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大清帝国惨败，半殖民地化开始加剧，日本因此强大跻身列强，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
痛定思痛，彼时朝野上下纷纷觉得应当作出改变，自命不凡的大清王国首次颁布政策，鼓励和资助青年知识分子出国留学，与大清一衣带水的日本，成了留学生的首选，他们认为，日本的经验可以很容易搬到大清。
几年前，张之洞曾撰写《劝学篇》对留学日本的好处大书特书，认为向日本学习能节约时间，提高效率，是一条终南捷径。
而日本方面，对于接收大清朝的留学生，也是乐意为之，在他们看来，培养一个清国青年，就多了一份亲日力量。长此以往，必然可以对大清进行文化侵入，以便更好的控制大清。
于是，那场大战过后，大清留日学生持续增长。
那个年代，日本不仅是留学生的聚集地，还是一些政客的避难所，这听起来有些讽刺，但事实确实如此。被大清朝压迫排挤的维新人士和革命者大多匿于日本，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在异国他乡不遗余力的宣传救国理论，并通过各种刊物将思想渗透到四面八方。
那些被送到日本的留学生们，在革命的氛围中，思想渐渐脱离大清的控制，纷纷站到了清朝廷的对立面，这是那些当权者始料未及的。
1903年4月，《浙江潮》杂志发表文章，号召留日学生打破地域限制，建立统一的革命团体。国内的《苏报》也刊发文章，称邹容发起创立中国学生同盟国会。
于是，“同盟会”首次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但那时，也仅仅只是个口号，雏形都还没形成。
邹容在发起“同盟会”不久，便身陷囹圄，1903年7月，清朝廷与章太炎、邹容等人在上海租界，上演了一场朝廷和平民打官司的滑稽戏码，他们希望通过“苏报案”达到镇压革命的目的，然而事与愿违，章、邹二人因此名声大噪，《革命军》和《驳康有为书》合体的“章邹合刊”传播甚远，在留日学生中传阅甚广，彻底激发了留学生与清朝廷的对立情绪，同时，也成为了”同盟会“成型的催化剂。
1905年，经过两年的宣传和讨论，倾向于革命的留日学生达成了共识，要成立联合组织，以此聚集来自各省的革命力量。
随后，孙中山抵达日本，经人引荐，与流亡日本的黄兴在东京会面，两人一见如故，自此结下了坚固的革命友谊，此后，孙中山陆续结交宋教仁、张继、汪精卫等人。
仅仅半个月后，在孙中山的号召下，在日的革命人士召开了一场集会，共计76人，来自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各个团体，这次集会上，孙中山被推选为会议主席，他提倡各团体联合起来，成立中国同盟会。
当时，大多数人还并不了解孙中山所提倡的民主共和，而普遍只有一个新年，那就是推翻满清统治，还有人主张改名为“反满同志会”，远见卓识的孙中山，却一再强调，不仅仅是反满排满，如果有志向一致的满人，还是可以一起共事，“同盟会”的使命是废除专制统治，创立民主共和政体。
在众人的支持下，孙中山被推举为同盟会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长。随后，众人填写盟书，在孙中山带领下，宣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
自此，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本部设在东京。
同盟会成立不久，就在国内、南洋、美洲、欧洲等地相继建立了支部，吸收了一大批进步的知识青年，革命力量迅速壮大，到1906年底，已经增至近1000人。
作为一个革命先行者，同盟会成功了吗？
似乎并没有，在清末人人思变的大环境下，没有一个团体能够真正占据主流，孙中山的同盟会同样是如此。
更何况，同盟会就像是一个大杂烩，充斥着各色人等，短时间内无法建立强有力的组织力量，也就发挥不出组织性力量。
1906年起，同盟会在中国各地组织起义，他们联合地方会党，先后发动了萍浏醴起义、黄冈起义、七女湖起义、钦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廉上思起义、云南河口起义、广州新军起义和黄花岗起义。
当然，这些起义并未成功。
他们通过暴力进攻清廷官员居所的模式完成所谓的起义，在他们看来，只要搞定各地的行政高官，就必定能一呼百应，万众景从，直接取得当地的统治权。
然而，那些依靠会党的暴动，清朝廷并没有放在眼里，很多时候，甚至不用出动军队，仅仅是官员的卫队就可以轻松镇压。
拿黄花岗起义来说，那或许是同盟会筹划最久，准备最充分的一次暴动，前期工作就做了三个月。
按照计划，起义由广州新军为主力，另选500革命党人分四路率先攻占广州。
起事当天，黄兴带队120人暴动之后，新军却并没有动静，而其他三路的革命党领导人早已逃之夭夭，这场精心准备的起义，变成了黄兴的孤军作战，很快就被镇压。
或许，这样的组织，本就没有成功的机会。但话说回来，没有先行者，哪有后来人。
1911年10月，武昌城的一声枪响，这事就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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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子末，90后野生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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