掀起谁的盖头来：王洛宾版权未了案

▲ 2023年9月11日，河北涿州，王海成展示他出版的王洛宾传记及音像制品。（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 / 图）

只有极少数人意识到，他此刻所享有的一切，正在遭遇空前的挑战。

离七点半还有一刻钟，北京西二环外，二七剧场门口聚集了一群孩子和家长。这是9月上旬一个凉爽的傍晚，新版红色儿童剧《大豆谣》在这里开始全国巡演。

一些中国人很熟悉这个故事。1940年，中共甘肃省工委机关被破坏，出生8个月的罗力立与父母同时被捕，几经辗转，被关进兰州大砂沟监狱，度过6年时光。同在狱中的王洛宾问罗力立，世界上最好吃的食物是什么，没接触过外面世界的罗力立认为，是偶然吃过一次的蚕豆。王洛宾由此创作歌曲《大豆谣》。

离开场还有一会儿，人群忽然朝一位老人簇拥过去。

老人曾13次登上央视，电视里的他机敏、睿智，身材挺拔，他自豪于自己侃侃而谈时“一个错话都没有”，有时，还要在舞台上弹唱《在那遥远的地方》。

但眼前的老人眼袋低垂，稀疏的头顶多了不少白发。他不断从胸前的小挎包掏出演出票，足足40张，分别属于他在一次次以父亲之名的合作中认识的“老朋友”们。

这些“老朋友”大多在1990年代步上事业巅峰，在顶级媒体有一档自己的节目，能在北京最核心的音乐厅开个人演唱会，为王洛宾在最知名的建筑物里操办纪念音乐会。

还有来自河北涿州的官员。这个人口65万的县级市，拥有一间30平方米的王洛宾故居，并成立了王洛宾合唱团。涿州文旅局局长、文化馆馆长一行人，驱车60公里赶来。

他是“西部歌王”王洛宾的幺子王海成。王洛宾祖籍河北涿州，在当地重点打造的文化地标，城北一处老工厂里，即将改造出新的王洛宾音乐纪念馆。

一刻钟之后将出现在舞台上的“王洛宾”，是一名“囚徒”，距离日后被称为歌王，还要经历几番政治运动、监狱岁月和社会变革。

王洛宾83年的跌宕人生常常让剧作家头疼。他曾与萧军、塞克等人参加西北抗战剧团，又深得军阀马步芳的赏识，在青海组建儿童剧团。在中国最晦暗的时期，他捕捉到一丝浪漫主义的气息，他一生中最骄傲的歌曲诞生于此，包括《在那遥远的地方》和《青春舞曲》。

七点半，《大豆谣》开始了。有机位在拍王海成，一位纪录片导演跟拍已经超过十年，片名叫《寻找王洛宾》。

台下的“老朋友”们，有人想把眼前这部剧推广到更大的舞台，有人要拍一部和王洛宾有关的电影，分别有两个人提出，要在河北和海南，各建一所以歌王命名的音乐学校。

他们都需要获得王海成的授权。只有极少数人意识到，歌王之子此刻所享有的一切，正在遭遇空前的挑战。

2023年9月11日，河北涿州，王海成所存的《在那遥远的地方》手稿。（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 / 图）

家庭始终不是歌王愿意倾注心力的地方。

王海成已经花费半生捍卫父亲的荣誉。

王洛宾有两段婚姻、三个儿子和几段爱情。三个儿子中，老大在1980年代远赴澳大利亚。老二是卡车司机，已经病故。熬过了一段段历史的父子四人如今只剩老三一个，于是，采访、授权、维权，音乐会、纪念会、出版，都落在王海成的头上。

事实上，很长一段时间，“王洛宾之子”的身份压得王海成喘不过气。他8个月大时，王洛宾被捕，紧接着是抄家，一个月后，病床上的母亲离世。在北京的亲戚不敢和王家有联系，涿州的五叔听说后，在北方的初冬，驾马车一天一夜，从北京把尸体拉回，安葬在一块麦田里。

几年前王海成试图去寻找母亲的坟茔，但已无从找起。

读书止步于初二，到了上山下乡的年代，又因为王洛宾，王海成在农场待了9年。当一批批知识青年纷纷回城，他也获得了一个外号：“垫窝子”。这句方言指的是，一窝狗崽里最后一个出窝的。

家庭始终不是歌王愿意倾注心力的地方。王海成写过，父亲和母亲的结合，源于父亲上一段感情破裂，因此要报复生活。王洛宾生性自由，他跑到草原，到集市，哪怕在监狱里，都在收集民歌。一位探访过歌王事迹的制作人提到一个细节，晚年的王洛宾骑着单车到处游荡，天黑了，就躺在马路上睡过去，第二天再回家。

1996年王洛宾去世。王海成随即加入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将王洛宾记录、整理、创作的207首音乐作品在该协会登记。他越来越意识到，父亲留下了一份熠熠生辉的遗产。2000年开始，王海成陆续出版了两本王洛宾传记、一本王洛宾歌谱，又投资电视片，以及一首叙事长诗。并在新疆吐鲁番、青海海北、新疆达坂城白水古镇和宁夏六盘山创建了四个展馆。

很难说父爱如何在王海成的人生中隐隐发挥作用。为了守卫这份遗产，他曾像个苦行僧，在火焰山的葡萄沟驻守16年之久。

21世纪最初的几年，葡萄沟里的吐鲁番王洛宾音乐艺术馆，是纪念歌王的唯一圣殿。这座建筑拥有奥斯曼风格的洁白圆形穹顶，和80块歌王生平展板。游客们在40℃的高温中前来，推门，眼前就是穿着印有王洛宾标识衬衫、汗流浃背的歌王之子，柜台里摆放着传记、歌曲集、磁带和唱片。艺术馆运营最困难时，王海成去拉来像五花肉和英文字母的戈壁滩奇石。这是新疆旅游市场最受欢迎的一种商品。

他还在父亲的画像前支起一个香炉——王洛宾晚年皈依了佛教。曾有一名自称是物理学家的男子，直接朝画像磕了三个响头。

王海成磨练口语，琢磨父亲的人生细节，注意形象，不推辞任何一次上国家媒体的机会。最让他动容的评价来自一位山东老人：“王海成，你是中国最大的孝子。”

2022年7月24日，位于新疆吐鲁番葡萄沟的王洛宾音乐艺术馆。（视觉中国 / 图）

改动一个音，两个音，还是一段副歌才算“改编”？

1990年代，摩登风暴卷过乌鲁木齐：当地流行着最前沿的音乐，是从更西边传过来的。少数民族每周举办家庭音乐聚会。一首《忘情水》传到乌市七个昼夜后，大巴扎的店铺会用音质粗糙的音响播放其他语种的版本。满大街的酒吧里都是欢歌的乐队。电台里，男主持人能滔滔不绝地谈论披头士、柴可夫斯基和拉赫玛尼诺夫。

《寻找王洛宾》的导演逸波，那时是乌鲁木齐经济广播电台节目《音乐休闲岛》的当红主持。时隔二十多年，她认定，那时的乌鲁木齐对各种音乐都展现出包容性，是“亚洲音乐的中心”。

但流行的音乐里没有本地歌王的名字，他的风头来自乌市之外。

王洛宾是在一个拨乱反正的时代背景中被重现发现的。1981年5月，一个气温忽然飙升到33℃、积雪骤融的下午，在前进剧场一间五六平方米的门房里，新华社记者赵全章见到刚刚刑满释放的王洛宾。在赵全章的回忆文章中，这位像《巴黎圣母院》的卡西莫多的人，无业、无户口，甚至没有“粮油关系”。

赵全章为王洛宾写了内参，不久得到时任中组部部长宋任穷的批示。赵全章曾回忆，那时全国的拨乱反正工作并不完全顺利，王洛宾的问题得到解决，对新疆和全国都有影响。

开放是1980年代的主题。而一个经历过抗战、监牢、平反的音乐家，还有比这更适合窥见一个国家探索之路的符号吗？

1988年秋天，中国台湾艺人凌峰主持的《八千里路云和月》到新疆采访王洛宾，这是对岸第一档介绍中国大陆风土民情的电视节目。接着，中国香港的女作家夏婕也来拜访，并撰写了3篇文章。很快，新加坡、澳大利亚、北美，海外华人们有了可以注意的对象。

媒体称他为西部歌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中国唱片总公司授予他金唱片特别创作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他“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特殊贡献奖”。但所有奖章都比不上人民的赐予，在“粉丝”这个词还只是指粉丝的时代，王洛宾最引以为豪的例子是，“华人朋友说，美国二百万华人，起码有一半会唱《在那遥远的地方》”。

更为人知的故事则是，来自中国台湾的女作家三毛直接住进了歌王家里，绯闻沸沸扬扬。

麻烦也悄然而至。1993年的一天，罗大佑的经纪人打来电话。不久前，滚石唱片发行了《情歌纪念日——罗大佑王洛宾世纪大合作》的磁带，没有经过王洛宾同意。歌王很生气，他将罗大佑以侵害其著作权为由告上法庭。

更大的争议随之而来。有人爆出，凌峰曾拿两万元买断王洛宾的十首歌，包括《在那遥远的地方》《达坂城的姑娘》《玛依拉》和《青春舞曲》。

音乐问题随即演变为政治问题。有人提出，王洛宾可以售卖属于人民的民歌吗？

一场为期一年多的大讨论由此展开。1994年6月，《人民音乐》杂志开始围绕王洛宾民歌著作权问题发起讨论。上海音乐学院副研究员戴鹏海先后发表两篇文章，批评新闻媒体炒作王洛宾，又指王洛宾“卖断了人民在民族音乐文化方面的主权和利益”。

也有支持王洛宾的人。山东师范大学音乐系教授刘再生提出，“采集不同语系的兄弟民族歌曲是一项更为复杂和困难的工作，歌词的译配往往起着成败关键的作用”，而“如果我们把这些歌曲的歌词联系在一起分析，不难发现它们已经形成了抒情化、口语化、通俗化的王洛宾个人特有的创作风格”。

大讨论的另一个背景是，在中国“复关”谈判的过程中，1991年著作权法出台，其中规定，“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其著作权由改编、翻译、注释、整理人享有”。换言之，王洛宾如果对民歌进行了“改编、翻译、注释、整理”，那新歌的版权就归属他。

但是，改动一个音，两个音，还是一段副歌才算“改编”？

当年8月5日，一场有三十多人参加的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来者有音乐学家、作曲家、法律界人士和记者。主持会议的是时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乔建中。他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这次座谈会实为一场针对王洛宾的“缺席批判”，火药味很浓。不过，会议最终形成共识，王洛宾在记录、译配、整理、改编民歌工作中付出了劳动，但享有的权利，需要经过量化分析后，才能进行权利认定。

已过八旬的歌王十分受伤，数次亲身下场参与辩论。

随着1996年王洛宾去世，大讨论没有继续下去。但这次讨论原本可以厘清一些根本性问题，比如改编的量化标准，比如民歌的版权。在那个年代，遇到类似问题的并不止王洛宾一人。

在上海，一位正在编写《冼星海全集》的年轻人，也被这个问题困扰。在整理冼星海作品的过程中，这位名为吴粤北的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高材生对原谱查缺补漏，一些在他看来不太和谐的旋律，甚至还需改动。冼星海的后人曾忧虑地问，如果原谱经过调整，那是不是版权就属于他了？

在请示时任文化部领导后，《冼星海全集》最后做了这样的处理：改动较大的作品，同时收录经订正的原始版本，以及做过较大幅度的改编整理版。对于修订版或订正版，会把修订者名字作为脚注标注于作品结尾处，但不产生著作权。而整理版则另加版权页标注整理人名字，其拥有新版本中本人所整理内容的权利，无原作品的权利。

这位作曲系的年轻人无从知晓，二十多年后，他有可能终结关于歌王版权的讨论。

王洛宾与罗大佑。2023年9月11日翻拍自王海成保存的相册。（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 / 图）

他的对手，包括音像城小摊贩、出版社、大学教授，以及李宇春、谭维维和汪苏泷。

新世纪接踵而至，法律成为一种维护权益的现代武器。王海成忽然发现，父亲留下的一切，是可以被轻易夺走的。

彼时，中国正处在通过市场经济实现现代化的热浪之中，“复关”转为“入世”，一个稳定的、与国际接轨的法制体系逐渐完善。知识产权是其中焦点。

2002年，王洛宾改编的《高高的白杨》，被一位已故音乐人的家属以侵犯著作权告上法庭。家属认为，《高高的白杨》不是民歌，而是那位已故音乐人创作的歌曲，原名为《我的花园多美丽》。

家属没有直接起诉王海成，而是先起诉了广州一家影音公司，该公司出版的CD中将《高高的白杨》标记为民歌，法院审理认定，这首歌是那位已故音乐人所作。之后，家属拿着这份判决书，起诉王海成，并索赔23万元。

王海成称，《高高的白杨》是父亲在1969年服刑期间写的。其时，一位青年蒙冤入狱，又遭逢新婚妻子去世，青年从此不再剪发剃须。王洛宾有感而发，以一首伊犁民歌为原型，改编出《高高的白杨》。

一位伊犁的朋友告诉王海成，可以在当地档案馆里找到这首古老民歌的原始版本。但等到他要出发前，这位朋友说，资料失踪了。

2004年8月，一审法院判处王海成赔偿23.7万元。

上诉之后，王海成和律师开始思考如何取证。2005年10月，他和律师假装是从北京来的采风者，花了4600块钱买了一个小摄像机，到达伊犁后，摆好手抓羊肉，邀请当地的音乐老师、会唱民歌的老人采访。一开始，他们并不暴露对《高高的白杨》的兴趣，先是畅谈伊犁的民歌。摄像机一直在工作。

聊得差不多了，王海成才绕到《高高的白杨》上，问这首歌有没有原始的民歌版本。大家说有，一人一句哼唱出来。

但当他们亮明身份，愿意作证的人寥寥无几。

接连碰壁之后，他们最终找到三位老人愿意作证。也遇到一位名叫伊沙木丁的“阿凡提”（意为“老师”），对方说，原曲的流传恐怕已有两百年，他也知道，一场官司正在进行。

那时王海成想，如果他败诉了，那“事情的发展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出版过这首歌的数十家出版社也会陷入危机。哪怕去海南旅游，他也要和妈祖祈福，希望妈祖能帮一帮他这个落难的歌王之子。

2006年5月8日，新疆高院作出判决，认定两首歌各自享有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利。用王海成的话来说，“两首歌都是从民歌来，是平行关系”。

几乎同一时间，王海成发起一场持续数年的地毯式维权。为了著作权，他与盗版光碟战斗，与KTV老板战斗，与胡乱翻唱父亲作品的歌手战斗。他的对手，包括音像城小摊贩、出版社、大学教授，以及李宇春、谭维维和汪苏泷。

正是在被判赔偿23.7万元的2004年，王海成接到一通陌生的电话。对方这样介绍自己：居永和，江苏人，北京律师，王洛宾的忠实粉丝。

等到一年后终于见面，王海成对他的“耿直、不爱开玩笑”印象深刻。

“他说，关注到市面上侵权王洛宾的出版物特别多，他特别想帮忙维权。”王海成当时“经济有点紧张，也在权衡该不该打官司”。居律师打消他的顾虑：打官司的成本由他承担，官司输了也不找王海成要钱，赢了，就扣除差旅费后一人一半。

这或许是一种更为巧妙的方式，同样通过法律武器，一次次确认王洛宾对某一首歌享有著作权。

2005年开始，居律师不断发力。他到音像市场、新华书店，绕一圈，看到涉嫌侵权的出版物，买下来，开发票，起诉。“那些音像出版商全部跑来找我要授权了，他们出版的封面也能用上高清的王洛宾图片了，内页对王洛宾的介绍也是我提供的，更准确，文字也通顺了。”

王洛宾成为一尊不可侵犯的圣像。2010年前后，居律师转战KTV，用当时的话来说，是“扫荡”。KTV的侵权让王海成更加无法忍受，《在那遥远的地方》配的画面是海南沙滩和比基尼美女。

以长三角为根据地，居律师一步步扩大作战范围，在他眼中，“长三角的司法环境在当时是比较良好的”。

胜利像雪球越滚越大。在一些音乐界人士看来，哪怕之前不属于他的，现在也属于他了。

按照王海成的说法，这一轮的经济收益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多，他自己分到手的涉案赔偿，“就是12万元左右”。但他很开心，觉得这场仗势如破竹，“把那些盗版KTV打得悄无声息”。

这场战役，他赋予自己一个坚不可摧的意义：维护父亲在中国音乐史上永恒不朽的地位。

但这场地毯式维权在2013年戛然而止，王海成被套上了一个紧箍。经最高法调解，王洛宾的后人们达成协议：此前的部分诉讼撤诉，“无法撤诉的应当主动通知受理机关追加王海燕（大哥）、王海星（二哥）作为共同诉讼人。一切涉及王洛宾先生知识产权的诉讼行为，均应由三人（王海燕、王海星、王海成）共同作出实体决定”。

居律师再次登场，要等到6年之后了。

2023年9月10日，王海成来到河北涿州一处老工厂，这里正在规划王洛宾音乐纪念馆。（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 / 图）

在这样的1970年代的夜晚，王海成一次次问沉默的父亲：听说有一首歌也是你的？

王洛宾留下了一个水草丰茂的世界，那里有青春的小鸟、一江水、长辫子的达坂城姑娘，以及最重要的，不论何时都要歌颂爱的勇气。

父亲留下的世界，王海成花了二十多年，标记出每个符号的诞生和起源，青春的小鸟和长辫子的达坂城姑娘诞生于1938年，阿拉木汗则直到1944年5月才出现。

一个原因是，王洛宾不怎么署名。他编了一本和抗战有关的《西北歌声》，封底印的是“甘肃民众抗敌后援会编印”，王洛宾在自述稿中称，“我认为这工作是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而在特殊年代，他的很多歌曲也没有被署名。

王海成为父亲创作了三本传记，当中很大篇幅，是追寻父亲的创作故事。

但他第一次听到父亲讲述创作动机，已经是1974年。一天，父子俩到朋友家为小孩庆祝满月，伴着酒精勾兑的酒，大伙儿起哄，让王海成唱歌。他接过吉他，唱完一首《蔓莉》，又绘声绘色地讲起这首歌的来源。

“蒙古草原上有一对恋人，抗战时期，男的报名参军去打仗了，女人在后方听说男人牺牲了，很悲伤，得病死了。男的打完仗回来，听说未婚妻死了，就跑去墓地，在她墓前唱了这首歌，突然，这个女的从坟墓后面又站了出来。”王海成回忆说。

已经不太爱讲话的王洛宾，闷了一口酒：“今天太有意思了，儿子唱了老子的歌，还不知道这个歌是老子写的。”那是一首黄色歌曲，对它的批判，在1950年代达到高峰。

更多故事收集于和父亲暂住二哥家的时期。父子同睡一个小房间，左右两张床，中间一个窗户。白天，王洛宾把床铺掀开，把床板当桌子抄歌谱，“抄歌也不忘修改，一边写一边吟唱”。晚上，蚊子扰得两人睡不着。在这样的1970年代的夜晚，王海成一次次问沉默的父亲：听说有一首歌也是你的？

但这段经历，要到30年后，王海成撰写父亲的传记时才会有所帮助。

父亲去世后，寻歌的难度变大，歌曲问题有时是法律问题，有时甚至是政治问题。唯有一首歌的起源不需要王海成去寻找，那就是《在那遥远的地方》，西部歌王“皇冠上的明珠”。

1939年，王洛宾跟随导演郑君里到青海拍摄电影《民族万岁》，一位藏族千户长的女儿卓玛被选做牧羊女，王洛宾做帮工。赶羊时，王洛宾不小心在马屁股上抽了一鞭子，马背上的卓玛甩起鞭子，轻轻地打在王洛宾的身上。于是，就有了歌词里的情节：“我愿做一只小羊/跟在她身旁/我愿每天她拿着皮鞭/不断轻轻地打在我身上”。

这个故事，歌王自己向媒体讲过太多次。但或许正是讲得太多，以至于在未来的某天，有心人开始对比每一次故事的时间、地点和人物，并发现其中难以自圆的破绽。

王洛宾对演员马跃也讲过。这位演员早年曾获青歌赛业余组美声唱法二等奖。一次在北京歌剧院开个人演唱会，唱完《在那遥远的地方》谢幕后，一位山羊胡的老人找到他说，“马跃，你跟我年轻的时候长得很像。”第二句话是，“你把我的歌唱得不准确。”

那是大讨论发起的1994年。歌王指出他的两个错误，其中一点是曲调不对，“我在监狱里，你们就在外面瞎唱我的歌。现在我唱回歌曲原本的样子，所有人都说我唱错了，我也改不回来了”——很多人不知道，广为传唱的《在那遥远的地方》的确不是王洛宾所作版本，他的版本，歌谱如今刻在他的墓碑上。

之后二人见过两次面，歌王又补充了这首歌的流传过程。他说“前线抗日官兵当中，传唱的人非常多。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抗日将士的心中都有一个好姑娘”。这位正值事业上升期的年轻人意识到，王洛宾“所有的作品都是从民族的泥土里长出来的”。

王海成和父亲王洛宾（右）。（受访者 / 图）

小区的快递员天天送法院快递，十分纳闷，这家人到底犯了什么事儿？

《大豆谣》演出后的第二天，王洛宾的一位学生宴请王海成。菜过五味，她认真地问，需不需要帮助。

老朋友的担心不无原因。王海成在2019年发起的第二轮维权，刚刚遭遇了一次溃败。2023年6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终审判决认定，王洛宾及其后人不再享有《康定情歌》《四季调》《在银色的月光下》的著作权。

而9个月前，江苏省扬州市中院曾认定王洛宾是《康定情歌》的著作权人。

与十年前戛然而止的维权不同，此番被告多是专业音乐界人士和出版社。名单中，国家一级作曲家龚耀年、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副主任胡廷江，以及人民音乐出版社等赫然在列。

争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这些作曲家的出版物中所呈现的曲子，是不是抄袭或改编自王洛宾的版本。

例如，龚耀年被起诉的原因，是他此前从流传民歌中取材编译创作一批民歌钢琴曲，署名为“某地民歌”“龚耀年编曲”。这引起了王海成的不满，在他看来，包括《在那遥远的地方》等9首都属于王洛宾。

“用对方提出的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就是爷爷和孙子的关系，我们认为，爷爷一定是民间作品，它是相对稳定的，”人民音乐出版社总编室副主任李烨说，“但用对方在法庭上的话来讲，‘王洛宾是爷爷，你们剩下的全是孙子’。”

被告们也据此提出质疑，认为王洛宾的一些歌曲，根本没有经过“改编”，甚至是直接“照抄”其他人的创作。其中一位被告的家属还发现，那些王海成所撰写、歌王的创作故事，真实性有待商榷。

这位被告家属就是吴粤北，二十多年前参与编撰《冼星海全集》的那个青年。他如今是中央音乐学院教授，作曲方向的博士生导师。被告龚耀年是他的岳父。

第二轮维权来势汹涌，一开始，被告们各自为战。最早被起诉的胡廷江，改编过一首《玛依拉变奏曲》。仅仅这一首歌，居律师就在全国多家法院起诉他近百次。

胡廷江回想自己被起诉的过程，仍有很多不解。

2017年前后，王海成突然添加胡廷江微信，告知他改编的《玛依拉变奏曲》来自王洛宾的《玛依拉》，需要得到自己的授权。胡廷江回复，尊重王洛宾先生，但《玛依拉》并非由王洛宾创作，而是一首人尽皆知的哈萨克民歌。

一次，王海成又发来信息，称赞胡廷江的改编非常成功，希望他继续努力，多改编几首王洛宾的作品。

2017年6月，王海成又发来一张昌吉学院的独唱音乐会节目单，上面印着“《青春舞曲》 胡廷江改编”字样。

没多久，他就被起诉了。传票从全国各地发来，胡廷江记得，小区的快递员天天送法院快递，十分纳闷，“这家人到底犯了什么事儿？”

直到一次庭审直播，孤军奋战的胡廷江得知，龚耀年也被起诉了。

很快，这些被起诉的教授、音乐家、出版社们，结成一个互通信息的联盟。“王洛宾著作权案件被告律师群”有43人，而“音乐出版物联合体”中有十多家出版社。和曾被歌王之子起诉的那些KTV、音像公司不同，“联盟”里的人秉持这样的信念：哪怕只被索赔一万块钱，也要把道理讲清楚。

2023年4月20日下午，大讨论发起29年后，又一场座谈会在人民音乐出版社举办，名为“民族民间音乐作品保护——王洛宾后人诉西部民歌著作权纠纷案思考”。

这天之前，李烨一度怀疑，一些远在上海、湖南的出版社，会不会派代表参加这个只有半天的会。

到了那天，她惊讶地发现，三十多家出版社，很多都是社领导亲自到场。会上，一些人坦言，此前面对法院传票确实有些犹豫：（王海成）要一万块钱一首歌，和他砍砍价，可能五千也能和解。

“后来有人提出，不是钱的事。最后大家形成一致意见，好吧，我们就打到底。”李烨说。

会议达成的另一个共识是，“立法层面应尽快出台相应法律法规”，从而“实现有法可依，避免司法实践中同案不同判的情况”。

事实上，1991年出台的著作权法中原本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但至今没有下文。

最为积极的胡廷江、吴粤北等人，把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和中国音乐研究所的图书馆翻了个遍，甚至还从哈萨克斯坦国立出版社、俄罗斯的莫斯科图书馆寻找原始资料。

经过三年多的寻找和考证，吴粤北如今相信，他可以完成师长们多年前没完成的任务，把王洛宾拉下神坛。

2023年9月底，南方周末记者在北京万寿公园附近的一个小区见到了吴粤北。他有一张威严的国字脸，走路时有一股疲惫的优雅，在一架钢琴旁，他准备好了一台笔记本电脑，里面是他搜集的证据。此前开庭，他都要带着两个东西，一个蓝牙音箱，以及一个塞满物证的行李箱。

这位作曲家让南方周末记者认真盯好电脑屏幕，接着，他闭上眼睛，复述自己在过去4年里调查到的一切。

2023年9月15日，北京，吴粤北展示着电脑里他搜集到的证据。（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 / 图）

说到《在那遥远的地方》，他们想到的人，是陈田鹤。

1946年3月31日，一个名为山歌社的学生社团，在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宣告成立。

山歌社是学生运动的产物。此前，当局计划取消学生伙食用煤的津贴，遭到学生们的反对。“煤炭事件”之后，这个地处亚热带峡谷的学校里，学生开始寻求自治。与此同时，见识到延安的秧歌运动如何塑造了革命的艺术的他们，也迫不及待想从民歌的土壤里找到某种更为深刻的东西。

彼时时局未明，但这群音乐生开始忧虑更永恒的问题。在他们油印的《中国民歌》第一辑中，有这样的宏愿：“分析这些民歌后，能产生出来西方作曲学中未曾加以特殊注意的问题，由解决这些问题的尝试，导向民族音乐的途径。”

当时没办法去采风，据社员之一谢功成的回忆文章，《中国民歌》第一辑的歌曲，是从《新音乐》杂志、延安的小唱本、王洛宾的《西北民歌集》以及私人关系，收集到的百余首民歌。

这本《西北民歌集》是1942年在重庆出版的。1939年底，王洛宾在西宁将手稿交给重庆来的记者张西洛，托其出版，而张西洛直到开办大公书店后才找到机会。首都图书馆的藏书显示，歌集收录17首歌，并无《在那遥远的地方》。

《中国民歌》收集过程中，钢琴组学生负责配伴奏，声乐组负责练唱。还有两位老师加入，分别是作曲系教授兼教务主任陈田鹤和作曲系教授兼系主任江定仙。

历史在这里发生了分岔。虽然大众视王洛宾为西部民歌的标杆，学院派也对王洛宾有过关注，但在专业院校的音乐教育中，民歌成体系的历史始于山歌社的“民歌运动”。说到《阿拉木汗》，他们会想到谢功成1945年改编的混声四部合唱；说到《康定情歌》，会想到江定仙；而说到歌王“皇冠上的明珠”《在那遥远的地方》，他们想到的人，是陈田鹤。

理由只有一个，这首歌流行版本的伴奏，是陈田鹤所配。

吴粤北从王洛宾自己的话中寻找端倪。《人民音乐》杂志在1994年刊载由王洛宾撰写的文章《历史是公正的》，其中提到关于《在那遥远的地方》，可以让他曾经的同事，一位名叫丑辉瑛的女士作证，“不但可以证明这首歌是我写的，还可以证明这首歌应有版权”。

当时的丑辉瑛，已是台北音乐著作权人协会主席。

吴粤北找到了丑辉瑛在1967年整理汇编的《西北民歌集》。一共88首，其中84首标注丑辉瑛编，而《在那遥远的地方》则标注为陈田鹤编曲。有意思的是，陈田鹤所作版本，才是目前通行的小调版本，而刻在王洛宾墓碑上的，是大调版本。

1994年，丑辉瑛赠予中央音乐学院一本1982年由她参与翻译的《中华民族歌谣选集》，吴粤北发现，全书均未标注她的名字。至于《在那遥远的地方》，只写了“青海民歌”。

这两个版本看上去彼此矛盾，在吴粤北看来恰恰说明了两个关键问题。首先，丑辉瑛出版的书籍中并没有王洛宾的版本。其次，据吴粤北分析，第二个版本之所以连丑辉瑛和陈田鹤的名字也没有，在于该版本“去掉了‘整理’的部分”。

这其实是1990年代大讨论时的老话题了。究竟什么是“改编、整理”，和“记谱”的区别是什么？

在吴粤北看来，整理是在原作品的基础之上，通过增减删节，把复杂的著作简化，比如，把一篇文言作品，加上自己的发挥，变为一个可读的白话文作品。改编则必须有增量，比如一首民歌被改成一首交响乐。

并且，民歌还有其特殊性。民歌是大众创作的歌曲，词和曲都经过了无数人不断打磨、变形，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会产生不同的版本。吴粤北又举例，“你把‘床前明月光’改成‘窗前明月光’，你就要代替李白了吗？”

他找到了一本1946年由山歌社出版的《中国民歌选》，当中选入小调版本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写明由“陈田鹤配伴奏”。按照吴粤北的调查，这是一位青海的女学生1945年唱给陈田鹤听的，后者为此谱了钢琴曲。而王洛宾版本正式出版，则是在1983年的《洛宾歌曲选》。王洛宾知道小调版本的存在，也附在书中，但他解释说，这是在重庆上学的女学生唱歌“走调”的结果。

一些流传的说法里，这位女学生即为1947年毕业于重庆国立音乐院的丑辉瑛。

一本名为《走过记忆履痕》的回忆录也无意中提到了丑辉瑛和王洛宾。这本书由原宁夏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罗文治在2010年口述、其子罗吉元执笔。当中提到，1993年8月，罗文治与堂嫂丑辉瑛在北京见面。闲聊中，丑辉瑛说起，1993年，王洛宾与她在台北重逢，得知她多年来传播自己在青海改编创作的《在那遥远的地方》《青春舞曲》《达坂城的姑娘》等西部民歌，感慨万分。

“皇冠上的明珠”究竟诞生于何时何处？据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梁茂春考证，1940年，在西宁上演了一台名为《沙漠之歌》的音乐剧，1942年11月出版的《新音乐》杂志报道了此事。次年12月出版的《歌林》杂志则记录了该剧完整的剧本和音乐。《沙漠之歌》的序言里，王洛宾提到，该剧所用插曲均为哈萨克民歌，谱以新辞。《我愿作个牧羊人》，也就是《在那遥远的地方》的前身，出现在第一幕。

历史在这里狭路相逢，但随着当事人一一离世，一些说法已难以求证。

而在2023年，居律师的看法是，任何一本或几本“最早的出版物”上的署名，不能证明署名者就是80年前某一首歌曲的作者。他也打了一个比方：“一个人的腕上戴着一块表，生活经验告诉我们，戴手表的人就是手表的主人，不需要戴表的人提供购买发票等任何其他证据来证明。王洛宾生前及其后人对《康定情歌》《四季调》《玛依拉》等歌曲主张权利、行使权利、捍卫权利，四十年来没有任何其他人提出权利主张，不存在比这一生活经验更有力的反证。”

吴粤北，这位当年的音乐系学生，何以在二十多年后成为拉歌王下神坛的主力？

一个原因是，他对王洛宾的了解从1980年代就开始了。而1990年代那场大讨论，他的很多朋友、师长，包括戴鹏海、谢功成都曾参与。

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或许是，吴粤北正在负责一个国家级的民歌传承项目，王海成的起诉会让他这项工作变得异常艰难。和王洛宾有关的民歌，到底要不要收录？收录之后会不会有法律风险？如果类似的人再冒出来几个，又该怎么办？

不久前，有编辑问李烨，还想用西部民歌，怎么处理？“我建议他，案子还没有最终定论，先不用。”

胡廷江找到的1947年版《中国民歌选》，其中《康定情歌》署名“江定仙 编”。（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 / 图）

经过多方打听，他终于找到了《都达尔和玛丽亚》以及《玛依拉》的作者。

一个阳光和煦的北京秋日下午，南方周末记者见到了编辑1983年《洛宾歌曲选》的杜亚雄，他如今是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刚刚出院的他脸色红润，头发银白，说话时常常发出雄浑的笑声。当天下午，一位男高音来拜访，听到在聊王洛宾，他搭话：“王洛宾的歌可不敢碰，我们（单位）也被告过。”

1982年夏天，杜亚雄还是个年轻人，曾住进王洛宾家，帮助他整理歌谱。

回忆起41年前的夏天，杜亚雄隐约有一种感觉，王洛宾对自己歌的由来，其实并不了解，“毕竟他不是搞我们这个专业（民族音乐学），我们对一首歌到底是属于民歌，还是创作歌曲，是很清楚的”。

民族音乐学始于1959年。曾被派驻爪哇15年的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将自己的著作《音乐学》第3版改名为《民族音乐学》，由此开创这一学科。

王洛宾告诉杜亚雄，《都达尔和玛丽亚》这首歌是1940年前后，在青海西宁由一位哈萨克族老太太演唱。包括《玛依拉》在内，王洛宾认为这些都是民歌，但杜亚雄并不认同。

“对哈萨克民歌有研究的人，可以看出来这些不是民歌。为什么？哈萨克民歌有特定格律，一首歌分主歌和副歌两部分，主歌歌词一定是11个音节，它们的组合可以是344、443、434。每个组合就是一个音步。”杜亚雄说，“还有个规律，那就是词曲结合不吻合，一般的歌词、曲都是吻合的，而哈萨克民歌一个乐句已经结束了，但词还没有唱完，要把第一句词的最后一个音步放到第二个乐句里唱；或者用第一乐句的最后一个乐节唱第二句歌词的第一个音步。”

杜亚雄推测，这种音乐呈现方式，很可能来自哈萨克族的日常生活。

“游牧民族有一个互换机制。年轻人不会一直待在帐篷里，要去放羊，如果你要去一个哈萨克族的帐篷做客，骑着马，在离帐篷200米的地方，先‘啊呺——’地喊一声，帐篷里有人，他就会出来把狗拴好，也用‘啊呺——’回应你。”这位研究音乐演变历史的学者顽皮地补充道，“但我分析的这个也不一定对。”

如果不是民歌，又是什么？

杜亚雄懂哈萨克语，经过多方打听，他终于找到了《都达尔和玛丽亚》以及《玛依拉》的作者。

第一首歌的作者名叫玛利亚·贾格尔（1887—1950），出生于哈萨克斯坦阿克莫拉市，是哈萨克斯坦人民艺术家。杜亚雄推断，她在1903年前后创作了这首歌。这首歌在哈萨克斯坦流传很广，曾作为很多音乐作品的主题。从王洛宾记录的时间来看，最迟在1930年代初，这首歌传入中国。

第二首歌的作者名叫玛依拉·沙姆苏特蒂诺娃（1890—1927），阿拉木图音乐学院教授阿合麦提·朱巴诺夫曾在《时代的夜莺》一书中介绍过此人，并说这首歌是作者的“自画像”。

杜亚雄也考证了《达坂城的姑娘》，他曾专门到吐鲁番寻找这首歌的原始版本，发现当地的版本有弱起和切分节奏。他好奇王洛宾的版本为何不是这样，王洛宾的说法是，他听到的司机就是这样唱的——并非王海成所说，是主动改成适合汉族人唱的版本。

关于《青春舞曲》，王洛宾这样告诉杜亚雄：“是1939年在酒泉东关记录的，歌词是原有的，不是我编的。”

至于“皇冠上的明珠”，杜亚雄并不认为流行的版本是“走调”的结果，而是一个版本为男腔，采用“反调”的手法，创出一个女腔。

因此，在1983年的《洛宾歌曲选》中，杜亚雄把歌曲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民歌，第二部分是王洛宾的创作，而这几首，都在第一部分。

但是，杜亚雄也肯定了王洛宾翻译少数民族语言的贡献，“即便我自己能写少数民族语言的歌，但也很难把歌词翻译成中文，太难了，翻译讲求信雅达。当然，有的东西已经和原本的不太对了，他算是半编半译了”。

事实上，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终审判决中，王海成仍然取得部分胜利。法院认定，王洛宾及其后人继续享有《达坂城姑娘》《都达尔和玛丽亚》《玛依拉》《在那遥远的地方》的词曲著作权；对于《青春舞曲》，享有歌词著作权。

但王海成仍然认定，有人在加速这场消逝。不久前，北京师范大学在制作音乐剧《往事歌谣》时，有人提出《在那遥远的地方》可能有争议。学校转达，是一位律师举报的。

律师名叫董晓月，是陈田鹤的外孙女。她同样拥有一个执着的人生。上高中举办合唱比赛时，有同学提到《在那遥远的地方》属于王洛宾，她会去挠人家。陈田鹤在1955年已过世。

80后的董晓月做过记者、图书编辑，但这件事时不时揪着她。2010年前后，她开始在北京各大图书馆寻找山歌社的《中国民歌选》，这本书最早的版本全中国只有两册，她最终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内部图书馆找到了。

就像是一段人生经历的结果，董晓月成了一名律师。

有人曾让她也去收取版权费，她在一封信里答复：“不应再纠缠于版权之争，让一切随风吧。音乐的问题，不用交给法律。”

2023年9月10日，河北涿州图书馆，三毛的照片摆在右侧桌上，王海成在弹着《青春舞曲》。（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 / 图）

起初，是他们的陨落，接着，是粉丝的老去。

至少在一个事情上，吴粤北和王海成有了难得的共识，他们都发现，社会对于新的系列诉讼关注度并不高。

直到今天，在涿州、海北州、白水古镇、乌鲁木齐的大巴扎，仍然有王洛宾的纪念馆，甚至一位艺术学校的校长、保定市政协委员，还希望涿州所有孩子都会唱王洛宾的歌。而2023年9月初，在三峡大学的一次讲座上，吴粤北提起这场旷日持久的版权纠纷，但现场的听众除了老师，学生们都不知道王洛宾是谁。

如今，最了解西部歌王的人，就住在涿州北面一栋26层高的商品房里。这是王海成被涿州官员的热情感动后购买的住所。

大部分时候，王海成是一个久经世故且严格约束自己的老头。一次，他到涿州的老工厂查看王洛宾音乐艺术馆的施工进度，其间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想购买王洛宾的手稿。他“好好好”地满口应承，挂了电话，使了个眼色，“要别人知道王洛宾的儿子卖手稿，那可不得了”。

他容易激动，特别是说到这些难缠的、来自学院派的对手时，会怀疑对手的动机，又赞叹他们的狡猾。

很难确认王海成是否明白这些来自专业音乐圈的控诉。在这套商品房里，他不断搬出自己出版的王洛宾著作和几本厚厚的新疆民歌选，并反复强调，一个音符、一个词语的变化，都是父亲殚精竭虑的结果。

“维吾尔语是多音节，汉语是单音节，我们汉族人说好就是‘好’，维吾尔说一个好是‘牙克西’，要把新疆民歌用汉语唱顺，肯定要给它大做手术。”王海成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比如《阿拉木汗》是为青海的儿童剧团改编，所以加了半个休止，方便小朋友演唱时换气。

这位72岁的老人至今仍需回答父亲和三毛之间的“爱情”。

“见过啊，在我家吃饭，我夫人给三毛做的抻面，吃了两顿呢，临走还跟我讲‘海成呀，我来了好几天了，今天这一天是我吃得最舒服的’。”

“我理解她，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她想融入到家里来，她就想跟我父亲一块生活。”

他之所以要不断重复父亲的故事，一个原因是曾经有效过。他的《我的父亲王洛宾》豆瓣评分是7.9，很多人曾为之流泪。

就在涿州图书馆，三毛的照片被摆在一张从新疆搬来的、王洛宾使用过的书桌上，照片用一个黄白相间的毛线套包裹，王海成说，这一切都是按照王洛宾生前的景象所布置。

但在之后他展示的几张王洛宾与书桌的合影中，桌上并没有三毛照片。他又解释，照片其实是放在柜子上的。

如今，一些故事失效了。天津高院认定胡廷江改编的《玛依拉》不侵权；在审理胡廷江版本的《青春舞曲》案时，湖北高院在一份34页的判决书中直接表示：如果支持王海成等人维权诉求，那无异于“将原始民歌的权利归属个人”。湖北高院也点出一系列诉讼后的“风险”：一旦支持维权，那王海成等人就可基于王洛宾的在先作品，而随意对在后的其他同源作品，或再演绎作品发起诉讼，这无疑“有损于原始民歌权利”。

另一个原因是，父亲留下的那个世界，王海成花费了半生继续建构。那些指责王洛宾没有著作权的人，可能让这一切烟消云散。

他是兄弟三人中深得王洛宾真传的孩子，迄今为止，他每天要弹奏钢琴，拨弄吉他，如果有人说他和王洛宾很像，那他会流露真诚的笑容。

王洛宾的确曾有一个梦想，是让自己的歌曲传唱500年。目前为止，传唱最久的中国歌曲据说是流传近四百年的《茉莉花》。1794年，最终见到了乾隆皇帝的马戛尔尼使团，准备从广州启程返回英国，在这里，使团秘书约翰·巴罗听到了广州话版本的《茉莉花》，他在《中国旅行记》中用罗马拼音记录下这首歌，并翻译歌词，成为欧洲最早的记载。

那么，到底是谁在推搡西部歌王的永恒宇宙，让它滑入遗忘的深渊？

或许，这一切与法律无关。所有的文化偶像都会消失在时间里，起初，是他们的陨落，接着，是粉丝的老去。偶像可能在某个瞬间、某个时期被短暂地再度提起，最终，他们将再次沉入漫长的迷雾。

八十多年前的青年王洛宾不会想到，一首歌的版权和来历，在遥远的未来会变得如此重要。

1935年，22岁的他在北京西直门外的一所中学做音乐教师。附近有一条河，夏天中午，他就跑到河里游泳，同游的还有不少东北沦陷后迁移来的大学生。一天，光着屁股、一身泥的众人在听同学念《八月的乡村》，这本小说描写的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民同日本侵略者奋战的故事。当念到一首名叫《我要恋爱，我也要祖国的自由》的诗时，满怀激情的王洛宾穿起衣服，把诗抄下来，回家谱曲。

后来，一位青年找来，说他歌写得好，唱得也好，但知不知道小说作者是谁。王洛宾窘了，回答不知道。青年大笑，说，“作者是萧军，我就是萧军”。王洛宾回忆道：“我大吃一惊，于是我们两人拥抱，开怀大笑，就这样做了朋友了。”

（南方周末实习生黄晓颖对本文亦有贡献）

2023年9月10日，河北涿州，王洛宾故居纪念馆。（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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