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　群

十年浩劫中的1970年至1973年，继“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等大规模政治运动之后，一场更为残酷和荒唐的政治运动，又一次横扫中国大地，江苏省可谓重灾区——这就是冤案堆成山、全系莫须有的清查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运动。

出版于1998年的《毛泽东文集》在注释中说：“五·一六，原是北京的一个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反动小组织。他们利用1967年5月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的机会，打着贯彻这个通知的旗号，建立秘密组织，进行秘密活动，散发、张贴攻击周恩来总理的反动传单。这个反动组织后来很快就被清查出来，为首分子被公安部门逮捕，问题基本解决。”

这就是说，在1970年当时和以后，根本就不存在一个遍布全国的“五·一六”反革命组织，或反革命阴谋集团。毛泽东本人到1970年2月，虽然已经把“五·一六红卫兵团”这个“反动小组织”，上纲上线为“反革命‘五·一六阴谋集团”，但也还是承认这个组织“数量很少，很快就发现了，头子关起来了”，要求“不要乱挖”。

可是，在毛泽东讲了上面这些话不久，中共中央又下发了两个文件，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查“五·一六”运动。其一，是1970年3月27日下发的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中共中央通知》(即1970年20号文件)；其二，是1971年2月8日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即1971年13号文件)。这两个文件，虽然也讲了不要扩大化、不要逼供信这样的话，但其基调，都是有一个遍布全国的“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并且指责“有些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对清查‘五·一六极为抵触，甚至为他们翻案，是完全错误的。”尤其荒唐的是，为了强调“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全局性、严重性和危险性，还把人民解放军的一些高级将领诬陷为“五·一六”的幕后操纵者，说什么，“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反革命两面派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关锋、戚本禹操纵下，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罪大恶极”。

1971年所发的13号文件，在申述成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缘由时，更是明确地指出，是“为密切配合中央和地方各有关部门的五·一六专案调研同群众运动检举相结合”，并且号召各级党委和革委会，认真学习中共中央1943年所发的那个“特务之多，原不足怪”的《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以及姚文元率先点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名的那篇臭名昭著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

但是，同样是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错误指示，同样是开展了清查“五·一六”运动，各省、市、区在为害施虐的程度上却有轻有重。江苏省当年的主要领导人，在清查“五·一六”开始以后，他们在极左路线的驱使下，更是大搞唯心唯我主义，任意夸大“敌情”，疯狂地实施逼供信，致使江苏省清查“五·一六”的后果特别严重，造成了文革中为害施虐最甚的一场灾难。出版于1999年2月的《当代江苏简史》，就这件事发表评论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江苏省所开展的一系列运动中，以清查‘五·一六运动最为残酷。”

夸大“敌情”，制造仇恨，

到处摆下“全歼五·一六”的战场

据中共江苏省委1971年12号文件所述，江苏的清查、深挖“五·一六”运动，是以率先掀起文革狂潮的南京大学为突破口的。当时的省革命委员会，派出以副主任迟明堂为首的多达60多人的调查组，进驻南京大学。“领导抓住了南大，就使运动由点到面、由浅入深地展开”。所谓“由点到面”，就是由南京大学扩大到集中了大批省级机关干部的江苏五七干校，“南大造声势，干校出经验”；又由南大和省五七干校扩大到省属所有机关、团体，扩大到地、市、县属五七干校和所有基层的机关、工厂、学校、社队。所谓“由浅入深”，就是按照南大和省五七干校创造的所谓经验，由打开突破口的“破口”，到围歼重点对象的“围点”，到扫荡面上的“五·一六”分子的“扫面”，到抓住所谓的大案要案深人挖掘的“深挖”。一时间，江苏境内到处都摆开了清查、深挖“五·一六”的战场，设置了成千上万处非法关押迫害干部群众的牢房。江苏这块已经被“文化大革命”弄得鸡犬不宁的土地，又一次成为恐怖世界。

江苏省各单位的清查、深挖“五·一六”，都是从任意夸大“敌情”，制造对所谓“五·一六”的仇恨开始的。省革委会调查组一进入南京大学，就借口该校有些学生在文革初期的大串联中同北京造反组织的头头有接触，说：“北京有‘五·一六，南大一定有‘五·一六，不仅有，而且面广量大，根深线粗。”其他单位也照搬照套，说南大有‘五·一六，我们单位也一定有‘五·一六。有些单位不仅照搬照套，而且妄加发挥。最突出的是南京市革委会负责人在华东电子管厂作清查动员报告时，竟然一连说了23个“有”：“华电肯定有‘五·一六，不但有，而且有一窝窝，一串串；这里好派有，屁派有，逍遥派也有；干部有，群众有；党员有，团员也有；职工有，家属有；老的有，少的有，连小脚老太婆中也有……”谁要是说没有，或者说没有这么多，那就会戴上一顶右倾的帽子，受到批判和整肃。于是，“五·一六”就多到“南大成了‘五·一六的重要基地”、“南京市成了‘五·一六的大本营”、“江苏原省级机关成了全省‘五·一六的决策机构”；原江苏省委常务书记陈光等人，成了江苏“五·一六”的黑后台。

为了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充当他们的打手，他们不仅反复宣传“五·一六”是最阴险、隐蔽最深的反革命组织，“是二十世纪最大的隐患”；“是长期隐藏在我们党内的定时炸弹”；还将所谓的“五·一六”与老百姓最痛恨的日寇、汉奸、还乡团加以类比，胡说“他们比汪精卫的二鬼子还要凶暴，比国民党的还乡团还要残忍，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人”。

尤其可笑可气的是：有的地方在动员报告中，还把“五·一六”与被“文化大革命”抹黑与丑化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联系起来，闭起眼睛来胡说：“五·一六反革命组织的魔影，是和历史上的反革命分子一脉相承的。五·一六这条黑线，20年代就是叛徒陈独秀，20年代末期就是李立三，30年代党内就是王明，文艺界就是‘四条汉子(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40年代和50年代初就是二流堂，50年代就是高饶、彭黄张周反党集团，60年代就是‘五·一六。这条黑线一直贯穿了几十年。”这份动员报告还胡说什么：“五·一六的背景是国民党的CC中统、军统，还有美帝、苏修。他们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的第二套黑班底”。

在这样的煽动之下，“仇恨五·一六，批臭五·一六，全歼五·一六”成为全省通用的口号；那些所谓的“网口要大，网眼要小，网脚要重，网绳要粗，收网要稳，一个不漏”的经验，也因为体现了清查“五·一六”的决心和狠劲，得以在全省普遍推行。

捕风捉影，指鹿为马，

打得有些单位“五·一六”要用火车装

江苏同全国各地一样，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普遍成立了造反的群众组织。在“造反有理”等极“左”口号的鼓动下，有一部分人肆意冲击党政机关，揪斗各级领导干部和社会知名人士；以后为争权夺利，又迅速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打起了“文攻武卫”的内战。在由南京军区和江苏省军区负责筹组的江苏省军管会成立以后，因为派性的滋扰，又发生了某些造反的群众组织与支左的军队干部相对立的事件。南京的“好派”还以有些军队干部支一派、压一派为由，一度冲击了南京军区机关，提出了打倒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口号。所有这些乱象的发生，首先应该由发动“文化大革命”，提倡“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中央领导层面负责，而不能过多地责备受骗上当的广大群众。对于群众沾染的派性，应该靠教育引导来解决。对于混进群众组织中的坏人和在文革中出现的严重违法犯罪分子，也应该经过法律程序予以惩处。但是，由南京军区负责人主持的江苏省军管会及其以后的省革委会和中共江苏省委，却不是如此清醒地观察和处理问题，而是以清查“五·一六”为由，在江苏两派群众组织，尤其是在一度提出打倒许世友的“好派”群众组织中，大抓所谓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并且迅速株连到广大的干部和群众。

江苏各地的清查“五·一六”，是以排查文革初期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为突破口的。作为试点单位的南京大学，率先提出了五查：一是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整中央首长黑材料的人；二是与“五·一六”有密切联系，与北京红卫兵五大司令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有勾搭的人；三是盗窃国家机密、搜集军事情报、抢劫机要档案的人；四是阴谋篡夺军权、制造重大反军事件的人；五是反对新生的红色政权的人。作为全省清查“五·一六”前台总指挥的省革委会常务副主任吴大胜，又进一步加以引申扩大，提出要排查6种人：一是和“五·一六”有亲戚、朋友、同学、同事、老上级、老部下关系的人；二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和“五·一六”分子有过接触和联系的人；三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单独活动，长期在京或在外搞串联的人；四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搞极“左”思潮，干扰破坏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群众组织和幕后策划者；五是各大专院校分配来的毕业生；六是有“三反”言论和表现的人员。

这种政策界限不清的排查，尤其是把一度反对许世友说成就是反军，反军就是“五·一六”的排查，严重混淆了文革初期建立起来的造反群众组织与反革命组织、少数刑事犯罪分子与广大群众的界限。如果说，南京大学开始搞的“五查”，还只是揪出了“好派”组织里一些赴京串联、参与“反许”的头面人物；到吴大胜的“六查”，就是撒下了一张包括广大干部群众在内的天罗地网了。

江苏的清查“五·一六”，前一阶段是着重追查所谓的“五·一六”反革命组织。一些率先被关押起来的人，如南京大学率先被关押起来的学生朱念周，几经硬顶软抗，并且几次企图逃跑、自杀，最终不得不承认自己是江苏“五·一六”的第一号种子。经过进一步的追逼，这些被作为突破口的人，又不得不交代了所谓的上下级关系；有的人还在小分队的逼迫指使下，画出了所谓“五·一六”的联络图。在胡逼乱编之下，南京大学“好派”“红四联”的组织部长，成了南大“五·一六”反革命组织的组织部长，所有“红四联”的积极分子和同情他们的干部，都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和“五·一六”的幕后策划者。华东电子管厂负责清查“五·一六”的军队干部，甚至将各车间、班组职工签到的花名册，都上报为“五·一六”反革命组织的黑名单。原来是溧水县一派群众组织的头头，后来受到南京军区主要领导的赏识，实施一派掌权的溧水县革委会主任徐高兰，更是肆无忌惮地宣布：“溧水县的‘五·一六，不另打旗号，不另砌炉灶”，把另一派所谓“反许”的群众组织，一股脑儿地诬为“五·一六”反革命组织。

单凭编造出来的“黑名单”、“联络图”，总是难以给“五·一六”分子定案的。吴大胜等人又端出一套“理由”：“‘五·一六做过长期退却的准备，一切罪证都已经毁灭了；只要关起来审查，口供一致就可以了。”于是，就有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只要有3个人说你是“五·一六”，就可以视为“铁证如山、可以定案”了。

中共中央1971年13号文件下达以后，江苏省革委会和江苏省委的主要负责人，又抓住其中的“必须集中力量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罪行，将他一个一个落实，而不要一开始就笼统地追查组织关系和是否填了表格”这段话，以所谓的“抓罪行，抓重大事件”为重点，在清查中发动了新的攻势。吴大胜亲自开出一份清单，把文革初期群众组织的一些派性活动，都列为重大事件，指为“五·一六”的反革命罪行。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江苏各地又向所谓“五·一六”的审查对象和怀疑对象，发动了多次的围攻大会战。江苏省五七干校经过连续不断地进攻，一直攻到干校的半数以上的学员都成了“五·一六”分子，攻得负责整人的小分队成了“走马灯”：今天抓别人，明天被人抓；攻到校长何冰皓也成了“五·一六”的“黑同伙”，靠边站。在南京大学以抓“五·一六”出名的江苏省革委会副主任迟明堂，也被诬为“五·一六”，被主要领导和决策人物下令关押起来。

关于借“抓罪行，抓重大事件”，把一些拒不承认参加“五·一六”反革命组织的人，也打成“五·一六”的事，有江苏省五七干校1972年9月27日所发的“结案工作意见”为证：“只要他们错误严重，上挂黑线，是在‘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直接操纵、指使和策划下干的坏事，即使没有履行‘五·一六的手续，其所犯罪行或错误就是属于‘五·一六性质的，不必过多地纠缠于组织问题。”既然这些群众组织的头头，都被打成了“五·一六”骨干分子，曾经参加过他们的派性活动，或者同他们有某些瓜葛的人，自然也在劫难逃了。

刑讯逼供，摧残无辜

种种法西斯暴行令人发指

江苏省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普遍采用了私设牢房、刑讯逼供的非法手段，对被诬为“五·一六”分子的干部和群众，肆意进行肉体摧残和精神折磨。清查运动的领导人，不仅反复强调“反右倾”，要求以更大的火力向所谓的“阶级敌人”发起进攻；而且先后提出了“以战养战”、“以政策攻心为主，辅以必要的军事手段”、“对五·一六分子不能心慈手软，以不死为原则”等口号，给日益严重的逼供信行为火上加油。谁要是稍有怀疑或抵制，就会被清除出专门整人的小分队，甚至被视为“五·一六”的“黑同伙”。这就使一些本性善良的人，也跟着为非作歹，成为整人者的帮手。

江苏各地逼供信最普遍采用的手段是以办“学习班”为名，对被怀疑为“五·一六”的人进行“密封审查”。这种密封的囚室，窗户全被封死，室内日夜亮着强光灯；被囚禁的人不得与外界通任何消息，也见不到一点阳光；除了挨批挨斗，就是奉命阅读《毛泽东选集》中《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投降书》这种对敌斗争的文章，被迫写所谓的交代材料。恶劣的环境和伙食，加上精神上的苦闷和孤独，已经令人难以忍受了，何况，更加难以忍受的灾难才刚刚开始呢!

伴随着“密封审查”的逼供信手段，是夜以继日的“车轮战”、“疲劳战”，并且辅之以“罚站”、“罚跪”。各地都接受了南京大学和省五七干校所创造的经验，即所谓的“趁热打铁，跟踪追击，鏖战深夜，取胜拂晓”。小分队这时都一分为二，分日夜班轮番向被关押的人进行逼供，你不交代，就勒令你站着或跪下“向毛主席请罪”。有些地方还别出心裁，规定站着请罪时必须90度弯腰，边弯腰请罪边朗读摆在地上的毛主席著作。滨海、溧水等地更是毒辣地强迫请罪者跪三角砖或三角铁。如此连续几昼夜的折磨，被迫害者不是顽强抵抗到昏厥过去，就是被迫按小分队的口径，作违心的交代。

在如此进行刑讯逼供的同时，各地都普遍采用南京大学创造的所谓经验，不断召开所谓的宽严大会，指令一些被导演制造的假典型，上台坦白交代，同时宣布给一些所谓的“顽固分子”严厉处罚，甚至当场逮捕。有些单位还勒令与会人员，限时限刻地上台交代，并且以大声读秒的方法进行威胁。这种宽严大会，给与会者极大的政治压力，以至于有些单位出现了被迫排队登台作交代的混乱状况。有些宁折不弯的同志，如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女青年金钰英，在被押解到南京大学参加宽严大会时，乘人不备，爬上南大的“文革楼”跳楼而死。紫金山天文台的办公室副主任江河，也在本单位召开宽严大会后的第二天，逃到镇江卧轨自杀。

正是种种无法无天的法西斯暴行，才使许多受害者得出这样的结论：清查“五·一六”中所施用的手段，比国民党特务刑讯共产党人的手段，有过之而无不及。

单线领导，个人专断，

在排除异己的道路上越滑越远

江苏省的清查“五·一六”，实际上是一场排除异己的残酷斗争。

这次清查，是从抓“好派”的头头和骨干分子开始的。因为他们曾经反对南京军区支一派、压一派，提出过“打倒许世友”的口号。至清查“五·一六”时，就演绎出一条公式：“反许就是反军，反军就是五·一六”。随着深挖的扩大，那些同情或支持“好派”的军地两方的领导干部，也都被诬为“五·一六”分子。有些地方和单位因为牵连面越来越广，清查也从利用一派整一派，发展成为一派一派地整。最后竟然成为凡是看着不顺眼的人，都会被诬为“五·一六”。曾经担任过如皋县委书记的唐如浴，在他的回忆录《风雨六十年》中，讲了这样一个近似笑话的故事：当年如皋县公检法的主要负责人，是个军队前来支左的干部。当时县级机关没有汽车，他就占用了白蒲化肥厂的一辆英国产的铁壳橘黄色吉普车，在大江南北到处乱跑，显示威风。有一次，一个北京人也乘车从靖江八圩渡江，没有让他先上船，他即下车审查人家，双方争执起来，他便指那人是“五·一六”，并且打电话通知靖江县公检法把此人扣押下来审查。

正是在这种排除异己的思想指导下，江苏省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全都实行由上而下的单线领导，所有有关清查的大事全由个人专断。由于对熟悉情况的地方干部另眼相看，在开始清查前后建立县级以上党委时，全省14个地、市的党委一把手，便实现了全部由信得过的军队干部担任；68个县、市的党委一把手，也只有8个地方干部，实行了当权者所说的“丘八管秀才”。到清查“五·一六”时，全省从上到下，都由并不熟悉地方情况、缺乏地方工作经验的军队干部负责。由军队干部掌管的负责清查“五·一六”的省革会第二办公室，从成立到最后撤销，都没有经省委常委讨论，也没有正式行文，成了吴大胜等人一手控制的神秘机构。由吴大胜等人直接掌握的省五七干校，名义上有党的核心小组，实际上全由原来只是一个小参谋的军代表控制。在清查中，干校核心小组成员不能参加有关的会议，连队的党支部书记也不能过问由军代表直接指挥的小分队，更不能与被关押审查的学员接触。凡事报请顶头上司定夺。专案组报什么，前台总指挥就报什么；前台总指挥报什么，决策人物就批什么。不管涉及什么人，一报上来就批示抓起来审查。结果是抓了一批，又抓一批，像滚雪球，被审查的人越来越多。吴大胜以后也不得不承认：“很多重大问题没有经过省委常委讨论，搞了神秘化。”

排除异己的思想，体现在组织上必然是单线领导和个人专断，而单线领导和个人专断的结果，又必然是圈子越搞越小，受害遭难者越来越多。

“五·一六，家家有，不是亲，就是友”

这句歌谣是盐城地区滨海县的群众概括而成的。因为它切合江苏很多地区的实际情况，很快就在全省流传开来。

据江苏省落实政策办公室的统计：江苏省在清查深挖“五·一六”运动中，全省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多达26万多人(其中被关押批斗和立案审查的13万多人)，死伤6000多人(其中被逼死打死的2540人)。江苏省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为13349人。这表明，江苏省的清查深挖“五·一六”运动，是当年反右派斗争伤害面的20倍。

笔者根据调查采访之所得，介绍一些单位和地区的情况。

作为清查"五·一六”试点单位的南京大学，全校被打成“五·一六”的多达1560人，占当时师生员工总数的近三分之一。其中，被关押批斗的389人，被判刑的16人，被迫害致死的21人。

吴大胜亲自掌管的江苏省五七干校，据省委组织部工作组复查，该校竟然把2300多名干部列入“五·一六”的大名单，其中在校尚未分配的干部1300多人，占当时在校总人数的38％。全校被关押隔离审查的有664人，在校内被迫害致死的7人。

被南京市革委会作为清查重点单位的华东电子管厂，当时有3800多名职工，在清查中被作为“五·一六”分子怀疑对象的多达2700人，被正式定为“五·一六”分子的达1226人，被摧残致死的7人。全厂原有的28个党支部书记，有27个被打成了“五·一六”分子。

并不是清查重点单位的江苏省农业局，全局64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有39人。其中原农林厅、水产局留用的31人，除2人外，全被打成“五·一六”分子。

长期在野外作业的江苏省石油指挥部第六物探大队，共有员工480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有143人，其中被摧残致死的4人，伤残多人。

观察天象的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当年拥有近200名干部和科技人员，其中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和叛国集团分子的多达180多人，被迫害致死的2人。

据中共南京市委1975年4月16日《关于落实清查“五·一六”政策的情况报告》，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把我市两万六千一百多人打成‘五·一六，造成195人非正常死亡”。这些数字，并不包括现在已划给南京管辖的江宁、溧水、高淳、江浦、六合这5个县区。

据无锡市清查定案小组1974年11月12日《关于清查“五·一六”政策问题的汇报》，无锡市清查“五·一六”的对象，从30多人扩大到1．1万多人，有个单位严重到百分之百的人都被打成了“五·一六”。当时的无锡市，只相当于今天的无锡主城区。

据徐州市志记载：1974年11月7日，中共徐州市委召开扩大会议，研究清查“五·一六”运动中的政策问题……至1975年3月，全市为受审查的4282人平了反，占应平反人数的68．6％。这也就是说，当时并未实行市管县的徐州市，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应予平反的为6242人。

除江苏省级机关和南京、无锡、徐州等省辖市以外，全省其他8个专区及所属各县，清查“五·一六”运动进行得有深有浅，但大部分地区和县，清查运动的危害也十分严重。

一派掌权的溧水县，把另一派群众组织作为“五·一六”反革命组织来清查，并且派工作队一直追查到基层各社队，受害者难以计算。据溧水党史工作办公室所编印的《三十年回眸》一书记载：“全县被关押审查的干部群众达1501人，刑讯逼供伤残多人，其中被摧残致死者27人。”

江苏东北角的滨海县，实行“重点对象专门关押，单位头头集中办班，各部门、各公社分散办班，大队、生产队自主办班”，全县上自县委书记，下至普通的工人、农民，受害者达万人以上。据《滨海县志》记载：全县由县委召开干部大会，宣布正式平反的就有2576人。清查“五·一六”激起公愤，以至于1975年滨海县出现了身着孝衣的12名寡妇和40多名受伤致残的干部，在群众的支持和掩护下，集体赴京告状，惊动了周恩来总理。

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扬州专区各县的危害还不算最严重。但据中共扬州地委1975年6月14日《关于继续做好清查“五·一六”方面政策落实的报告》：“全区被作为‘五·一六审查和打成‘五·一六的，也有一万三千五百七十四人。”

在清查、深挖"五·一六”的同时，江苏省还以中共中央1970年20号文件中所说的“不要放松对其他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为由，制造了许多集团性的冤假错案。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如皋县挖出的所谓“如皋江安特务阴谋集团”，句容县挖出的所谓“茅山特务集团”，宝应县挖出的所谓“新华党”。在这些冤假错案中，被株连的干部群众都在千人以上。南京市几年间制造出反革命集团案201起，成员1614人。其中在南京雕刻厂挖出的所谓“东亚帝国”案，株连69人，占这个小厂总人数的38％。在红旗水泥厂(今江南水泥厂)挖出的所谓“中华复兴会”反革命集团，涉及107人，被迫害致死的有3人。

更令人惊骇的是：有些人因为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倒行逆施，写了致毛泽东主席的意见书，或者在清查"五·一六”中因为长时间被逼供信而精神失常，说了一些对领袖人物不敬的话，就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被处以极刑。其中包括因批判“文化大革命”和现代迷信而被枪杀的陆兰秀烈士，以及南京歌舞团副团长李香芝。

责任编辑 齐玉东