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當初對占領台灣產生興趣，可說是因「澳門模式」的盲點所引起，以為葡萄牙人之所以能與中國貿易，完全是因為擁有很靠近中國的據點也就是澳門，所以也想效法，這其實是倒因為果。
        西班牙人早在1630年代就已經覺悟這可能是錯誤的決策，他們發現在馬尼拉等待中國人載貨來交易遠比自己在中國沿岸設據點來得划算。荷蘭人最初也是抱持同樣的想法佔領大員，但在花了很大的力量與金錢後也是選擇退出，因為維持據點的成本太高，不僅財力物力虛耗，而且台灣北部環境惡劣，人員因病死亡的比率也十分驚人，在付出這麼高的代價獲利卻完全不成比例，就很難維持下去。 重商主義的西方國家一切都要算成本，如果殖民地無利可圖甚至是虧本生意，就會選擇退出。其次，海洋國家占領一定有其目的，譬如獲得港口、貿易據點、特殊產品等，而不太會考慮占有廣大的面積與眾多的人口，因為治理成本太高。（姚開陽，2020，105。）

圖2-1-1-1-1  1626年西班牙攻台艦隊暫泊三貂角，兩艘槳帆船繼續前進，半天後發現雞籠灣更適合停泊，呼叫其餘船隻前往。本圖以前景的礁石表現三貂角泊地的侷促，這是西班牙人最後沒有選擇此地作為基地的原因。（姚開陽，2020，62。）
說明：
        西班牙人早在1598年夏天就進行了第一次的征台行動，共出動兩艘船搭載兵員200多人在薩瑪第奧（Don Juan de Zamadio）的率領下從菲律賓出發開往臺灣，中途季風不配合無功而返。當年9月豐臣秀吉去世，征台之議暫緩。
        1626年馬尼拉總督舍望誹(Fernando de Silvea)派出卡冷貓（Antonio Carreño de Valdes）率領率槳帆船（Galley，或稱大划船）2艘，戎克船(Junk，即中式帆船)12艘，搭載兵士300名（包括100名西班牙人200名黑人及Pampanga(中譯「邦板牙」)來的人） 於2月8日從馬尼拉的Cavite(中譯「甲米地」)出發，在北呂宋過冬，5月4日自北塞戈維亞省（北呂宋）的Bangue (中譯「班吉」，或譯「萬圭」)啟程，7日抵達台灣南端，經過San Lorenzo（中譯「聖老楞佐」，土著稱Catinunum，即今日的蘇澳）與Santa Catalina（中譯「聖加大利納灣」，即蘭陽灣），於10日到達灣北端的Punta de Santa Catalina（中譯「聖加大利納岬」，即今三貂角），海灣後的Santiago (中譯「聖雅各」，或「三貂」)是船隊抵達台灣最先見到人煙的村落。

        本圖顯示西班牙的船隊來到聖加大利納岬暫時停泊，由於此處停泊不易，所以Bartolomé Martínez神父(V. Rev. Bartolomé Martínez, O.P. ，中譯「馬丁略」)與主駕駛Pedro Martín Garay (加隸)率領兩艘槳帆船先行北上偵查。偵查的船隊離開聖加大利納岬泊地後經過一個明顯的地標Punta de Monos（中譯「猴角」，即今鼻頭角），然後發現一個名為Babatangan的小海灣，約1「里格」 的航行後發現一個港口，西班牙人將之命名為Santísima Trinidad（中譯「聖三位一體」，即今日和平島，昔日稱雞籠)，隨即通知其他船隻跟隨進港 ，16日在島上舉行佔領儀式，隨即開始築城，城名San Salvador (中譯「聖救主城」，或「聖薩爾瓦多城」)，並建砲臺4座。
        此處有幾個問題值得討論，如果西班牙人已經擁有Hernando De Los Rios海圖，知道雞籠港灣的存在，並且知道那兒可以讓許多大船停泊避風，為何征台艦隊還會在三貂角停留，甚至以為可以成為基地，最後才發現不適合而離開？         其次Bartolomé Martínez神父與主駕駛Pedro Martín Garay先到雞籠港灣發現適合停泊，之後是如何通知其餘船隻跟上的？雞籠港與三貂角至少五個小時的航程 ，以當時的通信工具彼此能建立起聯絡嗎？是採用煙火？放炮？信鴿？或是原船開回通知？文獻沒有說明。
        再者目前的文獻都沒有說明西班牙征台艦隊到底是由八尺門水道還是大口進入雞籠港。由於西班牙艦隊是沿台灣東岸航行，所以他們應該會先看到八尺門水道，而西班牙艦隊的兩艘槳帆船與12艘戎克吃水都很淺，進入八尺門水道應無問題，有非得繼續航行繞過社寮島才入港不可的理由嗎？
        可能Hernando De Los Rios海圖過於粗略，無法提供近岸航行所需的資訊包括海岸地形與水深，因此征台艦隊仍不免摸索前進，甚至誤以為三貂角是雞籠灣，在航海科技尚未十分完善的當年這些都是有可能的。（姚開陽，2020，62-63。）

圖2-1-1-2-1  1626年5月16日，西班牙遠征艦隊的官兵站在後來興建聖薩爾瓦多城的礁岩上，由神父主持宣布佔領的宗教儀式。此時距離登陸還不到一週就能公開舉行如此儀式，是表現文獻中所說的「西班牙人開了幾砲，當地原住民巴賽族就逃到山上躲藏，所以沒有遭遇抵抗」的情況。
        本圖顯示他們臨時在礁岩前端豎立了十字架，這是西班牙殖民者的慣例，後來遷移到島上的最高地。礁岩後方有棕櫚樹，表現以前島上有許多棕梠棕櫚而被西方人稱為Palm Island。前方的海灣停泊2艘槳帆船與12艘戎克，舢舨來回運送人員，這個泊地大約在今日的正濱漁港，遠方可見鱟公與鱟母島，這兩個島一直存在到20世紀初日本人修築港口時才被炸掉。（姚開陽，2020，64。）
說明：
        卡冷貓的艦隊登陸雞籠島基本上沒有遭遇任何反抗。1626年5月16日，卡冷貓在島上宣布以國王陛下之名取得並佔領此島，並依舍望誹總督之命開始興築防禦工事，儀式中他手持島上的各種樹枝土壤及其他物品做為所有權的象徵。現場有道明會四位神父，除了省會長馬丁略神父，還有謨達神父(Domingo de la Borda)、聖迪明神父(Francisco de Santo Domingo)、毛列神父(Jerónimo Morera)，五名艦長與主駕駛加隸。當天還舉行了彌撒並豎立起十字架。

        從12日艦隊抵達到16日舉行佔領儀式之間，發生了與當地原住民接觸與衝突的過程。由於逃跑的居民發現西班牙人居住在他們的房舍並食用留下的稻米，於是回來意圖報復，這時傳教士出面安撫並允諾補償，為以後建立了良好的關係。傳教士找到了一名落腳當地的日本人天主教徒喜左衛門(Quesaymon，教名Jasinto)，他因為船難漂流到雞籠已在此定居了35年，娶Quimaurri女子依娃列娜(Insiel Islena)為妻有兩個女兒及一個早逝的兒子。傳教士大張旗鼓地為他的兩個女兒施洗，以為宣揚。 與喜左衛門發展關係的可能是隨船隊而來的另一名日本神父西六左衛門（Rev. Thomas de San Jacinto）。
        西班牙傳教士對巴賽族原住民的損失採用賠償的方式懷柔，這是很特別的，相較之下，1642年荷蘭人剛取代西班牙人統治，為了立威，藉口三貂社人藏匿逃跑的奴隸，竟自三貂社的頭人長老中隨意以抽籤方式挑出6人吊死，可見荷蘭人比西班牙人對待殖民地原住民殘酷許多。 此外也發現西班牙由國王贊助的修會所派來的傳教士比荷蘭東印度公司雇用的傳教士更有發言權，在西班牙統治北台灣期間一直扮演制衡的角色。 （姚開陽，2020，64-65。）

        西班牙人占領雞籠，首先要做的就是興築防禦體系，這時所謂「文藝復興式堡壘」就在各殖民地如雨後春筍般紛紛出現。
        相較於中國，早年歐洲城堡的牆壁都很單薄，以至於在14世紀大砲出現後紛紛被轟垮，終結了貴族騎士的時代。受到大砲的刺激，在15世紀中葉到16世紀初歐洲堡壘也開始變的厚實，中間為夯土結構，並且採取傾斜牆面以增加避彈性。此外配合在城堡上裝置火砲的射界需求，在每個角落都帶有突出稜堡(bastion)的「文藝復興堡壘」開始出現。稜堡的角度是經過精細計算的，相較於過去城角的圓堡或方堡，向外突出的稜堡更能夠消除射擊盲區，讓火力涵蓋到每一角落，如此讓敵人無處隱藏，加上厚實的城牆不容易被大砲轟垮，攻城要比以前更困難費時。
        中國的堡壘與西方的文藝復興堡壘正好相反，夯土的牆非常厚實，再大的炮也不容易轟垮，所以中國從來沒有想要發展大口徑的巨砲來轟垮城牆。但中國的城沒有稜堡，所以很容易讓敵軍靠近，加上城門的設計不如西方先進，所以重點放在城門，用炮轟破城門然後強攻，比企圖轟垮城牆來的有效。
        當大航海時代歐洲人東來到亞洲時文藝復興堡壘已經出現，所以歐洲人在殖民地新建的城堡毫無例外都是帶稜堡適合火砲時代的新式堡壘而不可能再出現舊式的歐洲城堡。西班牙人在雞籠的聖薩爾瓦多城與荷蘭人在大員的熱蘭遮城就是典型的文藝復興堡壘。文藝復興堡壘讓人數相對較少的歐洲人能夠抵抗數十倍以上當地軍隊或叛亂暴民的攻擊。

圖2-1-2-1-1  西班牙人在雞籠興建的聖薩爾瓦多城是典型的歐洲式帶有稜堡專為火炮設計的海防堡壘，所以後來中方文獻往往稱之為「雞籠砲城」。城堡旗桿上懸掛的白底紅色X旗是所謂的「勃艮地十字旗」(Cruz de Borgoña)，自1508年起就是西班牙的軍旗以及海外殖民地的旗幟。現在黃紅色的西班牙國旗則要到18世紀末才出現。（姚開陽，2020，67。）

圖2-1-2-1-2  西班牙人在雞籠興建的聖薩爾瓦多城是典型的歐洲式帶有稜堡專為火炮設計的海防堡壘，所以後來中方文獻往往稱之為「雞籠砲城」。城堡旗桿上懸掛的白底紅色X旗是所謂的「勃艮地十字旗」(Cruz de Borgoña)，自1508年起就是西班牙的軍旗以及海外殖民地的旗幟。現在黃紅色的西班牙國旗則要到18世紀末才出現。（姚開陽，2020，68。）

說明：
        「Fort San Salvador」(聖薩爾瓦多城)初建於1626年，至1636年擴建完成。設計者是Nicolás Bolen (尼可拉斯·波領)。 「聖薩爾瓦多城」與大員的「熱蘭遮城」(Fort Zeelandia)類似為下寬上窄稜角型的海防堡壘，周長共約400公尺左右，城正面寬約101米，高約6.6米。城門有分陸城門與水城門。面海的城牆前還有船的錨泊地，是當時東亞最大的一座，比菲律賓、澳門或荷蘭人在大員的熱蘭遮城都要大。
        聖薩爾瓦多城的設計師Nicolás Bolen原來是遠征軍的砲手，留在雞籠擔任此項工作是因為他具有火炮攻防規劃的專長。波領原來年薪200披索，馬尼拉總督顯然對他的工作很滿意，兩年後將他的年薪調整為250披索，當時雞籠的長官年薪也才516披索。
        聖薩爾瓦多城的四個角落各有一座稜堡，分別是左前的「San Antonio Grande」(聖安當大稜堡)、右前的「San Antonio Chico」(聖安當小稜堡)、左後的「San Juan」(聖若翰稜堡)、右後的「San Sebastián」(聖巴斯地盎稜堡)。一般這類城堡在轉角處會設有圓型亭子狀的瞭望哨，但不確定聖薩爾瓦多城有沒有。聖薩爾瓦多城是陸續完工並經過多次拆毀，所以4個稜堡同時存在的時間很短，此外護城河也是荷蘭人來進攻前才挖掘注水，所以聖薩爾瓦多城大部分時間都不像本圖所呈現的模樣。
        原來雞籠島與港區泊地統稱為「Santísima Trinidad」（聖三位一體），主城堡被命名為「Fort San Salvador」(「聖薩爾瓦多城」，或以意譯為「聖救主城」)，不過不久之後「Santísima Trinidad」的名稱就消失了，「San Salvador」既是城名，也是島名。「聖薩爾瓦多城」雖然中文翻譯習稱其為「城」，但實際是「堡」，在十六七世紀的歐洲與殖民地習稱為「護堡」(citadel)。通常是4座稜堡的方形堡壘，緊貼著一座城市而建，兩這關係就像一個城市分為大小兩個部分一樣。如馬尼拉的聖雅各要塞(Santiago)、甲米地的聖腓力堡(San Felipe, 1595)、怡朗要塞(1616)、巴達維亞要塞(1619)、媽港的聖保祿山城(Sao Paulo de Monte, 1620)、漁人群島要塞(1619)、大員的熱蘭遮城(1624)、雞籠的聖救主城(1626)、棉蘭老三寶顏的聖若翰要塞(Fuerza de San José 1635)，最後兩者有若孿生，幾乎建於同時，也有著共同的命運 。Fuerza de San José在1734年因為聖母顯靈神蹟改名為Fort Pilar，該城堡今日尚保存完好，是研究雞籠聖薩爾瓦多城的重要參考樣本。（姚開陽，2020，67-68。）

說明：
        八尺門水道位在和平島的東北方，是分隔和平島與台灣本島的一條狹窄水道，因為寬不足百米而被稱為「八尺門」，西班牙人將其稱為「小口」(boca chico)。
        八尺門地形險要，西班牙人在和平島端設有一座小型堡壘「San Luis」（聖路易堡），裝備1座劣等小加農砲(7磅砲)、2座青銅鷹砲(4磅砲)防守，凡是通過水道的船隻或要登島的渡船都要經過允許。事實上1642年荷蘭人來攻打聖薩爾瓦多城就是從這附近登陸的。
        「San Luis」雖名為「堡」，但規模不大只是個哨所等級，被西班牙士兵暱稱為「El Cubo」，在鮑曉鷗的《西班牙人的台灣體驗 1626-1642，一項文藝復興時代的志業及其巴洛克的結局》中將其翻譯為「桶方堡」， 讓人覺得它似乎是一座方型的堡壘，但李毓中與季鐵生的論文中卻稱其為「圓堡」，並且舉呂宋北方的「路那」(Luna）堡為例。 在西班牙文中「Luna」是月亮，所以「路那堡」是圓形的可以理解，而「Cubo」在西班牙文中既是立方體，同時也是水桶的意思，那麼到底「El Cubo」是方型還是圓型的堡壘？根據荷蘭人占領後，Simon Keerdekoe（西門‧給爾得辜）所繪的地圖，在八尺門水道口突出的位置堡壘的圖案很明顯是圓型的，所以推斷可能是圓堡。
        在1934年第一座跨越八尺門水道的橋梁建造之前，和平島是真正的離島，都要靠擺渡進出。由於和平島一直是要塞地區，根據地方耆老說當年擺渡都要先舉火通知島上的哨所同意才能渡過來，這個規矩可能從「桶方堡」時代就開始。（姚開陽，2020，71-72。）

        在西班牙人尚未占領台灣以前，福建水手是雞籠、淡水並列的地理觀，但在1626年西班牙佔領雞籠後，以聖薩爾瓦多城為中心，往東海岸經宜蘭到花蓮，往西經北海岸到淡水或往南進入淡水河流域，逐漸形成西班牙統治者的地理觀。西班牙人對臺灣的瞭解最初是來自唐人(即在馬尼拉的漢人)，「馬尼拉手稿」中就呈現了這樣的概念，在佔領並經營北台灣之後，許多的地理知識則可能來自經常到各地交易的巴賽族人，尤其是遙遠的宜蘭與花蓮。從艾基水神父的報告也可以看出，他對面積較小的淡水敘述的詳細程度遠大於面積廣大的東部，而且東部的內容著重於金銀礦的有無，這顯然是巴賽人才會有的資訊，艾基水是間接獲得。不過艾基水神父在淡水服務也讓他比較瞭解淡水到雞籠這一段的情形。 （姚開陽，2020，106。）

圖2-1-3-1-1  西班牙佔領下的La Santísima Trinidad (聖三位一體港，今和平島)的全貌，這座充滿棕櫚樹的島嶼阻擋了東北季風，讓島嶼難面的水域適合停泊船隻，而且島的兩端都有水道可以進出。今日建築物密集已經無法看清全島的輪廓，加上大量填海海岸線也不復當年，棕櫚樹更已完全不見蹤影。（姚開陽，2020，65。）

圖2-1-3-1-2  西班牙佔領下聖三位一體島(今和平島)的平面佈局圖，綠色部份是西班牙時代的海岸線，可見當年中山仔嶼及桶盤嶼是獨立的島嶼。灰色部份是今日的海岸輪廓，填海造陸將三個島連成今日的和平島。（姚開陽，2020，66。）

說明：
        圖2-1-3-1-1呈現西班牙佔領雞籠時的全貌，當時所謂的「雞籠」實際上是指今天的和平島，所謂「雞籠港」大概是指今天和平島南面的海岸與水域。今日基隆的內港在當時還是灘塗地，不適於船隻停泊。今日的和平島南面海域因為填海造陸所以水域縮小很多，當時還是頗為寬廣的。
        和平島、桶盤嶼及中山仔嶼在當時都還是分離的島嶼，阻擋東北季風提供一個適合停泊的內海，並且有兩個水道可以進出(主航道與八尺門水道)，是一個天然良港。此外由於島上原來有許多棕櫚樹，所以被西方人稱做”Palm Island”，本圖也呈現了這一現象。
        西班牙人在Santísima Trinidad島上的布局，從圖最左邊開始是主堡「Fort San Salvador」(聖薩爾瓦多城)，沿著海岸依序往右是長官官邸、修道院與位在較高處的諸聖堂，再往右在島的中央位置是漢人聚落「Parián」(澗內)，再往右端是原住民巴賽族的聚落，最右端是八尺門水道，水道的對面超出圖範圍的是日本人及其他原住民的聚落。由「Fort San Salvador」往山頂稜線依序為「San Millán」(護退堡)、「San Antón」(看守堡)與八尺門水道口的「San Luis」(桶方堡)。「Santísima Trinidad」的地名一開始是指港口，但不久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San Salvador」不僅指城堡，也指港口，甚至包括整個地區。
        圖2-1-3-1-2為西班牙佔領時代Santísima Trinidad島上佈局的地圖，當時桶盤嶼及中山仔嶼尚是分離的。由於日治時代為了建設造船廠大量填海造陸，所以島嶼的形狀改變甚多，本圖的陰影部份為現在的海岸線輪廓，可與西班牙統治時代的做比對。根據1626年西班牙人港抵雞籠所繪的地圖，八尺門水道被稱做為「boca chico」(即「小口」之意)，水道的另一端是Taparri原住民社區。不過Taparri的位置在不同地圖上存在很大的差異， 所以不容易確定。比較有可能是在今天二沙灣的海濱。西班牙Santísima Trinidad島的首長稱為「Governor」（長官），或「Alcalde」 (市長）、「Castellano」(駐地指揮官），中文有時翻譯為「太守」。西班牙在雞籠Santísima Trinidad的16年間共有九任太守：
  Antonio Carreño Valdés   卡冷貓   (1626~1629)
  Juan de Alcarazo   加拉錯   (1629~1632)
  Bartolomé Diaz Barrera   黎巴烈   (1632~1634)
  Alonso Garcia Romero   加羅買   (1634~1635)
  Francisco Hernández   厄南德   (1635~1637)
  Pedro Palomino   帕美諾   (1637~1639)
  Cristóbal Márquez   馬拉貴   (1639~1640)
  Gonzalo Portillo   波提羅   (1640~1642) （姚開陽，2020，65-67。）

圖2-1-3-2-1  西班牙人在淡水以竹木材料建立的「Fort Santo Domingo」(聖多明我堡)為數座高塔以木板牆連結的型式，在河邊也有木柵保護船隻裝卸時免遭突襲。這座竹木堡壘在1638年被原住民焚毀後才以石材重建。（姚開陽，2020，85。）

說明：
        西班牙人佔領雞籠只是起點，他們最終的目的是希望驅逐荷蘭人控制整個台灣，但首先從北部開始，與雞籠互為犄角，又利於船隻進入停泊的淡水就是第一個目標。
        淡水被西班牙人稱為Tamchuy，是因為「淡水」的閩南語發音而來，那麼為何要稱此地為淡水？是因為北台灣海岸向為船隻的重要航標，所以就近在淡水河補充淡水。事實上臺灣附近有許多地名是淡水，都是因為船隻補充淡水之地而得名。
        西班牙人對淡水產生興趣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由於雞籠缺少耕地，巴賽人又不從事農耕，聖薩爾瓦多城的糧食都要自馬尼拉運來，常常因補給船沒有準時到達而捱餓。淡水的原住民從事農耕，這對西班牙人是很重要資源，採購糧食是他們最初來淡水的原因之一。
        但是西班牙人在淡水的第一次體驗並不好。1627年底淡水的原住民領袖主動向西班牙人示好，雞籠長官於是派Antonio de Vera (倍拉)率兵20名前往希望能以協助原住民對抗河對岸的另一族群為條件換取稻米解決雞籠糧荒的問題。西班牙人停留了一、二個月不得要領，反而兩派原住民暗中結合殺害了7名西班牙士兵，其於倖存者奪船逃回。適逢馬尼拉來的補給船Nuestra Señora del Rosario號帶來60名士兵抵達雞籠，於是雞籠長官命令艦長Lazaro de Torres (杜勒士)率兵100名前往淡水討伐，原住民棄村而逃，遠征隊打開糧倉盡取存米滿載而歸。

        西班牙人發現淡水物產豐饒、風光明媚，因此在1628年決定將淡水佔領並建立防禦工事。西班牙人最初使用泥土、竹子、與颱風沖刷下來的漂流木建立了簡單的城堡稱為「Fort Santo Domingo」(聖多明我堡)，這就是今日淡水紅毛城的前身。 根據長官Alonso Garcia Romero(加羅買)在1635年離職的報告中說：

堡壘有8座呎吋各異的加農砲，…..堡壘的位置與規模為：有三座高聳的木造高塔一座瞭望塔，其間有連續的城牆，型成一個不規則的方形，…..

        起初士兵只能在柵欄外紮營，後來堡壘建設獲得改善才讓60名士兵遷入堡內。 除了堡壘，西班牙人還在河邊以木柵圍成類似城寨的防禦工事，以防備船隻裝卸時不致被突襲。
        西班牙的「聖多明我堡」之所以用竹木建造原因之一是當地缺少石材，不過在艾基水神父的報告中卻說河的對岸有可採石的地方適合做為建築之用(可能是指觀音山)，而河的兩岸也有大小石頭與沙可用牛車搬運來建堡壘。 比較重要的是西班牙人在1632年在淡水河支流發現了可採石料的礦場(應為北投唭哩岸)，但一直拖到1638年原住民叛亂焚毀了原來的竹木建造城堡後才不得不改用石材重建，然而剛建成不久就接獲菲律賓總督自淡水撤軍的命令，只好自行焚毀。 所以淡水石造的紅毛城並非自荷蘭人才開始，西班牙統治末期就有了，只是隨即被拆毀。淡水的指揮官是Luis de Guamán (居曼)，他可能是第一任指揮官。他麾下有兩艘槳帆船駐在淡水。
        淡水也有一個Parián，Esquivel Jacinto神父說，愈來愈多的生理人說會去那兒種田與種植甘蔗。在荷蘭人佔領北台灣後重心放在淡水而非雞籠，更是蓬勃發展，而且為了解決糧食供應問題，荷蘭人鼓勵漢人移居淡水，以免稅作為吸引。 （姚開陽，2020，85-87。）

圖2-1-3-3-1  雞籠的長官在1632年派遣80名西班牙士兵搭乘漢人的大木船自淡水出發，溯淡水河往上游尋找與基隆河的匯流之處，希望打通雞籠與淡水之間經由內陸的聯絡通道，這是外人第一次進入台北盆地。（姚開陽，2020，87。）
說明:
        西班牙人在1626年占領淡水建立Fort San Domingo，之後發現兩邊很難互為犄角，因為海路易受季風洋流影響，沿海岸的陸路又崎嶇難行，因此想要找一條更為便捷的道路，於是雞籠長官Juan de Alcarazo（加拉錯）在1632年3月派出80名士兵由傳教士Jacinto Esquivel率領搭乘漢人的大划船自聖多明我城溯淡水河與基隆河(Quimazon河，即由Jacinto Esquivel命名)往上游探索，終於打通雞籠到滬尾的道路， 並成為第一個進入臺北盆地的外來人士。
        西班牙人沿途招撫八里坌(今新北市八里區)、北投里族(今台北市松山區) 、大浪泵(今台北市大同區)各社的原住民及漢人，授以神學哲學及科學，謀久居之計。 （姚開陽，2020，87-88。）

圖2-1-3-4-1  雞籠長官因為西班牙船隻遇難事件出兵討伐噶瑪蘭族，原住民因為從未見過火槍，所以受到很大的震撼，退往山區躲避。當時蘭陽平原不若今日土地高度開發，推測即使很靠近海岸仍然林木茂盛。（姚開陽，2020，88。）

說明：
        1628年靠近哆囉滿的Rarangus殺害了損壞舢舨船上的10個人，搶奪了船上的財務與加農砲。1632年，Taparri el Viejo的土著殺害一艘開往馬尼拉的柬埔寨戎克船上的20~25名西班牙人。同一年4月一艘從雞籠開往馬尼拉的西班牙船隻漂流到蘭陽平原(當時稱蛤仔難)擱淺，全船有80人包括西班牙人、漢人與日本人被當地的噶瑪蘭族原住民殺害。由於連續發生三次類似事件，於是雞籠長官Juan de Alcarazo (加拉錯)派兵自蘇澳灣登陸進入蘭陽平原摧毀了7座噶瑪蘭村莊，殺死12名原住民，噶瑪蘭族退往山區頑抗，在這次行動中加拉錯曾經抵達哆囉滿。
        但西班牙人兵力有限，且原住民據深山險要，不得不退兵，反而引起噶瑪蘭族的輕視與嘲笑。直到1635年新任長官Alonso Garcia Romero（加羅買）上任之後才完全控制蘭陽平原，這也是噶瑪蘭族第一次留下的文獻紀載，由隨軍的傳教士紀錄。
        本圖表示噶瑪蘭族原來居住於蘭陽平原，當時即使是濱海地區應該仍是林木茂密。其時漢人尚未進入蘭陽平原，噶瑪蘭族從未與外地接觸，更沒見過像火繩槍之類的熱兵器，碰上西班牙人完全不能抵抗，只能臣服。
        噶瑪蘭族是平埔族的一支，在蘭陽平原已經居住了數千年，農耕技術成熟，西班牙時代整個平原都已開墾，根據後來接手統治的荷蘭人在1650年調查噶瑪蘭族村落有45個，人口數為9670人 。（姚開陽，2020，88-89。）

說明：
        其實西班牙人覬覦蘭陽平原尤其是蘇澳海灣已久，因為由馬尼拉開往日本的船隻若順著黑潮一定會經過這兒，需要可以避風休息整補的港灣，這次終於找到藉口。其次是巴賽人多年來往蘭陽平原與花蓮交易帶回的黃金，讓台灣東部產金的傳言一直存在，這樣的誘惑讓西班牙人很積極地想要控制台灣的北部與東部。
        西班牙人在1632年藉口船難事件出兵征討噶瑪蘭族之後佔領蘭陽平原設立「噶瑪蘭省」(Cabaran)，將蘇澳以北的海灣命名為「Santa Catalina」（聖加大利納，即蘭陽灣），蘇澳港附近則命名為「San Lorenzo」（聖老楞佐，土著稱Catinunum）。不過由繪於1626年「福爾摩沙島西班牙人港口誌」的地圖來看，當時已經標明了「Santa Catalina」，卻未標明「San Lorenzo」，可見「Santa Catalina」名稱的出現早於1632年。
        西班牙人雖然設立「噶瑪蘭省」但並無常設的行政統治機構，但教會已來此地設立教堂，讓當時蘭陽平原諸番社紛紛歸順西班牙人。另外為了探勘金礦，雞籠守將加羅買於1634 年率領軍隊再次進入蘭陽平原。
        西班牙人與荷蘭人對於台灣的爭奪，除了眾所周知貿易據點與航路外的原因外，對於黃金的想像也是重點之一。（姚開陽，2020，89-90。）
        16世紀末雞籠已經有日本人從事採金工作。 17世紀時西方航海家有日本是「銀島」，接近日本的大小琉球為「金島」的傳言。1599年英國航海業者向伊莉莎白女王提呈「請准航海貿易特許」案之陳述中將「銀島日本」與「黃金之島，大小琉球」(The Golden islands of the Great and Small Lequeos)並列。 東方「金銀島」的傳說引起許多冒險家的發財夢。
        許多資料顯示西班牙人對於台灣產金之瞭解具備豐富知識，前面提到那位與西班牙人合作的日本人天主教徒喜左衛門就承認在台灣定居的30餘年中曾親赴哆囉滿產金地五﹑六次之多，所以他後來在荷蘭人佔領雞籠時也被荷蘭東印度公司所重用。
        1627年馬尼拉派出的一艘補給船在哆囉滿靠岸想要尋找黃金，登岸的人全部為Patibur原住民所殺。1935-1936年之間，日本人山本義信在擢其黎溪口左岸魯雞恩社採金時，發掘出200多具遺骸，雜有棒金、金簪、粗金絲、加工用具、土器、陶器等物出土，無疑是殉難於採金之死者。礦界人士認為其死亡年代應在約250年至300年前，應該是採金的西班牙人。 可惜的是這些出土的遺物當時沒有經過專業考古的發掘調查，到後來人骨不存以致無從驗證其種族，連黃金製品也在二戰末期因搬遷而遺失。

        這艘補給船是私人船隻，船主Cristóbal de Carvajal（加法哈），他後來擔任西班牙駐淡水的最後一任指揮官，並在1641年荷蘭的第一次攻擊行動中因出城偵察敵情被原住民捕獲而遭殺害。
        黃金的誘惑讓淘金客冒著生命危險也要一試。1632年西班牙人Domingo Agular (阿葵拉)來哆囉滿淘金，他說：

金沙是一小顆一小顆從水裡洗出來的，暴風雨過後，就可以在下游找到比較大的金塊。

        荷蘭人出兵佔領雞籠，其目的之一也是想控制北台灣以便尋找金礦，荷蘭人的報告中也提到阿葵拉：

派上述司令官前往整頓哪裡各方面的秩序，主要是探勘所盼望的金礦，並去征服據說藏金的北部村落。
至於福爾摩沙北不可以發現黃金，這點已確定無疑。…..
此人(西班牙人Domingo Agular)已在雞籠居住十七年，並與當地人結婚，…..他曾親臨藏金地點，並從河裡撈起大小不等的沙金與金礦…..
上帝保佑我們渴望已久的金礦能夠找到，使公司援助福爾摩莎的資金沒有白費。

        西班牙人與荷蘭人都知道巴賽人與東部番社交易並帶回黃金，東部產金是合理的推測，只是無論是西班牙人或是荷蘭人終其統治期間都不能發掘到真正的金礦，另一方面當地原住民的兇悍殘酷也是阻撓探金隊伍的重要原因。但他們不知道最大的金礦就在離雞籠咫尺之處的九份與金瓜石。（姚開陽，2020，90-91。）

        我們不能以19世紀後英國人在遠東殖民地的印象去想像17世紀西班牙人在北臺灣的生活。當時西班牙人在北臺灣平常都躲在堡壘內戰戰兢兢不敢出來，因為怕原住民會殺害他們。其次大部分的給養都得靠馬尼拉一年兩次的補給船，但因氣候或海難等各種因素補給船常遲來甚至沒來，他們就要餓肚子，而且沒有白銀發薪餉，生理人與原住民就不會賣東西給他們。不僅如此，剛開始時西班牙人都得住帳棚，後來也只能住茅屋，以雞籠如此多雨的氣候，西班牙人水土不服生病死亡的機率非常高。
        對於雞籠的長官而言，治理北台灣也是個苦差事。雖然西班牙人在美洲殖民已經有百年經驗，但這個經驗無法移植於臺灣。因為歐洲殖民者是少數，不可能直接管理所有的事而必須利用既有的體系去替殖民者推行政務，但是在臺灣的原住民部落都很鬆散，沒有像阿茲特克帝國那樣有統一的金字塔結構可以利用，所以西班牙人很辛苦，最後只能透過Quimaurie人在外代表西班牙行事，而形成「共構殖民」。 （姚開陽，2020，106。）

圖2-1-4-1-1  在聖薩爾瓦多城內美麗的花園中，原住民少女與菲律賓少年的音樂歌舞，少年彈的是當時文藝復興式五弦吉他。此圖為意象，呈現聖薩爾瓦多城內短暫的美麗，由於城堡內面積有限又缺乏肥沃的土壤與水源無法種植糧食，不得不改做花園。（姚開陽，2020，72。）
說明：
        聖薩爾瓦多城內有幾幢房舍供長官與士兵居住及做為軍火庫，廣場有美麗的花園，因為城堡內面積有限又缺乏肥沃的土壤與水源無法種植糧食，不得不改做花園，只能種花無法種植作物，這成了聖薩爾瓦多城的軟肋。廣場中央有一口費盡工夫從岩礁中鑽出的水井本想解決飲水問題，但水質不佳。所以聖薩爾瓦多城美麗的外表其實是建立在無法永續的基礎上。

        荷蘭人佔領雞籠後，Simon Keerdekoe（西門・給爾得辜）在1655年1月3日寫給巴達維亞東印度公司總督的台灣考察報告稱：

這座雞籠小島約有一小時路程之廣幅。據云周圍是塊岩石，果樹無法存活，玫瑰、百合花以及芸香則可生長，但生菜、豆類及其他蔬菜糧食卻不能種植與收穫。因而西班牙人在時，建造了相當漂亮的花園，以供玩賞。據我判斷，此地似甚為貧瘠。

        美麗的花園、能歌善舞的原住民少女，即使只是存在很短暫的時間，聖薩爾瓦多城還是有它浪漫的一刻，最大的問題在於糧食無法自給自足，對於馬尼拉的補給船過於依賴，造成可持續性不足。
        當時西班牙士兵有許多與雞籠當地原住民女性結婚，這是聖薩爾瓦多當局與天主教道明會所鼓勵的，這種作法一直維繫到荷蘭時期。傳教士Jacinto Esquivel的紀載曾暗示還有妓女存在。 在這種情況下台灣北部應該有留下可追尋的西班牙DNA與遺傳疾病。（姚開陽，2020，73。）

圖2-1-4-2-1  西班牙人在島上居住的房舍約30幢多為木造，即使後來改為石造屋頂仍繼續使用茅草，因為屋瓦磁磚在雞籠無法燒製，都得依賴馬尼拉運補船，只能優先供給聖薩而瓦多城使用。（姚開陽，2020，74。）
說明：
        西班牙士兵在Santísima Trinidad島起先是住帳棚的，之後才在島上興建房舍包括軍醫院、長官官邸，天主教堂與修道院，約有30餘幢，雞籠長官、10名已經結婚的高階或負責商務的西班牙人居於此。 軍醫院由傳教士募集資金為士兵興建，配有一名大夫，馬尼拉來的補給船帶來醫療物資。 長官官邸有53呎長、21呎寬，由藍灰砂岩所建成，在荷蘭人占領後改為倉庫。 關於建築所需的石材，在Jacinto Esquivel神父1632年的報告中說：

在淡水，石材也不是很欠缺，需要（建築）所要的石頭，在河流的另一邊，面對著駐地，有一可供採石的地區，石材很適合建築之用；而在同一河流的兩邊沿岸，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石頭，可以拿來建（堡壘、fajina）。那裡有沙，而且很近，可以用兩條牛拉著兩輪車（carro）來搬運。

        但初期雞籠島上的房舍無論士兵或高階長官居住的仍然都是茅草屋頂的木板房， 只有建築防禦性城堡才享有石料的優先供應權，然後是教堂與醫院，即使艾基水報告稱不缺石材的淡水，最初的堡壘也是用木樁建造的，之後才改為石造。 即使本地可以供應木柴、石材與石灰，仍然缺乏瓦片與瓷磚，因為那些需要專門的工匠燒製，而雞籠的漢人似無人經營此業，所以當地西方人的住宅即使已改為石砌，屋頂用木柴做橫樑上舖木板，最後防水層仍得繼續用茅草而不能改為屋瓦。 當時雞籠用的磁磚都得從馬尼拉運來，甚至在1627年7月由馬尼拉出征大員的艦隊還要把寶貴的運能用來裝載大量的磁磚先運往雞籠，結果磁磚太重把四艘主力大帆船之一的「Conceptión」(無玷聖母號)壓到漏水而無法出航。 （姚開陽，2020，73-74。）

說明:
        華人聚集的聖薩爾瓦多大街(聖救主街)是社寮島最早的商業聚落街道，西班牙人稱華人聚落為「Parián」(澗內)，關於這個名詞，根據陳宗仁《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台灣早期史研究 1400-1700》中的敘述:

巴利安(parián)一詞,猶如現代中文所謂的「唐人街」,明朝福建官員或士人稱馬尼拉的 parián(巴利安)為「澗」或「澗內」,西班牙人則認為是指「生絲市場」(alcayceria;silk market)。

        可以說這個名詞本是馬尼拉華人社區(唐人街)的稱謂，被引用到雞籠或稱「小澗內」(Pariáncillo)以為區別。不過因為中文的「澗」與水的地理環境有關，但西班牙文的「Parián」並沒有這個意思，故後文仍使用Parián較為符合原意。
        關於雞籠Parián的位置學者專家有多達五種說法，甚至包括大沙灣或慶安宮 ，翁佳音就認為漢人社區應該是今天仁愛區「暗街仔街及崁仔頂街的前身」。 但一般說法仍以在和平島上的居多，因為Parián是為了與西班牙人做生意而存在，不可能離西班牙人的聚落太遠，而且應該位在島的西南方近港口處以方便船隻卸貨，並躲避東北季風。
        黃麗生據《西班牙人在臺灣（1626-1642）》、《西班牙人的台灣體驗1626-1642：一項文藝復興時代的志業及其巴洛克的結局》（The Spanish Experience in Taiwan, 1626-1642）等史料以及其他論著，有以下觀察：西班牙人在1626年占領此地時即已見到島上有漢人聚落與市集，西班牙人統治之後漢人並未離開。根據西班牙人描述漢人聚落Parián位在聖薩爾瓦多城的後方，漢人稱做「哨船頭」的地方。在島的南側形成建築良好的市街，有各式商店與商人，西班牙人稱之為「聖薩爾瓦多大街」，也就是漢人稱的「福州街」。由此可見，西班牙人來到之前雞籠的漢人聚落已經有農、工、商各種行業，顯示有朝向定居性移民聚落的發展趨勢。
        1632年Jacinto Esquivel神父也提到雞籠的Parián，他說中國人的房屋「已然成形一區，由於福建距離這兒很近，生理人來此是為了做生意，停留時間會盡量縮短，所以房舍規模大概也很難多於10所。」
        另外的文獻也顯示類似訊息：「1632年當時約有120名福州工人集居此地，有福州厝之稱，後在明鄭時期才以福州街稱呼，是基隆第一個海商交易港埠。荷蘭人當時稱為雞籠街，街道不寬，長約一荷里，建築良好，有各式各樣的商品與商人。」

        根據西班牙人的地圖，沿著海灣有兩排與海岸平行略帶彎曲的房舍頗符合以上敘述。 但根據地方耆老口述，福州街大約是平一路路頭沿社靈廟後小巷，穿越和平市場，經平二路到和三路台船廠區的聖薩爾瓦多街遺址。然而如此就與海岸呈垂直方向，豈不矛盾?
        其實和平島由於日治時代之後大量的填海造陸，輪廓線已經與原始狀態完全不同，最初的和平島靠近內海一側的海岸線是沿著山腳形成一個往內凹的海灣，腹地非常之小，海岸的聚落基本上就是沿著今日的平一路佈局，這就與耆老的敘述吻合了。至於今天的和一路與修造船廠碼頭一帶的平地當初全部都是海水，這就是為什麼當年帆船的錨泊區比今天所見的港灣大很多的原因。
        今天難以揣測雞籠Parián的實際體驗，不過大概與其他唐人街類似，街道狹窄行人摩肩接踵，兩旁販賣各種商品，空氣中瀰漫著對於西班牙人來說奇異的味道，這倒是很像對現在平一路市場的描述，這條路就是當年的「福州街」也就是Parián。
        在(圖3-2-3)左邊的商家懸掛的幾條魚是今日俗稱的「土魠魚」，學名「馬鮫鰆」，當時叫「Tanguiguie」。從荷治到清代臺灣有三大魚種：土魠魚、烏魚與虱目魚，烏魚偏西海岸，虱目魚在鄭經時代才從東爪哇引進，所以此處選擇土魠魚可能較符合當時的狀況。
        當年定居基隆的華人不多，比西班牙人還少，更不用說巴賽族原住民。當時華人是當地的少數民族，而且有相當人口是流動的而不是定居者，這與荷蘭人在南部大員的經營模式不同，西班牙並沒有像荷蘭人一樣自大陸引進農民工，因為雞籠沒有發展大規模農場的條件。或許這樣對於西班牙統治者較不會造成心理壓力，這可能是此地未曾發生像馬尼拉Parián多次大規模屠殺華人事件的原因。（姚開陽，2020，75-77。）

圖2-1-4-4-1  這些由華人開設在今天深澳(舊稱番仔澳)海邊的石灰窯對聖薩爾瓦多城的建設十分重要。石灰是由牡蠣貝殼與稻草灰燒製而成。（姚開陽，2020，79。）
說明：
        興建防禦城堡需要大量的石灰，在離雞籠一里格處有一個被稱為Babatangan的小海灘，有漢人在此為西班牙人從事燒石灰的工作 。Babatangan在荷蘭文獻稱為Bawatang，即今日的深澳，以前稱為番仔澳。

        當時石灰燒製原料是甲殼類生物譬如蚵殼，根據當時留下的資料顯示了石灰的供應批次時間、供應商、供應量與售價(1袋=75公升)。

1637年11月25日，生理人蔽淖供應850袋，價格12袋1披索。
1637年12月23日，士官厄南德供應2,450袋，價格10袋1披索。
1638年1月2日，生理人蔽淖供應550袋，價格10袋1披索。
1638年1月2日，士官那華耶供應1,200袋，價格12袋1披索。
1638年2月27日，七名生理人供應1,237袋，價格12袋1披索。
1638年5月4日，五名石灰供人供應1,300袋，價格13袋1披索。
1638年7月3日，士官那華耶供應180袋，價格20袋1披索。

        這些石灰主要用來建築保壘，這些石灰供應商也同時是建築承包商，譬如表中兩次提及的生理人Benua (蔽淖)。不過從此表也發現西班牙人自己也加入供應行列，並且與華人價格競爭。（姚開陽，2020，78。）

說明:
        1627年9月10日，兩名在長崎的荷蘭人根據在柬埔寨聽到的消息指稱：

1627年2月，西班牙的死亡人數高達250人，邦板牙人的死亡人數還更高。卡拉什麼的將軍也因為飲用含有高濃度硫磺的水而並得很重。據稱那地區不適宜人居，很容易令人害病。

        「卡拉什麼的將軍」可能是指西班牙遠征艦隊的指揮官Antonio Carreño de Valdes（卡冷貓），全部遠征軍的成員也不過300人，其中只有100個是西班牙人，一個月就死了250人未免誇張。由於首艘補給船在1627年4月29日才抵達雞籠，所以2月時300名遠征軍就是全部的人數，顯然荷蘭人獲得的情報有誇大之嫌，不過對於間接獲得的消息，不準確也不足為奇，但這份情報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它提到了雞籠的飲水問題。
        潔淨的水源為生活所必須，也是西班牙人能否繼續佔領雞籠的關鍵。為了解決用水問題，西班牙人在島上開鑿了許多井但都水質不良，有的帶有硫磺味，喝了會生病，甚至死亡，唯有一口井的水質特別純淨甘冽，即漢人所稱之「龍目井」。龍目井位於島的東北側，由於和平島由西向東的山脈有如一條龍，當地人稱為「龍仔頂山」，而井恰在龍眼的位置，所以稱「龍目井」。根據《淡水廳志》記載：

龍目井在雞籠山麓，下臨大海，四周斥鹵，泉湧如珠，濆地而起， 獨甘洌冠於全臺。不知開自何時？大約荷蘭所浚也。

        不過1891年擔任按察使銜分巡台灣兵備道的唐贊袞在他的《臺陽見聞錄》承上段記載發表了不同的意見：

或云：荷蘭所浚。但其井相距府治千餘里，且生番出入之地，不能致也 。

        唐認為荷蘭人不可能千里迢迢從台南跑到雞籠來鑿井，這個結論是對的，但理由卻錯誤，荷蘭人不僅統治南台灣的大員，還統治過北台灣的雞籠，唐贊袞身為駐台高官，還兼任台南知府，對雞籠的認識若此，豈不令人瞠目?

        其實龍目井的出現早於荷蘭時代，原來為一自然湧泉，1626年西班牙人初佔領雞籠，在全島所鑿之井多是鹹水，只有此泉水質甘冽，為了取水方便於是用炸藥炸開修成深井以利取水，這就是「龍目井」的由來。 今日看到的半圓形水泥掩體則是日治時代1935年為了防空而修築，所謂「西班牙式拱頂」的稱謂實為誇張，其實就是防空洞，包括鐵蓋與抽水馬達電線管路也都是近代加裝，原來是沒有的。
        雖然龍目井水質很好，但在西班牙時代不大可能是用水唯一的來源，因為龍目井與聖薩爾瓦多城正好位處島的兩端，不僅取水不便，還有安全上的顧慮，如果龍目井真的是唯一可飲用的水源(聖薩爾瓦多城內也有一口井但水質不適合飲用，只能澆花)，為何西班牙人不把主堡建在龍目井的位置以便直接利用，或至少在龍目井增設一堡壘以保護水源﹖
        筆者認為將西班牙人用水的問題侷限在水井可能是有盲點的，一口井的出水量應該難以供應如此眾多官兵與百姓的飲用，遑論耕種，更何況雞籠是西班牙人的補給港，遠航船隻需要在此裝載大量淡水，區區龍目井豈能供應？
        我們不應忽略雞籠東北季風帶來極為豐沛的雨量，只要善加截流儲存就能解決大半用水問題。和平島耆老潘江衛曾指出島上當年有「埤塘」，筆者以為潘江衛所謂的埤塘未必刻板定義為像桃竹苗地區客家村莊那種以人工挖掘的灌溉防洪水塘，有可能是低窪處自然積水或人工截流形成的池塘。當有足夠的地表水源，龍目井就只是輔助性用途而不會太在意需要加以武裝保護了。
        參閱1654年荷蘭人Simon Keerdekoe所繪的「大台北古地圖」中(如圖3-2-9)在靠近八尺門水道處有一水塘的圖案，與潘江衛所稱「埤塘」在今日海產街後方停車場的位置十分接近。Simon Keerdekoe還在地圖的註釋提到池塘：「教堂附近有兩個奇特的池塘，鋪著石頭，有一道看來頗為古怪的階梯自底部展開，神職人員便在這些池塘裡洗淨身體。」 我們無從得知Simon Keerdekoe看到甚麼奇怪的東西，但有池塘這一點應該是肯定的。
        甚至聖薩爾瓦多城的設計是否有雨水截流系統與地下儲水設施，筆者認為是十分合理的推測，因為早在羅馬時代城堡就有類似「集水槽」的系統，尤其是位在高崗上所謂「頂峰型」的城堡， 此外西元70年以猶太人抗拒羅馬人最後集體自殺而聞名的馬薩達要塞城內也是有雨水導引系統與儲水的大水庫才能支撐羅馬人的三年圍城。
        水源是一座城堡能否持續防守至關重要的因素，若非在城堡內有儲水系統，1642年當荷蘭人從八尺門登陸時就已經控制了龍目井，根本不用仰攻山上的堡壘，幾天之內聖薩爾瓦多城就會因口渴而投降。從常識來說收集雨水要比打水井來得經濟實惠，供應量大，位置也不像水井受限於地理條件，更加安全有保障。聖薩爾瓦多城設計者Nicolás Bolen承續文藝復興城堡式樣，不可能面對雞籠豐沛的雨量任其流失而沒有任何加以利用的方案。但這僅為推測，目前尚未見到這方面的文獻資料，而且聖薩爾瓦多城現在尚未開挖遺址，無從獲得證據。（姚開陽，2020，79-83。）

        研究西班牙人十七世紀在台灣，不能忽略天主教的影像力。西班牙對於天主教的狂熱主要是受到國王腓力二世的影響，腓力二世本身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在歐洲大肆堆動宗教審判，並以王室的資金贊助修會到全球傳教。腓力二世甚至把傳教看得比商貿更優先，也由於這樣的堅持造成日本禁教，讓承諾不傳教的荷蘭人趁虛而入，取代西葡成為日本與西方唯一的接觸管道。
        西班牙人的傳教士由各修會派出，修會是由國王支持，主教也是由國王任命，所以與行政體系是平行的，有時主教的影響力甚至還超越總督，但由於西班牙特殊的王室支助制度，所以有時總督會引用此法認為主教也是由國王指派，所以引申為總督也能指派神職人員的工作，雖然總督尊重主教對於神職人員的核可權，這在1635年馬尼拉總督Sebastián Hurtado de Corcuera (高奎臘)要派教區法官Pedro Monroy（孟羅伊）到雞籠擔任隨軍司鐸（Chaplain）時與馬尼拉大主教Hernando Guerrero (厄南居)爭議的來往信件中可以看出。
        高奎臘與厄南居勢同水火，1636年甚至發生總督要放逐大主教到喀里幾多島(Corregidor)的事件。 這其中還涉及修會之間的鬥爭，厄南居出身道明會，而道明會一向主張要利用台灣為基地進軍日本傳教，而高奎臘基於現實考慮傾向完全撤軍，耶穌會選擇支持總督而與大主教對立，最後高奎臘折衷部份撤軍，這就是西班牙人在台灣放棄淡水全部收縮到聖薩爾瓦多城的原因，最後仍然完全失守。
        耶穌會與道明會之爭不僅影響菲律賓在台灣的去留，還影響在中國的傳教，由於耶穌會士利瑪竇對中國禮儀持寬容模糊態度，受到康熙皇帝的歡迎，讓天主教在中國頗有發展的良好機會，但在中國發展不順利的道明會與方濟各會忌妒利瑪竇的成就，就去向教皇格勒門十世(Clement XI)告狀，教皇對中國禮儀發布禁令，如此便與康熙的立場衝突，之後天主教在中國的發展每況愈下最後完全禁絕，追根究底實乃因天主教內部的派系之爭。

        與西班牙不同，荷蘭的傳教士是受雇於東印度公司，是雇主與員工的關係，牧師就是公司職員，一切聽命公司，較難逾越公司的決策做出自己的判斷或能夠產生制衡作用，有時還要處理非宗教的業務，譬如公司的商務甚至軍務。荷蘭東印度公司是為了維持勢力，安定秩序，而進行其教化事業，換言之教化是在求提高行政效率，所以佈教是東印度公司行政組織中的一環，行政是主，而教化只是附帶作用。 而且他們是荷蘭人訓練的第一批傳教士，而台灣又是他們的第一個傳教地，缺乏經驗與前例 。此外荷蘭是新教喀爾文教派，傳教士是有家眷的，所以較有牽絆顧慮，甚至行為不檢，不像獨身的天主教士，時時想要追求殉道封聖的境界，兩者的行事風格與結果就會大不相同。
        不過在1651年大員仍然發生嚴重的政教對立狀況，其實是時任政商務官的Frederik Coyett (揆一)與當時的長官Nicolaes Verburg (維堡)之間的鬥爭，Coyett與教會結合對抗Verburg，Verburg則指控神職人員走私貪瀆濫權，雙方水火不容。 兩派對立造成後來國姓爺來攻時，接任長官的揆一被巴達維亞總部處處制肘，因為Verburg當時就是巴達維亞的當權派，最後Coyett被迫承擔失去台灣的全部罪名，命運與西班牙的末代雞籠長官Gonzalo Portillo (波提羅)十分類似，而且不像Portillo逃過一劫，被判終生監禁。 （姚開陽，2020，106-108。）

圖2-1-5-1-1  班牙人佔領雞籠後在島上最高處豎立一根巨大的十字架，這是篤信天主教的西班牙人在各殖民地的習慣。（姚開陽，2020，93。）
說明：
        西班牙國王腓力二世是狂熱的天主教徒，在歐洲大肆推動宗教審判，迫害異教徒，在東亞對於傳教的熱衷程度甚至超越貿易獲利，不僅是國王，人民也是將「我的宗教、我的祖國、我的國王」(Mi Religion, mi Patria, Y mi Rey)做為信條。 所以天主教是討論全球任何一個西班牙殖民地都不可或缺的章節，包括台灣。
        西班牙人占領台灣北部除了做為貿易據點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目的，那就是做為派遣傳教士偷渡日本的前哨據點，由於當時日本幕府禁教並造成慘烈的殉教事件，西方傳教士只能用偷渡的方式進入日本，這時距離日本較近的雞籠就成為最合適的地點。

        與荷蘭東印度公司傳教士是公司的僱員不同，西班牙的傳教士是由皇帝派遣，所以在重大事件的發言權是超過荷蘭傳教士的， 甚至是由傳教士發動，譬如西班牙在1626年的佔領雞籠，道明會的Bartolomé Martínez (馬丁略)神父就是鼓吹者之一，並實際參與征服行動。1619年(明萬曆四十七年)，為保護在福州之西班牙人以及與中國貿易之權益，菲律賓總督派遣Martínez神父為使節前往福州，結果船隻途中遇颱風漂流到台灣。之後Martínez神父仍抵達福州完成任務返馬尼拉後，將經過向總督報告並撰寫了「征服福島的益處」(Conveniencia de la conquista de Isla Hermosa)，這就是1626年征服雞籠行動的起源。
        1626年Martínez神父跟隨第一批登陸雞籠的西班牙艦隊來台灣，1627年5月返回馬尼拉處理公務，1628年8月Martínez神父因聽聞荷蘭人要來進犯，急欲趕回雞籠通報，他與其他7人自淡水搭乘一艘小船途中遇風浪船沉沒於雞籠不遠處(惡魔岬Punta Diablos，即今日之野柳岬)，5人獲救，Martínez神父與其他2人溺斃。
        在西班牙佔領雞籠期間受洗者約4000名，幾乎全部為平埔族原住民， 相較之下，漢人的成人信徒還不到一百人，而且多半是為了賣魚給西班牙人才信教， 這很像漢人的傳統信仰往往帶有利益交換的功利色彩。
        1642年8月荷蘭人進攻雞籠，Gaspa Alenda (雅瑯達) 神父遇難，所有西班牙人包括傳教士都被荷蘭人俘虜帶往大員，台灣北部天主教徒的宗教生活成為空窗期，直到1655年荷蘭人才從大員派傳教士馬西烏士到淡水與雞籠來，他也是荷蘭時代在這兒唯一的一名教士。 台灣北部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與新教)在西班牙與荷蘭人離開後完全停止，至今痕跡無存，現在的基督教是鴉片戰爭之後才重新開始的，與17世紀無關。
        圖2-1-5-1-1表現西班牙人在佔領雞籠後在今和平島的最高處豎立一根巨大的十字架(與看守堡同一山頭)，這是篤信天主教的西班牙人到每一個地方必定會做的事情。（姚開陽，2020，93-94。）

圖2-1-5-2-2  根據1654年Simon Keerdekoe地圖上的圖案，靠近山腳前有一幢尖屋頂的簡單石造建築，屋頂有三根十字架縱向排列，其中一根較高，下方基座似為鐘塔，周遭以圍籬圈出一塊方地，建築就在正中央。 這是Simon Keerdekoe地圖在島上唯一可辨識的教堂建築，可能為修道院，以方位推斷即今台船停車場考古開挖現場的位置。（姚開陽，2020，96。）

圖2-1-5-2-1   西班牙人在雞籠興建最大的教堂「諸聖堂」（Todos los Santos），位在聖薩爾瓦多城的後方。（姚開陽，2020，95。）

圖2-1-5-2-3  「諸聖堂」後方的修道院正在舉行傳教士的葬禮，400年後的今天其遺骨在台船停車場被考古隊挖掘出來。（姚開陽，2020，97。）

說明:
        西班牙人在「聖薩爾瓦多城」的後方建造了「諸聖堂」（Todos los Santos），這是台灣第一座天主教堂。這幢由道明會興建的諸聖堂起初是座小教堂，起建於西班牙人初上岸的1626年，1638及1639年獲得資金改建為較堅實的石材建築。相較於西班牙在菲律賓建造多所華麗的天主堂，這幢建築可謂樸素，但仍引起長官Pedro Palomino (帕美諾)的反對，因為它位在聖薩爾瓦多城後方的高地，敵人來攻時有可能被攻佔而成為對主堡的威脅。後來果然在第一次荷蘭人來攻時被佔領，而第二次荷蘭人佔領了聖薩爾瓦多城時，這兒又成為殘餘西班牙軍的庇護所。
        根據1654年荷蘭人Simon Keerdekoe所繪的「大台北古地圖」中靠近山腳下有一幢類似教堂的建築，屋頂共豎有三座十字架，中央一座較高底部基座似為鐘塔，周邊還有以圍欄圍起，類似種植農作物的莊園。由於Simon Keerdekoe地圖並未標示此建物名稱，我們無法判斷它是否「諸聖堂」的本堂。
        2002年鮑曉鷗教授(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與成大公共工程研究中心利用探地雷達探測完成「透地雷達技術應用於基隆和平島古堡舊城牆遺址之探測」報告。 2016年臧振華教授(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所長)在台灣造船停車場的考古挖掘行動發現4名兩手交叉抱胸，頭朝西北方的遺骸，是典型天主教士的埋葬方式。2019年5月臧振華教授與Maria Cruz Berrocal(西班牙籍考古學者)再度在停車場挖掘出墓葬﹑遺骸﹑十字架籍原住民等遺物。 。
        西班牙人當時在「諸聖堂」旁曾興建兩所修道院即「St. Domingo」（聖道明會）與「St. Francis」（聖方濟會）， 。考古開挖的位置與給爾得辜地圖三座十字架建築的位置十分接近，加上傳教士墓葬，非常有可能是當年的修道院。但由於Simon Keerdekoe是荷蘭佔領雞籠之後才來的，他的地圖在島上並未出現另一幢教堂，若該建築確定是修道院，那麼規模更大的「諸聖堂」何在？是否在地圖繪製當時就已經不存在？另根據更早的1629年荷蘭偵查淡水與雞籠艦隊的航海官Jan Gerbrantsz Black (布萊克)所繪製的地圖，在類似位置也有類似建築， 當時「諸聖堂」尚未改建。所以「諸聖堂」與修道院的關係位置目前仍無足夠證據確認。
        西方人習慣將死者葬於教堂或修道院旁，尤其是本堂的修道士，這是考古隊在台船停車場發掘出遺骨就能推測「諸聖堂」或修道院方位的原因。由於修士皈依與晉鐸在教會都有嚴格的人事管理制度，如果在台灣死亡並埋葬，在修會總部理應留下詳細的檔案記錄，可能可以比對出遺骨的身份，但目前尚未看到有這樣的研究。（姚開陽，2020，95-96。）

圖2-1-5-3-3  1632年淡水玫瑰聖母堂落成舉行聖母像繞境遊行，背景為關渡淡水河的水面。這段400年前的宗教盛事淡水地方的文史工作者希望能提報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姚開陽，2020，100。）
說明:
        西班牙人佔領台灣北部當時被天主教正式認證的教堂有4所，其中3所在雞籠，包括位於雞籠聖薩爾瓦多城旁的「諸聖堂」（Todos los Santos，完成於1638年）、Quimaurri的San José與Tappari的San Juan Bautista，另一所是淡水的「玫瑰聖母堂」(Nuestra Señora de las Rosas)，後面三座都是葡萄牙籍的道明會神父Esquivel Jacinto所建。
        圖2-1-5-3-1為雞籠Quimaurri原住民社區的San José教堂，原為木造後被颱風吹毀，由Esquivel Jacinto神父於1632年以石造方式重建。根據荷蘭人1641年第一次進攻雞籠的紀錄曾進駐港灣西北邊一座名為Songo的碉堡，後來被西班牙人拆除。但西班牙方面卻完全無此碉堡的記錄，後來從西班牙史料中發現，原來所謂的Songo碉堡就是在Quimaurri的San José教堂(或稱修道院)，為防被荷蘭人再度攻擊時利用，雞籠長官Gonzalo Portillo (波提羅)下令將之拆除。 但在Gonzalo Portillo寫給菲律賓總督的信中卻說是荷蘭人離去時連同村莊一起燒毀的。
        傳教士José María Álvarez在他的著作Formosa geográfica e históricamente considerada中曾說：「儘管在聖薩爾瓦多島有房宅，那裡住著西班牙天主教徒，但傳教士仍時常渡過小海灣，此海灣分隔了西班牙人與稱作Parián的中國人。在那裡不久蓋了一間房子與教堂。」

        中村孝治在《十七世紀西班牙人在臺灣的佈教》中說：「馬地涅神父前後約費二萬特加特為中國系原住民籍華僑等之用，在和平島(社寮島)對岸中國人部落澗內(Parián現在的八尺門附近？)建立一教堂。」
        1634年西班牙人征服蘭陽平原， Garcia（迦爾施亞）神父隨軍前往駐傳，1635年在三貂角(Satiago)建立的「Santo Domingo」（聖多明我）教堂獲得教區承認，由道明會士Teodoro Quirós de la Madrede Dios（丟多羅•基羅斯）擔任司鐸主持該堂，當時當地正爆發天花的疫情。 之後又在San Lorenzo(今蘇澳)建立一所小教堂與神職人員住宅。
        西班牙人的勢力到了哆囉滿已經是強弩之末，所以哈仔難以南就沒有建立教堂的紀錄。圖2-1-5-3-2為Teodoro Quirós神父在Santo Domingo堂門前眺望龜山島。在西班牙時代三貂角是獨立的不屬於Caraban(葛瑪蘭)省，但在宗教上則與蘭陽平原劃歸在一起屬於San Lorenzo教區。
        淡水西納社的「Nuestra Señora de las Rosas」(玫瑰聖母堂)為Esquivel Jacinto神父在1632年所建(位置約在今日淡水的中興里與鄧公里一帶。) 。該堂落成之日Esquivel Jacinto神父計畫舉行盛大的慶祝會，他與聖多明我堡的指揮官Luis Ole Guzman (古茲曼)協商將供奉在堡內的聖像以遊行方式移動至新建的玫瑰聖母堂。落成當天由Guzman指揮官領隊，軍方的儀隊、地方要人、教友等一路往西納社(Senar)前進，同時社內戶戶打掃清潔、張燈結彩，民眾列隊歡呼跳舞迎接聖母像通過，最後將聖母像供奉於玫瑰聖母堂內並開始作彌撒，群眾圍集聖母堂內外參觀慶祝大典，祝聖禮成之後駐軍施放禮砲聲音震徹西納社，Guzman指揮官並以盛大的宴會招待民眾。會後當聖母像要抬回淡水聖多明我堡時，番社群眾再三懇求留下，最後Guzman同意將聖母像留下供奉於玫瑰聖母堂。
        不過根據資料似乎聖母像在聖母潔淨日(2月2日)前又回到了聖多明我堡讓西班牙士兵舉行禮拜，之後才再送回到西納社，因為西納社人擔心教士會隨著聖像離開他們。西納社人這種強烈而莫名的妒忌心正是Francisco Vaez(傅耶慈，或譯巴耶慈)神父被殺的主因，因為他告訴西納社人要去幫北投社建立教堂，這讓西納社人心生不滿而將之刺殺。Francisco Vaez神父到死都不明白為什麼西納社人要殺他。
        玫瑰聖母像遊行是發生在近400年前的事，現在有淡水的文史工作者希望能申請成為當地的非物質文化資產。 （姚開陽，2020，97-100。）

圖2-1-5-4-1  因禁教而避難雞籠的日本天主教徒「吉利支丹」(cristão)，棲身在雨中的茅草屋內膜拜他的「瑪利亞觀音」(Maria Kannon)瓷像。這是日本禁教下掩人耳目的產物，大部份由中國製造進口，教徒避難來雞籠一定都會隨身攜帶。 （姚開陽，2020，102。）
說明:
        在討論早期的西方勢力進入台灣，不能不談到日本人所謂的「吉利支丹」，也就是信仰天主教的日本人。「吉利支丹」來自葡萄牙文"cristão"(或「切支丹」、或羅馬拼音kirishitan，日文キリシタン)，是日本戰國與幕府時代對基督徒尤其是天主教徒的稱謂。 無論是奉豐臣秀吉之命來台灣尋求「高砂國」納貢的原田孫七郎，或發艦隊想要征服台灣的長崎代官村山等安，或來過台灣的肥前國藩主有馬晴信，無一例外都是「吉利支丹」。

        當年日本幕府禁教的時代，教徒受到慘烈的迫害，許多日本的天主教徒逃到雞籠來避難而形成日本聚落。當1626年西班牙艦隊登陸雞籠時，隨行的神父當中就有一名日本人西六左衛門(教名Tomas de San Jacinto)，西六左衛門留在台灣傳教，之後於1629年設法回到日本並在1634年8月4日在那兒殉教，在台灣傳教的30餘名教士中還有與西六左衛門一起來台灣的園永(教名Santiago de Santa Maria)， 以及1627年來台灣，1632年回到日本的朝永五郎兵衛（教名Iacobus de Santa Maria. Kiusei）都在日本殉教。
        還有一名日本天主教徒值得一提，那就是喜左衛門(Quesaymon)，教名Jasinto，他是京都人，因為船難漂流到雞籠，已在此定居了35年，娶Quimaurri女子為妻有兩個女兒及一個早逝的兒子。當西班牙艦隊在雞籠登陸時，首先就找他幫忙，傳教士還大張旗鼓地為他的兩個女兒施洗以為宣揚。 （姚開陽，2020，102-103。）

圖2-1-5-5-1  鄭成功威脅要攻打菲律賓，派遣特使李科羅神父穿著明朝官服，攜帶隨從到馬尼拉送信給西班牙總督。本圖顯示李科羅的專艦循帕西河(Río Pásig)進入馬尼拉市中心登岸。（姚開陽，2020，103。）
說明:
        台灣北部的天主教傳教事業隨著西班牙人1642年的敗退而消失，但在鄭成功1661打敗荷蘭奪取大員之後，由於有呂宋華人請求攻取呂宋的計畫，因此天主教士又登上舞台，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在廈門傳教時與鄭成功相識的義大利籍道明會神父Victorio Ricci (李科羅，或譯維多里奧·利西)。
        根據李科羅的自述，他是被武力挾持去的，花了3天的時間渡海抵達大員，在島上停留了8天，國姓爺兩度宴請他卻自己沒有出席，這讓李科羅七上八下，最後交給他一封未緘的信件與所需的金錢。 這封信以「中國總督國姓爺友好告誡馬尼拉長官Sabiniano Manríquez de Lara諭令」開頭，信中以極盡威脅的口吻說：「…..你們這種［呂宋］小國竟敢凌迫我國［舢舨］商船，種下戰亂紛擾的根源。這種無恥的行徑，簡直與那些荷蘭番如出一轍。現在艾爾摩莎島已配有精兵數萬，戰艦數千艘，原先我想親自率兵征討….. 」國姓爺的重點是要求菲律賓納貢：「…..只要你們納貢，我將讓你們繼續保有王室之地與尊貴，否則將與予焚毀殆盡，屆時後悔莫及。荷蘭番的下場是最佳例證，在這種情況下，連神父也不必回來了。是福是禍全在你們的一念之間。…..」

        李科羅自安平出發在17天後的5月10日抵達馬尼拉。對於李科羅這是一個隨時會送命的任務，國信爺信中提到神父，事實上一年前一個被國姓爺強迫進入熱蘭遮城勸降的荷蘭牧師Anthonius Hambroek (范無如區，或譯亨布魯克)就因為荷軍不投降被盛怒的鄭成功斬首。李科羅比較幸運的是當他在1662年8月回到大員時，鄭成功已經在6月23日病亡。
        李科羅料不到信國姓爺威脅要攻打菲律賓的消息走漏，引發西班牙人與華人之間的猜忌，竟再度發生大規模的屠殺事件（此為第四次呂宋大屠殺），被殺害的華人多達數千人，更多被西班牙當局強迫遣送離境，許多人喪生海上。
        菲律賓總督Mararique de Lara（拉納）擔心國姓爺怪罪發兵來攻，寫了一封希望透過外交途徑解決的信交李科羅帶回在1662年8月自馬尼拉啟程返台，不料船隻遇風無法回到安平卻漂流到了雞籠登岸，消息傳到附近的番社，當地的天主教徒已經20年沒有見到神父，紛紛前來拜見並請求留下帶領他們聖事，但李科羅急於將菲律賓總督的信帶給國姓爺而無法久留，停留十餘天後在8月20日搭船離開雞籠回到台南覆命。
        然而在李科羅還沒回來之前呂宋大屠殺的消息已經傳開，國姓爺大怒要立刻出兵，隨即在6月23日（永曆十六年五月八日）急病死亡， 其弟鄭襲繼任監國，駐守廈門的長子鄭經率軍回台攻入鹿耳門發動政變，安平政局混亂，征討菲律賓之事因此暫緩。在這之前的1663年，鄭襲派遣李科羅再赴馬尼拉洽談商務協定，同年7月當他帶著總督的回信赴廈門預備向新當權的鄭經彙報時清軍已經圍城，李科羅搭上一艘荷蘭船準備離開，恰逢11月18日清荷聯軍進攻金門與廈門，李科羅登船的次日在船上目睹清荷聯軍與鄭軍在金門烏沙頭大規模的海戰，雖然清軍怯戰但荷軍優勢的火炮最後讓鄭軍棄守金廈全部東渡臺灣，李科羅只得登岸在泉州與福州住了兩年，當時已經是在滿人統治之下，他因為與國姓爺的關係而受到懷疑，於是計劃離開。
        1666年李科羅慫恿荷蘭人與西班牙展開貿易，以荷西世仇的關係這是相當具有創見的主意，荷蘭人居然答應，李科羅搭船前往馬尼拉途經雞籠，當時是荷蘭人第二次佔領的期間，由於李科羅認識鄭氏家族，此來正好充當荷蘭人與鄭經派出使者談判的翻譯，他在2名荷蘭士兵的護衛下從陸路跋涉來到剛被明鄭軍隊佔領的淡水與鄭經的使者會面，並一同返回雞籠，但最後談判破裂。

        1666年3月19日他終於來到馬尼拉，但是由於他跟鄭家與荷蘭人的關係複雜，馬尼拉當局對他頗為猜忌，將他遣送給他的上級並要求遠離馬尼拉，荷西貿易之事隨著李科羅的失勢煙消雲散，1685年2月17日他在馬尼拉的澗內去世。
        不過由於李科羅1662年在雞籠的經驗，馬尼拉的道明會知道台灣北部尚有4千多名堅守信仰的土著天主教徒，於是在1673年8月1日派遣Arcodio de Rosario (羅薩里奧)神父、Alonso de Cordoba(寇多巴) 神父、Pedro de Alcala (亞爾卡辣)神父、Peder de Alarcon (阿拉孔)神父等4人搭船前來雞籠計畫恢復傳教事業，不料船遇暴風雨無法抵達只得停靠安平(即大員)登岸，並試圖在當地傳教，數日後被鄭經的士兵逮捕監禁，諮議參軍陳永華不准在台灣傳佈天主教，七個月後眾神父返回馬尼拉，台灣的天主教完全消失，直到清末1859年Fernando Sainz (郭德剛)神父來台才重新開啟。 （姚開陽，2020，103-105。）

        西班牙當初對占領台灣產生興趣，可說是因「澳門模式」的盲點所引起，以為葡萄牙人之所以能與中國貿易，完全是因為擁有很靠近中國的據點也就是澳門，所以也想效法，這其實是倒因為果。 西班牙人早在1630年代就已經覺悟這可能是錯誤的決策，他們發現在馬尼拉等待中國人載貨來交易遠比自己在中國沿岸設據點來得划算。荷蘭人最初也是抱持同樣的想法佔領大員，但在花了很大的力量與金錢後也是選擇退出，因為維持據點的成本太高，不僅財力物力虛耗，而且台灣北部環境惡劣，人員因病死亡的比率也十分驚人，在付出這麼高的代價獲利卻完全不成比例，就很難維持下去。
        重商主義的西方國家一切都要算成本，如果殖民地無利可圖甚至是虧本生意，就會選擇退出。其次，真正的海洋國家不是為占領而占領，一定有目的，譬如獲得港口、貿易據點、特殊產品等，而不太會考慮占有廣大的面積與眾多的人口，因為治理成本太高。（姚開陽，2020，105。）

圖2-2-1-1-1   「馬尼拉-阿卡孛果大帆船貿易航線」(Manila Acapulco Galleon Trade)的西班牙大帆船乘著黑潮通過台灣花東海岸，繼續往北到日本向東跨越太平洋，順著海流南下抵達墨西哥的阿卡孛果，讓雞籠在十七世紀初被納入國際白銀貿易的網絡之中。（姚開陽，2020，109。）
說明：
        西班牙航海家對台灣的第一次接觸與開闢美洲到東亞航線有關。1565 年西班牙國王腓利二世派遣López de Legazpi (黎牙實比)與奧古斯丁會傳教士Andres de Urdaneta (烏爾達內塔)率領船隊從墨西哥出發跨越太平洋於1565年4月抵達菲律賓的宿霧島。López de Legazpi成為菲律賓首任總督，Andres de Urdaneta則率領船隊回程時搭上了黑潮經台灣、琉球、日本的北方航線得到順風，經過今天的美國加州海岸南下在10月回到了墨西哥。
        Andres de Urdaneta因此行在航海史上留下篇章，但他並非第一個發現這條航線的西方人。幾乎就在同時的1656年1月，一艘僅有40噸的平底補給船(Patache)「San Lucas」(聖魯卡斯) 號在船長Alonso de Arellano (阿隆索・德・阿雷亞諾)與領航員Lope Martin (羅培・馬丁)的率領下從菲律賓出發，歷經109天的千辛萬苦找到美洲大陸，在8月9日抵達納維達港(Puerto Navidad)。 這並無損於Andres de Urdaneta的成就，因為他無法得知「San Lucas」號航行與抵達的訊息，對Andres de Urdaneta這仍然是趟未知的探索，但他率領的是真正建立起全球貿易循環的船隊，這才是關鍵。

        Andres de Urdaneta船隊抵達的地點為阿卡孛果(Acapulco，或譯阿卡普爾科，在今墨西哥境內)，貨物下卸除了應付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訂單外，剩下的透過騾子經陸路運往大西洋岸的哈拉帕(Jalapa)，在那兒交換墨西哥的黃金白銀與歐洲來的貨物，並將來自亞洲的貨物交接最後在Veracruz (維拉庫茲)裝船運回西班牙，這條被稱為「馬尼拉-阿卡孛果大帆船貿易」(Manila Acapulco Galleon Trade)的全球貿易循環航線於焉達成。由於從1519年麥哲倫環球航行以來西班牙船隻便不斷受到葡萄牙船隻的搶劫，要不就只能往西繞過好望角回國，無法回到美洲，現在這條向東航線被西班牙人掌握後，讓美洲的白銀能順利運來亞洲投入貿易戰，這個秘密西班牙人一直維持到1815年拿破崙入侵西班牙與墨西哥革命為止長達250年，在這個期間有40艘西班牙大帆船因風暴或其他原因而損失。
        葡萄牙人或荷蘭人未必不知道這條航路與海流的秘密，但知道了也沒有用，因為中美洲控制在西班牙人手裡，只有西班牙的商船可以停靠阿卡孛果，並利用陸路轉運到另一端的Veracruz登船，再循墨西哥灣、加勒比海經大西洋回到西班牙的Seville (賽維亞)。葡萄牙或荷蘭甚至後來英國人的船只能依照舊有的航線往西繞過好望角回歐洲，時間與成本都倍增，根本無法與西班牙競爭，而台灣就位在這條重要的航路上。這就是這幅圖表現的航行Manila Acapulco Galleon Trade航線的西班牙大帆船正駛經過台灣東海岸。這艘航線上的船大多使用大型的Galeón (西班牙大帆船)，它們能夠在甲米地由漢人及馬來工人建造。
        雖然Manila Acapulco Galleon Trade航線經過台灣東岸，但不表示那些大帆船一定會進入雞籠港停靠，因為距離出發的馬尼拉不遠，除非緊急狀況，不會在中途停泊以節省時間與成本。 （姚開陽，2020，109-110。）

圖2-2-1-2-1   「馬尼拉-阿卡孛果大帆船貿易航線」(Manila Acapulco Galleon Trade)的西班牙大帆船乘著黑潮通過台灣花東海岸，繼續往北到日本向東跨越太平洋，順著海流南下抵達墨西哥的阿卡孛果，讓雞籠在十七世紀初被納入國際白銀貿易的網絡之中。（姚開陽，2020，111。）
說明：
        西班牙佔領雞籠的其間大部份物資給養都得靠馬尼拉運補，稱為「Socorro de Manila」(馬尼拉的補給)。由馬尼拉航行到聖薩爾瓦多城的船隻最重要的任務就是運補，當時的補給清單包括：錢、糧食、武器彈藥、衣物(鞋、毯、衣服)等。補給船運來的白銀(每年最多12,000披索，最少4,000披索)大約一半用來支付駐軍的薪水，另一半用來購買糧食，建築堡壘、教堂及其他雜務支出。
        由於自馬尼拉運來的糧食數量有限(每年運來600包稻米，最多時1,800包) ，又不易長久儲放，所以必須向華商或原住民採購糧食。西班牙人佔領雞籠不久就向華商發出通知請其載運米糧來販賣。 由於雞籠地區原住民不從事農耕，所以要到次年西班牙人進入淡水後才能買到台灣產的米糧。
        這個交易能夠完成關鍵在白銀，原住民對白銀的價值沒有概念，但漢人卻渴求白銀，由於原住民能拿白銀向漢人換得所需的商品，所以願意接收西班牙人的白銀來交換米糧，整個交易循環由此建立。（姚開陽，2020，110-111。）

圖2-2-1-3-1 西班牙佔領蘇澳做為「Manila Acapulco Galleon Trade」(馬尼拉-阿卡孛果貿易航線)的中繼站並將之命名為「San Lorenzo」（聖老楞佐）。此圖顯示蘇澳尚未開闢商港之前原始的海岸線，遠方延伸的陸地是北方澳，與近處的南方澳呈雙臂包圍之勢，是地形優異的天然良港。（姚開陽，2020，112。）
說明：
        當年聯絡馬尼拉與聖薩爾瓦多城之間的運補船，或是航行馬尼拉阿卡孛果跨越太平洋航線的西班牙運白銀的船隻都是選擇台灣東岸的航路，一方面利用黑潮，另一方面避免荷蘭人的干擾，在行程中有幾個據點，最重要的是「San Lorenzo」（聖老楞佐，土著稱Catinunum，即今日的蘇澳），這是個具有戰略價值的天然良港，位於「Santa Catalina」（聖加大利納灣，今宜蘭海岸）的南端，提供當出現荷蘭船來襲或天候不佳海象惡劣時的避難所。
        San Lorenzo灣不僅是船隻的避難所，也是控制哆囉滿省的重要基地，派遣武裝部隊或探勘金礦的隊伍與補給船都是由本港出發。
        曾在淡水傳教的Jacinto Esquivel神父在1632年的報告中建議在此興建堡壘駐防，一方面控制金銀礦及稻米農作獵物漁獲的資源，二方面杜絕荷蘭人的覬覦，同時阻止原住民的海盜行為， 據此他批評雞籠長官Cristobal Marquez (馬拉貴)就是因為不知道這個港口的存在，才造成1639年Mateo Gomez(高買)船長戎克船的損失，後來還因此頗感懊惱。

        如果San Lorenzo灣能夠用來躲避荷蘭船艦的攻擊，那麼一定有駐軍及砲台否則不可能產生保護的作用，如果做為補給轉運站則一定有倉庫建築，Jacinto Esquivel設立堡壘據點的建議是合理的，只是目前缺少資料證明西班牙人到底有無設立，而在蘭陽平原及蘇澳地區也沒有發掘出任何相關的遺址，所以還無法確定，至於蘇澳當地的砲台山遺址則是清末的1889年(光緒15年)為了防止法國軍艦來攻才建造的，與西班牙人無關。
        圖2-2-1-3-1西班牙士兵所站的位置就是後來的砲臺山，背景所見就是San Lorenzo灣，可見尚未填海建築今日蘇澳港的原始海岸線。有一種說法「蘇澳」的地名由San Lorenzo的「聖羅連蘇」轉化而來。 （姚開陽，2020，112-123。）

圖2-2-1-4-1  西班牙人在「Punta Santa Catalina」（今三貂角）高處設有烽火台並有駐軍負責瞭望Santa Catalina灣海面(蘭陽平原海域)，當發現有荷蘭船靠近時就升三把火為信號通知附近的西班牙船隻趕快走避。（姚開陽，2020，114。）
說明:
        「Santa Catalina」灣(聖加大利納灣，今蘭陽平原海岸)北端的終點是「Punta Santa Catalina」（今三貂角），它位於北緯25度，是台灣最東邊突出的尖端，右控聖加大利納灣，左控雞籠港周遭水域，地勢非常險要，西班牙人在此派駐有哨兵，發現荷蘭船隻出現在附近就在岬角頂端升起三把火為信號，通知駛來雞籠的西班牙船速掉頭回到「San Lorenzo」灣內躲避。
        荷蘭原來是被西班牙統治，在爭取獨立後對西班牙的新仇舊恨延續到了遠東，加上爭奪市場利益的矛盾，雙方勢同水火。荷蘭人擅長於造船與航海，很快取得海上優勢，經常搶劫西班牙人自美洲運白銀來遠東的船，又想驅逐雞籠的西班牙勢力取而代之，因此三貂角烽火台的功能就十分重要。
        三貂嶺位於基隆河的上游，所以烽火台士兵的補給筆者推論除了直接海運，也可能利用木船自聖薩爾瓦多城出發循基隆河往上，雖然中途部份河段可能需要拉縴，但以當時的道路條件，這仍然是較可行有效的作法，尤其是運送重裝備譬如火炮等。（姚開陽，2020，113-114。）

說明：
        台灣北部另一個惡名昭彰的航海事故地點為「Punta Diablos」（惡魔岬），也就是今日的野柳。鮑曉鷗在他的書中寫道：

從野柳的閩南語發音來判斷，這個中文名字應當是來自西班牙文的diablo(惡魔)。此處之所以得名，大概是因為突出伸入海中的岩石暗藏危險之故。

        從「Diablo」演變到「野柳」的說法最初是翁佳音提出的，不過這只是推論，沒有明確的證據。 「惡魔岬」的地形很突兀，長長的礁岩就像手臂般往海中伸出在淡水到雞籠的航線上，船隻若沒有詳細的海圖或航行在這個海域的經驗，很容易不自覺地撞上，尤其在風暴視線不佳海流強勁時。1625年3月25日由荷蘭大員長官宋克所派出環繞台灣測繪海圖，由高級舵手Jacob Noordeloos率領的「Sinckan」(新港)號戎克船就在此遭遇暴風船破遇難。 1626年本文多次提到的Bartolomé Martínez(馬丁略)神父搭船自淡水出發經此地發生船難，Bartolomé Martínez神父溺斃。荷蘭佔領北台灣後本海域亦發生多次海難。（姚開陽，2020，115-116。）

圖2-2-1-6-1荷蘭人來到Bottol島 (紅頭嶼，今稱蘭嶼)，發現西班牙似曾來此的痕跡，包括屋頂有竹子做的十字架，以及許多的西班牙銀幣，譬如達悟族所戴的銀盔即以西班牙銀幣為原料捶成扁條繞成。遠方海面為搭載荷蘭人來紅頭嶼的戎克船Hollandia號。（姚開陽，2020，116。）
說明:
西班牙船隻從馬尼拉經台灣東岸往日本或跨越太平洋的阿卡孛果航線，與台灣東岸的幾個離島：綠島與蘭嶼(舊稱紅頭嶼 )是很容易發生關聯性的，但到目前為止並沒有見到西班牙人在島上活動的文獻資料，不過在荷蘭人1643年2月登上這個他們稱之為Bottol的小島所留下的記錄中可以感覺西班牙人之前應該有來過這兒。「熱蘭遮城日誌」在 1644 年曾有「隊長 Pieter Boon 出征紅頭嶼日誌摘錄」，當中記錄 2 月 16 日至 2 月 25 日之間前往蘭嶼的日誌：

1644年2月16日，上述隊長率領75個士兵，搭戎克船Hollandia號、Hoope號與Brack號航往紅頭嶼，於18日順風抵達該島，停泊在該島東邊的村社前面。
1644年4月20日（明崇禎十七年三月十四日）下午，……議長派遣帆船三艘往紅頭嶼，擬令其帶領土番前來，而土番見我等即逃入山中，僅帶三、四人至台窩灣，擬令其學習荷蘭語，然後引誘其他土番。就村落及小房屋之數，推算其人口約計千人。

        4月23日又派兵前往，結果一名翻譯被殺，荷蘭人放火燒了一些房屋及毀壞一些原住民的船隻，沒有俘獲任何人。在前一次帶走的三個蘭嶼當地人中，一個死亡，一個逃走。
        荷蘭人三度派兵來蘭嶼當然是有目的的，在1642年時荷蘭總督Anthonio van Diemen (范迪門)就表示要循小琉球模式「清除其人口，將島民送往巴達維亞。」所謂「小琉球模式」即「住民清除模式」(van derselver inhabitanten gesuyvert)，為了將島上清空租予唐人，進行殘酷的清空戰爭後將剩餘的男子移往爪哇當奴工，許多最後因水土不服死亡，將婦女許配荷蘭人，兒童交給新港社家庭收養，最後小琉球人滅族。「住民清除模式」是巴達維亞總督熱中的模式，但台灣方面執行卻有種種困難，最後不了了之，蘭嶼達悟族人逃過一劫。
        在荷蘭人登陸Bottol島的文獻中還記錄到了達悟人特有的拼板舟，在村社屋角見到用竹子做成的十字架，還見到他們擁有很多西班牙銀幣，用來製作裝飾用的銀盔與武器手把。雖然種種跡象顯示西班牙人的確到過蘭嶼，但究竟是計畫中的停靠譬如補充淡水，或是意外因船難而漂流至此，就不得而知了。
        外界很好奇蘭嶼不產銀，達悟族也不具備冶煉銀的技術，銀從哪兒來? 其實銀盔是用西班牙銀幣捶成長條的銀板，再一圈一圈圍繞，最後鑿出兩個窺孔而成，銀盔對達悟族人是一種裝飾，並無實用機能。那麼蘭嶼的銀幣是從那兒獲得的呢?
        根據de Beauclair, Inez (鮑克蘭)的研究，蘭嶼白銀的來源大概有三種方式：一、在墨西哥鑄造的西班牙銀元，由商船載往中國沿海時因颱風或其他原因沉沒於蘭嶼附近。第二種來源是由漢人使用銀元向達悟人購買其所飼養的豬隻，第三種來源是日治之後流入了大量的日本銀元。
        筆者認為第一種可能性的比較大，如果說是與西班牙人正常交易所得，因島上沒有太多值得交易的商品，西班牙船隻不太可能開著船攜帶大批銀幣來此採購。另一種可能是巴賽族，但巴賽族的足跡最南只達哆囉滿，而且巴賽族的銀幣只會用來向生理人買貨，因為生理人喜愛銀幣，而達悟人對於銀幣的貨幣價值應該是不瞭解的，反而生理人持西班牙銀幣來島上買豬不失為一種可能，但數量應該不多。至於日治之後的日本銀元流入則不在本主題討論範圍。
        至於荷蘭人見到的蘭嶼竹子十字架教堂，如果是由西班牙在雞籠的傳教士所建，應該會有詳細記錄，但雞籠傳教士建立的教堂最南只到哈仔難，連哆囉滿都無力延伸，遑論蘭嶼，另有一種可能是來自巴丹島，但都沒有文獻證明。西班牙人在蘭嶼的歷史還有許多不清晰之處，值得繼續研究。（姚開陽，2020，117-118。）

圖2-2-1-7-1  1639年Mateo Gomez (高買) 船長的戎克船由馬尼拉前往雞籠失蹤。早年航海與氣象科技不發達，海上航行的風險很高，尤其北臺灣夏季有颱風，冬季有東北季風，遇風遭難的船隻不勝枚舉。（姚開陽，2020，118-119。）

圖2-2-1-7-2  西班牙船隻撞上惡魔岬觸礁後，當地居民蜂擁上前去搶劫財物。（姚開陽，2020，121。）

說明：
        在航海與氣象科技不發達的年代，遠洋航行遭遇船難的機率是很高的，尤其台灣周遭海流強勁，加上夏季的颱風與冬季的東北季風，當時既無氣象預報又無精確海圖只能依靠經驗沿途摸索前進，隨時有擱淺觸礁的危險，還要加上人為的譬如與敵方船艦的戰鬥或海盜的打劫，所以當時台灣周遭海域的沉船很多，也就是「水下文化資產」特別多。部份與16至17世紀西班牙人在台灣周遭水域有關的沉船列舉如下：
1582年兩艘滿載生絲的葡萄牙商船從澳門前往日本長崎中途遇到風暴，其中一艘沉沒在台灣附近海域。
1583年由船長Alfonso Sanchez駕駛不明船名之西班牙船隻載運香料、金、絲由泉州開往菲律賓途中沉沒於台灣西南岸。
1628年2月馬尼拉雞籠補給船「Rosario」(聖母玫瑰號)發生海難，船上載有4,000披索的銀幣。
1629年8月1日Bartolomé Martínez (馬丁略) 神父搭船回雞籠時在惡魔岬(今野柳)發生海難而溺死。
1639年8月，由Mateo Gomez (高買) 船長指揮的一艘戎克船由馬尼拉前往雞籠的補給船失蹤，船上載有1,000披索的銀幣 。本圖表現這場海難的歷史場景。
1642年4月馬尼拉雞籠補給船「San Nicolás Tolentino」(聖尼各老多倫定號)失蹤，船上載有3,000披索的銀幣。
        除了天然因素還有人為因素。台灣北部的巴賽族原住民被西方人稱為是「海上的白色惡魔」，因為常常打劫過境的船隻，尤其北海岸靠近惡魔岬（野柳）的沙巴里人，利用容易發生船難的地形打劫受難者而惡名昭彰。
        1582年Alonso Sánchez(桑切斯)神父的海難漂流事件是西方人與台灣的第一次接觸，生還者一踏上海灘就遇上當地的原住民來洗劫，部份人被殺害。1597年Hernando De Los Rios地圖中也特別指明：

據某些到過該島的人說，此島很肥沃，居民像菲律賓群島的居民，他們會搶劫和殺死船難飄來的水手。

        1592年菲律賓總督派遣道明會神父Juan Cobo (高母羡)率領代表團赴日本晉見豐臣秀吉，回程經台灣船隻觸礁，登岸的大部份人包含Juan Cobo與船長Lianos被原住民殺害。 Juan Cobo神父是「明心寶鑑」的西班牙文翻譯者，這是第一本被引介到西方的中文經典書籍，是東西文化交流史上極為重要的人物，又是外交特使，就這麼在台灣殞命。
        Juan Cobo與豐臣秀吉見面的過程本來將因此湮滅，幸好他隨行的通譯Antonio Lopez(生理人)回程沒有搭同一艘船，事後菲律賓總督召開調查會，透過Lopez的轉述才得以讓人知道。
        1608年日本京都人天主教徒喜左衛門(Jacinto Quesaymon Cousaijmondonne)搭船由廣南(今越南)返回日本途中在台灣北部因船破遇難，全船或溺斃，或為住民所殺，只剩他一人逃生流落雞籠30餘年，娶Quimaurri女人為妻有一子一女。他因通土語及西班牙語而曾在西班牙人與荷蘭人佔領期間與洋人合作。
        1617年日本村山艦隊攻打雞籠艦隊遇風暴被吹散，其中一艘漂流到雞籠，200名船員上岸被原住民圍攻全部殺害。村山艦隊部將明石道友在送還被俘的明朝官員時曾經與明將韓仲雍與沈有容會談，說到攻打台灣的原因是日本船到呂宋國貿易經過雞籠遭遇風難，雞籠人往往「以鏢弩殺死日人並劫取財物」，村山艦隊是為了報仇而攻打雞籠。即使這是遁詞，也顯示出台灣北部民眾劫掠過往遇難船隻之惡行遠近聞名。
        1623年荷蘭人被迫離開澎湖風櫃計畫轉進台灣時，中方曾派船載運荷蘭舵手繞行台灣北部勘查雞籠(荷蘭文baai van Quilang)，最後荷蘭人選擇大員而放棄雞籠，除了因為東北季風的問題，另一個原因就是當地住民非常野蠻。
        1628年，靠近Turoboan的Rarangus土著殺害了10名「加法哈納損壞了的舢舨船」上的人，掠奪了這艘補給船上的加農砲、金錢等所有物品。1632年，Taparri el Viejo(舊Taparri)的土著殺害了20或25名要「前往馬尼拉，但在此擱淺的柬埔寨戎克船」上的西班牙人。1632年一艘由基隆開往馬尼拉的舢舨船在蛤仔難發生海難，全船有80人包括西班牙人、漢人與日本人被當地的噶瑪蘭族原住民殺害。 最後一次事件引發雞籠派兵討伐，建立了北台灣三省。原住民殺害船民除了有些部落有馘首的傳統外，有時是因為溝通不良造成的誤會。
        不僅原住民，漢人打劫遇難船隻的情況也屢見不鮮。1631年12月30日雞籠諸聖堂堂主Angel Cocci (高奇)神父與助手Tomas Sierra (謝拉) 神父由雞籠搭乘兩艘船隻去福建，中途在船上被船員謀財害命，Tomas Sierra神父被殺，Angel Cocci神父跳水逃命，最後獲救抵福州，成為道明會進入中國傳教的第一人。

        1633年8月9日淡水的Jacinto Esquivel與Jeronimo de San(桑約瑟)神父自淡水搭船到日本，在琉球海域被船長謀財害命以向禁教的日本幕府要賞金。Jacinto Esquivel神父曾經撰寫大量報告，今天研究西班牙人在雞籠與淡水所根據的資料許多出自他之手。
        不僅北部原住民，整個台灣都發生劫殺船難生存者的事件，並且持續到清代末年，包括1867年美國商船「羅妹號」(SS Rover)事件 與1871年琉球「山原號」引發的「牡丹社事件」(「八瑤灣事件」) 都曾是國際大事，並引起戰爭。。
        在大航海時代包括葡萄牙、西班牙、荷蘭以及日本人也對侵吞他國漂流遇難船隻的財物司空見慣，但對遇難船員無意義的集體屠殺還是很少見的。與西方的海盜不同，臺灣「番害」是整個村莊不分男女老少都參與搶劫，還擄人勒贖、買賣為奴，使得當時臺灣在國際間惡名昭彰。（姚開陽，2020，119-121。）

        在西班牙人佔領雞籠的年代，台灣位於美洲與遠東白銀航線的樞紐地位，曾經有大量的西班牙銀幣在雞籠流通，採購來自中國的商品，越過太平洋行銷至美洲，甚至越過大西洋到歐洲，而大批的白銀也由台灣運回大陸。雞籠曾經在全球貿易系統中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
        雞籠的興衰與中國、日本乃至於整個東亞局勢的變化有關。由於在台灣各港口中雞籠相對距離中國和日本較近，所以西班牙人才會在十七世紀佔領作為對中國和日本貿易與傳教的前進基地。到了清代，因為只能與大陸對渡，雞籠一度成為國際貿易的邊陲。基隆(雞籠)再度成為國際港，是在一八五八天津條約開港貿易之後；迨至1895年割臺後，日本人大肆整建基隆港埠設施發展海運，其原因之一係基隆和日本的距離較近有關。
        西班牙或荷蘭人佔據台灣都是為了經貿商業的目的，像荷蘭甚至是東印度公司組織的型態在統治。我們看這一段歷史應該重視商業的角度；但西方重商主義一向強調政治和軍事力量，故亦不可忽視。（姚開陽，2020，153-154。）

圖2-2-2-1-1  1632年三艘日本船開來雞籠向原住民採購鹿皮。梅花鹿皮是臺灣的特產，可以做為武士盔甲與刀劍裝飾的材料，臺灣鹿皮的出口以荷蘭人控制的大員為主，遠超過雞籠。（姚開陽，2020，137。）
說明：
        梅花鹿是台灣的特產，鹿皮(corambre)主要賣給日本人做為盔甲與刀劍裝飾的材料。 不過台灣鹿皮交易的重心是在荷蘭人控制的大員，每年出口達一萬張。鹿皮通常由漢人運往日本銷售，不過有時日本船也會直接開來雞籠採購。本圖呈現的就是1632年三艘日本船開來雞籠向原住民採購鹿皮，日本人說雖然絲綢在日本是非常珍貴的商品，但是販賣鹿皮賺的錢比絲綢還要高。
        此外，在西班牙佔領雞籠與淡水之前，硫磺就已經大量賣給中國商人，中國商人用奎寧、印花布或其他東西向原住民交換硫磺，兩塊價值3里爾的布可以換到5擔硫磺。1631年中國商人運走五千擔，一擔約5制8兩銀，有時可以賣到16至20兩一擔。雞籠與淡水原住民每年只在9到12月採集硫磺，所以中國商人也在那時候來購買。由於硫磺價格在中國並不穩定，中國商人未必定期來台灣採購。 台灣還出口製作藤椅或手工藝品的藤(bejuco)，此處所謂的藤可能包括各種可以製作家具或編織的植物譬如蘆草、通草等。通草是一種灌木，原住民用木棒將通草心擠出來，可以切成薄片成為通草紙(雪白色長條如今日的滾筒衛生紙)，漢人會買去加工成各種工藝品(譬如人造花)。台灣的原住民也用這種通草紙裝飾自己。

        1582年7月遇風漂流到台灣的葡萄牙船隻，船上的Pedro Gómez(哥枚斯)神父記載了上岸初次遇到的當地原住民的模樣：

正當此時大約二十個當地人來到我們身邊，全身赤裸，只有圍著像加納利(Canarins)群島住民一般的遮羞布，披頭散髮髮長及耳，一些頭上戴著像王冠般的白紙條，.....

        雖然神父的記載中沒有指明這是通草紙，但1582年當時台灣的原住民不大可能獲得外界的紙張，更不用說白色的紙條，因此極有可能就是通草。
        不僅是台灣產品，還有許多自南洋運來的產品在台灣轉運往日本，譬如胡椒、檀香木、蘇合香、象牙、樟腦、木香、葡萄酒、橄欖油、醋等。雖然茶葉是後來北台灣重要的出口商品，但那是十八世紀歐洲上游社會開始流行喝茶之後的事情，在西班牙與荷蘭人統治台灣的十七世紀，茶並不列在出口的清單上，臺灣也還沒有生產茶，所以就不列入本文的討論範圍。(雖然早在1610年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船就從平戶帶了日本抹茶到歐洲，但要到十八世紀末茶葉才成為歐洲的暢銷商品)。 （姚開陽，2020，136-138。）

圖2-2-2-2-1  西班牙時代暗中與荷蘭人交易的漢人在北投硫磺礦場，冒著白色蒸汽的場景與今日並無二致。硫磺是製造黑火藥的重要原料，所以是戰略物資，荷蘭人千方百計想要獲得。（姚開陽，2020，92。）
說明：
        台灣北部盛產硫磺，主要產地在北投與金包里，出口港以淡水為主。硫黃在西方人來到之前就已經在開採，銷往中國做為砲杖與藥材之用。據16世紀末浙江吳興人慎懋賞寫道：「雞籠國、淡水國俱出硫黃，杭人販舊破衣服換之，俱硫土載至福建海澄縣。」西班牙人來台前淡水的沙巴里人(Taparri)也販賣硫黃給漢人與中國官員。荷蘭人佔領雞籠時仍然持續，許多是未申請執照的漢人甚至福州官員的船隻來此載運硫黃，此交易圈延續到清初，1697年郁永河來台就是為了採購硫黃。

        硫磺是製造黑火藥的重要原料，在當時可說是戰略物資，成為各方爭奪的目標。何斌勸說鄭成功攻打台灣時就以「台灣沃野千里，雞籠、淡水有硝磺」為說辭。 大量使用火砲的荷蘭人與西班牙人自然也不會放過，根據《巴達維亞城日誌》，從1640年底至1644年有許多關於華人在北投採硫磺自淡水出口給荷蘭人的詳細記載。譬如1640 年 12 月 6 日《巴達維亞城日記》載：

商人Peco和Campe派遣往淡水的三艘戎克船於十月歸航，載來粗製硫磺十萬斤。其中約二萬斤是透明的大塊，其餘的都是粉末。除了 Peco、Campe之外，Sitsick和Samsick也到淡水從事硫磺貿易。

        須知1640年當時淡水還是西班牙人統治的領域，竟讓敵對的荷蘭人如入無人之境的來此採購硫磺，可見當時西班牙防守淡水的兵力已經到了捉襟見肘的地步。在現代火藥發明之前對硫磺的需求始終存在，荷蘭統治台灣末期大陸發生明軍對抗滿洲人南侵的戰爭，火藥的消耗讓硫磺的需求量更大。（姚開陽，2020，92-93。）

圖2-2-2-3-1  西班牙時代巴賽族夜間在磺港海域持火把捕青麟魚的場景，這個傳統一直維持到現代，但目前僅剩4艘，隨著後繼無人與漁場枯竭，可能失傳。 （姚開陽，2020，143。）
說明：
        在《馬尼拉手稿》(謨區查抄本)中所繪製的雞籠巴賽族原住民圖象，男人手持叉魚鏢，女人手拿一條勾著魚的樹枝，顯示當時的西班牙人對雞籠巴賽族人的印象就是捕魚。但那個女人拿的魚卻很像是一尾淡水魚，而雞籠應該是以海水魚為主才對。西班牙人還未來到以前雞籠的漁業就很興盛，根據Hernando De Los Rios對國王腓利二世的報告，在福爾摩沙島的雞籠港，魚多到每年可以裝滿兩百艘到中國，但沒有說明是什麼種類的魚。 Jacinto Esquivel神父於他的報告中也提到雞籠與淡水的漁產：

就我所知，我們西班牙人日常所吃的食物-魚類，在淡水那裡非常盛產(mucho más abundante)，在雞籠(en la ysla〔按：和平島〕)也是，但今年較少。

        台灣在十七世紀有三種主要魚類：烏魚、虱目魚與土魠魚。烏魚是唐人傳統捕撈的魚類，主要是為了烏魚子，荷蘭人在大員向撈捕烏魚的唐人收稅，但漁產主要是供應福建。虱目魚自爪哇引進，但養殖可能在明鄭之後。雞籠能捕撈的可能是土魠魚。土魠學名「康式馬加鰆」(Scomberomorus commerson，或馬鮫鰆)，「土魠魚」之名可能來自葡萄牙文對鯖科魚類Dorado的稱謂轉化為閩南語而來。 土魠魚在葡萄牙常裹粉炸熟做為天主教大齋期間的小食，流傳到日本就是「天婦羅」的濫觴。
        除此之外，雞籠的磺港有特殊的「磺火捕魚法」，利用魚的趨光性在夜間用燈光或火光來吸引魚群聚集以利撈捕。最早是巴賽族人每年5月至8月用火把來捕青麟魚，即「焚寄叉手網漁法」，也就是俗名「蹦火仔」的傳統漁法，漢人原不會此法，是向原住民學習而來，後來在日治的1930年代改用電石氣(碳化鈣加水發生可燃氣體乙炔)，點火時會發出「蹦！」的一聲巨響，所以被稱為「蹦火仔」，現在漁船都用電氣聚魚燈。 青麟魚由於經濟價值不大，漁民撈捕意願不高，現在「蹦火仔」已經變成純觀光項目了。本圖表現西班牙時代巴賽族夜間在磺港海域持火把捕青麟魚的場景，當時還沒有使用電石氣，所以不能稱做「蹦火仔」。（姚開陽，2020，143-144。）

圖2-2-2-4-1  生理人在雞籠的Parián向西班牙人展示自福州運來的生絲。由於馬尼拉來的補給船沒有照預定的時間到，所以西班牙人光看，卻掏不出銀幣來購買，這讓生理人很失望，因為他無法無止盡的等下去，最後只好廉價拋售。（姚開陽，2020，138。）
說明：
        1570年雞籠成為明朝官方認可的貿易地點，1590年代明朝規定每年可以有10艘船到雞籠與淡水交易，但當地的土產數量不足以支持10艘船的交易量，中國船可能是來此地與日本商船進行轉口貿易，因為雞籠與淡水是日本人來往呂宋的必經之地，所以吸引中國商人前來。 但是雞籠與淡水的條件仍然不如南部的大員，除了船隻停泊的技術條件，如要與中國貿易，當然是台灣的西岸比較有地利之便，這才是荷蘭人選擇大員而不是雞籠的原因。雞籠是在西班牙與荷蘭人競爭的特殊歷史條件之下產生的繁榮，但是沒有豐厚的貿易利益支撐，光靠馬尼拉的白銀勢必不能持久。

        西班牙人佔領雞籠的初期每年有一、二十艘中國帆船載著棉布絲等布料到雞籠進行交易，雞籠淡水住民則出售硫磺鹿皮及稻米給中國人。中國商船來要獲利時機的配合很重要，關鍵在於馬尼拉補給船來的時間與所載貨物的內容。譬如1631年中國船載來大批的絲，但5月馬尼拉來的補給船只載來米糧卻沒有白銀，因此無法交換中國人的商品，生理人枯等了一整年最後不得不低價將絲賣給當地駐軍。
        生理人這一趟吃了虧以後就學會看補給船的船期，五月若沒來生理人可能這一整年都不會來雞籠。貿易本應是萬商雲集、互通有無，變成只能單靠政府補給船運白銀的船期，這種市場怎麼做得起來? 所以後來雞籠生絲的交易市場就萎縮到可以不計了。當時載來的生絲有白色與黃色等原料，並且有各色緞子、布料、蔴料成衣服裝與鞋等加工品。 中國不僅出口生絲原料，還模仿歐洲人喜好的口味設計花色樣式，以低價銷往美洲及歐洲，打垮了西班牙自己的紡織工業，這是造成後來西班牙國力衰弱的原因之一。這件事早在西班牙人佔領雞籠之前就已開始，從1592年開始由東方輸入美洲的貨物就已經超過西班牙輸往美洲的總值。 本來絲製品極為昂貴，在歐洲只有貴族才穿得起，但中國出口絲製品的價格降低，最後連秘魯的部分印第安人和黑人都買得起了，有些印第安教堂也用中國絲綢來裝飾。 （姚開陽，2020，138-139。）

圖2-2-2-5-1  巴賽族原住民頭目口叼煙斗蹲在沙灣的海岸邊吸菸。來自美洲新大陸的菸草是西班牙官員拜會原住民頭目最受歡迎的伴手禮。（姚開陽，2020，140。）
說明：
        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許多美洲特有的農產品開始流向舊世界並且造成重大的影響，包括甘藷、馬鈴薯、玉米、菸草、番茄、辣椒等。其中馬鈴薯、玉米等是高產量的作物，有了它們才有辦法解決糧食供應問題，讓人口大幅成長。明代中國人口能夠破億，與美洲引進的這些高產作物很有關係，但在物種多樣化同時又加重了地力的消耗，更多的人口帶來更重的壓力。
        根據陳第《東番記》的記錄早在1602年（萬曆三十年）已見到臺灣產有種植番薯的記錄「蔬有葱、有薑、有番薯、有蹲鴟，無他菜 ...」 其來源可能是呂宋傳入，或福建傳入(福建在萬曆之後以有種植番薯，徐光啟曾著《甘薯疏序》)，或西方船隻停靠或海難遺留，可見美洲新大陸農產物種的引進台灣還早於西方殖民時期。 但未明確指出北台灣是否有種植。
        比較特殊的是菸草與台灣原住民的關係。哥倫布在第一次航行時發現了菸草並帶回西班牙，葡萄牙水手與傳教士將它帶到東方，菲律賓很適合種植菸草，不久就普及到中國與日本，菸草自1634年起就做為士兵的供應品來到台灣，菸草也成為在台灣西方人拜會原住民攜帶的禮物，它極受歡迎並讓原住民迅速上癮。原住民會用上刻有圖騰花紋石製的煙斗吸菸，這樣的形象一直存在到晚近。 （姚開陽，2020，139-140。）

        在西班牙統治下的北台灣，商業交易體系概為：西班牙人是稻米與服務的消費者，以馬尼拉來的白銀支付(給生理人或土著)。土著是唯一的原料供應者(藤、硫磺、鹿皮)，同時也是貨物(布毯、甕)的消費者。生理人出售貨物給土著，並且以這些貨物換取原料與白銀(來自西班牙人)與黃金(來自哆囉滿)。所以無論是與西班牙人直接或土著間接的交易，白銀最終都流向生理人，到了後期生絲的市場在雞籠已經全然萎縮。
        這個體系的循環顯然完全是靠馬尼拉來的白銀在驅動，土著是原始資源或勞動服務的供應者，西班牙人是管理者和白銀的提供者而不事生產，但最終最大的獲利者是提供廉價小物，獲得黃金白銀的漢人。如果雞籠據點無法透過貿易獲利或其他方式(譬如發現金礦)來證明自己的價值，那麼對馬尼拉來說白銀的投入就是不值得。這就是西班牙人在雞籠與淡水據點無法繼續維持的主要原因。
        西班牙人是為了獲得貿易與航海的據點而來佔領雞籠，也因為這個目的不彰而放棄離開，這是比較為人熟知的，但是我們比較忽略黃金的部份，事實上對於台灣產金的想像是支持西班牙人佔領雞籠的重要理由之一，佔領期間曾多次派出隊伍到哆囉滿探金，但由於原住民的阻撓，始終未能發現，最後只得放棄。其實最大的金礦金瓜石就在西班牙人的控制範圍內，卻失之交臂。荷蘭取代西班牙後同樣熱中於探金，也依然沒有結果，直到日本殖民統治時期金瓜石黃金才大量開採並盡入日本人之手。如果西班牙人在台灣金礦開採順利，就算在對中國與日本的貿易上無法產生效益，但至少有黃金的收入，馬尼拉或許不至於這麼快就放棄雞籠，歷史可能就會改寫。 （姚開陽，2020，153-154。）

圖2-2-3-1-1  生理人習用吹銀幣聽聲音的方式來判斷銀幣的真偽與成色，這個習慣行之多年，因為華人造假幣的問題很嚴重。生理人的長指甲是當時的流行，表示文雅， 而他手持的非正圓形銀幣叫作COB，因為早年墨西哥手工製幣是用切割的。（姚開陽，2020，141。）
說明：
        西班牙發現美洲新大陸的白銀礦讓好大喜功的腓利二世有豐富的本錢揮霍，墨西哥的白銀大量被鑄成銀元用船運來遠東採購中國的商品，而中國人對白銀似乎也有無窮盡的胃口，大量的中國商品由華商運往馬尼拉交易換回白銀流回中國，每年以百萬銀元（披索，peso，為西班牙在美洲殖民地發行的貨幣）計。以1587年英國人在太平洋上搶劫到的一艘西班牙商船上絲綢價值就達30噸白銀可見一班 。西班牙人佔領雞籠與淡水將此兩地整合入西班牙的「大帆船貿易」中分霑美洲白銀帶來的商機，提升了雞籠與淡水在東亞海域中的地位。
        中國人歡迎白銀的背景為明朝政府發行的大明寶鈔到了中葉以後因發行量太過浮濫而貶值，市場爭用白銀而拒絕使用大明寶鈔，由於中國內地產銀稀少，在供過於求的情況下銀價自然大漲而加強了輸入白銀的動機。根據全漢昇估計，萬曆元年到崇禎17 年（1573－1644）的72年間各國輸入中國的銀元總計至少超過一億兩以上 。在長達250年的馬尼拉—阿卡孛果Galeón船貿易，有多達4億披索從墨西哥被運到菲律賓，幾乎全部用來買中國的商品。

        西班牙的白銀都產自墨西哥、波利維亞與秘魯。白銀要壓鑄成銀幣，俗稱墨西哥銀洋，簡稱「墨銀」，在中國一直流行到十九世紀 。而日本在1530年後發現石見銀山，日本白銀的出現也刺激了中日之間的貿易，改變了西班牙美洲殖民地單一的來源。而日本開始出產銀與荷蘭人重視與日本的貿易是有直接關係的，這個例子也很好的解釋銀在全球貿易中所扮演的角色與限制。
        黃金與白銀是最早的國際貿易支付工具，但並非每一個地方都行得通，像在東南亞印尼群島一帶出售香料的當地人對金銀的價值沒有概念，他們只想要稻米與棉布，想買香料的荷蘭人只好先向盛產棉布的印度購買，而印度當地習慣以金幣或銀幣為交易工具，所以荷蘭人還得先去張羅金銀的來源。從歐洲母國運來太遙遠風險也太高，荷蘭人因獨立戰爭與西班牙人交惡也無法獲得美洲殖民地的白銀，剛好此時日本石見銀山大量開採，就成了荷蘭東印度公司搶奪西班牙運銀船外唯一的白銀來源，這就是為什麼荷蘭人那麼重視與日本關係的原因。
        但要用甚麼來換取日本白銀﹖日本人喜歡的中國絲綢就成為最佳選項。荷蘭人只要用東南亞的香料與印度的檀香木就可以在原產地以很低廉的代價換得絲綢，如此就形成了以中國絲綢換日本白銀﹑以日本白銀換印度棉布﹑以印度棉布換東南亞香料，將東南亞香料運回歐洲獲得暴利的循環，這一切都不必從荷蘭運出錢出來就可辦到，先決條件是要壟斷這一個循環系統，這就是荷蘭東印度公司一直努力在做的事情。但這是指十七世紀上半葉，當後來日本產銀減少，荷蘭與西班牙和解可以取得美洲白銀，加上絲綢銷往歐洲市場獲利更高，這個循環就逐漸衰退，從地區貿易變成跨洲貿易。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荷蘭人願意放棄台灣大員，把力量集中在巴達維亞。西班牙人改變的更早，他們發現根本就不需要維持北台灣的據點，因為中國商船會把貨載來馬尼拉交易，成本與風險都更低。
        當年西班牙銀幣亦稱El Real de a 8，也就是一枚銀幣等於8里爾(real)，我們常在荷蘭文獻上看到以里爾計價，那是由於西班牙幣在亞洲是強勢貨幣，所以也通用在台灣的荷蘭領地。荷蘭人本身的幣值單位為荷盾（Florin），東印度公司計算貨物總值、支付職員薪水與公司收支帳才以荷盾計算，其他稅收、罰款、交易等多以里爾計算，兩種貨幣通用一直延續到荷蘭統治的末期。
        台灣人接觸西方錢幣甚早，由於西班牙銀幣成色較佳，所以偏愛「番錢」，中國通寶沒有人要。郁永河 (1697) 在《裨海紀遊》中說：「市中用財，獨尚番錢，番錢者紅毛人所鑄銀幣也。臺人非此不用。有以庫帑予之，每蹙額不顧，以非習見耳。」

        西班牙國王曾多次試圖限制美洲白銀直接運來菲律賓採購，但由於銀在亞洲的價值很高，而中國的貨物又很物美價廉，利之所趨許多船隻甘犯禁令，造成美洲白銀大量流失。 反而讓西班牙無錢解決尼德蘭獨立的問題，八十年戰爭的失利讓荷蘭獨立建國後成為西班牙強勁的競爭者，這都與美洲白銀流向東方有關。
        西班牙當時強盛的國力完全建立在美洲的白銀上，由於財富來得太容易，讓西班牙人無心發展科技建立產業，都拿去買奢侈品，當銀礦來源枯竭就一無所有，迅速跌落成二、三流國家。西班牙白銀流入中國，讓中國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直到19世紀中葉後白銀才因鴉片而大量流出。
        圖2-2-3-1-1表現生理人拿著一枚16世紀的西班牙銀幣一吹，靠近耳朵聽其聲音是否清脆來辨別真偽。由於有人非法仿造成色不足的偽幣，所以華人常用吹銀幣聽聲音的方式來判斷，這個方式一直沿用到民國時代。
        墨西哥由1536年起已有手工打造的銀幣COB(Cabo de Barra)，稱爲「切幣」或「方幣」。 這是用壓製切割方式製造出來的銀幣，方法為將原料銀融化後打成銀板再用印模在板上壓出圖案，然後剪斷稱重，所以並非圓形，16世紀時的銀幣已經比較接近晚近的型式，但仍無法做出很工整的圓形，就像圖2-2-3-1-1中生理人所持的一樣。（姚開陽，2020，140-143。）

圖2-2-3-2-1  雨中撐著紙傘在雞籠港內搭乘舢舨來往於岸上與自己的戎克船之間的「生理人」(Sangley)。（姚開陽，2020，145。）
說明：
        「生理人」(Sangley)是呂宋島的西班牙人對中國商人與移民的稱謂，可能來自於閩南語的音譯，直到今天閩南語與客家語仍稱做買賣的生意人為「生理人」。
        由當時西班牙人的記載中看得出，他們對於生理人的勢利狡詐與貪婪印象深刻。Jacinto Esquive神父曾這麼說：
Se lo pagan lo hacen los Sanleyes (給錢滿意，中國人就會工作)

        道明會主教阿都阿鐵(Diego Aduarte)說：
獵犬對獵物的敏銳還不如中國人對錢。

        在當時的西班牙人認為中國人逐利、好利，而且相當勢利。生意人追逐利益是天性，無可厚非，但生理人不僅逐利好利勢利，還很不守信用，經常講好的條件第二天反悔要求加價。甚至用外表包銀的假披索藏在袖裡，故意交易不成將對方真的銀幣掉包換成假的還給對方。

        Jacinto Esquive神父記載西班牙人用白銀向原住民購買魚、獵物、木柴、鹽以及其他東西，中國商人則用「小東西」(chucheria)，即「賤惡什物」(明李廷機言) 來向原住民交換金、硫磺、藤獸、皮等物，而原住民與西班牙人交易所獲得的銀最後也都流向中國商人， Sangley成為整個交易中最大的獲利者。
        原住民本來對銀的價值沒有太大概念，但生理人鼓勵原住民在與西班牙人交易時要求對方用銀幣支付，因為生理人對白銀有無窮盡的胃口，於是透過這種三角交易，白銀大量流入生理人之手。Esquivel Jacinto神父曾在報告中說：

這些原住民賣魚獲、獵物、柴火、鹽及其它的小東西給我們，要求用銀。這些唐人常常以他們的小東西換取原住民擁有的金子、硫磺、水藤、皮革以及其它東西」

        Esquivel Jacinto神父的報告寫於1632年，當時西班牙人剛佔領雞籠不久，Esquivel Jacinto就看出白銀流向問題的嚴重性並列為報告結論的三個危機之一(另外兩個是荷蘭人的威脅與明朝的海禁)。Esquivel Jacinto能看出這三個問題若沒有解決日後將會帶來傷害，可謂洞燭先機。（姚開陽，2020，145-146。）

圖2-2-3-3-1  穿著荷蘭服裝的倭寇頭目立於船艏破浪開往雞籠。台灣曾經是海商的交易中心，但在明清海禁政策下被視為倭寇雲集的渊蔽。其實臺灣因為是三不管地帶，是境外交易的天堂、海禁政策的獲利者。當康熙皇帝開放海禁後這個需求不再，並規定臺灣海洋貿易只限於兩岸之間，臺灣成為國際海貿的邊陲。（姚開陽，2020，146。）
說明：
        明代閩浙沿海最大的問題是「倭寇」，倭寇從字面上的意思是「日本海盜」，海盜在今日是國際公敵，但當年的倭寇卻不能與海盜完全劃上等號，其有相當的成份是「海商」。中國海商很早就存在閩浙沿海，昌盛於宋元時期，到了明代突然海禁，嚴重影響這些海商的生計，有些由地上轉入地下，成為朝廷口中的「海賊」並勾結日本「倭寇」。到明中葉時，倭寇當中日本人比例反而不如中國海賊，所謂「大抵真倭十之三，從倭者十之七。」

        自1549年到1683年橫跨明清兩代實行海禁政策期間，台灣成為十分重要的貨物集散中心，因為「日本海盜」(倭寇)與「明海盜」(海寇) 在這兒從事非正式商業貿易。它大約可以分為三個時期：

(一)    1549年-1567年：因海禁中日貿易成為非法活動，往往牽涉戰爭，譬如倭寇汪直進攻明帝國江浙沿海地區被俞大猷與戚繼光擊退，部份逃到台灣。 《明史》中說「嘉靖末年，倭寇擾閩，為戚繼光所敗，逃到雞籠（和平島）遁居，並焚掠雞籠，原本住在島上海濱的部落殘破，乃避居於山後；不久即有中國漁船從魍港（即蚊港）飄至，遂往來貿易，習習以為常；而自雞籠、淡水至福州港口五更可達；東北至日本，七十更可達。」

(二)    1568年-1642年：西方人現身，葡萄牙人在澳門、西班牙人在馬尼拉，後起之秀荷蘭人逐步取代葡萄牙人的地位，在這段期間西班牙與荷蘭人分別在台灣北部與南部獲得基地，同時倭寇持續與西方人鬥爭，之後鄭芝龍歸順大明，倭寇問題基本結束。

(三)    1642年-1683年：西班牙人、荷蘭人相繼離開台灣，施琅征台明鄭滅亡，台灣在併入大清之後兩年的1683年，康熙皇帝宣布解除海禁，傳統的東南亞貿易復甦，就如曹永和所言：「台灣再度成為置身東亞主要貿易航線之外小小的邊緣地帶」。

        總的來說，台灣曾因為中國海禁而獲利，由於台灣的地理位置適中，加上中國視台灣為化外之地不在海禁範圍，所以成為最佳交易轉運站，海禁下的中國海商是非法的，或被視為倭寇，台灣是海商的交易中心，自然就會被說是倭寇雲集的渊蔽了。不過因海禁而產生的價值也會因開放而喪失，這就是曹永和所言之意。（姚開陽，2020，146-147。）

        西班牙人來到雞籠的歷史背景是大航海時代，而大航海時代的主角就是船與航海術，所以本篇花了比較多的篇幅來討論當時所使用的各種船舶與航海路線。當時中式帆船與西式帆船技術差異尚不大，甚至西方殖民者也大量使用中式戎克船做為商運與軍事用途，當時西方硬體技術的優勢主要在火炮，但西方更大的優勢是建立了系統化的航海體系，包括因為募集造船與派出船隊的資金開啟了股份制公司的建立，為了全球貿易建立了金融、貨幣、保險、關稅等的制度，航海科技方面則改進航海儀器、測繪現代海圖、發展天文航海技術。西方海權國家是因整個系統的完備而非依靠單一技術，才能在15至16世紀建立越洋航海能力與全球貿易體系。同一時間中國反而實施海禁，船舶與航海科技不進反退，東西方迅速拉開差距。
        在軍事方面，歷史上西方國家彼此爭戰的頻率高於東方，所以容易累積經驗與教訓，成為更優越的戰爭機器，包括戰略與戰術觀念，裝備、編制、訓練與後勤補給等系統性優勢。在大航海時代東西方差異尚不大，隨著時間演進則差距愈來愈大，到了工業革命之後東方已經望塵莫及了。（姚開陽，2020，153。）

圖2-2-4-1-1  葡萄牙的克拉克帆船（Carrack）「Santa Catharina」(聖加大利納號)剛離開澳門就被荷蘭船隻搶劫，船上10萬件中國瓷器後來在阿姆斯特丹拍賣，震驚全歐洲，這種風格的瓷器後來就被稱為「克拉克瓷」。本圖就是表現這個歷史性的一幕。（姚開陽，2020，122。）
說明：
        克拉克帆船（Carrack，西班牙文：Carraca）是歐洲史上第一種能用於遠洋航行的船隻，15到16世紀的西班牙與葡萄牙就是使用這種船遠航全球與建立殖民地，開啟了大航海時代，哥倫布發現新大陸船隊的旗艦聖瑪莉亞號（Santa Maria）就是一艘小型克拉克船。
        克拉克船的特徵為船艏巨大的斜桅。船舯的兩根主桅有數面橫帆，後桅則為一面三角帆，船尾為巨大的弧形。克拉克船體積龐大、航行穩定，裝載量大，具備遠洋航行的條件。
        克拉克船與海商貿易關係密切。1603年2月25日一艘葡萄牙克拉克帆船「Santa Catharina」 (聖加大利納號)號滿載60噸重，約10萬件的中國出口青花瓷自澳門出航返國時被剛創立的荷蘭東印度公司武裝船隊截獲，這批瓷器後來在阿姆斯特丹拍賣大為轟動， 從此這種瓷器都稱做「克拉克瓷」(葡萄牙文：Caraack、荷蘭文：Kraakporselein)。
        由於克拉克帆船的船舷太高，造成側面受風面大而存在安全性的問題，速度太慢，而且生產成本過高，所以就出現了降低高度、加長船長的Galeón船，它的速度更快，生產成本只有克拉克船的60%，很快就在歐洲各國普及。（姚開陽，2020，122。）

圖2-2-4-2-1  一艘西班牙大帆船（Galeón）通過台灣花東外海往北行駛準備回航墨西哥阿卡孛果。Galeón的船身比克拉克帆船（Carrack）更修長，航速更快，而且建造成本更低。當時西班牙來往美洲殖民地與遠東菲律賓運送白銀的船大多為這種Galeón，所以亦稱「西班牙大帆船」。（姚開陽，2020，123。）
說明：
        西班牙大帆船(或稱蓋倫帆船、卡列翁帆船、傀儡王船，英文：Galleon、西班牙文：Galeón)。Galeón改良自克拉克帆船，至少有兩層甲板3至5根風帆桅桿的大型帆船，使用於16至18世紀的歐洲，直到蒸汽船出現。
        Galeón的船身長：龍骨長：船身寬之比例達到4：3：1，而不是克拉克船的3：2：1，簡而言之就是更狹長而流線，如此降低阻力並讓她有更大的機動性和更好的適航性。同時以前克拉克船圓形船尾也修正變窄變平，更能夠支撐船尾的重量。Galeón後來因發展成裝備許多火炮的戰艦，兩舷由水線往上逐漸內傾以增加穩定性。
        當時西班牙來往美洲殖民地與遠東菲律賓運白銀的船大多為Galeón大帆船，但是第一次出征台灣的艦隊卻沒有派遣大帆船，只派遣了較小的槳帆船，倒是在1626與1627年兩次出征大員都各派出3艘大帆船。

        以1627年出征大員艦隊中的旗艦「San Ildefonso」(聖艾迪方索號)大帆船為例，她的載重是1,400噸、火炮41門、乘員651人(包括高階官員7人、修會5人、西班牙步兵235人、邦板牙步兵86人、砲手32人、水手276人、冒險家10人)，可以看出其規模。
        將西班牙的大帆船Galleon翻譯為「傀儡王船」是鮑曉鷗著作《西班牙人的台灣體驗》中譯本的特點，顯然是根據閩南語的音譯。不過本人不太贊同這種譯法，音譯應該選擇不會產生另外意義的字眼，因為Galleon與「傀儡」或「王」都沒有關係，在緒論中已經說明。（姚開陽，2020，123-124。）

圖2-2-4-3-1  1642年8月荷蘭人進攻雞籠的艦隊中有一艘卡拉維爾帆船（Caravel），根據資料她曾在八尺門外海支援登陸艇上岸。（姚開陽，2020，124。）
說明：
        卡拉維爾帆船（Caravel，葡萄牙文：Caravela）裝有地中海普遍使用的拉丁帆(三角帆)，使用這種拉丁帆的亦有較小型的漁業與近岸運輸船被稱為Tartana。所謂「拉丁帆」事實上是來自阿拉伯的三角帆，經葡萄牙人引進改良成為卡拉維爾帆。阿拉伯的三角帆非常容易操作，能大幅節省人力。 初期的卡拉維爾船只有雙桅，後遠航期的為了適應增加到三桅並且三角帆與橫帆並用。
        卡拉維爾帆船由於體積小、吃水淺、較靈活、操作人力需求與建造成本也較低，最早由葡萄牙開發做為克拉克船的輔助，被當時的葡萄牙和西班牙航海家普遍用於海上探險。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船隊除了旗艦聖瑪莉亞號（Santa Maria）是克拉克船外，其他兩艘都是卡拉維爾式帆船。
        本圖表現一艘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卡拉維爾帆船(可能是tartana型)參與了1642年8月10日由Hendrik Harouse (哈囉色)率領攻打雞籠的艦隊支援登陸八尺門。 （姚開陽，2020，124-125。）

圖2-2-4-4-1  1626年5月10日，西班牙征台艦隊中的一艘槳帆船（Galley）通過萬人堆海蝕平台前的海域，不久他們將發現比三貂角更適合停泊的港灣然後宣布佔領。這艘槳帆船是根據1626年西班牙人畫的雞籠地圖上的圖案，並考證單邊划槳數而繪製。目前沒有文獻說明西班牙征台艦隊到底是由八尺門還是正口進入，如果是由正口進入才會看到萬人堆，若從八尺門進入就不會看到。（姚開陽，2020，125。）
說明：
        槳帆船（Galley）很早就出現於地中海做為戰船與商船使用，在16世紀大航海時代開始之後逐漸消失，卻出現在東亞的戰場，譬如1626年征台艦隊就以兩艘槳帆船為主力。
        划槳是很吃重的工作，通常由奴隸擔任，1593年10月菲律賓總督Gómez Pérez Dasmariñas (貓吝閉裡)派遣4艘槳帆船，由他親自率領出征摩鹿加，基於某些困難，貓吝閉裡強迫250名華人上船充任划槳手，由於不堪日夜勞動，25日夜晚其中一華人名潘和五者鼓動華工叛變，殺死貓吝閉裡總督與其餘80名西班牙人，有的落水而死。

        1603年馬尼拉發生華人大屠殺事件，25,000名華人被殺，少數的200名倖存者全都被送上槳帆船當划槳手，李旦可能就是其中一名。1606年6月因中國政府的壓力被釋放逃往日本於1607年抵達平戶 ，開啟了海商兼海盜李旦的傳奇。
        進攻台灣的槳帆船到底模樣為何? 在西班牙人繪製的台灣古地圖中曾在雞籠港內出現這兩艘槳帆船的圖案，那些圖案雖然很小，但槳帆船的基本特徵譬如平直的船身、前方的炮樓與艦艏延伸的長桿、主桅與帆的型式卻都已充份呈現，唯一的問題是圖中兩艘槳帆船的划槳數每一側都只有8支，而當時歐洲槳帆船一般都為10餘支到20支，不過另一段文字有敘述兩艘船分別是「22座划槳與20座划槳」，但到底是指單邊還是雙邊的數量? 幸好在1627年西班牙人進攻大員的艦隊文書資料中有提及兩艘槳帆船「Santiago」 (聖雅各) 號與「Don Felipe」號(菲力先生)的水手數分別是35人及20人，由此我們可推知該兩艘船的划槳數為總數而非單舷。除此之外，兩船皆為單桅帆，各配有5門加農砲與30名步兵，總乘員分別是67人與51人。 由於兩舷都被划槳佔滿，所以槳帆船的火砲全部都置於前方的炮樓中。由於雞籠與淡水各駐有兩艘槳帆船，可以推知台灣至少有4艘槳帆船。
        1571年發生關鍵性的勒班陀海戰（Batalla de Lepanto）是槳帆船最後一次大規模參戰，之後就逐漸淡出地中海，那麼遠東使用的槳帆船譬如「聖雅各」號與「菲力先生」號是否是從地中海調來，甚至她們是否曾參加過勒班陀海戰？如果不是就表示在遠東有能製造槳帆船的造船廠，那是在那兒？
        或許有人認為在還沒有蘇伊世運河的年代槳帆船從歐洲繞經好望角一路划來遠東似乎天方夜譚，那是忽略了槳帆船「帆」的部份。事實上所有的船要跨越大洋都得用帆而不可能用划的，那太浪費了，也不現實。划槳只有在作戰與進港需要精確船位的情況下才需要。風帆的經濟效益持續了好幾個世紀，甚至到了十九世紀末清朝從歐洲訂造的蒸氣鐵甲軍艦「定遠」、「鎮遠」、「濟遠」回國時，越洋的部份仍是使用風帆而非蒸汽動力。（姚開陽，2020，125-126。）

圖2-2-4-5-1  平底搬運船（Patache）「Rosario」 (聖母玫瑰) 號通過「Punta de Monos」（猴角，即今鼻頭角）前海域準備進入雞籠。她是1627年馬尼拉出征大員艦隊的先遣部隊，來聖薩爾瓦多城卸下補給品後轉往淡水彌平了原住民的叛亂。（姚開陽，2020，127。）
說明：
        16世紀的歐洲還使用一種稱做Patache的小型搬運船，她通常有兩根桅桿，吃水很淺，能做為監視港口的戰艦，也能跨越大洋進行貿易貨運。
        根據方真真在〈十七世紀馬尼拉與南亞的貿易研究〉論文中提到當時在南亞廣泛使用的Patache時曾如此敘述：「Patache的形式比中國舢舨大，它的龍骨大又堅固，帆的數目也較多，主要桅杆各有三個帆，屬三桅帆船，為歐人所建造航行東亞海域之商船，也常見於穆斯林商人和亞美尼亞商人遠渡東亞所用。」
        這種船在西班牙人征服菲律賓時就已出現在遠東，但並未參與1626年攻佔雞籠的艦隊，不過卻有出現在1627年進攻大員的艦隊之中。根據資料共有兩艘Patache擔任大艦隊的先鋒先行出航，她們分別是由Lázaro De Torres (托列斯) 艦長率領的「Rosario」號(聖母玫瑰)，與由Diego de Asgueta Menchaca (阿斯奎塔)艦長率領的「Atacha」號(針茅聖母)擔。「聖母玫瑰」號載重180噸、裝備火炮8門、乘員169人，「針茅聖母」號載重100噸、裝備火炮4門、乘員113人。 大艦隊被風吹散進攻大員的行動失敗，但「聖母玫瑰」號卻順利抵達雞籠，接著奉命載運步兵100名開往淡水，適時鎮壓了當地土著的叛變。 （姚開陽，2020，126-127。）

圖2-2-4-6-1  一艘常駐雞籠的Bergantin（不岡定）船被長官波提羅派去八尺門水道打撈荷蘭沉沒戰艦的遺物包括部份桅桿與船帆，以她被派予的任務與航行的水域，應該是一艘充作雜務船使用的小型不岡定船。（姚開陽，2020，128。）
說明：
        Bergantin (不岡定)船也被稱做「雙桅帆船」，她的特點為前桅掛橫帆以利遠航，中後桅掛三角帆方便操作並節省人力，可說是Galeón與Caravel的綜合體。西班牙佔領北台灣時曾經有不明數量的Bergantin在雞籠服役。在西班牙海軍的資料中有一艘屬於Ruy López de Villalobos艦隊的不岡定船「San Martin」 (聖馬丁) 號，排水量不超過45噸，雖然很小卻能穿越太平洋，也很適合在菲律賓眾多小島間穿梭，也可擔任武裝任務。
        Bergantin在雞籠事蹟不是很清楚，最重要的是在1641年9月荷蘭人第一次進攻聖薩爾瓦多城時，荷蘭的旗艦被聖薩爾瓦多城的18磅青銅加農砲擊毀沉沒，遺物漂流到桶方堡前，雞籠長官Gonzalo Portillo(波提羅)接到土著通知派了一艘Bergantin去撈回了包括棘輪、帆、圓桿、上桅桿等戰利品。
        這件事因為寫在Gonzalo Portillo 致菲律賓總督的信中，所以我們才知道雞籠駐有Bergantin，不過她並非1626年遠征艦隊的一員而是後來才調來，時間與船名不詳。以這艘船被賦予的雜役任務與在狹窄淺水水域航行，推測可能是兩根桅桿的小型Bergantin。（姚開陽，2020，128。）

圖2-2-4-7-1  「戎克」(Junk)是西方人對中式帆船的統稱，事實上中式帆船種類繁多，但來臺灣的大多為「福船」式樣。由於方便獲得，無論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或荷蘭人在亞洲都大量使用戎克。圖為一艘來自福州的「戎克」正準備進入雞籠港。（姚開陽，2020，129。）
說明：
        無論是西班牙或荷蘭當年在東亞都曾大量使用中國式帆船。西方人通稱中國式帆船為Junk(戎克)，Junk一詞來自馬來文Jong，但無論Junk或是Jong最終語源應該還是來自閩南語的「船」。 另有一說因為中式帆船遠觀往往破舊雜亂，所以被西方人稱為Junk(破舊之意)，此說存疑。事實上Junk被音譯成為漢字的「戎克」是由日本人開始的，華人原來並沒有這種說法，是後來受到影響才使用。
        不過當年西班牙人稱中式帆船為champan，此一稱謂顯然來自中文的「舢舨」，不過中文的舢舨通常指港內聯絡用的小划艇，與西班牙人所稱的大型中式帆船不能相提並論。Jacinto Esquivel神父在他1632年的報告中曾經提到關於champan的使用：
在雞籠、淡水一帶水域活動，如偵察敵人、購買米糧，或攻打敵對村落，是不能使用champan船，因為沒有合適的停泊地，而因潮流、風向而偏離航道。
        由上述可知，champan並非小船。艾基水神父在報告中還提到光是1632年才過了一半就損失了四到五艘champan船以證明其所言。他建議使用菲律賓卡加揚地區的baboyan (barangayán，一種大型的排筏)， 但未見到真的有引進這種船在雞籠或淡水使用的紀錄。（姚開陽，2020，129-130。）

圖2-2-4-8-1  鄭芝龍在金門料羅灣海戰中的座艦是一艘有兩層火炮甲板的「鳥船」，注意船舯往下深入水的木板就是「批水板」，類似現代船隻減搖鰭的概念。（姚開陽，2020，131。）
說明：
        鳥船是福建水手使用的一種遠洋商船，其特點是「頭小身肥，船身長直，…..船行水上，有如飛鳥」，屬於尖圓底的南方船系。 又有一說，鳥船是由沙船演變而來，為了增加海上航行的穩定度，船底呈扁圓型以強化結構，為了防止側風造成橫向飄移，還在兩舷加上一對批水板，像是鳥的雙翅，所以稱為「鳥船」。批水板是中國帆船獨特的發明，17世紀荷蘭人將這種裝置使用於西式帆船上。
        鳥船是福建商人貿易的主力，由於性能優異，許多鳥船被倭寇搶劫後納入成為海盜船，鄭芝龍的座艦就是一艘鳥船，本圖表現1633年10月22日鄭芝龍率領明朝水師與自己的海盜船隊，與荷蘭艦隊及他的海盜老對手劉香，前主子李旦的少主李國助聯軍在金門料羅灣海戰時，他所搭乘安有「大銃二十四位」的大型鳥船，舷側有一片可藉由繩索協助升降收放的大木槳就是披水板。（姚開陽，2020，130-131。）

圖2-2-4-9-1  一艘日本「朱印船」自八尺門進入基隆港灣，這是朱印船習慣走的航道。雖然說朱印船沒有固定的式樣，但當時的朱印船流行在東方式的船體上使用西方式的帆裝，成為所謂「和洋混合」的式樣，本圖就是表現這些特點。（姚開陽，2020，131-132。）
說明：
        「朱印船」(shuinsen)是日本實行「勘合貿易」政策下的產物，自德川家康時代開始。談到「勘合貿易」得先解釋「會合貿易」，15世紀時日本需要中國的絲織品，中國需要日本的白銀，所以貿易的需求是很暢旺的，但是因明朝實施海禁，所以雙方都到東南亞的港口會合交易，這就是所謂的「會合貿易」。這是馬尼拉等港口中、日商船雲集，並且有龐大的日本人社區（最多時達三千人）的由來。 德川幕府為了管理這些貿易而採用了「朱印狀」的特許模式，朱印狀因為在文件上蓋了紅色的大印而得名，朱印狀的正式名稱是，「海外渡航許可証」，上面詳細記載貿易核可項目與核發日期等資料，持有朱印狀能出海貿易的商船就稱「朱印船」。朱印狀頒發的對象除了日本的大名、商人、武士外，也頒發給華人與歐洲商人。朱印船不僅做為管理本國商船的工具，還必須要求對方政府配合只允許持有朱印狀的商船進入，因此也涉及雙邊貿易與關稅等外交談判。朱印狀制度實施的時間從1604年到1635年，共有356艘船次前往東南亞，其中71艘前往交址(今越南)，56艘去暹羅(今泰國)，54艘去呂宋(今菲律賓)。

        朱印狀實施的時間與西班牙人佔領雞籠的時間有部分重合，所以這些船隻來回的航程都可能停泊雞籠修整及與華人商船交易。1625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台灣大員的評議會決議對日本船從台灣輸出的商品開徵什一稅，1628年發生了「大員事件」，朱印船主濱田彌兵衛綁架大員的長官Pieter Nuyts (努易茲)，引爆了荷日之間的緊張關係，日本扣留荷蘭貨物，終止與荷蘭的貿易並威脅要東印度公司退出台灣，最後荷蘭人屈服，將努易茲綁赴日本監禁請罪。
        朱印船重約500到750噸，大小約是歐洲帆船的一半，通常配有6至8門砲，朱印船採和洋混合設計，船帆是西洋式的方帆與三角帆。 朱印船到雞籠比較少，只有1631、1632年的兩次紀錄，在1632年有三艘來雞籠採購鹿皮。 （姚開陽，2020，132。）

圖2-2-4-10-1  倭寇使用的船本來並無固定型制，因為倭寇多半信奉武神八幡大菩薩，在船上豎立「南無八幡大菩薩」的旗幟，所以倭寇船便被稱做「八幡船」。本圖顯示倭寇的「八幡船」經過雞籠附近，「八幡船」最遠曾經到達臺灣南部的打狗港(今高雄)。（姚開陽，2020，133。）
說明：
        倭寇既是海賊，當然不會有制式裝備，使用的船隻各式各樣，但通常被稱為「八幡船」而成為倭寇形象的代表，那是因為倭寇多半信奉武神「八幡大菩薩」，為求神明庇佑，海盜船上的旗幟便有「南無八幡大菩薩」的字樣出現，最後倭寇船就被通稱為「八幡船」了。像豐臣秀吉發佈的「八幡船禁止令」，其實就是禁止海盜船的意思，可見當時連最高當局都把八幡船與海盜船直接劃上等號了。 一說1617年八幡船曾經來過台灣打狗窺伺，此為村山船隊犯台同一年，可能係指同一件事。又曰薩摩藩的敗兵曾駕八幡船隊來雞籠避難，根據台灣通史記載：
日本足利氏之末葉，政亂民窮，薩摩、肥前諸國之氓相聚為盜，駕八幡船侵掠中國沿海，深入閩浙，而以台灣為往來之地，居於打鼓山麓。
        足利氏最末代為足利義昭結束於1597年，如此則與前述的1617年應為兩件事，不過台灣通史並未明指其曾來到雞籠。日治時代大正6年有日人號「東軒」者作漢詩「雞籠行 山口透」收錄於石坂莊作的《基隆港》文集，詩句中出現八幡船來雞籠的內容：「雞籠三面山又山，雙角包擁北控灣，今之社藔卽雞嶼，威風早見八幡船」 反映了八幡船隊曾到雞籠的歷史。（姚開陽，2020，132-133。）

圖2-2-4-11-1  本圖表現一艘載了10多人的大型邊架艇在雞籠港內航行，前方還有一艘小型的邊架艇，背景停泊的戎克船表現當時漢人已經來雞籠與原住民交易。目前並無任何出土文物能證明當時巴賽族使用的船隻為何種型式，但根據到花東交易的航程，不大可能用划槳的而應該有使用風帆。（姚開陽，2020，134。）
說明：
        《台陽見聞錄》中有記載：

蟒甲以獨木為之，大者可容十三、四人，小者三、四人，划雙槳以濟，稍側即覆矣。番善水，雖波濤洶湧，如同兒戲，漢人鮮不驚怖者。惟雞籠內海蟒甲最大，可容二十五、六人，於獨木之外另用藤束板為輔於木之左右，尚存太古「刳木為舟，剡木為楫」之意。

        另外在《海東札記》中也有類似敘述：

螃甲者,剖獨木為舟也,大者可容十三、四人。小者三、四人 ，劃雙槳以濟，蠻奴習焉。雞籠內海所製最大。於獨木之外，另用藤束板輔於木之兩旁，可容納二十五六、人。

        以上的記載非常形像的說明雞籠巴賽族原住民的航海工具，與南島民族普遍使用的大型邊架艇十分類似，也唯有這樣的大型船隻才可能讓巴賽人遠航到蘭陽平原及花蓮去交易。這其中比較有爭議的是對「獨木舟」的定義。郁永河在《裨海記遊》中對於他來台北盆地採硫磺時見到當地原住民所划的小舟有以下記載：「獨木鏤成，可容二人對坐，各操一楫以渡，名曰『莽葛』，蓋番舟也…..」
        不僅郁永河，這也是許多人對莽甲、艋舺，或Bangka的印象，即以一根圓木刨空而成的小舟。相較於蘭嶼達悟族的拼板舟，這種獨木舟似乎技術程度比較原始，因此對於海莽甲的存在產生懷疑，如何能找到如此巨木來刨成一艘可搭乘近30人的大型獨木舟?
        獨木舟轉型為拼板舟或更先進的木船建造方式都是因為當地森林資源缺乏或已開發耗盡，不得不利用工藝節省木柴的做法，但海莽甲的概念並非如此，我們觀察南太平洋原住民的大型邊架艇，浮體部份多仍是小型獨木舟，然後在兩個浮體上面搭建平台供多人搭乘。由於獨木舟不直接供人乘坐，所以不必隨著搭載人數的增加而加大到難以獲得材料的困境。
        大型邊架艇還有一個名詞「聚落型航船」，根據南島起源說早年台灣的原住民就是搭乘這種航海工具離開台灣分佈到太平洋各島嶼，現在當地所使用的大型邊架艇就是源起於台灣。這種聚落型航船用上萬支麻竹與木柴捆紮而成，底部吸水重而壓艙，甲板鋪麻竹葉種植稻米蔬菜供沿途食用，並建有房屋可供居住，到了島嶼房屋可直接搬上陸地變成村落。聚落型航船在凱達格蘭語的發音是Chilung，與凱達「格蘭」或「雞籠」的關係引人聯想。
        迪士尼2016年的動畫電影「海洋奇緣」(Moana)對於南島民族如何駕駛邊架艇有非常細膩的描述，是很好的學習輔助材料。邊架艇到底有無出現在台灣目前無論那一種說法都缺少出土文物證明，但以巴賽族的活動範圍卻是合理的推論。（姚開陽，2020，134-135。）

圖2-2-4-12-1  巴賽族駕駛帆筏在象鼻岩準備靠岸，助手正要把插板抽起來。竹筏在臺灣一直使用到現代都方興未艾而成為特色。（姚開陽，2020，136。）
說明：
        竹筏是非常有台灣特色的航海工具，它的好處是材料要求不高、建造工藝簡單、使用插板來抵銷側風的作用力，減少傾斜與飄移，增加了航海性能，這是南島民族帆筏的特性。插板或稱中央板(Center Board)，可在靠近岸邊淺灘時抽起，亞洲只有台灣與越南的竹筏使用中央板，越南最多4個，台灣有的多到6個，有一名水手專門負責操作。
        筏的出現早於獨木舟，世界各地都有各式各樣的筏，但很少像台灣對於筏的使用如此普遍，尤其在台灣西海岸的淺灘地型。台灣遠從西班牙人來到之前就開始使用竹筏一直沿用到現在，還演進到塑膠管筏與機器動力與加裝各種設備。
        竹筏除了用槳划，還可加裝帆具，這使得跨海遠距航行成為可能。原住民最早使用的帆應該是「斜桁帆」，這也是南島民族慣用的帆，後來出現的「刀型帆」(方型帆或梯型帆)則是從漢人學去的。 本圖表現巴賽族駕駛一艘帆筏在象鼻岩海邊準備靠岸，助手正要把插板抽起來，它的帆就是南島民族習用的斜桁帆。（姚開陽，2020，135-136。）

        西班牙人與荷蘭人退出台灣的原因十分類似，都是因為貿易的功能衰退、維持成本太高讓總部(馬尼拉與巴達維亞)覺得不划算而不願意支持，所以面對挑戰者來襲時就欲振乏力，迅速投降議和退出。設若貿易市場興旺，總部全力支持，敵軍恐怕未必能輕易得手。甚至金礦若能夠及時發現開採，即使貿易功能不彰維持台灣據點仍然有利可圖，總部就可能堅持下去。
        但維持西荷台灣據點的第二個變數，那就是鄭氏家族的動向，如果鄭成功沒有聽從旁人建議跨海攻取大員，繼續留在福建就可能被清廷消滅在大陸，西荷的台灣據點就會繼續維持，直到清廷改變政策將台灣納入治下，或日本有足夠的力量來奪取台灣，這期間美國、英國與法國都曾有占領台灣之議，所以西荷要一直統治到20世紀的可能性也未必存在。（姚開陽，2020，180。）

圖2-3-1-1-1   雞籠多雨的氣候不但讓糧食與環境容易發霉引發疾病，而且對行動與士氣造成影響。本圖表現在臨海碉堡駐守的西班牙士兵面對東北季風帶來傾盆大雨的無奈，這與西班牙明朗的陽光形成強烈的對比。（姚開陽，2020，158。）
說明：
        從1600年到1648年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荷蘭人多次封鎖馬尼拉阻撓西班牙與中國及日本的貿易線，這是西班牙人來雞籠設立據點的原因。當時西班牙與葡萄牙是聯合王國，在東方從印度的果阿、麻六甲到澳門、馬尼拉連成一線，但由於葡萄牙反叛獨立，西葡陣線於1640年瓦解，加上原屬於葡萄牙人的麻六甲又在1641年被荷蘭人攻陷，荷蘭人聲勢大漲，1641年8月就曾派艦隊攻擊過雞籠但未成功，整體來說西班牙與荷蘭在遠東的勢力是處於一消一漲的態勢。
        當時的聖薩爾瓦多城處於困境當中，西班牙人不像荷蘭人在台灣南部發展農耕墾殖，所有給養都要靠馬尼拉一年二次的船隻運補，成為西班牙沉重的負擔，有時因為颱風或船難等因素，甚至一年才得到補給一次，造成：「因為帶來的糧食用盡，而馬尼拉的補給尚未到，他們甚至吃狗、老鼠與蟲。」
        這就引來一個令人不解的問題， 因為的羅留在1597年上奏給國王關於雞籠的海圖介紹中不是說：「因為此地肥沃，可供應米、肉和魚，魚多到每年可以裝滿兩百艘到中國。」嗎? 為什麼不能吃海鮮?

        這個問題的答案可能是，當時的歐洲人對鮮魚沒有太大的興趣。曾經出版東印度公司相關書籍的布林登曾經如此描述：「令人驚訝的是，鮮魚無緣出現在航海男子的餐桌上，雖然英國人連腐壞的肉也吃。」
        當時在西方人在遠航的船上主要吃醃漬肉，存放時間可能超過十年，但船員真的寧可吃這麼不新鮮的肉也不願吃鮮魚嗎? 如上一章(天主教在北台灣、西班牙的傳教狂熱)所述，雞籠的漢人為了向西班牙人賣魚而信奉天主教，如果西班牙人不吃魚，為何漢人要向他們兜售? 此點存疑。1642年西班牙士兵在向荷蘭人投降後被送往大員，他們發現當地的荷蘭人物資豐裕，生活優渥，都覺得十分驚奇與羨慕。
        聖薩爾瓦多城還有飲水的問題，因為當地的水質硫磺濃度高，飲用會生重病，還造成極高的死亡率。 另外還有西班牙文獻未提及，但大家都知道雞籠東北季風淒風苦雨的氣候與極度潮濕的環境，在這樣惡劣的地方服役，士氣恐怕很難高的起來，而且食物與被褥發霉，健康一定會受到影響。圖5-1-3就是表現西班牙士兵在大雨中碉堡內守衛的無奈。（姚開陽，2020，158-159。）

圖2-3-1-2-1   鄭芝龍的武裝船隻公然在雞籠的外海搶劫沒有付錢向他買保護令旗的過往商船，西班牙完全無力阻止，這讓聖薩爾瓦多城成了沒有用的雞肋，這是促使馬尼拉方面決定放棄臺灣的原因之一。（姚開陽，2020，160。）
說明：
        荷蘭人對付西班牙人無所不用其極，早在1625年就支持初出茅廬的鄭芝龍劫掠前往馬尼拉的中國商船以窒息西班牙人的貿易，鄭芝龍藉由此機會由一個通譯搖身一變成為海盜領袖，建立了鄭氏海上集團。 1628年當荷蘭與日本因濱田彌兵衛事件關係破裂，日本停止貿易扣留荷蘭船隻並威脅要荷蘭人退出大員時，巴達維亞卻多次派人向日本幕府提出荷蘭願意協助日本征服西班牙人的雞籠、淡水甚至馬尼拉，只要日本同意荷蘭繼續佔領大員，但因日本當時並無此意圖而沒有成功。 由此可知荷蘭人借花獻佛、借刀殺人的陰險。
        鄭芝龍在1626年後離開荷蘭人，並拒絕荷蘭人要求鄭芝龍禁止中國商船與西班牙貿易，因當時鄭芝龍正忙於與其他海盜的鬥爭，而且這時他已歸順明朝並藉機壟斷了福建的海上貿易，向各國商船收取高額保護費是他的主要收入，沒有理由跟自己的利益過不去，反而西班牙人必須限制鄭芝龍將勢力伸展到雞籠，這就引起鄭的不滿。

        根據最後一任雞籠長官Gonzalo Portillo (波提羅)於1641年10月向馬尼拉的報告中指出在該年夏天荷蘭人出現在淡水河，保護中國人收集硫磺與獸皮等商品，並與原住民勾結陰謀驅逐西班牙人，同時提到鄭芝龍(一官)與荷蘭人協商要對抗西班牙人，因為西班牙妨礙了他在淡水的貿易云云。 當時淡水尚是西班牙的屬地，為何荷蘭人能如入無人之境? 這是因為當時西班牙已經收縮駐軍規模並自行將聖多明我堡破壞，所以對荷蘭人的侵入亦無可奈何。
        圖2-3-1-2-1表現鄭芝龍的船隻公然在雞籠的外海搶劫過往商船，西班牙人完全無法控制其海域的航行安全。當時所有在東亞貿易的商船都必須向鄭氏集團購買保護令旗，否則被搶的機率非常高。「凡海舶不得鄭氏令旗者，不能來往。每舶例人三千金，歲入以千萬計，以此富敵國」。 西班牙人如果要付保護費給鄭芝龍，又何須花錢養雞籠的基地？故西班牙人開始懷疑維持基地的價值。荷蘭人同樣面對這個問題，因為暗中買了保護令旗的事不能曝光而拒絕借船給濱田彌兵衛，竟鬧出綁架長官的大員事件，最後也造成巴達維亞開始質疑維持台灣基地的必要性。 （姚開陽，2020，159-161。）

圖2-3-1-3-1   馬尼拉總督高圭臘(Sebastián Hurtado de Corcuera)與大主教厄南居(Hernando Guerrero)兩人關係勢同水火，背後其實是耶穌會與道明會的鬥爭。本圖表現兩人在馬尼拉聖奧古斯丁教堂望彌撒時互相視而不見形同路人，兩人的形象是根據各自留下的肖像畫所繪。（姚開陽，2020， 161。）
說明：
        1635年Sebastián Hurtado de Corcuera (高圭臘)繼任馬尼拉總督，由於菲律賓南部回教徒動亂嚴重，征討缺乏兵員，連帶產生對維持台灣據點效益的檢討。在1637年1月於馬尼拉召開的會議中，總督高圭臘表示佔領台灣毫無用處，徒然花費大量經費來維持駐軍，當時西班牙人佔領雞籠已經11年，駐軍300名，共花費了50萬披索，但每年的財政收益不超過二千披索，商業貿易完全得不到預期的收益。他認為不如佔領海南島的一個港口，不但更靠近中國，而且運輸成本與軍事開銷都比較低。

        其實西班牙當局已經發現，有許多中國商人被白銀吸引用戎克船滿載貨品來馬尼拉交易，這種方式遠比西班牙人自己在台灣設據點來得划算，因為不需維持雞籠駐軍的成本，不必理會中國的海禁政策，不用承擔海盜搶劫與海難損失的風險。 更重要的是在台灣的傳教事業並不如預期，首先台灣住民信教的人很少，扣除小孩不到一百人(應是指漢人)，而且信教的目的是為了「賣魚給西班牙人」，他認為台灣住民的信仰難以改變。其次，高圭臘認為對日本傳教也已不可能，就算要繼續傳教，琉球的位置也比台灣更適合。 會議結果13人贊成撤軍，4人反對，於是高圭臘下令撤軍，但遭到反對者抗議，所以折衷改為放棄淡水及大部份雞籠堡壘，集中兵力到聖薩爾瓦多堡，這就是西班牙統治末期拆毀許多堡壘的原因。
        這件事還涉及總督和大主教與其所屬的道明會之間的矛盾，總督與軍方基於現實考量贊成撤軍，但道明會卻堅持以台灣為傳教據點，耶穌會則利用機會與總督結盟打壓道明會。 圖5-1-5即表現高圭臘總督與與馬尼拉大主教Hernando Guerrero (厄南居)兩人關係勢同水火，在馬尼拉的教堂前互不理睬。馬尼拉高層的爭議影響雞籠與淡水的防務，荷蘭人從各種途徑很快看出西班牙人防衛力量的削減，這鼓勵了荷蘭人出兵攫取北台灣的信心。（姚開陽，2020，161-162。）

        西荷對抗中西班牙人會那麼快速放棄聖薩爾瓦多城是由於補給不易，加上突破貿易障礙的功能不彰，所以當荷蘭人來攻打時很快就放棄了這個無利可圖的據點， 。西班牙人投降時共446人，包括115名西班牙人、60名婦女與孩童、116名奴僕，以及62名邦般牙人(Pampanga)、93名卡加延人(菲律賓原住民)。西班牙俘虜被荷蘭人運回巴達維亞不久後獲釋於1643年6月29日返抵馬尼拉，不過Gonzalo Portillo(波提羅)因為怕被追究責任不願隨其他人返菲律賓而選擇滯留在望家錫(印尼)，結果馬尼拉總督Sebastián Hurtado de Corcuera(高臘奎)反而承擔了丟失台灣的責任，1644年被判坐牢4年。 這些西班牙官員的命運與20年後交出熱蘭遮城給鄭成功的荷蘭長官揆一有著驚人的類似。
        Sebastián Hurtado de Corcuera總督卸任後被監禁在甲米地，剝奪所有財產，原因不僅是失去雞籠，還涉及教會之間的矛盾。Corcuera支持耶穌會將傳教重點放在對南部民答那峨地區信奉伊斯蘭教的民族，不斷對摩洛族發動戰爭，頻頻用兵的結果，兵力不足就自台灣抽調，離去時還毀掉辛苦苦建立的堡壘，造成荷蘭人來攻時無力抵抗。Corcuera也知道必然導致這樣的結果，不過這就與包括道明會、方濟各會、奧斯定會、重振會等各修會發生矛盾，因為他們主張將傳教重心放在中國與日本，所以需要台灣基地，他們認為失去雞籠與淡水，最大的罪過不是Portillo而是Corcuera。
        更重要的是近因是，Corcuera曾因為政爭將屬於道明會的大主教Hernando Guerrero (厄南居)下獄，這就讓雙方的鬥爭白熱化。不過Corcuera身為總督，必須考慮商業的績效，雞籠已明顯成為負擔，將重心轉移至較有價值的南方不能說有錯，並非完全如道明會所說的那樣。 （姚開陽，2020，165-166。）

圖2-3-2-1-1   西班牙遠征艦隊旗艦San Ildefonso號從馬尼拉出發，經過Pasig河口的Fort Santiago要塞出港準備開往台灣驅逐荷蘭人，要塞施放禮炮歡送。（姚開陽，2020，155。）
說明：
        西班牙占領台灣北部的雞籠與淡水並不是想要與荷蘭人南北分治，最終目的仍是要驅逐荷蘭人離開台灣。根據荷蘭文獻，1626年8月17日有一支包括3艘大帆船(Galeón)與6艘槳戰船、2艘槳帆船(Galley)及12艘戎克船(Junk)，搭載500名西班牙人及1,000名邦板牙(Pampanga)人，由菲律賓總督Juan Niño de Tavora (塔弗拉)親自率領去攻擊大員，因為遭遇暴風只有1艘大帆船6艘槳戰船與1艘槳帆船，4到5艘戎克船抵達雞籠，兩艘大帆船失蹤，其餘船隻抵達琉球群島，或失蹤或吹至菲律賓其他各地，抵達雞籠的船員也有許多死在當地，損失可為慘重。但由於西班牙的文獻完全未提及本次行動，到底是與5月佔領雞籠的小艦隊搞混，還是與第二年征討大員的龐大艦隊是同一批，還是與台灣無關的另一次行動，目前並不確定。

        比較有明確文獻紀載的是1627年8月17日總督Juan Niño de Tavora組織龐大的艦隊準備進攻荷蘭人的大員。西班牙可說是將菲律賓能動用的兵力船艦傾巢而出，包括當時在馬尼拉僅有的4艘大帆船中出動了3艘(即：San Ildefonso, Santa Teresa de Jesús與Peña de Francia, 另一艘Concepción號因裝載過量漏水而臨時退出，另外還有2艘平底搬運船(Patache)：Rosario與Atocha號，以及1艘小船San Agustin號，2艘槳帆船：Santiago與Don Felipe號)、 8個步兵連中出動了7個連，另有5個邦板牙Pampanga步兵連及砲兵、水手等，共有136門砲與2,015人。船隊帶著6個月的給養以及雞籠所需的各種補給，現金4萬披索。
        由於等待美洲來的補給船遲到一個月，造成出發太晚，船隊沿著呂宋海岸北上遇到風暴而返航。西班牙人兩次大規模的行動不但一無所獲，反而遭受人力與物力的大量損失。 由於荷蘭人自1616年以來在遠東已經握有主動權，而西班牙的武力卻不斷的減弱， 之後再也無力出征大員，反而荷蘭人開始覬覦基隆與淡水。
        1627年8月行動之前的7月26日馬尼拉已先派出由Pedro Alcarazo率領的2艘Galera船前往雞籠，由於風向不對未能照原計畫經台灣東海岸，卻意外到了澎湖，受到當地明朝守軍的接待，明軍表示希望西班牙人前去攻打荷蘭人的大員。兩船回航經過大員，最後在呂宋島海岸發生船難。由於這樣的接觸，讓西班牙覺得能與中國產生某種合作關係，聯合打擊荷蘭人與發展貿易關係。1628年初有中國官員來雞籠探訪，1629年新任長官加拉錯(Juan de Alcarazo)乘補給船來雞籠上任，並攜帶馬尼拉總督的信去福州拜見總督。西班牙人很羨慕葡萄牙人在澳門能與廣東發展貿易關係，以為此模式在福州可以複製，但一直無進展，之後福建的對外貿易被鄭芝龍掌握，福建官方也就無法做出任何承諾了。 （姚開陽，2020，155-156。）

說明：
        西班牙人佔領雞籠島後，次年荷蘭人在日本長崎得到消息稱中國帆船從馬尼拉載著石灰石與其他物資做為建設簡易的堡壘之用。這時巴達維亞已經知道西班牙佔領雞籠之事，並很關心其在雞籠與淡水修築堡壘的狀況，決定派艦前往偵察。 大員方面派出快艇「Domburch」(盾不黑) 號、「Diemen」(黎門)號、 (「Slooten」(思若騰) 號與戎克船「Goede Fortuyn」 (好運) 號於1629年8月對西班牙人的淡水聖多明我堡及雞籠的聖薩爾瓦多城進行了「偵察」，但亦不排除有入侵的意圖。「Domburch」號13日進入淡水河口發現被竹籬圍起的聖多明我堡，並看到1艘槳帆船﹑1艘快船(Fregat)與4艘戎克船。15日清晨「Domburch」號與隨行的船艇深入敵陣，西班牙軍的砲台與槳帆船對其開炮，造成「Slooten」號的縫帆工的死亡，商首(Chief-Merchant) Adrijaen van der Wel 與戎克船的領航員的腿被打斷，木匠的膝蓋被打碎，船並擱淺了，到了黃昏漲潮了才脫困。
        18日荷蘭船隊來到雞籠港外下錨。荷蘭人觀察到用石頭建造的方形堡壘，面水的城牆有6或7門砲，不過由於島嶼的地形把港內擋住了，無法看到港內的船隻，於是荷蘭人冒險進入發現港內有4艘船，其中2艘是軍船。「Domburch」號此行對雞籠與淡水做詳細的偵查並繪製了精細的海圖，透過這些由船上的航海官Jan Gerbrantsz Black(布拉克)所繪製並留存在海牙國家資料館的海圖我們可以了解當時西班牙人在台灣北部的佈局。另外在1631年4月發生的荷蘭船遇風損壞漂流到雞籠事件與當年6月有6名黑人自雞籠叛逃到大員事件都讓荷蘭人對雞籠的防衛力量有更多的瞭解。
        本圖根據荷蘭人的文獻與地圖模擬描繪出1629年8月18日「盾不黑」號在雞籠港外窺視港內的情況，當時只有「San Antonio Grande」(聖安當大稜堡)完工，荷蘭人還觀察到山頂有一個據點，那就是「看守堡」。由於港灣被山擋住無法看到裡面船隻停泊的狀況，於是「Domburch」號派遣戎克船「Goede Fortuyn」(好運) 號混入港內觀察到在「聖安當大稜堡」前方停泊了兩艘槳帆船，港灣的對面還有兩艘船。 （姚開陽，2020，156-158。）

圖2-3-2-3-3   一艘常駐雞籠的Bergantin（不岡定）船被長官波提羅派去八尺門水道打撈荷蘭沉沒戰艦的遺物包括部份桅桿與船帆。（姚開陽，2020，128。）
說明：
        荷蘭人在1641年8月就曾經發動征討北台灣西班牙人的行動，由范林哈上尉(Johan Jurriaensz. van Linga)率領4艘軍艦及數艘中國式戎克船，船員112人，搭載兵員205人前來雞籠偵查並勸降，遭到雞籠長官Gonzalo Portillo（波提羅）拒絕沒有成功。
        根據雞籠長官Gonzalo Portillo於1641年9月9日向馬尼拉總督寫信報告戰況：荷蘭軍有1艘大型Galeón帆船、2艘中型Galeón帆船，2艘武裝良好的Lanchas(登陸艇)以、1艘Tartana(單桅漁船)、1艘舢舨。他們在「白色廣場的邊緣」安全登陸，有500名土著，此外尚有200名生理人，行軍至Quimaurri村莊過夜(似乎就是島上的原住民聚落)，次晨登上高地並至桶方堡搜索，然後就燒毀村莊與教堂搭船離開…..」。
        在戰鬥中聖薩爾瓦多城守軍以一門18磅砲擊傷荷軍旗艦，最後該艦可能因夜間的北風太強折斷桅桿，並被海流帶到淺水處擱淺而毀於岸邊，桅桿帆及索具漂浮在水上 。波提羅接到土著通知派了一艘雙桅橫帆船(Brigantine)去撈回了包括棘輪、帆、圓桿、上桅桿等戰利品。上面那封由中國人帶至馬尼拉的信 就是波提羅在向馬尼拉方面表功，之後又在10月由Juan de ols Angeles(安哲祿)神父帶第二封信回馬尼拉請求軍援，還附上荷蘭人的招降信。

        圖2-3-2-3-3顯示這一次砲戰，儘管波提羅的信寫得很詳細，但我們仍未找到荷蘭軍艦的船名，也弄不清楚她的沉沒到底是被西班牙人擊中還是被風浪摧毀，這一點波提羅的信中並沒有寫清楚。以荷蘭人紀錄之詳細，這是令人費解的，如果真有其事，以本艦的重要性及沉沒的地點應該是值得打撈的水下文化資產。
        在荷蘭第一次進攻當中，駐淡水的西班牙指揮官Cristóbal de Carvajal (加法哈)因率隊出城刺探敵情全隊7人被倒向荷蘭人的原住民殺害，可見當時淡水的原住民已經被引誘而傾向荷蘭這一邊，這一點在波提羅10月的信中也有提及。 （姚開陽，2020，162-163。）

說明：
        荷蘭人的第二次進攻於1642年8月10日由Hendrik Harouse (哈囉色)率領，擁有4艘船艦(Wydenes, Kievith, Zantvoort, Waterhond)、1艘補給船、1艘戎克船、1艘使用拉丁帆的船(即卡拉維爾船Caravel)，人員共有690人(369名士兵、222名水手、48名中國人、8名爪哇人、30名廣南人、13名奴隸)的艦隊自澎湖來熱蘭遮城受命。17日自大員出發19日抵達雞籠，因為潮流影響及敵人砲火的阻撓未能登陸，護退堡的砲火三次擊中荷蘭船「Waterhond」(水獵犬號)造成二副與幾名船員的死亡。次日(8月20日、星期一)荷軍改由八尺門水道以17艘登陸艇搭載人員300名搶灘意圖奪取看守堡的制高點，20多名西班牙士兵不敵讓荷軍登陸成功且佔領了看守堡。
        荷軍21日佔領看守堡後於24日運來2座18磅青銅加農砲，以優勢火力向護退堡轟擊，護退堡外牆倒塌，西班牙6人陣亡並損失兩門火砲於25日失守。從護退堡可以俯看聖薩爾瓦多城，荷軍猛轟3小時候停火要求西班牙軍投降，波提羅只好在26日（星期日）投降。 其實Hendrik Harouse是先發部隊，真正的指揮官是從巴達維亞來的Johannes Lamotius（拉莫提），但因爭取時機Harouse搶先發動，竟獲成功。Lamotius要到次月13日才率增援艦隊抵達雞籠，隨即接掌了指揮權。
        據載，第二次聖薩爾瓦多城戰役中「有1000名來自淡水的巴賽族弓箭手」抵達雞籠島對岸替荷軍助陣，不過荷軍指揮官Hendrik Harouse認為弓箭對戰況幫助不大令其留駐原地。 不過這一說法有個疑點就是當時淡水原住民部落人口稀少，根據1646年荷蘭人的調查，全淡水才543人，就算整個台北盆地(包括雞籠河與武朥灣)也不過2,952人，如何派得出1,000名弓箭手？ 不過另有資料顯示有9艘船搭載淡水的原住民攜帶弓箭前來支援荷蘭人作戰。而且西班牙方面也有30名雞籠當地住民持弓箭前往圍堵荷軍的攻勢。 所以淡水與雞籠的原住民可能有支援荷、西雙方戰鬥，但人數應該比1,000人少得多。（姚開陽，2020，163-165。）

        在梳理文獻的過程得到一個印象，荷蘭人對當時的台灣居民 (無論漢人或原住民)要比西班牙人殘暴得多，這一點並無統計數字支持，也可能是西班牙文獻對自己人的美化之作，未來或可當成另一個研究議題。
        但若從對後世的影響來論，西班牙人統治北台灣相較於荷蘭人統治南台灣顯然要小的多。一方面因為時間較短只有16年，另一方面西班牙人的有效佔領面積也較小。不像荷蘭人在南台灣由於進行農墾大量引進漢人勞工，這些漢人在台灣留下也就保存了一些荷蘭人的遺跡，譬如農作的物種﹑土地丈量單位或建築的元素等，甚至原住民還使用荷蘭傳教士創造的新港文書一直到乾隆年間。雖然西班牙傳教士在北臺灣也有做類似的工作，譬如1631年Esquivel Jacinto神父就曾整理《台灣島淡水語詞彙》(Vocabulario de la lengua de los Indios Tanchui - en la Lsla Hermosa)， 1635年西班牙人進入蘭陽平原，有神父以噶瑪蘭語編寫了語彙及天主教教義書，先後在1645年及1692年於馬尼拉出版。 但這些材料現在皆已散失無存，無從考據研究。
        其次荷蘭人對於文獻檔案的記錄比西班牙人來得更詳細，以至於今日許多研究十七世紀西班牙人統治北台灣時代的學者是透過荷蘭檔案譬如《熱蘭遮城日誌》為之，但畢竟那是荷蘭人側面獲得的二手資料，或根據1642年之後西班牙人的遺跡推斷，不見得都準確。雖然如此，從大航海時代全球格局來看，雞籠的重要性不比荷蘭人的大員低，因為它是西班牙人美洲白銀航線(馬尼拉-阿卡孛果)的中繼站，大量的墨西哥白銀經由這條途徑進入中國，換取中國的絲綢瓷器等產品行銷全世界。但今天西班牙人曾經在台灣的影響力與遺跡幾乎不存，連天主教也是十九世紀末再度引進而與當時無關。（姚開陽，2020，179-180。）

圖2-3-3-1-1   1642年8月26日荷蘭人攻佔了雞籠，並立刻將西班牙式地名全部改為荷蘭式地名，譬如將「聖薩爾瓦多城」改為「北荷蘭城」(只剩一座稜堡)。但改名改變不了雞籠本身的限制，西班牙人當年所面對的問題，荷蘭人都一樣都要面對。（姚開陽，2020，166。）
說明：
        關於西班牙人戰敗離開時大雞籠島上各堡壘的狀況概為：「1642年依據荷蘭人接收雞籠地區之報告書的記載，當時共接收了一座大城、一座小城、一座木造城柵、一座圓型堡壘。其中大城即聖薩爾瓦多城，此城共有四個大稜堡，備有22門金屬砲及7門鐵製砲；小城即聖米樣堡，為白色的圓堡，備有4門金屬砲及1門鐵製砲；圓型堡壘即聖路易堡，備有2門金屬砲；木造城柵為聖安東堡，位於聖米樣堡邊上的山丘上。」
        此處關於城堡名與鮑曉鷗在其著作《西班牙人的台灣體驗 1626-1642》中所述的不大相同。譬如「木造城柵為聖安東堡，位於聖米樣堡邊上的山丘上」，「聖安東堡」即鮑書的「聖安當堡」（San Antón，又稱「看守堡」La Mira），根據鮑書此堡位於全島的最高點，是較大的圓型堡壘。是否有可能圓型堡壘其實是聖安東堡，小城為聖米樣堡，木造城柵可能為荷人來攻臨時建造的陣地?

        根據林會承文第66頁的(圖12)：「西元1654年手繪淡水及附近村落及雞籠嶼圖」(繪圖者： Simon Keerderkoe)。但林文在第67頁又提到

另外，荷人似乎也將艾爾騰堡(當時似乎也稱為諾貝侖堡Nobelenburgh)改建為方形堡壘，其型式與大員的烏特勒支堡類似。

        如此又與鮑曉鷗稱的「桶方堡」（El Cubo）是方型的似乎有關連，或許此堡一直都是方型的從來就沒有改變過，這些仍有待未來進一步研究。
        荷蘭人接收後將原「San Millán」（「聖米樣堡」即「聖米崙堡」）改名為「Victory」（維多利亞堡），原「San Luis」（聖路易堡）改名為「Eltenburgh」（艾爾騰堡）。接著1644年荷蘭人將聖薩爾瓦多城拆毀，磚石運往大員及運到淡水興築Fort Antonio(安東尼堡)，僅保留南方的稜堡一座(即「聖安當大稜堡」San Antonio Grande)稱為「Fort Noord Holland」(北荷蘭城)。 荷蘭人還把聖加大利納灣(今蘭陽海灣)改名為St. Iago(聖雅各灣），聖加大利納岬（今三貂嶺）改名Hock van St. Jacob，或稱Pointe Iago(聖雅各角）
        由於大員水域逐漸淤淺，荷蘭船常要冒著擱淺的危險，因此巴達維亞方面曾考慮放棄大員全部移到雞籠來，但大員方面反對，因為擔心中國船已經習慣來大員，而中國船吃水較淺比較不擔心擱淺的問題。但後來由於鄭清戰爭與清朝實施海禁，中國船就少來了，這讓大員陷入困境 。到了1661年2月荷蘭人在大員失守，因當時的北荷蘭城已十分破舊加上兵力不足，荷人決定棄守，主動破壞城堡撤往日本長崎。
        1664年8月荷蘭人再度回來，重新修復城堡恢復4個稜堡的形式並增加了半月堡(荷人到底恢復了幾座稜堡仍有爭議)及許多房舍。1666年鄭經派勇衛黃安來攻打沒有成功，1668年10月荷蘭人自行炸毀了Noord Holland城堡主動離開，之後鄭經的軍隊進佔。 （姚開陽，2020，166-168。）

圖2-3-3-2-1   荷蘭人在淡水建立的「安東尼堡」，當時有木造的尖屋頂，但因為氣候潮濕容易腐朽在荷蘭人時代就已拆除。當時的外牆是漆成荷蘭在熱帶建築常有的白色，今天的紅色是1867年租給英國當領事館時才漆的。本圖回復荷蘭時代初建時期的原貌，並強調其正式名稱是「安東尼堡」而非「聖多民我城」。（姚開陽，2020，168。）
說明：
        1638年西班牙人因無力防守淡水主動撤軍，將「聖多明我城」摧毀夷平，之後荷蘭人1643年4月由邦(Boon)上尉率領，利用單桅快船「Breskens」(布雷斯肯斯號)滿載建材(許多係拆自雞籠的聖薩爾瓦多城)與中國工匠來到淡水，於原址以石灰與厚重磚石重新興建荷蘭式堡壘，工程在5月7日奠基，花了兩年時間完工，命名為「Fort Antonio」(安東尼堡)。荷蘭人在淡水駐兵80人，超過駐雞籠的50人，可見重視程度。

        荷蘭人佔領北台灣初始仍以雞籠為東印度公司高級官員的駐地，1644年後高階官員逐漸離開，淡水駐地的商務官員的級職反而高過雞籠，加上北台灣地方議會設在淡水，於是重要性逐漸超過雞籠。 荷蘭派駐淡水雞籠的指揮官Simon Keerdekoe曾在1655年描述「Fort Antonio」，他說：

城砦相當深邃，矗立於河口適當位置，係由地上建起四個厚重磚石砌成十字交叉圓拱的建築。地下有兩層地窖，放置儲糧、彈藥等物品，在下層兩個與上層兩個拱頂之間，區。隔著四個房間，其間放著鐵鑄大砲、貨物、現金以及指揮官砲手的武器。在入口處，設有崗哨，由此有兩個不相連結的樓梯，拾級而上可通往官員及一般士兵的房間。整座四方形的城砦，共有十二個漂亮的半圓形窗戶，以保空氣流通。城頂高處的柱狀塔相當寬厚，成八角形，為堅硬木柴所造，頂尖包以鉛片，塔頂也緊密覆蓋著瓦片，因此，這座城砦相當堅固…..

        由上面的敘述可知已經與現代我們所看到的「紅毛城」十分接近，唯一不同的是原有的木製尖屋頂現已不存在，本圖就特別將屋頂還原重現當年的樣貌。不過這個木製的屋頂存在不了多久就因颱風與腐朽而必須更換，以至於淡水專員在1654年寫信向大員的長官Caesar Cornelis (凱薩)要求替換為石造屋頂， 但是一直未能實現，因此可能荷蘭人還沒離開，屋頂就已被移除。
        由於大員的駐軍日益減少，不得不從北部的雞籠與淡水抽調，到1661年底時殘存在淡水的88名荷蘭人只剩下35個罹患疾病的人處在當地原住民攻擊的威脅之下，於是一艘小船被派來接走這些人，堡壘被燒毀。荷蘭人放棄淡水並非因為鄭成功軍隊來攻，而是害怕當地原住民的攻擊。當1664年8月27日荷蘭人再度佔領雞籠時並沒有同時再佔領淡水，但與淡水有相當的聯絡，直到1668年底荷蘭人最後一次從雞籠撤走，淡水與西方人的關係就暫告一段落了。
        根據前述，今日淡水「紅毛城」的介紹資料稱其原為「聖多明我城」是不夠精確的，因為西班牙的「聖多明我城」在荷蘭人取得淡水時已被摧毀，今日的方形堡壘是荷蘭人建造的「安東尼堡」。此外「紅毛城」的外觀原來應該是白色的，英國人在1867年承租做為領事館後才改漆成紅色。 因此在1884年法軍進攻滬尾的的圖上就標明為「VIEUX FORT ROUGE」(老的紅色堡壘)。西班牙人建造雞籠的「聖薩爾瓦多城」漢人習稱之為「大紅毛城」，滬尾的「聖多明哥城」則被稱為「小紅毛城」，但今日「大紅毛城」已經完全消失，「小紅毛城」升格成為「紅毛城」。（姚開陽，2020，168-169。）

圖2-3-3-3-1   華商何斌從荷蘭人取得在雞籠打撈西班牙沈船的權利，本圖顯示他雇用的船工在雞籠港內以竹竿探底。由於後來何斌獻地圖給鄭成功鼓勵奪取臺灣，讓荷蘭人對他非常記恨，連帶懷疑他當年在雞籠港打撈沉船的動機。（姚開陽，2020，170。）
說明：
        西班牙人投降後，雞籠港內有許多西班牙沈船，1654年有華商徵得荷蘭當局同意在雞籠港內進行打撈。該華商名何斌，能說荷蘭語與葡萄牙語，與大員的荷蘭人關係密切，曾擔任通譯與頭家等公職，並擁有許多特權，是當時的「紅頂商人」。何斌雇用的潛水夫在雞籠港內四處探測結果一無所獲，理由是竹竿不夠長，然後他們以此為理由接長竹竿在港內到處探測，事實上那兒的水並不深，這讓荷蘭人起疑，禁止他們繼續探測。1659年荷蘭人發現何斌私下替鄭成功向漢人商船抽稅，於是解除他一切職務，罰款300里爾，並擇日羈押，何斌東窗事發連夜投奔鄭營，並獻上地圖鼓勵鄭成功奪取台灣，此即鄭成功征台的由來之一。
        荷蘭人在何斌叛逃後清查發現他積欠公司與中國人龐大的債務，有些人因而破產，由於荷蘭人原來對何斌非常信任，因此對於他的背叛十分忿恨，在《熱蘭遮城日誌》等文獻中有許多負面的批評，其中與雞籠有關的是，荷蘭人懷疑他是暗中替國姓爺探勘雞籠的海灣。
本圖顯示何斌雇用的潛水夫在雞籠港內的打撈作業，我們現在無法判斷他是真的竹竿不夠長還是另有陰謀。背景可看到北荷蘭城只剩下一座稜堡，其餘的建築物被拆毀，磚石移往淡水興建安東尼堡。（姚開陽，2020，170。）

說明：
        荷蘭人在1664年重新回到雞籠，但這一次與1642年荷蘭人初次佔領時不同。1642年當時荷蘭人還統治大員，有能力支持雞籠與淡水做為北部據點，但在1664年這次大員已經為明鄭攻占，孤立的雞籠就像當年的西班牙人面對南部的荷蘭人，所有西班牙人曾經面對的困境今天荷蘭人同樣必須面對。
        首先是糧食補給問題，除了等待補給船外，剩下的必須仰賴對岸的中國人與淡水住民供應。然而荷蘭人此次返回雞籠並未同時佔領淡水，明鄭知道後在1665年派遣6艘船搭載兵員70人北上佔領已遭廢棄的淡水堡壘，從此淡水的糧食來源中斷。
        其次北台灣環境惡劣西方人無法適應，1665年整年有49人死亡，等於駐軍的六分之一到七分一。這麼大的代價是為了開展與中國的貿易，荷蘭人的策略是想以聯手對抗明鄭來吸引大清王朝開放自由貿易，但清朝不同意，對於聯手對抗明鄭一事也持保留態度，甚至對荷蘭人佔據雞籠也有疑慮，擔心其與明鄭結合威脅僅一日航程之遙的中國大陸沿海，事實上荷蘭人真的透過義大利神父李科羅與鄭經派來的使者在淡水見過面，還一起回到雞籠會談，但最後沒有談成。
        荷蘭東印度公司認為繼續佔領雞籠耗費過高收穫有限，1668年7月決定撤離，10月18日荷蘭人離開雞籠時共有守軍327人，其中士兵有246人，其他為水手與工人等，他們撤離時將Fort Noort Hollant(北荷蘭堡)的稜堡炸毀。
        西班牙人的聖薩爾瓦多城經過西班牙人一次、荷蘭人兩次的摧毀與重建，與原始樣貌已經有所不同，所以談北荷蘭城不能完全套用聖薩爾瓦多城的資料而必須重新梳理。
        日本人在1936年挖掘時稱此地為「北荷蘭城」相對是比較正確的， 因為它已非當年西班牙人的「聖薩爾瓦多城」了，雖然我們現在習慣如此稱呼。
        荷蘭人於1668年炸毀雞籠要塞離去時，有士兵在島北方岸邊的岩洞中留下了許多荷蘭文的書寫字跡，包括”1664、1666、1667，Jacol Bosch(1665), Lacob Schelck(1664), Hans Habenor(1665)CK, Hans Henrick Boten Pory(1667), Lmbault Huayt…..”等，今日稱做「番字洞」。文字部份皆為荷蘭人姓名，而數字為西元年代，有可能是來島上駐防的時間，因為最早的是1664，即荷蘭人重回雞籠的第一年，最晚的1667則為離開的前一年。
        番字洞刻字最早被外界記錄的是法國人M.C.Imbault-Huart，他在1898 年以法文出版的“ Ile Formosa ”書中曾經記錄下番字洞內的文字。後來伊能嘉矩也有紀錄。番字洞的刻字隨著歲月已經模糊到難以辨認。 （姚開陽，2020，171-172。）

        1662年荷蘭人喪失了台灣南部大員包括熱蘭遮城的基地，孤懸北台灣的雞籠與淡水頓失重心，也跟著主動放棄，兩年之後發現明鄭沒有動靜，在1664年又回來重新佔領雞籠，1666年鄭經曾發兵來攻但沒有得手，荷蘭人在1668年再度撤離，從此不再回來。
        明鄭雖然名義上統治全台，但重心放在台南，對於北部只是關心清帝國或荷蘭人會不會由此來犯，缺乏積極經營的想法。加上清帝國對台灣實施嚴厲的海禁，終明鄭統治台灣的21年時間，雞籠乃是邊緣地區，雖然仍有走私活動以及對日本的貿易，可說乏善可陳。清領後，雞籠更喪失了國際轉口貿易的功能，直到1860年因天津條約開港後才改變。

圖2-3-4-1-1   1666年6,000名鄭經的軍隊圍攻僅有300名守軍的北荷蘭城九日不下，死傷1,000餘人最後無功而返，西方式堡壘的優越性由此可見。圓形的「半月堡」是荷蘭堡壘的特色，在西班牙聖薩爾瓦多城時代是沒有的。（姚開陽，2020，173。）
說明：
        1665年鄭經派船6艘，搭載70名士兵到淡水佔領已經廢棄的堡壘，控制了糧食的供應造成雞籠荷蘭人的糧荒。1666年6,000名明鄭的軍隊圍攻雞籠北荷蘭城，城中有300名荷蘭士兵，圍攻9日不下還造成約一千人的死傷，最後退往淡水， 之後更全部自淡水撤退。到了1668年7月荷蘭人也主動自雞籠撤軍，離開前炸毀了北荷蘭城。本圖表現明鄭大軍圍攻北荷蘭城，當時已復建其他幾座稜堡，並且多了幾座原來沒有的半月堡，這是荷蘭堡壘的特色，也出現在大員的熱蘭遮城。（姚開陽，2020，173。）

圖2-3-4-2-1   1668年1月有一艘荷蘭船航行經過雞籠，見到堡壘已經倒塌，但是堡壘上懸掛數支明鄭的小旗，由此可知當時明鄭還有駐軍。（姚開陽繪製）
說明：
        鄭經的軍隊雖然接手了雞籠與淡水，但由於明鄭的重心在台灣南部，無心也無力長期派兵駐守北台灣，不過根據《巴達維亞城日記》，1668年1月有一艘荷蘭船航行經過雞籠，見到堡壘已經倒塌，但是堡壘上懸掛數支明鄭的小旗，由此可知當時明鄭還有駐軍。
        明鄭時代雞籠與淡水的貿易已經萎縮，只剩下硫磺鹿皮與米等少數商品。明鄭軍隊可能在1670年代撤離北台灣，1680年馮錫範聽說清朝的海壇總兵林賢有意渡海進佔雞籠做為攻台的基地，決定派林陞率兵北上摧毀雞籠與淡水的堡壘防止為清軍所用，遺址再次遭到浩劫。

        除了少數駐軍，當時的北荷蘭城遺址還被用作流放罪犯之用。根據清康熙年間鄭義鄒著《鄭成功傳》中所述：「竄承疇及楊明琅眷屬百餘口於雞籠城」。 承疇就是降清的洪承疇，楊明琅是批評崇禎為亡國之君的大臣，鄭經進入泉州時將其兩人的眷屬百餘人擄往台灣關押於雞籠城。 同樣的事情《台陽見聞錄》中亦曾記載：

又小雞籠嶼突浮海中，上有礟城，荷蘭時築，今遺址尚存。按諸羅誌云，偽鄭人泉州竄楊明琅等眷屬於雞籠城，明琅崇正間翰林甲申之變，明琅降賊，嘗乘馬過梓宮，揚鞭而指之曰，此誠亡國之君也! 聞者惡之。

        1672年10月13日鄭經與英國東印度公司簽約合作，總共13項條文中的第7項曾提到雞籠：

暴風或其他烈風時，英人船隻得駛入國王治下之各處，正如第5項之規定，但除特別緊急時外應避免駛入雞籠港。

        由於鄭經需要英國人的軍事技術與裝備以對抗清軍，所以合作條件都很優渥，但在第7條卻單獨挑出「應避免駛入雞籠港」，可能因鄭經的軍隊已在1670年撤離北台灣，當時的雞籠因無軍隊駐守，所以不希望外船駛入。
        1681年鄭克塽又派右武衛將軍何佑來守雞籠與淡水，並在舊址築城，由於徵調原住民勞務過重，引起叛變，1682年鄭克塽還發兵平亂，此外雞籠駐軍病死者過半，真是焦頭爛額。 1683年澎湖海戰失利，何佑聞訊後擅自從淡水撤離，並派他的兒子何士隆向施琅接洽投降。 隨著8月13日鄭克塽降清，雞籠與淡水歸入乃大清版圖。（姚開陽，2020，173-174。）

圖2-3-4-3-1   1683年清鄭兩軍在澎湖爆發大海戰，清水師提督施琅大敗馮錫範，馮錫範退回台灣與劉國軒力主投降，7月15日降表送到施琅處，8月13日施琅來台接收，鄭克塽在承天府薙髮跪迎。（姚開陽繪製）
說明：
        有關明鄭降清的過程，《淡水廳志》〈卷十四考四 祥異考 兵燹(附)〉，有以下的敘述：

大清康熙二十有二年六月癸巳，水師提督內大臣伯施琅進兵雞籠嶼，斬偽鄭將林陞。
林陞在雞籠嶼，沿岸築壘，環二十餘哩，琅申嚴號令，分兵三路，以五十艘出雞籠嶼，為奇兵，酣戰竟日。我軍裹創力戰，陣斬林陞等，獲大小戰艦三百餘艘。

        然而《淡水廳志》附錄的林豪(1831-1918)著《淡水廳志訂謬》則對陳培桂的謬誤予以嚴厲批評，林豪在自述中說：

…..歲癸酉，有人以陳司馬刻本見貽，略閱一過，則是非顛倒、部居錯亂，迥失本來面目。其最可駭者，莫如「兵燹」一門，紀施侯之攻雞籠，則滿紙皆謬;….. 。

        林豪針對陳培桂版《淡水廳志》中關於施琅征討雞籠嶼的部份批評如下：

培桂於兵燹卷首，大書康熙二十二年六月提督內大臣伯施琅進兵雞籠嶼，斬偽鄭將林陞，並據「小腆紀年 」稱『林陞在雞籠嶼，沿岸築壘，環二十餘哩，琅申嚴號令，分兵三路，以五十艘出雞籠嶼，為奇兵，酣戰竟日。我軍裹創力戰，陣斬林陞等，獲大小戰艦三百餘艘』云云。豪按培桂此言說異說夢，即可知其目不識史，於明末海上軼事全未考究，不過捕風捉影如瞽人之說古也。查「台灣府志」、「澎湖紀略」引施琅奏疏稱：『偽鄭大帥劉國軒統水路全軍扼守澎湖，以林陞為總督水軍。琅分兵三路，以五十艘攻雞籠等嶼，以五十艘攻西嶼等處，自率勁兵七、八十船居中，直擊媽宮港。林陞中箭，遁歸台灣。國軒單舟由虎門遁去，力勸偽鄭納土投降』。是澎湖一戰，全台平定，不再用兵矣。澎湖自有雞籠嶼，並非淡水之雞籠。其實淡水荒土未開，距澎湖水程八、九更，以一更六十里計之，幾四、五百里矣；琅未取澎湖，豈能分兵向淡水哉？

        由於《淡水廳志》是官方修志，如果有錯誤是很嚴重的問題，有必要在此釐清。林豪所說的澎湖雞籠嶼(西方海圖稱Dome Island)是一個無人島，在風櫃西方約800米，由於知名度不高，以至於常與台灣本島的雞籠嶼相混淆。看來陳培桂把澎湖的雞籠嶼誤會為淡水雞籠嶼(清代初期雞籠曾隸屬淡水廳)的可能性很高，因此淡水雞籠可能根本未曾發生如陳培桂所述的戰事。事實上以淡水雞籠嶼的空間也不可能容得下三百艘船。而且1683年6月正好就是發生澎湖海戰的時刻，更證明了陳培桂將該戰役誤以為發生在淡水基隆嶼。
        林豪與陳培桂之爭其來有自，林豪由1866年任淡水廳撫民同知的嚴金清(字紫卿，1837-1909)委託纂修《淡水廳志》，因故未刊行。嚴之後的淡水同知為滿人富樂賀(1868)，之後即陳培桂(1869)。陳召集文人重修刊行並自掛作者，即林豪所稱的《陳司馬刻本》。林豪寫《淡水廳志訂謬》的原因即在1879年看了此版本，因不滿其所作的更動，故為文大肆批評。林豪接著說：

乃培桂誤認澎之雞籠為淡水之雞籠？地方一經移置，使時事刺謬，竟成滿紙虛詞，將何以為傳信之書，且何堪令博雅君子寓目乎？徐鼐，揚州六合人；書出最晚，大抵據施琅奏疏而撮其大略，並不指為淡水之雞籠。而培桂但知淡水之雞籠而不知澎湖自有雞籠，又弗覽全稿，查明時事。是徐氏未嘗誤培桂，乃培桂自誤以貽誤後人也。

        顯然陳培桂是把徐鼐寫的施琅海戰與淡水雞籠嶼嫁接在一起，而且為了合理化雞籠嶼在戰爭中的角色，還自己添加了「沿岸築壘，環二十餘哩」的敘述，這完全是憑空想像，因為淡水的雞籠嶼從來沒有「沿岸築壘」的任何遺跡存在。就算是澎湖的雞籠嶼，那也只是個無人島，沒有「環二十餘哩」的空間可以築壘。陣地既已不存，那麼「分兵三路，以五十艘出雞籠嶼，為奇兵，酣戰竟日」也就都子虛烏有了。
        或許陳培桂可以辯稱其文中的基隆嶼並未明指明是淡水抑或澎湖，但陳培桂身為淡水同知，修的是《淡水廳志》，除非文中清楚指明是澎湖基隆嶼，否則一律應視為淡水的基隆嶼，這是合理的推論。為何林豪如此瞭解澎湖地理？那是因為他在修完淡水廳志後應澎湖文石書院之聘離臺並在1878年主草《澎湖廳志》，所以對澎湖的地理環境比一般人更加熟悉。綜合上述，筆者以為應以林豪之說為是。（姚開陽，2020，174-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