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告──《台灣民報》、《台灣新民報》中廣告的出現 @ 小日子

廣告──《台灣民報》、《台灣新民報》中廣告的出現

1920年代的國際社會處於民族自決的時期，朝鮮爆發三一運動、中國五四運動興起、日本內部原敬內閣成成立，台灣的留日學生浸淫在日本的自由化氛圍中，更希望日本能夠改善對台灣的政策。台灣總督府方面，日本改派文官總督田健治郎來台，進行同化政策。　

　　《台灣民報》於1923年創刊，創辦者「以林獻堂為首，包括蔡培火、楊肇嘉、林呈祿等人」 [1] 1920年，林獻堂、蔡惠如等留日的青壯年台灣學生，在東京創立新民會，進行台灣的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台灣民報》的創辦目的主要是要鼓吹台灣議會運動、教育民眾，是日治時期台灣右翼社會政治運動的主要發生場所。但是台灣的民主運動一直受到限制，《台灣新民報》繼承《台灣民報》的意志，繼續經營下去。

《台灣民報》中的廣告通常篇幅小而集中。從史料中可以看出來《台灣民報》明顯的看到一個差異在於：《台灣新民報》明顯比《台灣民報》多了許多廣告，從醫療相關的梅毒療藥、胃藥到飲食、唱片、雜誌、保險等多樣的廣告，豐富的插圖以及巨大的文字無不吸引讀者的眼光。這樣巨大的轉變，讓我在閱讀這兩份報紙時產生一些疑問：是甚麼原因灶常這樣的轉變？是讀者群變了？還是編輯者變了呢？文章將以此為中心作為討論的主軸，並引用兩篇史料試圖找出廣告出現的原因。

《台灣民報》中看到的廣告大部分集中在報紙的最下一排，各個廣告用框線區隔，使用中文對廣告目標做簡單的描述（圖一）。而《台灣新民報》中則是使會看到一整頁的廣告，運用大幅的圖案、標示，文字量雖然增加，但卻能夠更清楚的讓讀者完整知道廣告想要表達的訊息(圖2 )。推測原因，首先我認為這兩種極度不同的廣告類型很大一部分原因在於：商品類型不同。《台灣民報》上的廣告通常是在宣傳某一商家，因此對這些商家來說，只要將商家的名稱、地址、聯絡方式清楚標明，再加上一些簡單的描述，就能達到宣傳的目的。但是《台灣新民報》上廣告的是一件「商品」尤其我引用的這篇又是藥品廣告。藥品是一種會對人體產商直接影響的商品，眼藥水又是針對人身上最脆弱的部位——眼睛，因此商人必須對這項藥品做出更完善的介紹，包括使用方式、藥效、價錢等資訊。儘管在廣告中可看出廣告者誇大的部分，但是看似完整的資訊卻容易增加消費者對商品的信心，並促使其對商品產生好感。可看出這是因應商品需求所做出改變。

圖 1 《台灣民報》第二百七十八號 (七) 昭和四年九月十五日

　　另一方面，廣告精美度差距如此大的原因可能在於印報技術的進步。從（圖１）左邊數來第二個廣告來看，「老威發式」這個廣告試圖在其中加入圖片的元素，但是印刷效果模糊，畫面的呈現沒辦法達到預期的效果。反觀《台灣新民報》上的廣告（圖２），如「自動點眼容器」的圖示，我們可以看到不論是手部細緻的紋路、陰影，還是自動點眼器的光滑感、瓶身的刻紋，都能夠清楚的呈現。可見不一定是《台灣民報》不想要擺放精美的廣告，而是在實際運作上，《台灣新民報》的印刷技術有長足的進步。

讀報社是專為不識字的普通民眾而設的活動，《台灣民報》發行之後，透過讀報社將報紙的文章傳達到最底層的民眾，達到啟迪民智的效果。到了一九三零年代，公學校的教育已相當普遍 [2] ，讀者識字率的提升使廣告能夠使用更多的敘述文字，尤其圖文並行的方式，更增加廣告的可讀性。

　　同時，根據蕭柏暐在〈台灣的報業傳承與政治社會運動─以台灣民報社員人際網絡為中心〉文中指出：由於《台灣民報》的編輯者們具有不同的個性及理想及身分，而《台灣民報》的發行更牽涉到台灣士紳政治社會運動的導向，就連《台灣民報》本身的編輯者間都產生理念上的爭執，更不用說《台灣民報》與《台灣新民報》之間的編輯者差距會有多大。尤其是《台灣民報》的編輯者在經過十年的政治運動，面臨到總督府的壓迫及內部的分歧，心境也會發生一些轉變，在《台灣民報》中幾乎將所有篇幅放在討論政治、社會事務上，對種種議題進行分析、討論，而在《台灣新民報》中，儘管仍存在社論的文章，但已增加許多文學性的散文、小說、詩詞，娛樂性及抒情感越來越強，廣告的內容、刊登形式在這樣的趨勢下自然而然地變的更豐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