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岛事件30周年纪念及其启示（组图）

　　30年前，宝岛台湾发生了一场在其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这一事件虽并未如　“二二八事件”一样造成大规模的群众死伤，但其影响力却毫不逊色。它不仅直接开启了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并最终改变了台湾的政治格局，而且造就了一大批至今仍然活跃的政治人物。

　　所谓的“党外”，是指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台湾岛内不属于国民党，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以争取民主、自由为目标的政治组织或个人。1949年逃台以后，国民党当局颁布“戒严令”，继续实施“战时戡乱临时条款”，在台湾进行专制独裁统治。根据“戒严令”，民众失去了“中华民国宪法”所赋予的言论、集会、结社、游行、选举及出版等自由，军事法庭有权审判非军人的犯罪行为。而所谓的“临时条款”从1949年施行直至1987年废止，所谓的“临时”长达近38年，创下近代以来最长的戒严纪录。

　　风起云涌的“党外”运动

　　岛内的“党外”运动基本上是循选举和办杂志两条路径进行。参加选举可以进入体制内部，占有行政或立法资源，为杂志的发行保驾护航;而创办杂志则可以教育启迪民众，散播民主、自由思想，为选举鼓噪声势。选举和办杂志并行不悖，相互呼应，协力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统治。

　　打响第一枪的是《自由中国》杂志和中国民主党。1949年11月20日，在国民党当局的支持下，跟随国民党赴台的自由派知识分子雷震、胡适、杭立武和王士杰等人创办《自由中国》，批判岛内的现实性问题，其目光逐渐转向岛内的民主、自由话题，甚至批判蒋介石的连选连任和“万年国会”，由此导致其与国民党当局决裂。

　　1950年，国民党当局颁布“台湾省各县市实施地方自治纲要”，翌年成立台湾省临时议会，各县市长也由选举产生。1957年，在《自由中国》杂志的号召下，“党外”势力成立“民主人士联谊会”，并开始以此为名进行串联，希望通过参加选举进入到体制内部。1960年5月18日，为因应议员和县市长选举，新党的筹组进入紧锣密鼓阶段，李万居、雷震、高玉树等人被推举为中国民主党发言人。而《自由中国》等杂志也相继发表社论，为该党的成立鼓噪声势。当时正处在戒严体制下，这批知识分子“冷暖不自知”，终于突破国民党当局忍耐的极限。1960年9月4日，中国民主党秘书长雷震等人被以叛乱罪拘捕，而《自由中国》亦遭停刊，岛内的第一次“党外”运动以失败告终。

　　此后，《文星》、《大学》、《台湾政论》以此接过　“党外”杂志的接力棒，继续宣扬民主、自由思想。

　　由于“反攻大陆”已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国民党当局为了增强其在台统治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开始修正“临时条款”，开放部分增额委员代表选举，以求获得岛内民众的支持。1966年3月的第一届“国大”第四次会议第三次修正“临时条款”，决定在“台湾地区”增选或补选依选举产生中央公职人员。后来影响较大的黄信介、余登发等人便在此次选举中获胜，成为“党外”运动的核心。1977年底的地方公职选举中，“党外”人士获得4席县市长、21席省议员、8席台北市议员、146席县市议员、21席乡镇市长，取得前所未有的骄人战绩。

　　至此，“党外”势力已发展成为一股不可小觑的反对力量，而其与国民党当局的正面交锋也渐次展开。

　　“断交”引发连锁反应

　　正当选战进入白热化之际，1978年12月16日美国政府突然告知台湾当局，称即将终止与“中华民国政府的外交关系”。这个事件在台湾政坛引发强烈的反应，蒋经国随即行使“临时条款”所赋予的紧急权力，宣布即日起停止一切选举活动。断交事件影响深远，2007年，时任台湾地区副领导人吕秀莲的公开抱怨称，如果不是“断交”就不会有美丽岛事件，也不会连自己的母亲去世都不能奔丧。

　　“党外”人士坚决反对停止选举的决定，许信良、余登发等人在12月25日发表《“党外”人士国是声明》，要求恢复选举。1979年1月21日，余登发父子获叛乱罪遭逮捕。为营救余登发父子，施明德组织了一个60人的“人权保护委员会”，由首席律师姚嘉文担任余登发的辩护律师，委员会也与国际特赦组织取得联系，争取内外合力迫使台湾当局释放余登发父子。

　　1979年上半年起，国民党当局和“党外”势力之间逐渐形成剑拔弩张之势。就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党外”势力再次决定筹办杂志，用舆论来抨击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1979年5月，以黄信介为发行人，许信良为社长，黄天福、吕秀莲为副社长，张俊宏为总编辑的《美丽岛》杂志问世。据吕秀莲回忆，该杂志的名称颇有来历。最初是以黄信介提议的“圣国”为名申请，但是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驳回。后有人提议用“美岛”，但是怕被误称为“倒霉”而作罢。后来周清玉想起连横在《台湾通史》中有“婆娑之洋，美丽之岛”一语，经与会者商议，所以决定以“美丽岛”为名再次提出申请并获准。

　　此间，还有一段关于黄信介拒绝出任发行人的小插曲。当时姚嘉文和陈菊编印了一本《“党外”文选》，将台湾“党外”人士所发表的文章编辑成册，但是或由于疏漏之故，并未将“党外老大”黄信介的文章摘录到里面，因此导致黄信介怫然不悦，认为“这些少年郎眼里根本没有我”，因此拒绝出任发行人。但是，后来姚嘉文、陈菊等人亲赴黄处请罪，姚嘉文和林义雄并拟妥一份切结书(表示切实负责的保证书。编者注)　，称所有法律、政治事务归他们两人负责，黄信介虽为发行人但不承担任何法律政治责任。后来，黄信介才勉强同意出任发行人。

　　《美丽岛》杂志以社委的形式组成，在实质上具有政党的雏型。施明德后来在监狱表示，创办《美丽岛》的目的是“要形成没有党名的政党，主张实行‘国会’全面改选与地方首长改选”。《美丽岛》杂志在全台各大城市设立分社及服务处，每在一地成立服务处，便在该地展开群众聚会。而《美丽岛》的知名度也不断提高，到1979年11月发行量已经超过8万册。

　　世界人权日之夜

　　为纪念世界人权日(12月10日)　，《美丽岛》杂志高雄市服务处申请1979年12月10日在扶轮公园举行游行，但未获批准。为了反制“党外”势力的游行示威，国民党当局12月9日宣布举行冬令宵禁演习，并以优势警力包围《美丽岛》杂志高雄市服务处。《美丽岛》的义工姚国建和邱胜雄却突破警方包围，驾驶两辆宣传车至高雄市街头散发传单，后在鼓山分局附近被警察逮捕。《美丽岛》杂志立即动员群众前往警局要人，后在“立委”黄信介的交涉之下，警总最终释放二人。“鼓山事件”引起全岛关注，一些原本并未计划参加游行的“党外”人士纷纷前往高雄，同时也给了国民党当局一个“一窝全端”“党外”势力的机会。

　　12月10日，台检、警、调等单位全面动员，占据高雄市各主干道路口，并封锁扶轮公园。晚6时，由于黄信介忙于与南部警备司令常持琇交涉，并未准时出现在集会现场，施明德随即自封总指挥，姚嘉文担任副总指挥，指挥游行队伍高呼“打倒特务统治”、“反对国民党专政”等口号，以三辆宣传车开道，几千民众持木棍、火把开始游行。抵达大圆环后，民众熄灭火把、席地而坐，由王拓主持，黄信介首先发表演讲。但很快整个大圆环就被镇暴部队、宪兵、警察包围，黄信介同总指挥施明德与姚嘉文出面与警方谈判，要求警方允许他们在原定地点集会，同时让警察到现场维护秩序，但谈判请示未果。

　　晚8时半，镇暴车上冒出几缕白烟，民众以为镇暴警察开始喷射催泪气体，现场开始出现骚动，民众由大圆环移向中正四路，并与宪警爆发冲突。当民众冲破第一道封锁线后，施明德要求群众撤回服务处，但现场已经完全失控，群众继续冲撞高雄警察总局。后来民众退回服务处，替代施明德指挥的张俊宏见现场气氛稍息，站上宣传车要求迅速解散，但众人仍留在现场倾听吕秀莲演讲。晚10时左右，为避免事态的扩展，台当局决定开始镇暴，一方面向人群释放催泪瓦斯，装甲车及警队同时逼近游行队伍，在场民众则以石块及棍棒还击，双方发生更大规模冲突，直至半夜冲突才逐渐消弭。据事后统计，冲突双方计有200余人受伤，其中宪警180余人，民众并无重大伤亡。

　　蒋经国指示“不能有死刑”

　　12月11日，台“国安局”和警备总司令召开会议，决议大举逮捕　“党外”人士。12月13日清晨6时，军警宪特同步展开全岛大逮捕，吕秀莲成为第一个被拘捕的对象，随后陈菊、林义雄、姚嘉文等人陆续被逮捕，但参加过武装叛乱的施明德却侥幸逃脱。14日，警总经“立法院”同意，逮捕“立委”黄信介。此后一段时间，追捕施明德成为全岛最大新闻，台当局先是开出悬赏奖金50万，后提高为250万。施明德虽在牧师高俊明、林文珍等人的帮助下四处躲藏，并请牙医师张温鹰为其整容，但仍在1980年1月9日落网。次日，警备总部称共逮捕152名涉案人员。

　　2月20日，“警总军法处”以叛乱罪起诉黄信介、施明德、张俊宏、姚嘉文、林义雄、陈菊、吕秀莲、林弘宣等8人，其他30多人则在一般法庭审理，释放另外的91人。在张德铭、陈继盛等人的努力下，“党外”人士聘请律师组成一个15人的辩护团，包括江鹏坚、尤清、谢长廷、陈水扁、张俊雄、苏贞昌等人。3月18日起，军事法庭进行了长达9天的审讯。为了缓解外界的非议，当局不仅准许被捕者同家属通信，派国民党官员接见被捕家属代表，而且全程开放审讯过程，因此使审判瞬间传遍台湾，并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在海内外舆论的压力下，蒋经国产生了动摇，并发出“不能有死刑”的指示。1980年4月18日，“军事法庭”宣布判决结果：施明德处无期徒刑，黄信介处有期徒刑14年，姚嘉文、张宏俊、林义雄、林弘宣、吕秀莲、陈菊等处12年有期徒刑。后黄信介改判10年，其余6人为8年。此外，尚有30余名人士被控以公然聚众施暴，其中一部分被处以1—3年的有期徒刑。但从1984年起，这批人被陆续假释出狱。李登辉执政以后，最后一位仍在监执行的美丽岛受刑人施明德也被释放。

　　这次由《美丽岛》杂志成员直接领导的、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统治、争取民主自由为名的大规模群众运动被称为“美丽岛事件”，因地点发生在台湾高雄市，故又称“高雄事件”。作为“二二八事件”之后的又一次反抗国民党当局专制独裁统治的群众运动，美丽岛事件对台湾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是深远的。在这之后的十余年间，国民党当局逐步开启了“民主化”进程，解除实施长达38年的“戒严令”，解除党禁、报禁，实施　“国会”全面改选;而台湾的“党外”势力也在1986年组建台湾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反对党—民进党，并与国民党在岛内政坛进行殊死的较量，并出人意料地在2000年上台执政;当年参加美丽岛运动的“党外”人士或隐居或仙逝，唯有吕秀莲、陈菊、姚嘉文等人仍活跃于岛内政坛;而当年的辩护律师则在此后全面夺取“党外”运动的领导权，并在吸完美丽岛事件的最后一滴乳汁后也开始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