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刺杀大清摄政王，这么大的谋大逆之罪为何安然无事

清末，革命党人在多次发动起义，屡次失败。为此，革命党人开始对前途丧失信心，再加上“暗杀主义”的盛行，于是采取与敌人硬拼的办法发泄悲愤的情绪。

1909年3月，清廷宣布预备君主立宪。为了打击保皇派，汪精卫约请在日本的喻培伦、黄复生、黎仲实、陈璧君、罗世勋等人由香港潜入北京，谋刺清摄政王载沣。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等人多次劝阻无效，但汪精卫一意孤行，自行其是。

9月，黄复生与但懋辛赴北京，经营暗杀机关。12月，汪精卫和陈璧君、黎仲实等由香港前往北京，在琉璃厂火神庙夹道组织秘密机关，开设照相馆为掩护，又在东北园租赁一屋作为活动场所。

第一次刺杀，选择的暗杀对象是庆亲王奕劻，但因其戒备森严，未能得手。

第二次刺杀，选择的暗杀对象是从欧洲考察海军归国的载洵、载涛。原计划2月底载洵、载涛从欧洲回来后，一出北京火车站前门车站抛出炸弹。但没想到的是，他们携带盛炸药的铁壶在东站等待时发现，载洵与载涛为了响应清政府当时的廉政运动，出门不前呼后拥，不清道，不摆架子，不设保卫。火车到站后，人流涌动，现场戴红顶花翎的人太多，汪精卫等人无法分清谁是载洵与载涛，计划失败。

第三次刺杀，选择的的暗杀对象是摄政王载沣。1908年光绪帝、慈禧太后驾崩之后，载沣成为清政府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

1910年2月21日，汪精卫在北京后海北岸的银锭桥埋设炸弹，再敷设电线。电线太短不够。第二天添购电线，晚12时下桥。喻培伦发现有人蹲在桥上观察，告诉汪精卫躲避。黄复生见三人持灯笼下桥寻觅，“良久乃出”，认为秘密暴露，匆匆赶回东北园，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决议喻培伦赴东京购买炸药，黎仲实、陈璧君赴南洋筹款，汪精卫和黄复生留守北京，等炸药到后再谋进行。

但不幸的是，当黄复生和喻培伦在1910年4月2日埋炸药的时候，被清廷的侦探发觉了。他们二人虽然顺利逃离了现场，但藏有炸药的铁箱则被清廷起获。清廷起获炸药之后，做了一番研究，发现装炸药的铁箱制造比较粗糙，像是临时在本地制造的。

当时清廷因为此案满城风雨，传出各种流言，普遍认为是公族之间倾轧斗争所致，有说溥伦想篡位，有说是庆亲王奕劻与肃亲王善耆有矛盾，想中伤善耆，因为炸药的纸上写有“伦敦”字样，也有说是载洵、载涛从英国带回的。清廷如临大敌，出动了所有密探，密布于客栈、餐厅、酒楼、茶馆、妓院、剧场等，力求尽快破案。

于是经过一番侦查，找到了鸿泰永铁铺。将东家抓来一问，招出铁箱是守真照相馆所订做。于是顺藤摸瓜，4月16日找到了守真照相馆，将正在照相馆内的汪精卫、黄复生和照相馆的一个职员罗世勋逮捕。

在审理汪精卫的过程中，清廷举棋不定。包括摄政王载沣、法部尚书廷杰、大学士那桐、学部侍郎宝熙在内的官僚主张判处死刑。期间，革命党人也千方百计设法营救。时任大清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对汪精卫的人品、才学产生敬重，外加清廷担心如杀汪，可能会导致革命党更加暴力，经过善耆对摄政王的斡旋下，载沣同意其意见，改判终身监禁。

清政府也没有株连他人，审讯时汪精卫不用下跪，饮食得体，可以将日常衣物送入狱中穿戴，并一人一室，行动自由。汪“终日披卷吟诵，颇觉安逸”。善耆经常到狱中向汪嘘寒问暖软硬兼施，并赠以图史百余帙，试图使汪变更革命决心，曾为此将他带到法场对他进行逼迫。善耆常在狱中与汪谈论天下大事，讨论诗歌。贝子溥伦也曾到监狱探望，改善了他在狱中的生活条件。

自此之后，汪精卫对善耆十分感激，而其精神状态也发生重大改变，诗词风格由高亢激昂逐渐趋于低沉消极，有“豆萁何苦更相煎”的诗句，视革命党人与清廷的斗争为“煮豆燃萁”（兄弟阋墙）。肃亲王善耆在大连病逝后，汪曾前往慰吊，并对张学良说：“我当年被捕，是肃亲王审的。要杀我，肃亲王可以杀，肃亲王没杀我。但肃亲王就跟我讲啊，说：‘你们这革命呀，当然啦，你们是有原因的，看我们清朝太坏了。唉！假如你们成功啊，我看你们也不能强过我们什么的。’”

武昌起义之后，1911年10月30日，清宣统帝“下诏罪己”，11月6日，汪精卫等人被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