，他也不太清楚主席要看什么版本的《水浒》。我们给主席管理图书的时间也不太长。对主席读书的习惯和要求，我们更是知之甚少。不过《水浒》这部书笔者还是知道的，在学校里也读过。接了高秘书的电话后，我们很快在主席图书中找出一部平装本《水浒》。当时笔者头脑里想的只是“主席要看《水浒》，赶快找出一部送去”。所以我们就毫不犹豫地很快送到了游泳池毛泽东住地交给了高秘书。从游泳池回到笔者的办公室后，屁股在椅子上还没有坐稳，电话铃声又急促地响起来了。笔者一拿起电话，高秘书仓促的声音就传进了耳朵：“首长说他不是要这种版本的《水浒》，他要的是他几年前看过的线装本金圣叹批改的《水浒》。”当时，笔者只知道有《水浒》这部小说，不知道还有金圣叹批改的《水浒》。既然几年前看过，说明这部书可能还在他的书房里。放下电话，急忙到主席书房。因为主席要的是线装本的《水浒》，所以，笔者就径直来到放线装书的屋内。当时，主席的图书平装和线装是分开存放的。线装部分是按照经、史、子、集四大部分类，一类的图书大多放在一起。管理图书的同志都知道这一点。这主要是为查找使用方便。《水浒》和《红楼梦》等这些小说，我们记得当时一共放了满满的两个书柜。为了查找方便，书柜外面我们分别都贴有标签，一看标签就知道柜内放的是什么书。来到放线装书的屋内，我们很快找到了放小说的书柜，打开书柜，从上往下一层一层查看。不一会就在这个书柜的底下两层看到了好几种版本的《水浒》。仔细一翻，还真有一种叫《金圣叹批改水浒传》。找到了主席要看的书，心中是很高兴的。在“毛主席用书登记本”上登记后，我们将它急忙送交高秘书。心想：“这下不会错了！”高秘书说：“你们送来正好，首长在等着看呢。”
第二次，是1972年2月1日，主席又要看《金圣叹批改水浒传》，因为有了上一次的经验，所以这一次就比较熟悉了。但是这一次又不同于上次。上一次主席指名要看的是这部书，看后也没再要看别的版本《水浒》。这一次，笔者把这部书送给他之后，第二天晚上，徐秘书就告诉我们：“首长还要看别的版本《水浒》，要找线装本，字大一些的。”毛泽东自己的存书中，有几种版本的《水浒》，是线装本，但字都比较小。此情况向主席汇报之后，主席让我们再到北京图书馆或者其他图书馆去找一找。
第二天，即2月3日，我们到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找了一部线装本《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七十回本，上海同文书局版，十六册），字也比较大。巧得很，这部《水浒》也是金圣叹评点过的。我们又到首都图书馆借来一部《全像绘图评注水浒全传》（上海扫叶山房1924年版，十二册）。后一种，主席翻看后第二天即2月4日就退回来了。前一种《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主席一直留在身边，默默伴随着他度过终生。人们知道毛泽东晚年看过不少版本的《水浒传》，但是，他最爱看的版本，就要数金圣叹批改的《水浒》了。
二、翻阅、对比、研究不同版本的《水浒传》
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间，在毛泽东丰泽园的书房、卧室里一直放有几种不同版本的《水浒传》。据毛泽东的秘书逄先知记载，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毛泽东共阅读过十二种不同版本的《水浒传》。
《金圣叹批改水浒传》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影印（1—24册）
《水浒传》顺治丁酉冬刻本（1—20册）
《全像绘图评注水浒全传》上海扫叶山房1924年版（1—12册）
《五才子水浒传》上海同文书局版（1—16册）
《水浒》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上、下册）
《明容与堂刻水浒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1—4册）
《明容与堂刻水浒传》上海中华书局1966年版（1—20册）
《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中华书局1975年影印（1—8册）
《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影印（1—100册）
《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中华书局1975年影印（1—32册）
《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上、中、下册）
《水浒全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上、中、下册）
半个世纪以来，这些不同版本的《水浒传》一直放在毛泽东的书房里，他经常翻阅、对比、研究。毛泽东的一生，直到他的生命最后时刻，都喜欢读《水浒传》。上海中华书局1966年出版的《明容与堂刻水浒传》（线装大字本1—20册），是毛泽东很喜欢的版本之一，一直被他放在卧室里，有空便拿起来阅读。
毛泽东翻阅最多的一套，就是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影印贯华堂原本《金圣叹批改水浒传》，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还看过几次这个版本。毛泽东对金圣叹的一些精妙论述很欣赏，他认为：“金圣叹很讲究文章的提笔。”如金圣叹提笔评《水浒传》时所说的那段开门见山的话：
开书未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乱自上作也。乱自下生，不可训也，作者之所必避也；乱自上作，不可长也，作者之所深惧也。
从青年时代，毛泽东在读《水浒传》的过程中就逐渐把小说的内容与中国现实联系起来：“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
这与金圣叹“乱自上作”和“乱自下生”的论断不谋而合。
在几百年间，《水浒传》流传最广的是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不同版本的《水浒传》，有着很大的区别。
其中七十一回本是清朝金圣叹进行删改的，他腰斩了一百回本排座次以后的部分，以原书第七十一回卢俊义的梦作为结尾，梦中一百单八人全部被杀。再将第一回作为楔子，形成了七十回本。流传较广的就是《金圣叹批改水浒传》，却形成了《水浒传》最不完整的版本。但是，不得不佩服金圣叹的文学功力，他批改的七十回本，在艺术表现的很多方面比原作大有改进，为原作生色不少，所以这种本子一出来，几乎令他本尽废，一统天下近三百年，毛泽东一生读的最多的，就是这个版本的《水浒传》。
毛泽东对金圣叹的才华是欣赏的，但是对于他砍掉《水浒传》的结尾则颇为不满，这与鲁迅的态度是一致的。鲁迅曾在《谈金圣叹》一文中说：
金圣叹“自称得到古本，乱改《西厢》字句的案子且不说罢，单是截去《水浒》的后小半，梦想有一个‘嵇叔夜’来杀尽宋江们，也就昏庸得可以。虽说是因为痛恨流寇的缘故，但他是究竟近于官绅的，他到底想不到小百姓的对于流寇，只痛恨着一半，不在于‘寇’，而在于‘流’”。“宋江据有山寨，虽打家劫舍，而劫富济贫，金圣叹却道应该在童贯高俅辈的爪牙之前，一个个俯首受缚，他们想不通。所以《水浒传》纵然成了断尾巴蜻蜓，乡下人却还要看《武松独手擒方腊》这些戏。”
最长的百二十回本《水浒传》，是明万历末杨定在最初一百回本的基础上又插入了征田虎、王庆等情节，合成一百二十回本。
学术界认为最可靠的版本是百回本，它可能是《水浒传》故事成形定书的最早本子，也最接近施耐庵和罗贯中原创的版本。一百回本在宋江受招安后，又有“征辽”、征方腊等情节。
第五节 《水浒传》中的政治斗争暗线
一、毛泽东首次发现宋江与晁盖之间的路线斗争
所谓暗线，就是宋江和晁盖之间隐含的路线斗争，在几百年来一直无人发现。直到毛泽东晚年将其解读为路线斗争，并以此为专题讨论，从而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波。
百回本《水浒传》有两大主题，即前半部的造反主题和后半部的招安主题。两大主题之间的转折，正是宋江逐渐占据了梁山的主导地位，而晁盖被逐渐架空，成为一个有名无实的傀儡的过程。如果仔细阅读，《水浒传》中的很多情节都隐藏着这个关键暗线，而正是这个暗线，带动了情节的巨大转折，从好汉们风风火火地啸聚山林，大块吃肉，大碗喝酒，随后调子逐渐压低，转入悲凉压抑的招安主题，最终形成《水浒传》作为悲剧的艺术风格。
宋江做梦都盼望着朝廷招安，与他相比，晁盖则根本没有这个追求。他领导下的梁山，好汉们都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当一天强盗抢一天粮的日子，阮氏兄弟和李逵喜欢过这样的生活。但宋江这种盼望回归正统的人，和卢俊义这样身不由己的人，都不愿意当一辈子土匪，因为上山造反，沦为贼匪，本身就是件龌龊的事，民谚有云：“一日为贼，终身为贼，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顶风臭出八百里。”造反当了贼，不是自己快活一时的事情，而是玷污了祖宗牌位和子孙后代，永世不得翻身。这在封建社会，必然造成人们内心深处最大的恐惧。如何脱离这种生活，就成了宋江等招安派朝思暮想的事情。
随着宋江将卢俊义等人诓上山，梁山上层人物陡然增加了很多盼望回归正统的人物。这种情形下，梁山在原来没有战略方针的情况下，调整为招安的战略方针。这时，晁盖便成为一个摆设。表现晁盖此时的境遇，“金毛犬”献马这一段，就很典型：
宋江同众好汉军马已到梁山泊边，却欲过渡；只见芦苇岸边大路上一个大汉望着宋江便拜。慌忙下马扶住，问道：“足下姓甚名谁？何处人氏？”那汉答道：“小人姓段，双名景住。人见小人赤发黄须，都唤小人为‘金毛犬’。祖贯是涿州人氏。生平只靠去北边地面盗马。今春去到枪竿岭北边，盗得一匹好马，雪练也似价白，浑身并无一根杂毛。头至尾，长一丈，蹄至脊，高八尺。那马一日能行千里，北方有名，唤做‘照夜玉狮子’，乃是大金王子骑坐的，於在枪竿岭下，被小人盗得来。江湖上只闻及时雨大名，无路可见，欲将此马前来进献与头领，权表我进身之意。不期来到凌州西南上曾头市过，被那‘曾家五虎’夺去了。小人称说梁山泊宋公明的，不想那厮多有污秽的言语，小人不敢尽说。逃走得脱，特来告知。”宋江看这人时，虽是骨瘦形粗，却也一表非俗。心中暗喜，便道：“既然如此，且回到山寨里商议。”带了段景住，一同都下船，到金沙滩上岸。晁天王并众头领接到聚义厅上。宋江教樊瑞，项充，李衮和众头领相见。段景住一同都参拜了。打起聒听鼓来，且做庆贺筵席。
晁盖坐着梁山的头把交椅，但“金毛犬”初到梁山，却献马给宋江，并称“江湖上只闻及时雨大名，无路可见，欲将此马前来进献与头领，权表我进身之意”。也就清楚表明了晁盖在梁山和人们心目中的实际地位与宋江相去甚远。
晁盖当然是不甘心的，不仅是因为自己成了傀儡，同时根据这么多年共事，他也判断到了宋江必会把梁山众好汉引入歧途。从这时起，晁盖与宋江的路线之争便逐渐激化，只是晁盖不太可能直接与宋江就路线问题正式决裂，一是因为宋江对晁盖的架空是“温水煮青蛙”，循序渐进形成的，吴用本来是晁盖的人，但后来逐渐进入了宋江的阵营，甚至帮助宋江架空晁盖；二是诸如“金毛犬献马”这样刺激晁盖自尊心的事情，怪罪不到宋江本人的头上。因此，晁盖便用另一种方式发泄他的不满——执意带兵出征攻打曾头市。
戴宗去了四五日，回来对众头领说道：“这个曾头市上共有三千余家。内有一家唤做曾家府。这老子原是大金国人，名为曾长者，生下五个孩儿，号为曾家五虎：大的儿子唤做曾涂，第二个唤做曾密，第三个唤做曾索，第四个唤做曾魁，第五个唤做曾升，又有一个教师史文恭，一个副教师苏定。去那曾头市上，聚集着五七千人马，扎下寨栅，造下五十余辆陷车，发愿要与我们势不两立，定要捉尽我山寨中头领，做个对头。那匹千里玉狮马现今予教师史文恭骑坐。更有一般堪恨那厮之处，杜撰几句这语，教市上小儿们都唱道：摇动铁铃，神鬼尽皆惊。铁车并铁锁，上下有尖钉。扫荡梁山清水泊，剿除晁盖上东京！生擒及时雨，活捉智多星！曾家生五虎！天下尽闻名！没一个不唱，真是令人忍耐不得！”晁盖听罢，心中大怒，道：“这畜生怎敢如此无礼！我须亲自走一遭！不捉得这畜生，誓不回山！”宋江道：“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动，小弟愿往。”晁盖道：“不是我要夺你的功劳。你下山多遍了，厮杀劳困。我今替你走一遭。下次有事，却是贤弟去。”宋江苦劝不听。晁盖愤怒，便点五千人马，启请二十个头领相助下山；其余都和宋公明保守山寨。
反而是敌人对晁盖更尊重一些——曾家、史文恭等教市上小儿唱的歌谣，把晁盖排在及时雨宋江的前面，重新唤起了晁天王的自尊心。于是他怒道：“这畜生怎敢如此无礼！我须亲自走一遭！不捉得这畜生，誓不回山！”希望借此重新确立自己山寨之主的地位，宋江如何相劝也是徒劳。但是，晁盖没有想到这次领兵出仗，受到这么大的挫折，而且中了毒箭，命不久矣。
众头领回到水浒寨上山，都来探视晁头领时，已是水米不能入口，饮食不进，浑身虚肿。宋江守在床前啼哭，众头领都守在帐前探视。当日夜至三更，晁盖身体沉重，转头看着宋江，嘱咐道：“贤弟莫怪我说：若哪个捉得射死我的，便教他做梁山泊主。”
言罢，众头领都听了晁盖遗嘱。宋江见晁盖已死，放声大哭，如丧考妣。
路线斗争在晁盖临终之际几乎和盘托出，“晁盖一声保重，然后指明继任人的先决条件，等于委宋江以选人的监察任务，也就是说这把首席交椅与他无关了。晁盖已在弥留之际，哪容宋江、吴用等跟他争辩，一下子就完成了大家默许的继任立案程序。晁盖此举，全不以公为念”。然而，这终究也是徒劳的，晁盖活着时尚且无力扭转局面，临死之际的一句遗言又能有多大作用呢？
二、《水浒传》与“路线斗争”
在1973年12月21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在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时说：“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为了引起大家的重视，他引用了《水浒传》的例子说：“《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
隔了不到两年时间，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岁月，当时的权威报刊突然发表了他于1975年8月14日关于《水浒传》的谈话：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57页记载，毛泽东的原话是：《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水浒传》中一百零八位好汉排座次之时，晁盖已死，自然不会排在其中。毛泽东所说的“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所指的应该是排座次之前，宋江等人架空晁盖，放弃他的路线这一意思。
毛泽东更担心的，是他去世之后，中国革命会彻底改变路线，走了宋江招安的道路——“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这种投降，不是向国民党投降，也不是向美帝国主义投降，不是军事方面的投降，而是像中国历朝历代农民起义领袖夺取江山后，又成为新的剥削阶级一样，发生质的变化，向一种腐朽落后的意识形态投降。那么，这种革命就徒劳地成为一种“狗咬狗”的斗争——“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最终只是沦为剥削阶级之间的争权夺利，或者无产阶级争夺到支配权后，又变质而成了剥削阶级，这属于政治路线层面的失败。
这两个失败，将会导致毛泽东深深恐惧的一个未来：经历了惨烈的战争，空前的伤亡和巨大的消耗，最终的结果只是支配权易主，而这个国家却没有实质的进步，那么毛泽东一生奋斗的理想也就化为了泡影。在当时，毛泽东认为能够保持这种进步、捍卫胜利果实的武器，就是他亲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
晁盖的路线是：反对招安，反对修正主义，继续造反到底。宋江的路线是：反对造反到底，力争招安，一切都为招安的最终目标服务。那么，毛泽东心目中所对应的那个走修正主义道路的宋江又是隐喻谁呢？
其实，宋江并无具体的人可指，既不是邓小平，也不是周恩来。它实际上是“文革”末期，人们逐渐形成的一种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思想趋势。晚年毛泽东对这种思想趋势非常担忧，所以才说出了那段点评《水浒传》路线斗争的话，以表达他的立场。
到了1975年，毛泽东的身体已经越来越差了。当他1975年4月从杭州回北京之前，自己已经明白，他从此再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巡视南方了。登车前，他只向为他送行、见到他步履艰难而流泪的工作人员点了点头，什么也没有说，就上了北行的列车。此时，毛泽东的心情很沉重。
毛泽东并不是为他身体每况愈下而发愁。坚信唯物主义并且一向乐观的毛泽东，对这一点看得很开，他情绪低落的根本原因，是在中央内部明显形成了否定“文化大革命”和肯定“文化大革命”两派，前者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些老干部，后者是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文革”新贵们。
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虽然不敢公开讲，但在实际工作中，已经明确表示了他们的态度，并且为此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已经与“四人帮”有了几次较量。“四人帮”也在想方设法抓他们的辫子。这自然引起了政治局内部的矛盾。毛泽东内心非常明白政治局内部不团结的根本原因。由于在中央政治局内部存在这种矛盾和斗争，毛泽东开始为后事担忧起来。
毛泽东所担忧的，是自己所坚持的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下去。而这条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下去的根本点，就是对“文化大革命”肯定还是否定的问题。
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他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反修防修。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他认为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搞“文化大革命”这种形式，是在中国反修防修的最好形式，也是他一生当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
1976年6月，毛泽东在与华国锋、叶剑英的谈话中，谈了这个意思，他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从毛泽东的这些话中可以看到，毛泽东不允许否定“文化大革命”，他希望在他百年之后，“文化大革命”这条路线能够坚持下去，在坚持“文化大革命”路线的前提下又能维持国家稳定，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当时，在中央政治局内部，江青等人是坚持“文化大革命”路线的，但是，江青等人的所作所为，在党内，在人民中间，是很不得人心的，加上他们搞“四人帮”，又没有搞生产的热情、经验和能力，在毛泽东身后由他们来领导国家，来坚持“文化大革命”路线，毛泽东不放心，因为他们不得人心，没有人拥护他们，他们是搞不下去的。因此，毛泽东决定不把权力交给他们，同时，对他们搞“四人帮”的行为还要进行批评。
正是在这一思想主导下，毛泽东在1975年5月3日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四人帮”。毛泽东虽然批“四人帮”批得很严厉，但是并不是要打倒“四人帮”。他后来对毛远新说过这样一个意思：我批江青，不是要打倒她。
对于在实际工作中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邓小平，毛泽东既爱其才，要依靠他来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同时也对他在领导整顿中、在实际工作中否定“文化大革命”十分不满。这种不满长期积累起来，使他对邓小平很不放心，担心在他百年之后，由邓小平执掌权力，会否定“文化大革命”路线。
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已经打算要批一批邓小平，要促使邓小平把认识统一到他的认识上来。毛泽东当时还有一个良好的愿望，就是希望邓小平等老同志能够与“四人帮”搞好团结，团结的前提，就是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基础上把国家稳定下来，把生产搞上去。从这一愿望出发，毛泽东先是批了“四人帮”，不让他们搞宗派，要和政治局的同志、和全体中央委员搞好团结。同时，毛泽东一再讲：“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不要分裂，要团结。”
但是，毛泽东的这些想法毕竟只是一厢情愿，他自己心里也明白，要让江青与邓小平“团结”起来，是很难做到的。由此，他开始为自己的后事担忧。他不但担忧自己百年之后中央内部会发生斗争甚至分裂，而且担心出现大的政治动荡，如同他自己所说的在“血雨腥风”中交班。由于有这种担忧，毛泽东在1975年5月3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时，当着在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面，讲了三国故事，当他谈到吴王孙权时，让叶剑英当场背诵南宋词人辛弃疾的一首词《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何处望神州？
满眼风光北固楼。
千古兴亡多少事，
悠悠，
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
坐断天下东南战未休。
天下英雄谁敌手？
曹刘。
生子当如孙仲谋。
从毛泽东让叶剑英读这首词来看，毛泽东最担心的就是接班人问题。当时，林彪叛党后已自我爆炸；选王洪文进中央工作后发现他能力不行；让邓小平当第一副总理、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虽然是重用邓小平，但看到邓小平在实际工作中纠正“文化大革命”中一些过“左”的东西，毛泽东也不想把权力交给邓小平。这样，到毛泽东身体已经不行时，实际上，接班人问题还没有解决。而当时党内对“文化大革命”又发生了意见分歧，这使他担心在他身后会出现“战未休”的危险局面。
毛泽东的主观愿望，是希望有一个“孙仲谋”那样的人物，即有一个可以放心的接班人。这个接班人，须是既有能力又不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接班人。如同孙仲谋那样，既继承父兄基业，又有王者之能力，尽管在动荡的环境中，也能够发展这个基业。
毛泽东之所以担心“文革”被否定，不仅是因为邓小平的态度，也是因为当时党和人民的政治倾向已经发生了变化。到1975年，“文化大革命”已经搞了九个年头，结果如何？当时的人们已经看到：社会秩序紊乱、暴力事件频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张、经济下滑、人民生活水平下降。面对这个现实，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都在思索。经过思索，人们的头脑已经冷静下来，开始认识到：“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像毛泽东所估计和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而是动乱不休，纷争不已。人们开始普遍对“文化大革命”产生怀疑。
在此情况下，邓小平领导的1975年整顿及成果，给人们带来了希望，人们盼望通过整顿，全国能够安定下来，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因此当时人们普遍有一种怀疑“文化大革命”，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情绪。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他后来概括说：“现在，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看到人们对“文化大革命”有这两种态度的毛泽东，在晚年特别担心在他身后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一句话，他怕出现“反复”。
毛泽东当时已经感到邓小平在领导整顿时、在实际工作中正在逐步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对此，他的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也希望通过整顿，稳定社会，发展经济。另一方面，毛泽东的这种矛盾心情，使他对邓小平既要使用，又有怀疑。但是，邓小平作为一个久经历练的政治家，他懂得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当时，邓小平专注于实际工作，从来不谈“文化大革命”，也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讲过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话，他只是在实际工作中逐步纠正“文化大革命”中过“左”的那一套，这使毛泽东对邓小平有怀疑，不放心。这种怀疑最终导致了1976年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结果。
三、一次引起政治风波的“谈话记录”
1975年七八月间，毛泽东做了一次眼睛白内障手术。术后，他只有一只眼睛可以看东西，而这只眼睛也不太好。鉴于此，中央办公厅决定：为了保护毛泽东的视力，除了重要的文件让毛泽东亲自阅读外，其余的都由工作人员念给毛泽东听，即“代读”。报纸、文件、一般的书，工作人员可以给毛泽东念，但对于古典文学书籍，不太懂得古典文学的工作人员就读不了了，因为书中有许多古汉语。工作人员提出，可否从大学中找一个懂得古典文学的人来为毛泽东“代读”，这样就可以在毛泽东阅读文件之后，帮助他读一些古典文学著作，调节一下。经请示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副主任张耀祠同意，中央从北京大学选了一位教古典文学的教师——芦荻来帮毛泽东读古典文学书籍。于是，芦荻走近了毛泽东。毛泽东一见到芦荻就对她说明白了，他说：“我最近眼睛不太好，请你念念古文，没有别的事，我眼睛好了，你就回学校，怕耽误你的教学。”这样，从1975年7月下旬开始，芦荻开始为毛泽东读书。
芦荻不光是帮助毛泽东读一本书，而是帮助毛泽东读包括《水浒传》在内的不少书。芦荻曾经回忆她帮助毛泽东读书的情形时说：“主席一向关心历史、哲学史和文学史的研究工作，重视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当时，他老人家虽在病中，万机之余，仍是手不释卷；尤其爱读鲁迅的文章，读时，常常发出赞许的笑声。偶或，他也让我提些问题，然后，通过解答，亲切慈祥地给我讲点历史、文学史和鲁迅。我曾向他请教过关于一些作家作品的评价问题。”
当时，芦荻对古典文学中一些问题的看法不甚清楚，就想请教毛泽东。事先，她曾问过张玉凤：“我有几个问题能不能问？”张玉凤说：“那是可以的，但要看主席高兴不高兴。高兴的时候就问，不高兴的时候就不要问。”那时，毛泽东手术后恢复较好，心情也较好一些，芦荻见毛泽东心情好，就于1975年8月13日向毛泽东请教了几部古典文学著作中的问题。
毛泽东先是讲了对《三国演义》的评价，又讲了对《红楼梦》的评价，然后谈到了对《水浒传》的评价。张玉凤问毛泽东：“主席，1964年在武汉我看《水浒传》时，主席就对我说过：‘宋江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招安就是投降，替皇帝办事。’可他们现在又都说这部书好，到底好在哪？”毛泽东回答说：“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员，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学术界对《水浒传》的基本评价向来是很高的，甚至有的说，这是一部千古不朽的农民运动的史诗。但到1974年，《北京日报》到北大约写一篇批判《水浒传》的文章时，却批判说《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芦荻自己也听到了这个说法，但她不相信，因为不是正式消息。对精神实质的理解不一，学术界在讨论时分歧很大，这篇文章后来也没有发表。后来听说毛泽东有个讲话，其中提到《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因此芦荻便想找个机会向毛泽东请教这个问题。
这天毛泽东鼓励她提问题。这时芦获就问道：“主席，听说你讲过《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毛泽东点了点头说：“那是我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
这时，坐在一旁的张玉凤也插话说：“去年在武汉时，我正读《水浒传》。主席见了，对我说过，‘宋江是投降派！’”
于是，芦获请毛泽东详细谈谈应当怎样读《水浒传》这部书。
这样，也就引发出毛泽东的一大段议论。
芦荻的笔，沙沙地做记录，记下了毛泽东的话。
后来，芦荻这么回忆：
“主席讲《水浒传》时，谈笑风生，和蔼幽默。就该书的主导的政治倾向问题，他反复举例，细致地进行了分析……”
“主席非常推崇鲁迅，每次谈话，都要提到他。当他听我说北大中文系正在修改《小说史稿》时，便说，鲁迅评小说评得好，要好好学习鲁迅的思想观点。他更盛赞鲁迅在《流氓的变迁》中对《水浒传》的评论，称赞鲁迅对金圣叹的批判。他对《水浒传》研究中长期没有贯彻鲁迅的评论精神，对金圣叹的腰斩《水浒传》和大量发行的这一腰斩本即七十一回本，十分不满……”
毛泽东说，应该出全本——百回本，叫出版部门印行。他说，印行百回本，让读者了解故事的始末，了解全貌，知道梁山好汉们怎样兴而又怎样败，还其本来面目，让读者知道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芦荻忙于记录。她觉得毛泽东的见解，颇为深刻。她只是从学术的角度理解毛泽东的话。张玉凤毕竟是秘书，她从秘书的角度考虑问题。她以为，毛泽东的话就是指示。毛泽东说要印百回本，那就应当加以执行、贯彻。于是，她问毛泽东：“主席，要不要通知出版界，把百回本的《水浒传》印出来？”
毛泽东答道：“好。”
这时，张玉凤便对芦荻说：“芦老师，你把主席的指示，写一下吧。”
芦荻从未起草过文件之类，她遵照毛泽东的意思，写下他的这么一段话：“《水浒传》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
毛泽东补充道：“要不要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书的前面？”
芦荻遵嘱加上了一句：“把鲁迅先生的《流氓的变迁》中的那段话印在卷首。”然后送给张玉凤。
这时毛泽东说：“我要休息了，今天就谈到这里。”
张玉凤赶紧把芦荻记录的毛泽东的那两句话，递给毛泽东。毛泽东看毕，微微颔首。
芦荻站了起来，告退。
毛泽东朝她挥了挥手，道：“好，再见！”
芦荻准备离开时，张玉凤却叫住她，说：“芦老师，请你在书房里等一下。”便到了毛泽东的书房，坐在书桌前。一会儿，张玉凤进来了。她对芦荻说：“芦老师，刚才我问主席，除了把鲁迅的评语印在各种版本的《水浒传》前面，要不要把主席对《水浒传》的意见整理一下，也印在前面？主席同意了。芦老师，请你把主席对《水浒传》的评语马上整理出来。”于是，芦荻就在毛泽东的书房里，很快整理出了刚才的谈话记录：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
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这些谈话内容，只是芦荻、张玉凤与毛泽东谈古典文学的笔记，记录了毛泽东当时的思想。
毛泽东读书，谈论书，向来不是纯文学的，他总是联系实际的，总是有所指的。他在这一番谈话中，透露出了他内心的隐忧，即担心中国出现“反复”，即否定“文化大革命”，他认为，那就是“投降”了。他所说的“招安”“投降”，都是针对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他提出印《水浒传》的三种版本，就是为了宣传他的这一想法——防止出现“反复”。
芦荻也认为毛泽东的谈话十分重要，但她是从古典文学角度，认为毛泽东的谈话对重视研究古典文学著作有价值。谈话之后，芦荻把毛泽东的谈话一句句整理出来，交给张玉凤送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表示同意。
由于毛泽东的谈话内容中有这样一个内容：要出版三种版本的《水浒传》，因此，毛泽东把这份记录稿交给汪东兴，要汪东兴交给分管出版工作的姚文元看。1975年8月14日，汪东兴把毛泽东的谈话记录稿交给了姚文元。
从这一天开始，路线斗争又被摆上台面，“四人帮”利用毛泽东的这次讲话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在全国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这是芦荻、张玉凤完全没能预料到的。
第六节 《水浒传》与“文革”末期的政治风云
一、全党转发毛泽东评《水浒传》的谈话
邓小平于1975年1月复出之后，开始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对工业、农业、科教、卫生等领域进行了全面整顿，一改之前混乱的局面。
这个时期也相对比较安定。自从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批了“四人帮”后，“四人帮”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江青不再出头露面了，张春桥不再发指示了，王洪文干脆去打鸟、钓鱼了，姚文元也不再直接安排人写批判文章了。到了7月份，邓小平对文艺工作的调整启动后，“四人帮”感到形势越来越被动。
而在他们四个人中，数姚文元最收敛。因为毛泽东在1975年5月3日政治局会议上，一开始批的，就是姚文元搞的“以反经验主义为主”，由此引起的话头。毛泽东当时说，我要做自我批评呢，我对春桥的文章没有看仔细，放过了“以反经验主义为主”这句错误的话。毛泽东的讲话，明显表示了对姚文元的不满，这一点，姚文元是清楚的，政治局也是清楚的，姚文元由此感到很不舒服。他“韬晦”了很长时间，甚至连一些应该他参加的会议也借故推掉了。
1975年8月14日，汪东兴传来毛泽东评论《水浒传》的谈话记录稿后，姚文元仔细看了一遍，他的眼前一亮，觉得这是个可乘之机。于是他急不可待地又看了一遍。聪明的姚文元从毛泽东的这篇谈话记录中，看到了毛泽东内心所包含的隐忧，认为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到的反对“投降派”、“宋江架空晁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等语，正是他们可以用来影射攻击邓小平的炮弹，反击邓小平的时候到了。于是，他立即拿起笔来，给毛泽东写了一份请示报告：
主席：
接到关于《水浒》的评论后，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主席的批评，揭露了《水浒》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指出了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貌，明确地告诉我们：“《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作为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这不但对于古典文学研究，对整个文艺评论和文艺工作，而且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的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意义，应当充分发挥这一反面教材的作用。
出版《水浒》上存在的问题不是偶然的。根据我看到的材料，文化大革命以前大量的评论，几乎都是违背鲁迅的论述，美化甚至歌颂《水浒》的。所肯定的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影响很大，但没有澄清。一个基本的论点，就是所谓“农民起义的局限性”。把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算作“农民起义的局限性”，这些不是抹杀了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两个对立的阶级、坚持农民起义路线与坚持投降主义路线两条路线的原则斗争？！斗争不屈而死，同追求升官发财而投降，怎么能说成一回事？！主席指出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两派的斗争，宋江排挤晁盖是为了投降的需要，肯定了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反投降的革命立场，这就划清了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原则界限。自从主席前年在提倡读《红楼梦》的同时，指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以后，各地陆续有些评论，有些批判，也有争论，但评论的都是没有明确从本质上分析《水浒》，而且有一些错误观点继续传播，从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的需要看，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批《水浒》研究中的阶级调和论的观点，也是很需要的，对于反修防修是有积极意义的。(我将选出近两年来的一些评论印出送主席翻阅)为执行主席的批示，拟办以下几件事：
1.将主席批示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以及各级批判组、谢静宜同志和上海市写作组，附此信。
2.找出版局、人民文学出版社同志传达落实主席批示，做好三种版本的鲁迅评论工作。我看到一种专供儿童看的《水浒》，是根据七十一回本改成的六十五回本，这要改正前言，增加鲁迅的话，否则流毒青少年。
3.在《红旗》上发表《水浒》的段落，并组织和转载评论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拟一个规划。
以上妥否，请批示后办。
致无产阶级革命敬礼
姚文元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四日
姚文元写好这个请示报告后，马不停蹄，立即请中办转毛泽东处。1975年8月14日下午，毛泽东批示：“同意。”姚文元立即把毛泽东的批示传给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不久，在姚文元的提议下，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把毛泽东谈话记录稿印发全体中央委员。后来，在“四人帮”的要求下，中央政治局又请示毛泽东同意，向全党转发毛泽东评《水浒传》的谈话。
二、毛泽东关于《水浒传》的谈话被“四人帮”利用
毛泽东为什么要同意向全党转发他的评《水浒传》的谈话？只要仔细分析毛泽东谈话的内容就会看到，在这篇谈话中，确实包含着毛泽东对在他身后会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隐忧。对于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毛泽东比作“投降派”，而“投降派”是要接受“招安”的，是要“搞修正主义”的。
毛泽东最基本的考虑，就是通过转发这篇谈话，向党内敲一敲警钟。此时，毛泽东觉得是有人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但他又没有什么根据，他要通过转发他评《水浒传》谈话的方式，向全党打一个招呼。
但毛泽东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个举措，被“四人帮”利用了。“四人帮”觉得，毛泽东的谈话，正好可以用来攻击邓小平，影射周恩来。因此，自从毛泽东评《水浒传》谈话转发下去之后，“四人帮”又重新活跃了起来，他们要借毛泽东的评《水浒传》谈话大做文章。
最先也是最积极做文章的是姚文元。1975年8月17日，姚文元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组织讨论毛泽东评《水浒传》的谈话，还订出了一个宣传规划，于8月18日送毛泽东处请毛泽东阅。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接着，姚文元放下手中的一切工作，专门做一件事，就是组织宣传毛泽东评《水浒传》的谈话。他组织很多人写文章，借评《水浒传》来大加发挥，大反所谓当代的“投降派”、“修正主义分子”，批今天“架空晁盖的宋江”。在姚文元紧锣密鼓的布置之下，《红旗》杂志1975年第9期发表了文章——《重视对〈水浒〉的评论》：
为了开展对《水浒》的讨论和批判，本刊这期发表了鲁迅对《水浒》的一段评语，希望引起大家对这个问题的重视。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指出：“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这个评语，完全正确。它指出了《水浒》的要害是“受招安”，即投降。原因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写了投降的全过程，歌颂了投降主义路线，使它可以用来作为一部有意义的反面教材。
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水浒》是怎样对待梁山农民起义革命事业的奠基人晁盖和农民起义的叛徒宋江的呢？它极力歌颂宋江，而把晁盖排除在一百零八人之外。这完全是为了宣扬投降。晁盖死后，宋江窃取了梁山农民革命的领导权，他第一件事便是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强行通过了争取“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宋江对晁盖起义路线的“修正”，是对农民革命的背叛，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就是搞修正主义。而《水浒》正是肯定和赞美了宋江的修正主义。当然，有投降，就有反投降。李逵、吴用、阮氏三兄弟不愿意投降，坚持了农民革命的立场。但由于领导权掌握在宋江手里，终于使这支农民起义队伍受了“招安”，去打方腊，做了反动统治阶级镇压其他起义军的帮凶。宋江的反革命道路证明：搞修正主义，必然要当投降派，出卖革命，充当反动派的走狗。这是一切修正主义者的特点。刘少奇、林彪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就是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从古代投降派宋江的身上，可以看到现代投降派的丑恶面目。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阶级分析，《水浒》所描写的宋江同高俅的斗争，其实质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是地主阶级内部一个派别的代表人物，他不反对皇帝这个地主阶级利益的最高代表，他反对贪官，不过是为了效忠于皇帝，维护反动的封建统治，在统治阶级内部争得一席地位而已。认清宋江这一阶级本质，对于我们识破修正主义的欺骗性和危害性是很有意义的。为什么宋江能起到高俅所起不到的作用？为什么高俅的残酷镇压不能打垮梁山农民起义军，而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却能很快瓦解这支队伍？这是因为，钻进农民革命队伍的宋江以他同高俅的“斗争”掩盖了他们同属地主阶级的实质，掩盖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只不过是地主阶级内部一派反对另一派的矛盾。这样，宋江就有机可乘，使投降主义路线得逞。李逵由于缺少阶级分析的观点，虽然没有壮烈地死在高俅的屠刀下，却让宋江用毒酒断送了性命，这个惨痛的教训是值得革命人民永远记取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关于《水浒》的许多评论，几乎都违背了鲁迅的论述。不少文章美化甚至歌颂《水浒》所肯定的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其中一个基本的论点就是把宋江的投降主义算作了“农民的局限性”。于是，投降派变成了英雄，农民起义的结果必然走向投降，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尖锐对立、坚持农民起义路线和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原则斗争统统被抹煞了。请问：斗争不屈而失败，同宋江为追求“官爵升迁”而投降，怎么能说成一回事？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往往陷于失败，但投降绝不是它的必然结果。把宋江的投降主义算作“农民的局限性”，实质上是宣扬了阶级调和论，这是必须加以讨论和澄清的。
这里，重温一下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很有必要的。毛主席说，像武训那样的人，“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毛主席还指出：“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毛主席的这些深刻分析，对于我们今天开展对《水浒》的讨论和批判，肃清《水浒》研究中的阶级调和论的流毒，是完全适用的。《水浒》这部小说中的宋江，同《武训传》中的武训是一丘之貉。歌颂叛徒宋江，同歌颂奴才武训，是同样性质的问题。我们应当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充分开展对《水浒》这部书的批判，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使人民群众都知道投降派的真面目，学习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去看各种问题。这不但对于古典文学研究，对于整个文艺评论和文艺工作，而且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现在和将来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道路，加强革命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紧接着，姚文元又组织人写了一篇《人民日报》社论稿，于1975年9月2日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9月4日，这篇题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的社论在《人民日报》上公开见报。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本报和其他报刊开始了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
这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它将有力地促进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的深入。希望广大工农兵理论骨干、专业理论工作者、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参加这个讨论。
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毛主席又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毛主席的指示，深刻地揭露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指出了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水浒》中的宋江，是一个地主阶级分子。他混进农民起义队伍，篡夺了梁山起义军的领导权，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只待朝廷赦罪招安”，终于成了瓦解农民革命的蛀虫、封建王朝的忠实走狗。《水浒》的作者竭力美化和歌颂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水浒》这部书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
《水浒》问世以来，它的主要倾向是什么，一直众说纷纭。解放以后，曾被有些人捧为“千古不朽的农民革命的史诗”，甚至把宋江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投降主义路线，也说成是无可非议的“农民的局限性”，并把这种观点称为“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其实，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鲁迅先生早就说过：“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把宋江这个投降派说成是革命派，把歌颂宋江的修正主义说成是“历史唯物主义”，把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同坚持农民起义的路线混为一谈，这样的重大问题，难道不需要彻底弄清楚吗？
学习和领会毛主席的指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不但对于古典文学研究，而且对于文学、哲学、历史、教育各个领域，对于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我们要从《水浒》这部反面教材中吸取教训，总结历史经验，学会在复杂的斗争中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知道什么是投降派。我们党五十多年的历史证明，凡是搞修正主义的都是投降派，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刘少奇、林彪都是如此，他们都是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当前，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我们一定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坚持毛主席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原则，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批判修正主义，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推向前进。
让我们通过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继续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把上层建筑领域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姚文元组织发表的这些文章的关键之处在于：明确提出，评论《水浒传》“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评论《水浒传》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主题，就是要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投降派”。这实际上是说，评论《水浒传》，是一场大的政治运动，是一场阶级斗争，是当前最大的政治任务，而重大政治任务的核心就是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那些人。
姚文元搞的这些定调子的文章发表后，“四人帮”立即在全国组织人写文章，一时间，各种身份、各种文化程度的作者，如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员、北京市文化局创作评论组、上海沪东造船厂工人理论组、天安门警卫连的警卫战士、北京市朝阳区星火人民公社贫下中农理论小组、天津国棉四厂工人、山东曲阜县东风公社夏家村大队党支部书记，还包括解放军战士、大学里的工农兵学员，纷纷在全国各地大小报刊上发表评论《水浒传》的文章，短短两个月时间里，全国各报刊发表了两千余篇评论《水浒传》的文章，在一个时间点，如此多的各种不同职业的人，集中火力谈论一个问题，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他们还在各地组织宣讲团、报告团，懂得一点《水浒传》或者根本不懂《水浒传》的人，都上台“宣讲”评《水浒传》，假借评《水浒传》，广泛宣传要抓当代的“投降派”、“当代的宋江”。他们影射、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大有再搞一次“大地震”之势。
应该说，姚文元确实窥测到了毛泽东内心深处隐忧和担心之所在。他当时这样搞，也确实迎合了毛泽东当时的想法。因此，毛泽东起初是允许搞评论《水浒传》的，对评论《水浒传》的宣传，也是支持的。因此毛泽东在1975年8月18日批准了姚文元的请示报告之后，9月2日又批准了姚文元组织人写好并送给他审阅的《人民日报》社论稿。
不仅如此，毛泽东在9月2日批准发表《人民日报》社论稿的同时，还批道：“送小平、春桥阅。这样，可不发内部指示了。”“退文元同志。”毛泽东所说的可不发内部指示，意思是说，可以用这篇社论代替中央关于评论《水浒传》的意见了。毛泽东的打算，就是要让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干部都知道：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投降派”，而党内是不允许有“投降派”的。
已经好久不露面的江青见评《水浒传》是个机会，又开始到处活动。江青先是向她手下的亲信骨干“吹风”。她把几个亲信骨干叫来说，评《水浒传》有“重大现实意义”。毛主席为什么要评《水浒传》？要想想。“《水浒》的要害是宋江架空晁盖。现在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
江青所说的“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就是暗指邓小平。接着，江青开始在各种公开场合宣讲评《水浒传》。在宣讲中，她东拉西扯，影射、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张春桥也在各种公开场合宣传说：为什么评《水浒》？就是因为有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当代投降派”，就是因为眼前就有修正主义。
1975年8月21日下午，邓小平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七位负责人一起，第四次学习《毛泽东选集》的选篇《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学习完后一起吃饭时，胡乔木问：“主席关于评《水浒》的谈话是针对什么的？是不是有所指？”邓小平心中清楚，毛泽东的评《水浒》谈话确实是有所指的，但邓小平有一种政治上的大智慧，他有意岔开话题，并且设法不让“四人帮”误导。于是，他回答说：“就是文艺评论，没有别的意思。是主席用三个月的时间听读《水浒》得到的看法，要人整理出来的意见。绝不是指当前党内斗争的实际。”
后来，连根本不读书，不懂得《水浒传》里面到底写了些什么的王洪文，也急忙找来一本《水浒传》，粗看了一篇，就到处去评论《水浒传》。他散布说，毛主席就是要反对“现在的宋江”，就是要反对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投降派”。“四人帮”觉得光是他们到处宣传还远远不够，他们设想要搞一场波及全国的更大的政治运动。他们决定，利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来实现他们的这一设想。
三、邓小平沉着应对“四人帮”的攻击
1975年9月中旬，国务院在山西省昔阳县召开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这次会议，本来是邓小平为了抓农业生产而提议开的一次会议。政治局同意开这次会议，目的也是为了搞好农业生产。当时，中央部长、副部长一级的领导干部，各省市自治区副省级以上的领导干部，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开这样大规模的抓生产的会议而且又有这么多的领导干部参加，这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是空前的。
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决定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进一步搞好整顿，并且提出“全面整顿”的任务，通过整顿，把生产搞上去，首先是把农业生产搞上去。正如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所形容的：“这是一次重要性仅次于或相当于1962年七千人大会的会议。”
对于这次会议的宗旨，邓小平在1975年9月15日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为了完成周总理在四届人大上重申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正视目前落后的现状，并下大力气解决农业现代化问题。”可是，到会的江青却抛开会议主题，在会上多次插话，与邓小平唱反调。不仅如此，她还在会上大谈同会议主题毫不相干的《水浒传》中的“两条路线斗争问题”，同时扯到评《水浒传》的“现实意义”上来。
江青说，毛主席评《水浒传》的谈话，不单纯是针对古典文学方面问题的谈话，也不是历史评论，它是对当代有重大意义的大事。《水浒传》的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搞投降，接受招安。宋江收罗了一帮子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占据了各重要岗位。现在我们批《水浒传》，就是要让大家都知道我们党内有投降派。此外，江青在大寨还私下与其亲信大谈毛主席评《水浒传》就是批邓小平，指出邓小平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毛主席评《水浒传》的谈话就是防止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
同时，江青还在谈话中影射攻击周恩来，说国务院有更大的人物支持邓小平。会后，江青找到邓小平，提出要求：“把我的讲话录音在全党播放，在党内印发我的讲话稿。”邓小平没有表态。江青又去找到华国锋，要华国锋印发她的讲话稿。华国锋也没有表态。
在江青的进攻面前，邓小平沉着、冷静。这一时期，邓小平从来就不正面谈论评《水浒传》问题，也不公开讲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话。这使江青抓不住邓小平的任何把柄。由于江青在大寨一再逼迫邓小平，要在全党播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邓小平只好对她讲，要请示主席。江青又去华国锋那里一再提要求，华国锋也说，要请示主席。
四、毛泽东大骂江青“放屁”
1975年9月24日，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后，向毛泽东汇报最近工作时，谈到了江青在大寨会议上的讲话及江青会后向他提出的要求。毛泽东听后，气愤地说：“放屁！文不对题。那是学大寨，她搞批《水浒》。这个人不懂事，没有多少人信她的。”
不久，华国锋在一次向毛泽东请示汇报工作之后，也向毛泽东谈到了江青要求在全党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的问题。毛泽东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原来同意搞评《水浒传》的毛泽东，为什么又做出了这样的指示呢？实际上，毛泽东发表评《水浒传》的谈话，以及后来同意向全党转发，只是出于这样一个考虑：要向全党敲一敲警钟，扭转一些思想倾向，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是，到底是谁？怎样否定“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完全不想上纲上线，他不想再搞政治运动，更不想把国家搞乱。这是与江青等人想搞政治运动，借评《水浒传》打倒一批人，有本质上的不同。
此时的毛泽东，既要肯定“文化大革命”，又希望全国能够安定团结，把生产搞上去。当他的评《水浒传》的谈话发下去后，他也看到，除了“四人帮”十分积极之外，全党反响普遍较冷淡，特别是实际工作部门，一直在抓业务工作，根本不搞评《水浒传》。由此他考虑到，目前再人为地搞一场运动，是很不适当的。而此时江青的表演也确实拙劣，引起了党内许多干部的反感。因此再通过“四人帮”这些人搞评《水浒传》，会激起更大的矛盾。于是，毛泽东适时收手，他只把评《水浒传》限制在一定的时间和范围内。正是从这一考虑出发，毛泽东才对邓小平、华国锋讲了上述那些话。
毛泽东此话一发，自然影响全党。一场眼看就要被“四人帮”掀起的全国性的评《水浒传》运动逐渐淡化下来，直到最后无声无息。这样，从1975年8月15日毛泽东发表评《水浒传》的讲话起，到9月下旬毛泽东先后和邓小平、华国锋谈话止，“四人帮”所极力搞的评《水浒传》，实际上只搞了四十多天就冷落下来。
1975年10月6日，胡乔木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召开的筹办《思想战线》杂志会议上发表谈话。他批评当时评《水浒传》的文章时说：“把毛主席比做晁盖，简直是荒谬！毛主席是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晁盖无论怎样勇敢，只是一个农民英雄，这两个人怎能比较呢？还有把毛主席身边的人比做宋江，那不是说毛主席用了宋江吗？”他又指出，“写文章要正面立论，不要放暗箭。现在报刊上的文章都很长，但就只有那么一两句话是有所指的，是放暗箭的话。我们不放暗箭。”
此后，各地报刊评《水浒传》的文章，转到了侧重于古典文学评论方面，而“四人帮”对评论古典文学是不感兴趣的，于是，这场由《水浒传》中隐藏的暗线所引发的政治风波，起初声势浩大，随后迅速归于平静，很快就不了了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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