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计划三次进攻四川，因何都胎死腹中没能实现？
因为参谋本部有言在先，一旦南方作战告一段落，就将增兵中国战场，彻底解决在华战事。眼看日军在东南亚的“南方作战”节节胜利，中国派遣军下辖的华北方面军等不及了，开始研拟武力攻击重庆的作战方案。
1942年2月，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把华北方面军研拟的作战构想提报陆军中央，计划在该年6月或9月黄河水量较少的时候，动员强大的部队进攻关中，“攻击西安附近，以消灭胡宗南将军的重庆直系第八战区军队，接着，毁灭延安的中共军根据地”。
攻击西安的目的是威胁重庆，但必须先消灭延安的共军，否则徒然让共军得利。作战目标是切断国民党政权的西北交通线，给国民党政权以沉重打击，迫其崩溃或妥协。华北方面军把这个规划称为“五号作战”（仅限进攻陕西，与后来的“五号作战”意义不同），大本营后来改称为“50号作战”以区别“四川作战”的“51号作战”。
但是，派遣军总司令部及大本营都有异见。他们的理由是，国军及共军一直在第八战区对峙，互相牵制，互相消耗，日军何必急着去打破这个“国共相剋”的局面。何况，进攻关中，只能给重庆造成压力，并不一定能解决重庆政权。他们认为，不如改为击破常德、长沙一带的第六、第九战区，夺取谷仓地带，一样能对重庆造成压力，还能获得粮食。
因此，派遣军在1942年初另外研拟了“重庆作战”（又称“四川作战”，代号“51号作战”），方策是：先封锁滇缅公路，强化对国民政府的经济压力；然后从其他方面调用兵力，配合在华部队，针对第六、第九战区发动大规模作战，消灭蒋介石的中央军，攻占能直接威胁重庆的战略要点，同时配合政略工作，瓦解蒋介石的统制力。
“五号作战”
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仍然力推“西安作战”，主张以10个师团的兵力横渡黄河、翻越秦岭，然后进攻四川。然而，在华中的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则提出“若不进攻四川重庆，则无法解决中日战争”。他主张，一旦南方作战告一段落，就宜举全军之力，发动四川作战，经湖南（长沙、常德）袭击重庆。阿南甚至夸口，如能给他10个师团的兵力，第11军可以三路进攻，分别溯长江而上、从襄阳老河口到成都，以及从常德、黔江到重庆攻入四川。两人各有看法与坚持。
冈村宁次特别积极，未等大本营做出决定，就自行展开作战準备。1942年6月，他以10月中旬发动作战为前提，派参谋考察潼关、河津间的黄河实况，空中侦察黄河南岸地形，参谋长安达二十三还搭乘飞机亲自侦察秦岭、巴山山脉、汉中、光源、老河口等地区，并从各师团挑选工兵及官兵在8月实施横渡黄河的演习。
然而，大本营始终没有下达作战命令。陆军高层的看法是，单独进行“西安作战”或“四川（重庆）作战”，都不能达到作战目的；必须发动一场更大规模的作战，把西安与四川作战合併，分别从黄河及长江直接攻入四川，同时并进，占领重庆，才能迫使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屈服。
参谋本部构想，进攻部队除派遣军自身兵力外，另外从驻蒙军及日本本土调用3个陆军师团，再从满洲调用1个飞行师团——总共陆军16个师团、2个混成旅，及2个飞行师团。分别从华北及华中向西进攻，以5个月的时间，消灭蒋介石的中央军，攻占重庆，占领四川省。具体分工是：华北方面（西安作战），以11个师团加2个混成旅的兵力，从山西向西安进攻；华中方面（四川作战），由第11军的5个师团从武汉进攻。
除了进攻部队外，参谋本部另外还留置16个师团及14个混成旅作为占领地区的守备军。作战部队和守备部队加起来，必须有高达40个师团留置在中国。
为了这个庞大的攻势，兵力将增加到97万人（当时派遣军在中国的总兵力约61万人），规模之大，凌驾南方作战。如此巨大的作战计划，不是陆军独力能完成的，参谋本部估计，除了40个师团的陆军外，还需庞大的物资，包括船舶10万吨、钢铁5万吨、汽油5万吨等。
孰料，日军展开各单位协调时，困难一个接一个出现。物资方面的徵调首先碰壁。7月东京陆军省、参谋本部，及海军的协调会议中，陆军省首先申明，无法解决船舶、钢铁，及汽油的问题，需要海军支援。海军正全力应付太平洋战事，当场回绝：“钢铁的供应有困难，船舶调用不可能，汽油也有困难。”当场还有人注意到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这么庞大的作战构想，竟然“从一开始就全然未考虑南太平洋的战局”。
事实上，一个月前，6月7日，日军在中途岛遭到太平洋开战后的首次败绩，损失颇重，不过似乎未给大本营带来过多的忧虑。
此外，华北方面军在华北有优势，行动相当自主，但华中的情况则大不相同。在武汉的第11军实际上处于中国军队的包围中，北方有第五战区，西方是第六战区，南方是第九战区，东南则是第三战区，蒋介石用了大约1百个师把武汉层层围起来。如果要进行四川作战，第11军首先必须突破国军的阵营，这要花多长时间？付出多大代价？这是个严肃的挑战。否则，贸然向西深入地形险恶的四川，无异腹背受敌，势必“使自身陷于极其危险的状态中”。
尽管如此，陆军还是继续推进这个计划。1942年8月25日，参谋总长杉山元综合华北的“西安作战”（第50号作战）以及华中的“四川作战”（第51号作战），研拟出一个新构想，定名为“五号作战”，由华北及华中两方面同时向四川进攻作战。
9月3日，杉山元把“五号作战”上奏天皇，天皇怀疑能否从南方抽调兵力到中国战场，杉山元表示：确实不容易，但决心与实行是另一回事，陆军希望先获得批准，但如情况不适合，会再检讨实行的可能性。当天，天皇批准了这个方案。
9月4日，杉山元正式向中国派遣军下达“五号作战準备要纲”，指示：“为谋求中国事变迅速解决，预定实施『五号作战』，目前在可能範围内进行作战準备。”预订1943年春季发动攻势，具体目标是对国军中央部队施予重大打击，并使得国民政府丧失战力补给的最大根据地四川，同时要让美英空军无法进驻此地。
根据这个要纲，派遣军积极展开作战计划的研拟及训练，尤其是担任进攻兵团的华北方面军及第11军，準备工作极为认真，夜以继日的进行作战计划、后勤补给、兵棋推演等，并预定在9月底两军会合，在派遣军总司令部做最后的作战研究。
攻入四川计划三次胎死腹中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日军在太平洋的战局转趋不利，影响到这个筹划已久的“五号作战”。首先是1942年6月，日本在中途岛海战失利，损失4艘航空母舰及大批训练有素的飞行员，此战被视为太平洋战争的转捩点。不久，美军新型埃塞克斯级（Essex Class）航空母舰投入战场，它的排水量更大，体积更大，航速快，续航力强，飞行甲板更大，很快成为美国太平洋战争的主力航舰，美日海上力量差距更大了。1942年底，日军在瓜达康纳尔岛（Guadalcanal）等太平洋战场接连战败，还有欧洲及非洲的情势发展对轴心国也非常不利。
为应付每下愈况的战局，大本营积极动员兵力、船隻及作战物资，希望尽快解决中国战场，以便抽调兵力到太平洋战场。但是，海军自己被困在太平洋，没法支援船舶，也不愿把钢铁让给陆军，飞机也有困难。至于兵力，扭转太平洋战局，急如星火，大本营不但不可能从南方战场调出兵力增援侵华日军，反而要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去支援南方军。不久，在中国的2个师团（第38及第51师团）被抽调到东南亚，研议甚久的“五号作战”势必推不动了。
到了这个地步，参谋总长杉山元和陆相东条英机都承认，此时要发动这么庞大的“五号作战”，的确不切实际，必须暂缓。12月10日，杉山元向天皇上奏：“鉴于帝国目前内外情势，尤其是德苏战争的演变，南太平洋战况船隻不足等国力情况，在昭和18年中对本（五号）作战之遂行，无论就战争指导上或实际作战上观之，似已无法实现，故拟下达终止本作战準备之指示。”于是，大本营发布终止五号作战准备的命令。
中国派遣军极为失望，仍不愿就此放弃进攻四川的计划，新任第11军司令官冢田攻的反应最为强烈，他向大本营“斗胆陈情”，希望允许第11军继续执行进攻重庆的方案。他提出请求：
即便必须终止五号作战，但仍希望以“缩小的计划”进行作战。
把这些小规模的作战作为未来五号作战的準备阶段。
今后派遣军的各种施策，应以武力进攻作为根本。
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了解，中止“五号作战”的準备对派遣军是个相当大的打击，为免影响士气，12月17日，他特别在南京召开各军司令官会议，华北方面军冈村宁次、第11军冢田攻、第13军下村定、第23军酒井隆出席，会中说明大本营的考量，并正式传达中止五号作战的命令。
12月18日，会议结束，冢田攻由南京飞回汉口，不料座机在湖北蕲春上空被国军第21集团军138师的高射砲击落，冢田攻命丧大别山，成为抗战期间日军在中国身亡官阶最高的将领。派遣军上下本就瀰漫着失望阴郁的气氛，冢田攻意外身故，使得“总司令部更加充满忧色。”畑俊六心情低落，甚至生起下台的心思。
“五号作战”的準备虽然叫停，但一向支持进攻四川的参谋次长田边盛武在与派遣军总司令部联繫中，曾说过一个替代方案：“若五号作战终止，则派遣军可能考虑实施打通平汉、粤汉铁路案。”五号作战中止命令正式发布后，田边盛武仍要求派遣军“因应将来情势演变，仍可能有必须遂行本作战之状况发生，故今后请不断进行各种侦查及研究，对本计划作必要修正，并经常保持整备状态。”
所以，从派遣军的立场来看，“五号作战”并没有因为中止的命令而完全消灭，他们还在规划进攻国民政府大后方的作战。
这种气氛一直延续到1943年夏，期间发生日军从瓜达康纳尔岛撤退、德军在史达林格勒战役惨败、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大将座机被美军击落身亡、盟军在北非取得重大胜利等等，轴心国败相渐露，日军更加迫切需要抽出驻华兵力增援太平洋战场，扭转危局。
于是，1943年5月，畑俊六再度向参谋总长杉山元力陈，如英美提高对中国的支持，则中国事件之解决必定更加困难；因此，应以武力迫使国民政府脱离美英阵营，先解决中国，皇军才有出路。他指出：“鉴于东亚整个战局及国际情势，……应对敌（中国）採取攻势，打开一条血路，先迅速解决中日战争，乃是唯一要紧之方策。”畑俊六并建议在1943年11月或1944年1月进攻四川。
大本营经过研议，考量东南亚方面的战况及国力的限制，已无法增加中国战场的兵力为由，驳回派遣军的建议。此时，参谋本部关注的重心在如何扭转太平洋战局，以及日本本土的安全问题。因此，大本营指示中国派遣军，今后6个月（1943年下半年）的作战指导重点，应放在粉碎中美空军的作战上。
中国派遣军再次失去四川作战的机会，但“攻入四川”的企图并没有被弃置，一直是派遣军萦绕不去的目标。
1944年4月，日军发动在中国的最后一次大规模作战：“一号作战”（国军称为“豫湘桂战役”），但其目的不在攻占重庆，而是：“击破敌人，占领和确保湘桂线、粤汉线及京汉路南部沿线要地，以摧毁敌空军之主要基地，从而抑制其活动。”
“一号作战”与“五号作战”不同，它的目的是摧毁美军在中国的空军基地，遏止中美空军对满洲、朝鲜，以及日本本土的空袭；其次是打通日本本土到东南亚的陆上交通线。也就是说，大本营自知，已无能力攻进四川，彻底击垮蒋介石的国民政府。
“一号作战”即将结束时，1944年12月2日，冈村宁次就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对重庆一直虎视眈眈，他担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时，苦心策划的“西安作战”未能实现，一直引以为憾。此时，他注意到“一号作战”期间，重庆出现了严重的困局：
蒋介石和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因滇缅战的作战策略以及中国战区指挥权的问题，爆发严重争执，几近决裂。最后是罗斯福总统让步，免除史迪威职务，召回华盛顿，遗缺由魏德迈（Albert C. Wedemeyer）继任。危机虽已解除，但中美关係出现极大裂痕。
重庆除了军事挫败外，还面临经济危机，正陷于极艰困境地。
中美双方对延安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也有严重的分歧。
同时，中共趁着重庆内忧外患日趋严重的困境，对蒋介石政府展开军事与政治的攻击，带给重庆极大的压力。
畑俊六同意冈村宁次的观察，他们判断“美国对华政策将有所改变，可能是美国拒绝对中国政府提供广泛军事援助的前奏”。因此，冈村宁次向大本营提出“进攻四川作战计划大纲”，建议趁蒋介石政府最脆弱的时候，对重庆“施以最后一击”，摧毁蒋介石政权。
大本营对这个计划意见分歧，多数判断，美军即将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届时，必与来自西面的中国军互相策应，发动总反攻。中国军队虽在“一号作战”中严重受损，但因远征军已调回国，又陆续获得美式装备，战力已逐渐恢復并有提升之势。此时若派遣军大举向西出击，可能陷入腹背受敌、两面作战的困境。
因此，参谋本部没有批准这个作战计划，理由是：“鉴于日本帝国全盘战略及国力现况，为肆应主敌美国，不可能实施两面作战。为使中国派遣军目前能专注对美作战起见，希望加强中国东南沿海方面的战备。”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特别指示冈村宁次：“尽速加强中国东南沿海备战一事，尚希望贵总司令予以彻底指导。”
冈村宁次对大本营的指示不以为然，亲自执笔回覆参谋总长，力陈他的看法：西向（四川）作战可视为对美作战的一部分，如能攻入重庆，不但能促使重庆早日败亡，而且也会使美军登陆计划受到挫折、甚至踌躇。
大本营还是维持原议，攻入四川的计划第三度胎死腹中。畑俊六对大本营的保守立场为之扼腕，他叹息道：“错过这次机会，重庆屈服之机会将不可能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