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王俊璞燕赵三秋树
清圣祖——习布库智擒鳌拜
（原载《中华武术》2020年第7至第12期）
清朝的跤术，是封建时代两千多年中最后一个高峰期。
清朝统治者主动学习、吸收汉文化，在本民族布库的基础上，融合蒙古、汉等民族角力、相扑技术，大力提倡相扑，使跤术成为技术系统完备、博大精深的搏击、竞技、表演体系，比唐宋时地位更高。
满族的“布库（撩跤）”二字，由蒙古语“孛可（摔跤）”转来。因布库在百戏中“独近戎务”，清前期就极受重视。清太祖努尔哈赤最早大力提倡习布库，八旗子弟人尽为兵，习布库是练兵的重要内容。清太宗皇太极对此也是一脉相承，《中国摔跤史》的作者从众多史料中查到皇太极与角力相关的不少记载，如重赏角力获胜者并赐名号；观旗军左右翼角抵，奖励胜方；看汉军大臣两旗兵“试炮、较射、角抵毕，赐宴”等。
观看跤术比赛是清朝宫廷的传统。入关后，正月比赛地点主要圆明园的“山高水长”楼前，秋天在热河的避暑山庄，有时也在丰泽园。甚至慈禧太后也按规定，在节日观看跤术比赛。清朝皇帝每年的热河秋狩之后都要举办大型宴会，席间表演的重头戏就是跤术。现存故宫博物院的《塞宴四事图》，画的就是当时满蒙两族权势者联欢的盛况。
康熙智擒鳌拜是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清史稿卷六·圣祖本纪一》记载：康熙八年（１６６９年）五月，“戊申，诏逮辅臣鳌拜交廷鞫。上久悉鳌拜专横乱政，特虑其多力难制。乃选侍卫、拜唐阿年少有力者劲旅扑击之戏。是日，鳌拜入见，即令侍卫等掊而絷之。于是有善扑营之制，以近臣领之。”《竹叶亭杂记》中，以较多的文字更详细地记述了康熙智擒鳌拜的过程。
８岁登基的玄烨（康熙），擒鳌拜时年仅１６岁，能利用习布库夺回自己应有的权力，可见其才智很不一般。此事说明了布库在清宫廷生活中的重要，也是后来善扑营诞生的前奏。
又过了８年，康熙将布库侍卫组织扩大，成立了相扑营，后改称善扑营。善扑营，是比昔日角抵队、相扑棚、内等子人数更多、管理更严格、训练更正规的“国家队”。善扑营由宫廷直接管理，有督统、副督统管辖，下设两翼，即东营和西营，设翼长和教习官职，定期选拔各地各族高手，集中训练，按技分等，优升劣降，待遇有别。这种体制和运行机制，使其成员无不奋力争先，精益求精，不断提高技艺。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昔日的“相扑”改为“善扑”，一字之改有了双关含义：一是善于相扑，追求技艺高强；二是善良，不以伤人、杀人为目的，明确地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仁”字。此时的善扑应当说传承、融合了汉、隋、唐、宋、明的角抵及辽、金、元的角力，将满、蒙古、回、汉等各民族跤术的精华熔为一炉，抛弃了踢、打等易伤人的招数，成为一项非常文明的竞技，并提升到更高的水平。
首都体育学院民族体育系原主任苏学良主编的《中国式摔跤教程》一书中说，满族的布库以脚法为主，注重脚的勾、掠、绊、撇；汉族的相扑长于使用手臂搏斗，用腰功制敌；蒙古族角力更擅长力取。善扑将三者融合在一起，将技巧与力量相统一，取消了昔日的击打技术和大部分的脚踢技术，将规则改为倒地即负。此时的跤术，规则简洁、观赏性更强也更安全。
“善扑”成为主流，但“厄鲁特”仍然存在。这另一种角力“袒裼而扑，虽蹶不释，必控首屈肩至地，乃为胜”（《承德府志》和《西域图志》中乾隆所作《相扑》诗序）。乾隆的这首七言诗长达２３８字，对跤手比赛的激烈和按蒙古旧俗参加宴会等作了详细的描写。由此可见，乾隆爱看“厄鲁特”，当然也爱看“善扑”，无疑是内行。这位皇帝从善扑营扑户“屡次皆胜蒙古（跤手）”看出下属弄虚作假，于乾隆四十五年特下一谕，要蒙古选拔高手来与满族跤手比赛，以培养真正的善扑高手。
历时２００多年、宫廷直属的善扑营，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机制之健全，在中国跤术史上无疑是最高峰，在世界上所有体育组织中很可能是绝无仅有的。“善扑”使中国跤术彻底告别野蛮，走向文明，昔日中国跤术搏击功能中的“摔”，得到保留并获得极大的丰富和扩展，而“打”、“踢”、“拿”技术，则完全或者大部分被剥离，归于蓬勃兴起的拳术。
晚清时期，中国面对的威胁是携火器的外国列强入侵，跤术的作战、外交、侍卫功能大幅降低，其表演功能也因京剧、杂技等艺术的兴起而被侵蚀。
发布于：山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